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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 Hotel）优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乔因患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些死于该病，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30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一家医院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到了医院，检查了病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门诊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血。 “晚上11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单位的血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 这时，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脏都在渗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溃疡。” 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国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光泽。整个手术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下午三点再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腔时，鼻子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烧。”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病，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开玩笑说，怎么了，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二天，这个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我找到了给那位病人用内窥镜检查的医生，向他讲述了病人没有溃疡却出血不止的情况，我说和我一起手术的朋友病了。让人担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复诊以为是疟疾。 这时，我打断了他。 “你已将沙菲克的发病与那位病人联系在一起了吗？” 杰米尔汗摇摇头：“没有。我们根本设想到这一半点。” 我让他接着往下讲。但暗中奇怪。他们应该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因为已有两名巴基斯坦医生死于此病，而第二个医生曾是杰米尔汗的好友。 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就在沙菲克发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诊，突然感到身体发痛，回到诊所一量体温，华氏1O2度（摄氏39度）。当时两个病人已经预约了手术，于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师只做一个，另一个晚上再说。” 做第一个手术时，我因发热而浑身颤抖，一做完手术，我就回家睡觉，并让我兄弟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诊所还是晚了，吃了点止痛药，感觉好些。我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同事，对他说自己对这个胆囊结肠造口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达时，我正开始消毒，于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身体的巨痛。简直站立下稳，只好离开手术台让同事继续手术。躺在休息室里，我痛得直落泪，真的落泪了。 我问道：“那时你就设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样的病？” “没有。尽管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但并没有多想。手术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已无力开车回家，于是打电话叫我兄弟接我回家。临走前，我请同事给我看了一下。他问我哪儿痛，我说背肌痛。他给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说很快就会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没好转。我让同事抽血化验，发现我的血小板数目很低，沙菲克也一样。完了，我们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了。” “我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级，就是在奎达给病人作手术感染了这种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现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时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达的一位女医生订婚。我也在做这次手术前三个月才订婚，我对沙菲克说相同的厄运轮到我头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后来上了报纸。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订婚前一天，跑来找我，说他发烧了，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诊了一次脉搏，确是如此。他说几天前在奎达给一个病人开刀。而这个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请我参加明天的订婚仪式。我去了。仪式上，我的朋友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仍在发烧。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后来还刊登在报纸和医学新闻上。）不过是止痛片剂之类的药物，并送他去做调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没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边听边摇头。正确的临床诊断离不开病史查询。这样的悲剧在芝加哥、中东、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陆及其他地方不断上演。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医药界居然对在伊斯兰堡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外科医生的遭遇一无所知。后来这一事例终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尔汗接着说：“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4月1号愚人节，我呆在家里准备参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学金考试。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同事跟我开玩笑。两天前他还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无法相信，直到来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杀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剧在我脑海中挥之下去。我意识到我和沙菲克都将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说了我们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病。我们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烧不退。我告诉沙菲克明天转往阿格汗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血小板输血，而奎达没有。另外，那里可能有人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他是一个退休了的副校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和沙菲克当晚仍住回医院，准备第二天一早转往卡拉奇。我打电话给阿格汗医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维斯医生（Dr，ShPervez）请他为我们安排往院，以便我们到后能立即得到治疗。而不把时间耽误在急诊室里。他答应一定办到。” “那天晚上很难熬。我和沙菲克担惊受怕难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艰难。我让看护我的兄弟给我量血压。高压90，低压60。他立即冲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点钟，我的教授连同一位医生赶到了，给我打了点滴，我的血压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报纸登出了两位医生感染入院的消息，报纸就爱干这种事。结果从早晨7点开始，就有医护人员及朋友前来探视我们，络绎不绝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触这么多人难免传染什么，于是我们要了两个防护面罩戴上。 噢！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呵格汗医院病房见到他们时都戴着面罩。我门不知道他们在奎达时有那么多人探视。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阿格汗医院，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严格控制个让人出入病房。 杰米尔汗转向我说：“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让他讲下去。 “当天下午我们乘坐巴基斯坦国航的班机从奎达飞到卡拉奇，机场已有两三辆救护车等待在那里。一辆是沙希德医生要来的。沙希德医生与我的妹夫都来了，另一辆车是沙菲克医生的内兄要来的。他是邻队上的少将旅长。也来了解情况了。 “晚上7点、我门住进了医院。值班医生做了常规检查，顾问医生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顾问医生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得了克里米业刚果出血热，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谁相信我们会得这种病呢？他说让我们做尿液培养，化验喉咙与血液。并怀疑我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但不严重。我再次找来沙希德医生，告诉他那个顾问医生不明就里，拜托他务必思想办法，否则我们定死无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谈了我们的情况。克舍德教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了费希尔一霍克医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无法忘怀。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医生冲了进来，向我讲述了杰米尔汗与沙菲克的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开刀的经过及过低的血小板时，我抱着头说：“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热！” 我赶到了病房。记录病史时，乔走了进来。我们都认识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为他们持续高烧，血液状况不良，而且身上出现了紫色瘀斑，这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特征，根据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他们可能会死。 病房里挤满了闲杂人，他们绝不应呆在这里。我们连忙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并让杰米尔汗的妹夫守住房门。除了医护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然后我们向人们解释隔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因为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医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现差错，让报纸在头版刊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造成阿格汗医院数人死亡”的消息，会轰动一时，对医院来说将是可怕的灾难。 但人们对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实在可悲。你无法让前者遵守警告，而后者却闻风而去，拒绝照看病人。阿格汗的护士们表现出色，他们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观，而是遵循我们的指导。这一点甚至比医生强。有些医生什么也不听。 我和乔最忧虑的是我们见到这两个外科医生时．他们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医的经验告诉我们，雷巴抗病毒素对这种病有疗效，但早期用药疗效最好。从杰米尔汗和沙菲克的情况看，静脉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许还有希望。 杰米尔汗继续说：“费希尔．贺克博士和麦克科定密克博士及医院的医药指导米尔扎医生（Dr。MirzA）来视诊时，我把整个染病经历都详细说了。当费希尔博士说：‘你们肯定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时，我如释重负，至少有人诊断出我们到底害了什么病。现在当务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这种药的注射剂在巴基斯坦没有，能找到的只有胶囊。费希尔博士火速派人找来，立即给我们服用。” 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每6小时服用一次药，如果无法吞咽，我们会用注射剂。与此同时，我们询问了全国的医疗机构，但一无所获。我们又试了试新加坡和欧洲，猜想他们那儿可能有，仍毫无收获。 杰米尔汗说：“费希尔博士说，如果能弄到注射剂，他们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对胶囊却不敢保证，他们可能会死，但必须一试。等找到注射剂就马上换过来，我妹夫联系了美国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让他们寄一些过来。等四五天后药运到时，我们已经见好了。当我问妹夫费希尔博士对他说些什么时，他并没讲实话，只叫我们不必担心，等我康复了，他才说连费希尔博士当时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下来。” 即使只服用胶囊，两个病人仍恢复得不错。但另一件事情又让我们不安。奎达医院一位清洁工在清洗了那次手术后留下的沾满血迹的手术衣后，生病歇在家里，我马上想到了在尼日利亚的阿巴城，一次手术后，一个实习护士清洗手术室布帘时染上了病，做手术的两个外科医生死亡。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奎达医院，院长亲自找到了那名清洁工，同他乘机飞到卡拉奇，让他住进了阿格汗医院，安排在那两位外科医生对面的病房里。当我给他检查时，发现他居然跟另外一个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进行了隔离。 不必询问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他已开始便血了，身上显出大块瘀斑----紫色的皮下渗血。我们立即给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们及时地发现了他，用药后效果不错。病一好，他就离开了奎达医院，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危险的地方工作。不过，后来我们听说他又回到了那里，干着老本行。 杰米尔汗说：“我们能活过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我们不仅出血，皮肤坏损，而且腹部与手臂都出现斑点。我们不敢上厕所，害怕便血导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胡子，连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两三天，我完全丧失了意识。我妹夫不时从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是否活着。当我发现脉搏每分钟只有五六十次时，我让医生给我做心电图。因为病毒可能会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变黄，担心并发黄疽。但费希尔博士安慰我们说因为没喝水所以尿液发黄。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个死去的病人肿大发暗的肝脏，我们的肝也可能和他的一样。” “七八天后，疼痛感消失了。费希尔博士身着便服走进病房。没穿白大褂，也没戴口罩。她同我们握手道喜，说：‘你们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不过要继续服用雷巴抗病毒素，并休息六周。那六周里，我们即使与朋友们坐上一小时也会感到疲惫。六周后，我们彻底康复了。并返回医院工作。回到家，我妈妈奇怪地问：“你去哪儿了，在医院忙了这么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门诊，不要去私人医院工作。但我身体好了，没问题。我们都瘦了许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时7天吃五六顿。” “两个半月后，我结婚了。也许我不应该此时结婚，因为可能会传染给我大太塞玛。不过费希尔博士说这没问题。” “在阿格汗医院的那七天如同恶梦，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时时索绕在心。” 整个谈话过程中，沙菲克医生一直沉默不语。我们请他谈谈，他说：“杰米尔汗讲出了一切。不过我比他更消沉。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郁。杰米尔汗当时还没结婚，而我已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准来照顾他门？从一开始我就无法不想这些问题。” 已过午夜。我们也像深夜一样沉默无语。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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