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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把他们称作DUI DOI（脏孩子），即越南女人和美国人的后代。他们在国人的欺辱和轻蔑中长大了，成为一种敏感的回忆媒介，同时也成为十多年前被打败的敌人的象征，难怪他们多数都离开了那个国家。 从1982年以来，有二千八百个越战混血儿到美国定居，估计越南共有二万个以上这样的混血儿。白宫宣布，只要越南政府允许这些人离境，美国对越战混血儿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包括他们的养父母）予以全部承认。但是，离境过程被越南繁琐的公事程序和必须的行贿受贿搞得非常缓慢。无论是越南还是美国政府，都想把那些并非直系亲属，却又极想利用混血儿这件事到国外去的人清除出去。 1984年春天，摄影师P·J·格利弗斯和其他美国记者访问胡志明市（西贡）以前，越南当局把许多那样的越战混血儿集中到一起，并把他们藏了起来。然而，格利弗斯以义务拍照为名哄骗了导游，终于追到那些混血儿，并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生活》周刊上。 格利弗斯从1986年便开始对越战进行报导，至今已数次往返越南。他发现，越南当局对这些越战混血儿其他越南人并无二致，但是那些申请要求去国外定居的孩子却遭到非人的迫害：不享受国家发放的副食补贴和保健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甚至得不到法律保护。 格利弗斯说：“一旦那些越战混血儿宣称‘我们不再是越南人时’，便会遭到残酷的迫害，轻则流放到边远的地方或者遭到逮捕、拷打和监禁，重者则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那么，越南当局为什么这样仇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可怜巴巴的越战混血儿呢？为什么他们对这一无法掩饰的事实如此恐惧呢？难道越战混血儿的存在真的能够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吗？ 要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看，越南民族的构成本身就是一种反复混血的演变结果；与其说越南人属于黄色人种，倒不如说他们属于黄白混血人种更为确切：带有黄色人种血液的中国人与带有白色人种血液的印度人经过漫长的混血过程，最后结合成为印度支那人种。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在反复混血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相互混血的现象在近几个世纪变得更加纵横交错。然而，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混血儿曾陷入象越战混血儿那样无望的绝境，也从来没有哪一种混血现象如同越战混血现象那样遭到如此强烈的厌恶和仇视。 在越南，无法法侨、华侨以及马来人和印度人与当地的越南人结合起来，一代又一代地进行混血，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究竟产生了多少法越、华越、马越、印越混血儿，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存在，而把他们作为整个越南民族的一员来看待。 越战混血儿则有所不同，越南一般认为越战混血儿的出现是因为越南女人遭受了美国士兵的强奸而产生的。当然，越南人所说的G.I（美国士兵——译者注）是指1954年至1975年除南朝鲜、台湾以外的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土耳其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士兵而言。二十年中，不胜枚举的越南女人怀上了美国士兵的后代，并把他们生下来抚养成人。虽然越南人在性的方面有其独特的放欲行为，可是对于一个妇女的贞操是相当重视的。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越南当局为什么对越南混血儿讳莫如深的缘故了。 几乎每一个人越南人都把越南混血儿看做他们民族的耻辱，好象越战混血儿的出现使每一个越南人都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这深深地刺痛了妄自尊大的越共政府。尽管在越战时期越南人常常用屠杀、强奸等字眼攻读攻击美国人，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凡是战胜者就会实施屠杀和强奸，而失败者则会遭到被屠杀、被强奸的命运。现在他们不是象被他们击败的敌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以柬埔寨手无寸铁的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奸吗？自从1978年11月25日以来，有多少柬埔寨妇女在遭受越南军队和移民的强暴下生了柬越混血儿。 然而，那些是越共政府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们不无骄傲地认为，只有战胜者才会在其他种族中混上自己的血液。当美国政府宣布将接收所有的越战混血儿之时，越共政府象以往一样，把这一政策指为“帝国主义的又一个阴谋”。越共总书记黎笋一方面假装仁慈地发表谈话，“给那些不幸的战争孤儿发放救济和口粮”，一方面又下令将所有的“战争孤儿”隐藏起来。 越战混血儿是在80年代成为正式问题开始困扰越共政府的，那时一些混血儿在他们母亲的怂恿下向到越南来的外国人寻找帮助，表达他们希望离开那个国家的愿望。尽管他们选择定居“父亲”的国家的借口无可指摘，实际上他们对于究竟前往哪个国家是从不挑剔的。使越共政府更为恼火和感到有失体面的是，那些曾经被越共政府描述为遭受强奸和蹂躏命运的受害者的越战混血儿的母亲们，也都无一例外的渴望着趁此机会离开她们自诩的“保护者”——越共政府。 在一位胡志明市（西贡）的少妇匆匆塞到我手里的一封信中说：“我确实曾经与美国人一起生活过，并且于1973年生出一个孩子：阮。他不愿意去上学，因为他长得很象美国人，这使他感到羞辱。” 类似那位少妇的信件，往往是经过蓬头垢面的越战混血儿的手交到外国游客或新闻记者的手里，有的母亲还教会他们为我们写出“G.I”（美国士兵）两个缩写字母。越共警察曾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美国记者到达之前，将所有的越战混血儿并进胡志明市附近的一个收容中心，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而告失败。 在所有的越战混血儿当中，处境最为窘迫的是那些黑人父亲与越南母亲所生的后代。越南人对黑人的蔑视已经由来以久，他们从来没有把当时法国殖民军中的黑人雇佣军当做占领者，而是鄙夷地骂他们是“黑猪”，认为他们只能干一些下流的事情。越南人的这种思想非常顽固，尤其是吴庭艳总统曾经十分粗鲁地拒绝过美国黑人顾问到他的军队中去。1964年以后，大批黑人士兵进入越南，估计至少有五千个以上具有黑人血统的混血儿至今仍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城市和农村。 十三岁的黎氏么坐在槟知市永福学校的教室里，比其他同龄的越南少女高得多。她的脸上明显地呈现着黑人血统的特征，皮肤是黝黑色的，头发也不象其他越南少女那样平直，而是具有黑人头发那样的卷曲。 她母亲共分娩过15次，然而只有12个孩子活下来了，而黎氏么是在母亲已经38岁的时候出生的。象战后许多越南妇女为避免遭受越共迫害而声称的那样，么的母亲坚持说她遭到了一名闯入家中的黑人士兵的强奸，而她的家人对那件事情已经没有记忆。但是当问到她如何解释第二次又有一名黑人血统的孩子降生，并被溺死（这些情况是她的儿子对记者说的）时，那位可怜的妇女用双手掩住了她的面部。 从表面上看，么很受同伴们的喜爱。她对记者说，她为能够当上少先队长而感到骄傲，而且她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她尤其强调说，她是越南人，不愿望离开越南到美国去。说完之后，她下意识地看了看站在她身边的越南校长，一名四十岁干瘦的男人。校长似乎很满意地邀请美国记者拍摄学生填登记表的场景。 这显然对么是一个考验。学生们在一间办公室前排着队，不时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么不加思索地填写着登记表，并坚决地写上了“京族”（即越南族——译者注）那样的字。然而，她在填写父亲一栏时停了下来，接着，她用笔划了一个删号，那种符号一般是表示死亡的。当她转过身来时，泪水已经流满了她的脸颊。 “那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生活》周刊记者格里弗斯说：“我终于理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孩子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不愿意离开越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孩子转过身时涌出的泪水，尽管越南官员故意挡住了我手中照相机的镜头。” 所有的记者都懂得，使一个身处越共政府统治下的平民在公众场合说真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单独与那些平民的接触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怀疑，甚至被投入监狱，罪名对越共那样根本没有法制的政府当然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即使是那样，已经摆脱了恐惧感，现在平静地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段氏卯还是把那些含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在越南的真实情况披露了出来。 十五岁的段氏卯入境时身高为5.2英尺，体重一百零五磅（1.58米，42.3公斤——译者注）皮肤黝黑，四肢修长，比起其他的越战混血儿含有更多的黑人血统，也正因为如此，她在越南饱受欺凌，她的七个同母异父的兄妹也为此而感到莫大的耻辱。 段氏卯出生在越南南方多乐省邦美蜀附近的山区，那里曾经设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后来，她的一家迁居到了沿海的宁顺省的安福镇。 谈到她在越南的生活时，卯说所有越南的孩子都叫她“黑猪”，时常殴打她，她的七个兄妹也渐渐不理睬她，吃饭时也要与她分开。在学校里，越南学生拒绝与她坐在临近的座位上，他们对于那些比他们高出许多的女孩子产生了无法克制的敌意，而教师交没有设法消除那种敌意。相反，当卯十二岁的时候便遭到了一位男教员的强奸。那位教员是以诱骗和威胁的方式，在一个中午把卯带到空无一人的校舍内施以强暴的，并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蹂躏她，甚至当她怀孕的时候还要把她说成“思念美国侵略者父亲”。 一个下午，那位教员唆使几名男学生在放学后截住了卯，把她带到镇外的树林里进行殴打，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堵住嘴捆在树上，用她的书包套在她头上后，猛踢她的腹部，因而致使她流产了。第二天清晨，一名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了被赤身反捆在树杆上，已经昏迷不醒的小姑娘，连忙叫来村民把她送到医院。 卯声称：她曾一遭到数名男学生的公然轮奸，而教员和校长根本不管。她的母亲领着她到越共治安人员那里述说了发生的事情，但是越共治安人员粗暴地侮辱她们，将她们赶出来。此后，卯为了躲避教员和学生的歧视，只好退学。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她找到了安身之所。 卯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移居美国的申请，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产生过那样的奢望。从对她施加各种歧视的家里逃出之后，卯就加入了乞丐和小贩的行列，在滨海城市头顿的一个私营海滩卖椰子和花生给在那里洒日光浴的俄国人。她的同伴都是一些和她一样的越战混血儿，或者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所以她对那里的生活很满足。“我不想再回到家里，也不想到美国去，听说在美国经常杀黑人，那里太危险。”卯第一次对记者说。 与卯一起在头顿海滩卖花生的还有一位名叫雪梅的十三岁的混血姑娘。格里弗斯说，她长得很象爱尔兰人，碧蓝色的眼睛和纯真的笑容使她的生意非常好。身穿许多地方已经开线的黄衬衫和肥大的蓝裤子。雪梅平静地坐在海滩一张空着的太阳伞下与同伴嘻笑着。她不知母亲在什么地方，也根本不知道有关她的父亲的移居美国那样的事情，但是她明白她与其他越南人是不一样的。她的表情似乎对人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越南有许多儿童都是孤儿，这又不是世界的末日。” 对于那些沦为乞丐和流浪儿的越战混血儿的离境手续，越共官员非常迅速并不无愉悦地给与批准。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过是在为越南清除一些“垃圾”。吴庭艳总统也曾试图清除过那样的“垃圾”（他曾发动过一个“净化城市”的运动），但是引起的是更多的批评和攻击。越共政府不希望象吴庭艳总统那样，而想利用美国人的“失误”（他们是那样认为的）来帮助他们树立一个仁慈的形象，又解决了令他们头痛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对他们是有益的。 然而时隔不久，越共总书记黎笋忽然指责美国安置战争孤儿的措施是“企图拉拢人心”和“丑化”越共政府，他认为美国又在仁慈的幌子下搞什么“阴谋”。 1985年7月13日，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对西方记者说：“美国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大批孤儿，而今天有些美国人又想借此来表现他们的仁慈，在越南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上放一些鲜花，这是十分无耻的。那些慈善家为什么不在没有把刀子扎进别人心脏前住手，而专门从事以赠送棺材来标榜自己的事情呢？” 此后，许多越战混血儿在公共场合“失踪”了，被越共警察关进了设在郊区或乡村的收容所去；还有一些越战混血儿“要求撤回他们的申请”。 十六岁的正拼命地跑，逃到稻田里去躲避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因为他认为摄影师会把他带到美国去，越共警察曾经那样恐吓过他。最后，在摄影师的百般安慰和哄骗下，他在站成一圈嘲弄人的儿童中间接受了拍照。 那个叫正的小伙子在五岁的时候就遭到父母的抛弃，他们无法忍受人们歧视的目光和讥讽，将他抚养成人的养父母。他不堪同学们的嘲弄和辱骂，悄然离开了学校，来到距离槟枳市六英里以外乡村种水稻。他很满足于那种耕种的生活，害怕美国记者破坏他终于逃到的那个平静的、没有人嘲讽他的地方的生活。 许多越战混血儿都受到过越共类似的恐吓，因此，他们不再敢表示他们希望到美国去的愿望。对于那些到美国去或积极找西方记者寻求帮助的越战混血儿，其遭遇大都非常悲剧。 1986年2月从永隆收容所逃出、渡海逃到泰国的八名混血儿讲述了越共警察残酷虐待他们的真实暴行。 那八名越战混血儿是在一名好心的越南渔民的帮助下，从昏钟镇经暹逻湾逃到泰国庄他武里市的念喔，然后获得了前往美国定居的注册，而护送他们的那位渔民德却被越共巡逻船开枪打死了。 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十八岁的裴氏青的遭遇显然是八个越战ＸＨＥ中最为悲剧的，她让记者看了细椰毛绳在她手臂和腿上勒进她肉而留下的很深的疤痕。为她作治疗检查的泰国医生沙粲·乍鲁达隆说：“太可怕了。我简直不知道越共警察是怎样残害这位姑娘的，她身上至少还有几十岁伤口仍在化脓。” 八名逃到念喔的越战混血儿中的一名成，十四岁，亲眼目睹了越共警察对青的残酷手段。他说，一天下午，因为青在学习课里打磕睡，被越共警察仰缚在屋里的长凳上，命令其他混血儿用长竹板抽打她的肚子和胸部。如果有人不用力抽打，也会被缚在长凳上去。青被打得血从嘴角流了出来，还要不断咒骂自己。越共警察认为那种拷打还不能够惩诫其他人，让成和另一个混血儿去外面捉来两只细腰蜂，然后扯开青的衣服，逼迫他们拿着细腰蜂蛰青的乳头。成和那个孩子把细腰蜂的尾部对准青的两只乳头，使细腰蜂的毒针刺进去。青的乳头被蛰得肿起来很大，许多天滴着脓水。而越共警察不仅不许给与治疗，反而每天学习课之前还要强迫成和那个男孩子用嘴从青肿的乳头吸取脓水喝掉。 “越共警察非常痛恨我。”青说：“我因为有一次我对美国记者说希望尽快到美国去，我不愿作一个越南人。” 青是被越共警察从胡志明市（西贡）她的住所抓走的。越共警察在把她带走之前警告她的养父母说，如果再与美国通信，她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在青被捉去的一年之中，她的父母一直保持着沉默。 作为“危险分子”，青经常遭到越共警察的体罚和各种残酷的严刑拷打和人身折磨。1985年5月，收容所的主任荣强奸了她。由于担心她把那件事告诉其他的混血儿，荣便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然而，青还是把事情想办法告诉了别人，于是，恼怒的荣开始和各种毒刑折磨她。 一天，荣把青带到收容所后面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是他私人的住所，与收容所相距几百米。他把青关进了他秘密设立在那里的“蛇窟”，即一间爬满数百条蛇的屋子，进门处用一张从上到下的铁丝网拦住，可以观察到蛇的活动。青被推进“蛇窟”之后，立即遭到了蛇的袭击，身上和脸上许多处被蛇咬中。她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群，凄厉地惨叫着，而荣恶毒地站在铁丝网外观看，直到青在惊恐和蛇噬咬中昏迷过去才把她拖出来。 青并不是被关进那个“蛇窟”的第一个人，也不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因为那个屋子里都是一些无毒蛇，专门用来残害和恐吓违反规定的反抗者；而在另一间屋子里，荣曾把她带去观看处死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村民，则全部用的是各种凶恶的剧毒蛇。青看到那女村民被剥光衣服扔进笼里，毒蛇争相从鼻孔、嘴、阴道和肛门钻进那个女村门的身体，外面的毒蛇缠绕住她的四肢噬咬她的皮肤，几分钟之内她就中每抽搐着死去了。 尽管青一再进行了“悔罪”，哀求他将她放出，荣还是把她关了近三个月，而且每隔一至两天他都要把青扔到“蛇窟”进行折磨。 在拷打青的时候，荣总是凶狠地问她还想不想到美国去，尽管青早已发誓她已经打消了那个想法。 从永隆收容所出逃的最后几个月，荣对关押的越战混血儿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折磨。他经济命令混血儿们一起脱光衣服站到烈日下去暴晒，或者强迫他们互相殴打，而每天晚上他还要带一名混血姑娘到他到住所去，逼迫那位姑娘喝下大量的酒，直到她醉倒，再施以各种下流至极的强奸和凌辱支满足他的兽欲。 有一次，一名十五岁的混血姑娘企图乘荣酣睡的时候用绳子将她勒死，结果被荣发现了。他立即集合起所有的越战混血儿，让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活埋了那个未遂的“谋杀者”。 那名被反捆双手的姑娘被推进坑里，土一直填到她的下颌。荣命令所有的越战混血儿都跪在那个只有头部尚露在外面的姑娘四周，观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脸憋得涨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脏水，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来，喘息使她来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个小时以后，那姑娘的头偏向一边死去了。而荣却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头发剪掉了。据说姑娘的头发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钱的。 遭受残酷折磨的越战混血儿终于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们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们的渔民的帮助，乘坐他的渔船逃离了那个罪恶的世界。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每一个来美国定居的越战混血儿和他们的亲属都证实了他们办理离境手续时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吓和阻挠，有的人还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巴黎竞赛》、《明镜》等西文报刊的200名记者在1985年4月30日越共庆祝西贡陷落10周年时，接到了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的求援，并亲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推出人群，给他戴上手铐之后拖走了。 1982年8月24日，《远东经济周刊》记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贡）街头见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个试图上前与自己说话的、年仅十岁左右、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越战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带走了。据说，那个小男孩是从附近一个收容中心逃跑出来的，那里在西方记者来到胡志明市（西贡）之前就关押了几百个越战混血儿。 《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瑛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娘鸾瑛和母亲胡氏秋是靠在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蒲）这样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1973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的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象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降两个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1970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亲女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 越战混血儿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虽然不那么圆满，但是所有能够离开的混血儿都争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国家去了。大量的报道和图片表明，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曾居住在越南，也没有忘却那些未获得签证而滞留在越南的亲属和朋友们。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用亨利·贡的话来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们是从越南来的，从我们永远不愿返回的统治下逃出来的。”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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