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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海洋


  1695年可说是彼得一生当中的转折点。那些几乎使他消磨了全部意志和精力的军事游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回首往事,彼得写道:“尽管那时我们在科茹霍沃玩战争游戏花了很多气力,脑子里除了游戏什么也没有,但是这种游戏却成了步入真正事业的起点。”
  读了上面这番话,人们会对彼得黩武的癖好表示非难,因为在“真正的事业”,即战争游戏的下一步,意味着亚速战争,这是在他执政后独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这样判断是错误的。诚然,他并不厌恶战争,但他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自己的志向。有一次,他说:“打仗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独霸天下,这种人算什么大英雄!”不是亚历山大·马其顿,而是尤利乌斯·恺撒,才堪称楷模。“后者是个英明领袖,而前者要成为全世界的巨人。”战争对于沙皇来说乃是一种命运攸关的需要。
  十七世纪时,俄罗斯辽阔的疆土与海岸的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俄国北部和东部濒临海洋,尽管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实际根本不能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刚刚开发不久。唯一的海上门户就是位于白海上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但它一年却有九个月的结冰期。此外从白海到西欧国家的路程比从波罗的海长一倍。再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远离俄国经济中心,把俄国商品运进港口,就象从这里输入外国货物一样,运费昂贵,因为从沃洛格达到国内中心要靠畜力车运输。
  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这两个海岸,堵塞了俄国的对外贸易之路。黑海沿岸为土耳其及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所有。他们年复一年地对南部县城进行毁灭性的劫掠,烧毁庄稼,抢走牲畜,俘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到东方奴隶市场上拍卖。沿第聂伯河“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繁荣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处耸立着土耳其要塞奥恰科夫。顿河出口处有一个要塞——亚速被封锁着。原属俄国的狭窄的芬兰湾还在1617年就被瑞典夺去,屡欲收复,始终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斗争是在对俄国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和波兰交战,后者妄图吞并乌克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国政府不具备在两个战线上取胜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在五年战争(1656——1661)里,俄国军队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里耶夫。迪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于必须抽出力量来对贵族波兰作战,俄国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取得的城市交还给瑞典。
  然而,国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则国家注定要与外界隔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而对外贸易也就必然要依赖外商。
  十七世纪的俄国还是个落后国家。这是导致蒙古——鞑靼压制俄国的根源。十七世纪初,这种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因为那时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已遭到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破坏。为医治创伤,弥补侵略者所造成的损失,几乎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荷兰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西欧的另一些国家——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早已废除。
  俄国仍然受治于农奴制。居民的主体部分——农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财产。用原始工具耕种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时农民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劳动所得上缴给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们饱食终日的生活。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住在城市里,这说明工商业是很落后的。农奴制扼杀了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所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萌发出来的新事物。总之一句话,它阻止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首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发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政治生活也在起变化。虽然行政机关的结构一如既往,但其中毕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革,即由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国家。
  象从前一样,领主杜马是最高机关。这种贵族政权机关的成员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一些非名门出身却具有才干的官吏逐渐进入领主杜马,成为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他们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领主杜马的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比重之加大,不仅是杜马官僚化的标志,而且是对沙皇政权的日趋依赖的标志。与此同时,领主杜马的作用也降低了。这两个过程说明君主专制政体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十七世纪是政厅制度的鼎盛时期、在俄国就有近八十个政厅。但在这一百年期间,对中央机关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各机关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众所周知,机关工作迟滞,是由于缺少规章制度和没有关于各政厅的权限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致使连一件小事都要请示领主杜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对政厅的这些缺陷开始进行试验性改革。有时几个政厅的权限集于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岳父、领主米洛斯拉夫斯基就领导四个政厅的工作。改善政厅制度的另一途径是削减政厅的数目,合并若干重叠的机构。不过,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到十七世纪末,国家尚保留四十个以上的政厅。当然,这些改革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多少也反用了纯专制政体的统治权集中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过程。
  政厅制度和领主杜马的变革是缓慢的,而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与此相反,建立世俗政权对宗教政权的优势这场尖锐斗争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尼康案件使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角逐达到了白热化。
  尼康,是个好弄权术的飞扬跋扈的人,1652年当了大主教。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世时他就大权独揽。他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宗教界,而且侵入了世俗事务。他和沙皇共享“至尊”的称号。沙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尼康管理领主杜马,并独立处理军事和民政问题。尼康大主教把宗教的权力比作太阳,而沙皇政权——比作太阳反射下的黑夜里的星体。尼康的异端行为无论宗教界还是在有权势的领主中,都招来了物议。
  沙皇和大主教之间日趋自热化的冲突最后以决裂而告终。尼康于1666年被射击军押送到费拉庞托夫修道院,在那里象个普通僧侣恬淡度日,了此余生。
  彼得的正规军也不是凭空缔造的。武装力量的陈旧组织形式早在他的列祖列宗时代就得到了根本改造。那种在有军事行动时召之即来,一俟军事行动停止后即各奔他乡的地方部队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常备武装力量射击部队参与战事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射击军首先完成警察的职责,用来警卫沙皇宫邱,在圣驾出巡时保护沙皇及皇室成员,同时镇压市民的反抗。
  在武装部队中,代替古老贵族非常后备军和特种常备军的所谓新编作战团队——雇佣骑兵团、龙骑兵团和步兵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这些团队的混合编制使人想到由彼得建立的未来的新兵体系。这种体制是通过吸收农民和一定数量的市民终身服役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新编作战团队里可以看出正规军的某些特点。武装力量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制度的进化——向专制政体的过渡。正规军就是这种国家体制的代表。但这种新编部队的组建在十七世纪未能完成,因为国家没有发达的工业,不能保证提供统一型号的武器、装备和服装。
  最后尚未考虑建立海军。在莫斯科郊外德迪诺沃村的造船厂,按照1667年沙皇的上谕,只造了几艘海船,以保护俄国商人在里海的通商利益。停泊在阿斯特拉罕的装备尚未齐全的战舰“鹰”号,1670年拉辛起义军给焚毁了。
  时代要求在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保持着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对世俗文化发生了兴趣。受教育的市民和贵族阶层已经不满足于掌握神学知识,不满足于领听圣经英雄的丰功伟绩,而表现出对科学知识、对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的渴望。在绘画方面,现实主义流派已初具雏形;在建筑学中,打开了通往世俗生活之路。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通常被称为“玷污文化”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就是说,世俗的意识在文化中已见端倪。
  这样一来,彼得在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综合地继承了带有创举性的思想文化遗产。人们一般把这种遗产叫作彼得进行改革的先决条件。
  彼得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因此他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冲到海上去,通过刚刚结束的科茹霍沃军事演习,他相信俄国军队训练有素,并且已具备占有沿海一带的能力。于是他决定首先打开通向南部海域的道路。
  1695年1 月,开始准备远征。
  冬季的几个月中,沙皇和亲信们讨论了远征计划。这个计划同俄国军队抗击克里米亚人的传统行动方案是有原则区别的。当时,军队集结在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并被庞大的辎重所累,一边忍受着鞑靼骑兵的不断骚扰所造成的损失,一边向南方运动,奔向克里米亚。等到和鞑靼主力部队遭遇时,俄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军队沿着烧光的无水草原移动着,人无食粮,马无草料,疲惫不堪。军队攻占彼列科普应向半岛挺进,但却面临着被吃掉的危险。俄军首领不顾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好丢盔弃甲,准备撤退但还师又遭重创。
  克里米亚鞑靼的后台是当时的强国上耳其,它击败了地处欧洲东南部的邻国。俄国先修好于波兰和奥地利,旋即又同威尼斯结盟。从此,长期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但它只限于自己向克里米亚进军。这些进军一方面牵制住了克里米亚人的力量,同时也为盟国反对土耳其的共同斗争作出了贡献,但最终结局却难以逆料。
  在准备新的进军时,决定不去碰土耳其的附庸国——克里米亚鞑靼,而是直接打击土耳其人,进攻他们的要塞——亚速。与俄军进军克里米亚的道路相比,通往亚速的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条件。在这里,军队能够在人烟稠密的土地上活动,而且毋需累赘的辎重,避免了令人疲劳的徒步跋涉,因为兵员和给养都可利用船只在顿河溯流而下。
  军事顾问,很可能是戈登帮他想出了这个主意。显然,对沙皇来说,只是最后的表态——同意此项计划或者不予接受。彼得积极参与讨论并表示同意。
  进攻方向是绝密的。为把土耳其人引人迷途,使他们猝不及防,于是佯称军队在老地方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集结,实际上武装力量已屯兵莫斯科。一部分部队应该沿莫斯科河、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从水路抵达察里津,而另一部分沿顿河前进。 3月,大军踏上征途。
  1695年 5月末,俄军到达亚速。军队一分为三,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指挥员——戈洛文、列福尔特和戈登。彼得在这次进军中,犹如在演习时一样,自己不充当指挥人员,只保留一个普通炮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
  亚速城曾为顿河哥萨克经过猛攻而夺占五年之久; 1642年,土耳其人失而复得亚速城。以后他们用去好长时间将该城一再加固。收口的要塞周围又砌上石头围墙,在它外围又加筑了土墙,土墙外又挖了带有木桩围墙的壕沟。而在距亚速三俄里的顿河岸边,耸立着两座塔楼,在二者之间拉了三道铁链,切断船只从顿河通向大海的出口。
  保守有关进军方向和战略秘密一事没有成功。土耳其人没等俄军开到就加强了要塞的防务。而在其被围困的时候,增援部队开到了亚速——俄国当时没有海军,因此未能阻止住上耳其舰队的进逼。
  然而,挫折并没有使彼得垂头丧气。按照他的诏令,军队继续挖掘壕沟,并一直挖到了城墙脚下。正如沙皇在第一次突击前夕所写的:“城内土地已用战神之犁耕耘,城里以及战壕内均已下种。刻正等待吉时到来。”
  对“吉时”的期望这一次落空了。 9月末发起的一次突击,依然没有成功,而且遭受到很大损失。10月初解围,一个多月以后俄军已撤口莫斯科。这次进军的唯一战利品是一个彼俘虏的上耳其人,军队通过莫斯科时,他一直走在前面示众。
  这次远征,彼得既担任了攻打堡垒的第一炮手的职责,他又是所有战役的实际领导者,但他显得焦躁轻率——由于他固执己见,致使进攻前的准备工作草草完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前,彼得一直靠摆弄木制模型军和堡垒进行战争演习。担任围攻和防守的军队指挥官们,一到“战役”间隙就饮酒作乐。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担的风险重,牺牲大,反抗激烈,敌人决不会轻饶。这就要求对任何失误做出清醒的分析。
  彼得在这一点上未负众望:他绝无文过饰非之意。恰恰相反,殚精竭虑,想要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固。彼得在致朋友的信中嘲讽地称首次亚速远征为“没有攻克亚速的远征”,这就等于承认了这次败北暴露了很多缺点。而首先是军队的工程装备太差。炮弹爆炸过后,坚实的围墙竟安然无恙,而炸死的却是自己人。必须改善军队的指挥系统——进攻信号尚未统一。军队的训练也有待提高。只有在游戏兵的基础上组建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夫团的训练具有现代要求的水平。最后一点,因为俄国人没有海军,所以未能封锁住要塞并切断敌方增援之路。
  最容易做的当然是整顿好军队的指挥系统。彼得委任两个军事指挥官来代替权力相当的指挥官,其中每个人都各指挥一个兵种。陆军交给大元帅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舍英,而为了指挥暂不存在的海军,彼得召回了自己的宠臣列福尔特。这两位既没有军事才能,也无战绩可言。领主舍英当时在宫内大走红运,但火药味从未闻过。而欧洲大陆国家生人的瑞士人列福尔特,是个快活神仙,性好诙谐,最怕干操心费力的事儿。他到亚速比所有的人都晚,而回莫斯科比任何人都早,这样他就没有接触海军的指挥。当时彼得身边没有其他军事长官。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妨,因为他本人就是远征的实际领导者,而舍英和列福尔特只不过是唱唱配角而已。
  1696年1月底,彼得安葬了哥哥伊万之后,2月去沃罗涅什造船厂,那里已开始实现真正伟大的计划一一在大陆国家创建海军。这个果断的挑战行为在多年以后变成了现实。而目前要加速建造平底和帆桨大船。从周围附近地方召来几千名木匠,建造了一千三百只平底木船。彼得也亲自手执利斧,参加劳动。
  5月初,集结在沃罗涅什的军队和战船组成了二十六个舰队向南进发。月底,军队已占领了亚速城墙下的堑壕,并开始攻城。但要塞未能攻克,它的命运取决于海军。开始,哥萨克士兵乘小船进攻亚速城墙边的卸了载的上耳其军舰,并将其歼灭。然后,俄国海军分舰队出现在亚速海上。在旋泊场上停着装载四千名土耳其士兵、各种食品和装备的军舰,他们试图冲进亚速,但未能成功。要塞已陷入重围,驻军接受了投降条件,俄军指挥官向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引渡投敌分子杨森,在去年的围攻中,土耳其人就是按照他的告密行事,致使偷袭一举成功。
  在围攻、封锁和猛烈炮击要塞过程中,彼得始终是决策人。“第一炮手”在军舰上,在堑壕里,向城里射击,毫不畏惧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御妹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听到谣传,说皇兄走近敌方城堡,已进入敌军炮火射程之内。彼得在给她的回信中开玩笑他说,他并非迎着子弹走去,而是子弹向他飞了过来。
  要塞几乎被夷为平地。重新修复要塞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彼得对海军的力量满怀信心,他开始寻求合适的港口,最后选中了塔干罗格港。
  派好留守亚速的驻军之后,俄军于 8月便挥师北上了。这时彼得又在琢磨另外一件事情——如何组织莫斯科人为胜利归来的军队祝捷。此举是彼得首创,在写给俄籍荷兰人安德烈·维尼乌斯的一封信里,彼得曾暗示:“用凯旋门对统帅及两年来立下汗马功劳的诸君表示敬意。”彼得仔细推敲着祝捷仪式的全部细节,甚至指定了设立凯旋门的地点。
  在得到报告说祝捷事宜可望在 9月下半月准备就绪以后,沙皇就不急于赶回莫斯科。途中他曾在自己臣属的领地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视察了一些工厂。 9月底,彼得到科洛缅斯科耶村。参加远征的军队将如期来到这里,并激情满怀地准备通过凯旋门。
  这次空前壮举首都居民都亲眼看到了。一种纯世俗的典礼代替了伴有祈祷和钟声的宗教仪式,骑兵和步兵的洪流,蜿蜒几公里,陆军总司令舍英和海军上将列福尔特成了享受这种殊荣的主角。为了祝贺他们,在凯旋门前有人朗诵诗歌。在这个场面里,使莫斯科人最为惊奇的是,懒洋洋地歪坐在马车里的“教皇大公”尼基塔·佐托夫在为游行队伍开道,而沙皇却穿着黑色德国服装,头戴插着白羽毛的帽子走在海军上将列福尔特后边。他肩上扛着菱形长矛。
  凯旋门是一座高达十米、仿效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人物雕像和文字装饰而组成的宏大建筑物。这里可以看到大力神赫拉库利士、战神马尔斯以及描绘围攻亚速的图画和题词。有的异常庄严,如:“我来了,看见了,战胜了。”;有的含有讽刺,针对那些不走运的上耳其人说的:“唉,我们失去了亚速,唯有逃命才是活路”;或者“从前我们在草原上寻欢作乐,如今好不容易才从莫斯科逃脱”。
  场面令人眼花缭乱,但久已习惯于另一种仪式的莫斯科人,看到这种排场却莫名其妙。沿街麋集的人群,默不作声地目送着一队队骑兵走过,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惊奇和警觉多于兴奋。没有人欢呼雀跃,也听不见高声祝贺,这要等到几年以后才能出现。
  为胜利者祝捷的种种铺张活动对取得的胜利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彼得却甘之如饴。随着亚速的占领,俄国就开始走向海洋,但成为海上强国还相去甚远。争取黑海的出海口,争取海峡的使用权,尚需进行相当艰巨的征战。
  似乎有这样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彼得对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早已有成竹在胸。而其实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此刻令彼得寝食不安的是,如何坚守占领区,如何击退土耳其的卷土重来的进犯。
  彼得对海军力量还是信得过的。海军既能保证他征服亚速,也一定能保证他守住亚速,甚至能够朝更远的地区推进。沙皇在第二次亚速远征后班师回莫斯科时,这个计划就已在他胸中酝酿成熟。他向领主杜马下达手谕,阐明占据亚速和建设海军的思想。领主杜马决定,三千名射击军官兵连同家属进驻亚速。关于海军只通过一项原则性决议。然而,国库空虚,拨不出建设海军的经费。有限的国家预算中拿不出这笔开支。于是便着手制订新的繁重的赋役制度。为了海军建设,建立了向僧俗两种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收制”。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又把新开支的重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同时,又增加了其它的徭役,动员劳动居民去修建塔于罗格海港,以便巩固亚速和滨海一带的占领区。
  新措施一个接一个。沙皇为建设海军发布了一连串的新指令。海军需要熟悉业务的军官队伍,而造船厂又需要造船专家。这两种人材目前俄国都缺乏。于是彼得当机立断:派御前大臣出国学习海军。在列入名单的三十五名青年人中,二十二人领有公爵衔。1696年12月,沙皇心血来潮:派使节出国游说,以便组成一个欧洲列强的反土耳其联盟。除了外交任务以外,外交使团还完成其他多种使命,诸如雇用海员、船长、造船专家,购置大炮、枪支和仪器。派遣那些取得亲王封号的外交使团的准备工作迅速展开使团定名为“大使团”。按照外交渠道同一些国家的政府交换信件,外交使团要假道这些国家并预定和这些国家进行会谈。此外还为购置贵重礼品拨了专款。为配备外交使团的人员,从档案馆调出有关欧洲列国外交事务的文件,制定了工作细则。其中有一条是沙皇为留学生制定的。彼得把学习计划事先规定为两期。第一期作为留学生用来攻读必修科目,掌握海军的基本知识,即航海技术和军事指挥能力。第二期主要用来攻读选修科目,掌握造船技术。
  创建海军可以说是彼得的第二个独立行动,这个行动给国家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要求人民作出比对亚速远征所付出的还要大的牺牲。对下民来说,这些牺牲过分沉重,对他们的要求过于苛刻。然而沙皇立志振国兴邦,对贵族出身的人也毫不姑息。对此后者也啧有烦言。那些留利克世系和格底敏世系的确袭贵族,从来在宫廷里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的官阶也是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往上升,但是现在却被指派到完全陌生的边远地区去过旅居生活,到了那里,他们要下大劲干力气活,从此抛却鲜衣美食而要为一日三顿操心。
  正在筹备“大使团”行装的紧张时刻,首都发生了两件事,这直接涉及到彼得和他的创举。
  在莫斯科郊外安德烈耶夫修道院院长阿夫拉米长老的内室常有一小群人在那里聚谈。他们互通消息,议论朝政。这些年来莫斯科的生活当中很有些可资谈论的话题。人们看见沙皇正旁若无人大刀阔斧地组建军队,又见他醉心于造船业并经常出入德侨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有失体统,与沙皇的地位身份不合。阿夫拉米认为,向沙皇禀报这些民间怨尤此其时矣。于是便发生了阿夫拉米长老上书沙皇的事件。在奏折里,长老为沙皇的刚愎自用、为他纵情玩乐以及对母妻亲属和领主的忠谏拒而不纳表示忧虑。阿夫拉米请求沙皇单独召见他。
  结果是阿夫拉米长老因此被关进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监牢。审讯表明,在长老内室的议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没有造成危及政府的行动。因此那一小群议论朝政者被从轻发落。
  更严重的一次是1697年 2月揭露出齐克列尔团长的阴谋。卷进这次阴谋的不少是一些地位显赫、系出名门的头面人物。齐克列尔是个沽名钩誉的外国人,早在1671年就开始在俄国供职,因此他已完全俄罗斯化了。1682年 5月,他站在素菲娅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一边,积极参与了射击军的叛乱。在1689年的未遂宫廷政变中他反戈一击,站到了彼得一边。但齐克列尔职务的晋升不象这位钻营家所梦想的那么快。他是射击军团的团长,取得杜马贵族的官衔,然后他作为地方官被派往遥远的维尔霍图里耶。在调回莫斯科之后,齐克列尔得到了新的委任,又一次离开首都,赶赴已被征服的亚速,并去建设塔干罗格港。由此可见,彼得不信任齐克列尔,牢记他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关系,老让他呆在边远地方。齐克列尔于是萌了殺君的念头。他想方设法在旧部射击军的士兵当中找一个执行者。“当皇上从使节政厅一出来,你们可暗中埋伏,然后把他杀死。”齐克列尔对射击军兵士说。
  一些出身世袭贵族的同谋者共同参与了齐克列尔的策划,他是通过姻亲与这些贵胄结交的,贵族中间,同彼得对立的有侍臣阿列克谢·索科夫宁,领主马特维·普希金以及他们的亲戚。
  一俟了解到了这一阴谋,彼得抓紧调查,咬牙切齿,杀气腾腾。沙皇长时间坐镇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亲自审问那遭到酷刑的被告人。阴谋的主犯被处以极刑。行刑仪式也是出自彼得的精心安排。
  彼得认为早已死去的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是齐克列尔阴谋冥冥中的指使人。于是有人就把这个领主的棺材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放在由猪猡驾着的雪橇上,运到普列奥勃拉仕斯科耶刑场,然后放到断头台上。被处死者的鲜血汩汩流到米洛斯拉夫斯基的遗骸上。翌日,死者的头被插在木撅子上放在莫斯科市内示众。
  看样子,彼得在揭露了有若干个贵族家族和射击军兵士参与的齐克列尔的阴谋之后,应该打消到国外去的念头了。然后这个阴谋丝毫也没妨害“大使团”的筹备工作,没有改变沙皇的初衷。彼得委派罗莫达诺夫斯基大公和领主季杭·斯特列什涅夫主持国事。
  1697年 3月 2日,大使团的先遣队出发了。俄罗斯国家还从来没有向自己国家以外派出数量如此之众、人物如此之杂的外交使团。弗朗茨。列福尔特被委任为第一大使。他之所以被推尊居了高位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生性开朗,平易近人,同时还有善于交际的本领。
  使节政厅的领导者、天才的外交家费多尔·阿列克谢那维奇·戈洛文被委任为第二大使。戈洛文具有多年外交工作经验,其中包括主持和中国的谈判,签订了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这个平易近人、慷慨好客的人以完成任何一种任务时的认真精神而著称。英国大使威特沃尔报告本国政府说,俄国外交部门的这位领导者“乃莫斯科国家最审慎最富有经验之第一人”。外交使团第二号人物戈洛文实际上是它的真正领导——彼得诏令的主要执行者。筹备外交使团的全部工作都由戈洛文草拟。
  彼得委任普洛科菲·波格达诺维奇·沃兹尼岑担任第三大使——这是个体态肥硕、性格孤僻的人,“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和傲慢的神态”,就象外国人形容的那样。在三十年的供职期间,他从外交部门的一个低级官员爬到了杜马书记的位置,沃兹尼岑曾多次在上耳其、波兰、奥地利和威尼斯以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紧急信使的身份完成外交任务。他是灵活多变外交场中的老手,凡涉及俄国利益的事他寸步不让,在谈判时决不给对方钻空子。
  三个大使秉性各不相同。他们互相取长补短,故此能够不辱外交使命。同他们打过交道的波兰大使向国内报告说:“三位大使对欧洲状况了如指掌,他们卓尔不群,待人接物和蔼可亲。”
  外交使团由三十五名留学生组成,其中有化名为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沙皇。许多使团的成员都有侍从。使团的编制预先规定了很大数量的服务人员——从牧师、医生、通事到厨师、面包师,甚至还有侏儒。有上千辆雪橇供使团使用。
  彼得在使团里占有双重地位:他是正式被列入学习航海科学队伍的成员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是外交使团的实际首脑,而作为首席大使的列福尔特在使团里则充当前台角色。
  彼得加入外交使团这件事终于露了马脚。在里加,人们已对此有所猜测,虽然他们没有抓到确切证据。
  沙皇隐姓埋名,离开了不大好客的里加。他在库尔兰公国也没有暴露身份,虽然当时也有人说,外交使团米塔瓦受到了客客气气的隆重接待。
  彼得乘船来到哥尼斯堡设法与俄国接近的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原译作胖特烈三世)举行了秘密会晤。彼得用荷兰语同他交谈。
  在隆重接见、盛大宴会和各种娱乐的间隙,外交使团在彼得积极参与下同勃兰登堡选帝侯就反土耳其同盟问题举行了会谈。他们就建立同盟达成了君子协定,但不反对土耳其,而反对瑞典。这是改变俄国外交方针的第一步。
  在去荷兰途中彼得会见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王妃素菲娅·夏绿蒂和她的母亲。母女记述了这次会见给她们留下的印象。她们很有兴趣地保存着关于彼得容貌的描写材料。这是第二篇有关彼得外貌的记述。第一次,是对他童年的描述,那时彼得才十岁,现在他已经快二十五岁了。母女俩和沙皇交往只不过几个小时,当然,如此短暂的相识,她们能够写出来的完全是对自己新相识的表面印象。母亲写道:“沙皇身材高大,面孔很漂亮,体格很匀称。大自然赋予他所有的优秀品质,但遗憾的是他看上去有些粗鲁……他对我们说,他自己参加造船劳动,伸手让我们看,并强迫我们摸他手上由于劳动磨出来的老茧。”在另一封信里母亲指出:“如果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因为他有很多优点,天赋甚高。”女儿却注意到沙皇面部肌肉痉挛的表情:“至于他脸上出现的那种怪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他无法控制自己。我还注意到人们并未教会他正确的用餐方法,但我喜欢他的率真和从容不迫的神态,他的举止动作就象在家里一样。”曾经在路易十四凡尔赛宫住过两年的索菲娅·夏绿蒂感到惊奇的是,俄国沙皇进午餐时竟不会使用餐巾。
  8月初,彼得越过荷兰边界,这是当时以工业和商业闻名于世的欧洲富国,前往造船业的中心——萨尔丹城。彼得按自己的习惯急着往前赶,争取在大使团到达阿姆斯特丹之前有一周的空闲时间,以便穿上萨尔丹人的服装,去熟悉造船厂,参观木材和造纸厂,甚至用斧子干一会活儿。他从一个寡妇那里买了一套木工工具。
  在这座小城里,沙皇未能隐瞒住自己的身份。彼得穿着厚绒布短上衣和粗麻布灯笼裤,竭力想混在装束象他一样的工人群里,但由于他个子高大,到过莫斯科的荷兰人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沙皇的每一步不仅处于好奇的萨尔丹人的注视之下,而且还有外地的一些人,专程赶来一饱眼福,看俄国沙皇如何熟练地驾驶快艇,或者打制石磨,或者到有亲戚住在莫斯科的萨尔丹人家去作客。一位同时代的荷兰人写道:“他处处都表现出不寻常的求知欲,他经常寻访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不耻下问。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不同一般的理解能力,以及非同寻常的记忆力,对于他熟练的技巧不少人叹为观止、有时他甚至超过那些较有经验的工匠。据说,有一次,他到了一家造纸厂,参观了他感兴趣的所有地方之后,从工匠手里拿过来一个舀纸浆的模子,用它舀起做样品的纸浆,任何人也没有象他做得那样在行。”
  1697年 8月16日,大使团隆重地进入阿姆斯特丹。彼得早从萨尔丹赶来,身穿男长服,红衬衫,头戴毡帽,置身于二等侍从武官的行列中。大使团开始了为实现沙皇为之奋斗的目标的正常工作,俄国外交官和留学生的千里之行终于完成。
  和沙皇一起学习造船手艺的还有十名留学生,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后来取得了彼得老战友的资格:缅希科夫和戈洛夫金。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负责经管彼得的财务、礼宾事宜,此外还随驾参观名胜古迹。
  关于缅希料夫的出身,有两种不同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在彼得于1707年 6月 1日签发的提升缅希科夫为伊若尔的特级公爵的公文里提到的。公文称,刚刚取得封号的公爵出身于立陶宛贵族,其父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然而,在同时代留下的有关记载,无一例外地都认为缅希科夫是个出身于平民的移民。这些同时代人之一,彼得手下的车工安德烈·纳尔托夫讲过这样一段轶事:沙皇因为缅希科夫的某种过失而对他大发雷霆,冲着他怒声喊道:“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削职为民,那就得抡起你的馅儿饼筐,在兵营里和大街上叫卖;刚出炉的热馅饼!就象你从前于的那样。滚吧!你不配享受我给你的恩宠。”缅希科夫居然在街上从卖馅饼的手里抓过一个筐,回到彼得面前。彼得喜欢这个玩笑。“你听着,亚历山大!别再游手好闲了,否则你就连卖馅儿饼的还不如!”缅希科夫离开沙皇,出去向买主兜售自己的货物:喊道:“刚出炉的大馅儿饼谁买?”
  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是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的亲戚,年长彼得十二岁,因此在他那里  占居御前职位——开始是御膳房总管,然后是御前侍臣长。在索菲娅执政时期,尤其是在和她斗争的日子里,他以对彼得的忠诚而博得了沙皇的信任。
  缅希科夫和戈洛夫金日后平步青云,但目前他俩正在努力凿木头,向沙皇高度评价的那些人学习各种技术。
  8月末至 9月初,他们专攻造船技术,到了 9月 9日,一艘三桅巡洋舰在荷兰专家保罗指导下建成,它完全是由留学生动手建造的。沉重的体力劳动使留学生们吃不消,此外他们在衣着、饮食、甚至娱乐方面都必须以朴素无华的沙皇为榜样。有几个比彼得早到荷兰的俄国年轻人,就只学会了使用罗盘,一次海也未出过就想回国,于是彼得马上给予制止。在一些留学生中间,对沙皇参加造船一事颇有微词。在俄国谁也不敢违拗彼得,于是他下令给那些发牢骚的人戴上镣铐,然后斩首。多亏市长出面向沙皇提出异议,说在荷兰不经过法院不能判处死刑,这才迫使他收回成命,把死刑改为流放边远侨民区。
  11月中旬,由留学生亲手制造出来的三桅巡洋舰“彼得——保罗号”下水了。学生们获得了掌握技术的证书。由沙皇的造船师傅保罗发给他的毕业证书内称,彼得·米哈伊洛夫“是个勤奋而聪明的木工”他已学会了造船专家的各种业务,同时又学习了“船舶建筑学和绘图技术”,已达到“我们本人所能掌握的程度”。
  库拉金公爵曾有幸目睹了“彼得——保罗号”军舰。他作了如下记录:“这只军舰曾几次开往东印度,并安全返航”。
  彼得在十六名留学生的陪同下离开荷兰前往英国。他想在那里当一名造船工程师,了解理论的奥秘。若干年以后,彼得在他写的《海上操作规程》的序言里详细地解释了他去英国的意图。
  在保罗师傅指导下,他学会了“一个好木工应该知道的一切”。保罗是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明匠师,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荷兰造船专家都不懂理论,而令彼得感到难过的是,长途跋涉前来学艺,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什么这样难过?”有一天人们问彼得。他解释说,在场的英国人对他讲,在英国“这种技术设备十分完善,象其他技术一样,在短时间内即可学到手”。
  1698年 1月11日,沙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快舰在伦敦附近抛锚。
  彼得把在英国四个月的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造船业上。除了造船厂,沙皇还多次参观了伦敦的企业,涉足作为科学思想中心的皇家社交界,参观了牛津大学,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和造币厂去了几次。沙皇不满足于听讲解。在著名钟表匠卡特的作坊里,他对钟表技术简直人了迷,他本人相当熟练地掌握了钟表的装配和拆卸技术。他多次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和造币厂,恐怕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对天文学的兴趣和他对航海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至于不久前英国发明的钱币花纹的冲模机,彼得也极感兴趣,正在盘算着如何把英国人的发明引进俄国。
  象在荷兰一样,彼得在英国仍是隐姓埋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扩大交游的范围。同英国国王举行了几次非官方会晤。在沙皇与之接触的人们中,也不乏知名之士。其中第一位应该是伊萨克·牛顿。这是据这两位同时代的伟人——一个是科学家,另一个是国务活动家——会见的目睹者的说法,但史料中没有记载,不过史学家认为,这种会见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彼得多次拜访牛顿的当儿,后者正好管辖造币厂。与著名英国数学家弗哈森结识后进行的会谈,其结果是促成弗哈森移居俄国。数学家的知识开始在航海学校,尔后在海洋学院得到应用。沙皇让伦勃朗的门生、曾给他画过肖像的著名艺术家霍特弗里德·克涅勒给他画像。
  像画得维妙维肖,几乎可以跟在同一年内对沙皇外貌的描写相媲美:“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身材高大,可说偏胖;深棕色的浓发,长长的睫毛,乌黑的大眼睛,漂亮的嘴巴,但下唇略带缺陷;面部表情优美,令人起敬。由于他身材高大,我觉得他双腿细长,头部则常常向右侧摆动。”
  彼得也结识了一些宗教界的代表人物。他发现宗教著作中有一些极为深奥的知识,可是在和宗教界代表会谈时,他主要感兴趣的不是神学,而是想弄清英国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显然,在沙皇的脑海里已经酝酿成熟一个在俄国实行宗教改革的计划,从国外归来之后,他很炔就着手予以实施了。
  彼得同他所熟悉的莫斯科德侨区一些人的亲友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些商人。他和他们进行了有关烟草贸易专利权的谈判。
  在彼得以前,烟草在俄国被视为“亵演上帝的毒草”,吸烟者要遭受严厉惩罚:割鼻子、挨鞭子。然而吸烟者人数有增无已,就连沙皇本人也抽起来了。于是对吸烟者不再绳之以法,官方开始把烟草视作专卖品;在彼得抵达伦敦时,他把这个专利出售给英国商人。他在英国过的是紧张而忙碌的生活,由于忙于正经工作而放弃了娱乐和消遣,虽然那些漂亮的宫廷女人拼命搔首弄姿,向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伟大君王献媚,都被彼得巧妙地躲过了。不过,其中有一个女人终于如愿以偿。这个女人就是沙皇与之有过短暂情史的女演员列蒂西雅·克罗丝。
  在和相爱的人分别时,缅希科犬以彼得的名义赠给她五百基尼(相当于四千卢布)。克罗丝对这点报酬很不满意,抱怨沙皇小气。缅希科夫一五一十地把克罗丝对沙皇不满的话禀告了彼得,于是在这两位朋友之间就有过这样一段别有凤趣的对话。
  “缅希科夫,你以为,我是你那样挥霍无度的人吗?这些老头子为五百基尼就会尽心竭力地为我效劳,而她却干得不怎么样。”
  “按劳取酬嘛!”缅希科夫口答道。
  1697年 9月底,沙皇到达海牙,准备以非官方的身份出席荷兰联省议会议员为大使团举行的招待会。在大使团到达之前,他被安置在接近大厅旁边的房间里,但大使们由于某种原因而耽搁了。
  这样,彼得没有等仪式开始,就决定离开这里。因为他必须经过代表们聚集的大厅,所以他提出要求,当他走过的时候,他们全体都要以背对着他站起来。结果,代表们同意起立,但拒绝把背部转向沙皇。彼得还是想出来一个躲开好奇眼光的方法,他把假发反过来戴着,用它遮住脸,跑出了接见大厅。
  在伦敦,沙皇拜会了议会,但断然拒绝出席会议,只同意通过天窗观看议会如何开会。“这给某个人提供了话柄,”一位外交家说道,“他发现了世上罕见的现象:在宝座上的皇帝和在屋顶上的皇帝(这里人们称他为俄罗斯皇帝)。”
  1698年 4月25日,彼得离开英国之后又返回荷兰、在那里,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来。
  3月,在从亚速派往西部边境的四个团的射击军哗变;一百七十五名士兵因不堪沉重的劳役、拖欠军饷和“饲料缺乏”而开赴莫斯科。这一事件在政府里引起一片混乱。沙皇一走之后长时间音信沓然,引起越来越大的惊恐,其实是春汛耽搁了邮件的往返。首都谣传彼得已经身亡。
  那个时代,邮件传递消息异常缓慢,收件人在其发出邮件许多星期以后才能收到回信。信里谈到的事件,或已顺利解决,或难以收拾,而收件人已无回天之力。这一次事件的结果就是这样。
  政府于4月4日解决了与射击军士兵的冲突:“支付拖欠的军饷,令他们回到团队里去。罗莫达诺夫斯基于4月8日就此向沙皇发函奏明此事。邮件从莫斯科到阿姆斯特丹的路上走了一个半月,彼得直到 5月25日才收到这份奏章。信函内容引起沙皇的忧虑。沙皇在回信里指责罗莫达诺夫斯基胆小怕事,解释了邮件耽搁的原因。
  沙皇决定从阿姆斯特丹首途维也纳,这和他接到第二个消息有关。
  来自俄国的消息虽然使沙皇心头不快,但事件毕竟顺利解决了。另一个更为令人忧虑的消息,并不涉及过去,而关系到将来,其中还包含着令人担忧的隐患,有关反土耳其同盟瓦解的流言不胫而走,沙皇正是为巩固这个同盟,才组织大使团出国访问的。彼得得到报告,说俄国的同盟者奥地利和威尼斯决定同土耳其签订和约。这不能不使人疑虑顿生,因为同盟国背着俄国而秘密议和,是需要靠牺牲俄国的利益才能实现的。
  彼得随大使团于 5月15日离开阿姆斯特丹。去维也纳途中要经过莱比锡、德累斯顿和布拉格。为了参观萨克森首都的名胜古迹,沙皇在德累斯顿停留了几天。在抵达那天,晚饭后,夜里十二点钟他提出要参观王家陈列馆。天亮前,他只来得及浏览了两个厅的陈列品,他久久地站在那些计算和手工业工具面前,留连忘返。后几天,他极其详尽地观看了军械库和铸造工场。人们发现,他掌握高深的炮兵知识。
  当沙皇从轿式马车上走下来时,他用黑帽子遮住脸,地方当局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免得市民有非礼之举。
  从阿姆斯特丹到维也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沙皇始终处于幕后,由大使们出面进行外交谈判;而在维也纳,情形与阿姆斯特丹就不同了,一切谈判他都亲自出马。在和奥皇利奥波德会见的时候,彼得违反了维也纳宫廷详细拟定的会见仪式。那时已到中年的(奥地利皇帝)以沙沙作响的脚步声缓缓向大厅中央走去。沙皇大步流星走过事先指定的距离,在不合外交礼仪所规定的地点便和奥皇相遇。在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彼得强忍着那严格礼节的束缚,竭力控制住自己。刚从宫廷里走出来,彼得便由着自己的性子,放任起来。他发现公园池塘里有一只带桨的小船,就直奔过去,并划了几圈。
  会谈结果使沙皇很不满意——没有说服奥地利宫廷放弃同土耳其讲和的念头。……同盟者毅然退出战争,并早已和土耳其进行旨在缔结和约的双边会谈。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孤立,沙皇表示同意参加行将举行的和会。彼得对威尼斯在同盟义务上的忠实还抱有一线希望,并积极准备到那里去。再说,威尼斯帆桨大船队和兵工厂也一直吸引着沙皇。
  7月15日。即彼得打算乘轿式马车前往威尼斯那一天,收到了莫斯科的邮件,全部计划马上被打乱。罗莫达诺夫斯基报告说, 1698年春到莫斯科来上告的那些射击军团队的代表再一次叛乱,此刻他们已全部出动,正朝首都进发。彼得决定火速返回俄国。在举行告别仪式之后,他没有说明急切返回祖国的原因,就于1698年7月19日离开了维也纳。
  沙皇日夜兼程匆匆返国,只在进餐和换马时才作短暂停留。四天后,即 7月22日,他才下榻过夜。也就在这一天,维也纳得到消息说,叛乱的射击军已在新耶路撒冷城下被平定。沃兹尼岑大使从维也纳派出信使追赶彼得,直到沙皇经过克拉科夫时,才把这一消息禀报给他。但这一消息并没能改变彼得返回俄国的决心。
  余下的路程不必再匆匆忙忙了,沙皇在途中时作长时间的停留,并在拉瓦鲁斯卡小镇住了很久。在这里,他会见了萨克森的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
  彼得一世和奥古斯都二世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俩都是不久前刚刚过了二十五岁,两个人都是身材魁梧,精力旺盛。但对精力的运用方法可不相同。彼得用于粗糙而繁重的工作,学习使用斧子,热衷于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奥古斯都把精力浪费在吃喝玩乐上。他也和彼得一样,经常去国外旅行,但目的各异:在马德里,他显示了斗牛士的力气和敏捷,以此俘虏了极富热情的西班牙女人的心;在威尼斯,他被认为是个多情的浪子。然而奥古斯都具有那时彼得身上早已不存在的长处,待人接物的魅力,一个委婉而审慎的健谈者,就是在娱乐方面也时而花样翻新。诚然,彼得不赞同奥古斯都打猎的嗜好,而且他也不好此道,不过,这位皇帝能想出很多其他消遣的办法。简言之,他们俩,主人和客人,彼此都有好感。
  彼得和奥古斯都在没有外人参加的情况下,就国际政治单独交换了意见,甚至连波兰官员也猜不到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有共同的敌人——瑞典。朋友们分手时,仅仅互相许下了“牢固的友谊”的诺言,而这种“牢固的友谊的诺言”并未以正式条约固定下来。后来北方同盟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当然,彼得对外政策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奥古斯都二世和他那善于迎合高贵客人口味的本事。彼得从不缔结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条约。
  彼得之所以如此坚决地要改变对外政策,首先是他本人的远见卓识和对西欧形势清醒的估计,固为海上强国荷兰和英国正在狂热地准备同法国交战。俄国大使团曾试图促使他们协同俄国,共同对付土耳其,但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这一切尝试都失败了。想得到他们在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同样也是徒然。不仅如此,海上强国本身还指望奥地利的军事援助,而且暗中背着大使团以调停者的身份参与了土耳其和奥地利之间的和谈。土奥双方缔结和约一旦成为事实,海上列强就有可能利用奥地利的陆军来反对法国。彼得在维也纳的会谈表明,阻止奥地利政府和上耳其缔结和约的企图实际已不可能,于是沙皇决定放弃在南方而在西北方谋求出海口,并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而寻找同盟者。但不是要继续与土耳其大动干戈,而是为了同瑞典决一雌雄。
  得到奥古斯都二世表示愿意参加反瑞典同盟的保证之后,彼得和他交换了礼物之后话别,他身穿坎肩,戴着帽子,腰佩粗糙的佩剑,于1698年 8月25日返回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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