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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蛰伏战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轮番炮火、毒气和机关枪射击的恐怖，还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主要症状是肾衰竭和出血，二战期间，这种疾病再次出现，在挪威和芬兰两地服役的德国士兵逃脱厄运的绝无仅有。一直没人能说清那是什么病。只有一点，它似乎在战争期间滋生。有人说是细螺旋体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现长而细的螺旋体菌，由老鼠传播。另一种说法怀疑它系某类病毒所致的肾综合症出血热，相同的是这类病毒群也由老鼠传播。现在我们已知道的情况是这类病毒多见于欧洲，尤其多见于两次大战时多次战役发生的地区。那里战壕中充满了老鼠。 1915年时，在法国的英军部队中，首次爆发这类疾病，统称之为“肾水肿”。在此前后，东部俄罗斯的港口城市海参威一带平民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个攻击点是侵入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那是本世纪30年代。当时把它叫作“松花热”。40年代盛见于中国，统称流行性出血热，不可抗拒地继续往甫蔓延。30年代以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一种类似的疾病同样著名，称之为肾耗损性流行病。同亚洲的疾病有明显的密切关系，但要轻缓得多。 这种疾病终于在医学文献中崭露头角。当时约有3000名联合国军士兵得病，美国籍军人也不少，死亡400人。这种疾病每出现一次就换3个名称。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丽出血热”。其相同特点，据信还是传染性质，只是罪魁何在，查无实据而已。 追索肾综合症出血热病因的工作可以断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击，其实化验，实验，试验也是瞎撞，谈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种说法是把某种“渗透性媒介”（说大白话，就是病毒）注入“自愿”作试验的人体中去。说这是苏联进行的实验。日本方面有同样实验的记录，他们作过这类的实验，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作为罪犯抓来向这些人身上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个名叫迈尔曼（Myrhman）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做了一次更冒险的试验。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体的反应如何，结果没有什么反应。他又把从感染病人身上抽出来的5毫升血液给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没有因此而得病，是他幸运：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经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尔·约翰逊和朝鲜同行贺玉李（Ho Wang Le）（音译）回到朝鲜实地调查。他们估计传染祸首该是啮齿动物老鼠，所以从得过高丽出血热而已康复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岛上田鼠体内的肾组织切片配合试验，以观反应。看来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分离出一种病毒，并以当地的江河命名为“汉堂”（音译Hantaan）。此类病毒见之于一种名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乌斯”（Apedemusk agrarius）（音泽）的条纹田鼠。其不同体征为沿脊椎两侧长有金色毛皮条纹。卡尔此举开创了先例，一时间大家都争相试验分离病毒，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有一所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军事实验室，该室的乔治·弗伦奇（Georgc French）仿用卡尔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离出稀浓度、低含量的该类病毒。但是他没用田鼠作试验，而是研制出了另一种价格便宜、做来容易、较为实际的组织培养基。 我对“汉堂”病毒的兴趣始于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终不足以认定它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他说，“汉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组织培养基，科研人员只能到此为止。然而要认定这类病毒的类型，形状，大小、结构和其各类近属，必需能提取到高浓度的病毒才成。合乎逻辑的后续努力重点，当然是取得足够应用和认定该类病毒的数量的病毒。有了足够数量的病毒，我们才有进行常规诊断试验的可能，才能摆脱当时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时候，想要认定一例人体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肾组织切片一起试验才行。 这个问题后来是自行解决的。保尔·普赖斯和卡尔·约翰逊两人在“疾病控制中心”“克隆”出一条组织培养基细胞线，取名为“维洛E6”（Vero E6）。这里说的克隆，就是将一个单细胞不断分裂，产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为共同祖先遗传物质的同样的单细胞。此举果真妙极，像拉沙热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热病患的病毒的提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肾综合症出血热自然不妨一试。我们的目标不外乎取得足够病毒粒子，以供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所需。使用电子显微镜时，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专用格栅上，然后，电子射线就能显示病毒原形。只要我们摸清了病毒的体形大小和构造，我们也就能分析出这个病毒的属类来。问题是一定要高浓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体左右，至少应含100万病毒。这可是一大群病毒啊！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浓度的病毒是决不可少的。如果组织培养基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于我们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最终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想找到的更好的诊断试验方法。 我找卡尔想听听他对我做的实验的看法。此时卡尔正准备辞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调去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供职。 “乔，”他答道，“我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想让‘汉堂’在普通‘维洛’细胞里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难相信它能在‘E6’细胞里生长。” 尽管他悲观，我想我们仍应继续试试。同我们前一阵子一起在塞拉利昂搞拉沙热项目的唐娜·萨索负责安排可供我们试验用的培养基，我们要眼见为实、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繁殖起来不可。我们准备使用的病毒就是卡尔和贺王李从啮齿类运动材料中分离出来的。一开始，进展极其缓慢，我几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接下去又过了一两天，卡尔来实验室串门。 “关于实验的问题，我说得不对，”他自我检讨说。“当然，你应当试试。不能因为‘维洛’没搞成而把试试‘E6’的门也关死。两者可能不一样。” 他这儿句话给我鼓了大劲。同谁比，卡尔都是个精明而十分实事求事的人，在知识面前从来不弄虚作假，对事业，始终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责人自责，真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我们花尽心血，病毒坚决不同我们合作。坚持不承认我们的细胞线的存在。后来实验只得中止，因为出了细菌沾染。这一下我们被迫另起炉灶，打开冷冻箱，再找啮齿类组织材料。这次使用的组织块含病毒量特小。说实在的，我有点儿泄气。唐娜每次在培养基里加入一份新的病毒，每次像变戏法似的，一眨眼就没有了，更别说指望病毒老老实实繁殖了，连留它呆上一会儿它都不干。按正常程序，我们隔两三天换一次细胞营养液。唐娜却认为让液体留在那里，留多久也不至于有什么损失，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数量一大，病毒会出现也未可知。再就是病毒的存量也应比一开始时增多，希望能加快事情的发展。但是往组织培养基里添加病毒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多了少了都不合适，要恰到好处才是。少了不会产生什么。多了，病毒自身干扰，反而破坏繁殖。 这就像果农知道摘苹果的量该怎样掌握好，才能每次运往市场时，保证都是带粉含露刚下树的鲜货。一个科研人员也应该知道病毒成熟该采集的恰当时机。时机是一切。整个操作过程全仗摆弄自如的熟练能力。好在唐娜是个大能人。不但如此，她比谁都沉得住气，坚持心之强，没得说的。 大多数织培养基只能支撑上五六天，否则后继乏力。“维洛E6”有反弹力，恢复性强。我们决定冒一次风险，等上两星期，不去理它。正常的做法，隔不上几天，得搬动一次，更换新细胞，照行话的说法是转种或移位。我们自作主张不是没有理由的。说起来很简单，我们认为对这种病毒有个掌握火侯问题，不到时间是抓不住它的。又何必吃力不讨好地多次换液，反而把它冲刷掉呢？实验的时间无妨长些，甚至几周也可，关键是把繁殖病毒必须具备的环境条件尽量保持好。唐娜一心扑在上面，想得周全。现在却仍是谁也说不好。什么都长不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事。 每次我们检查那些感染了的细胞，总能发现细胞上多了一些黄晶晶的物质，粘得牢牢的。我们等待的就是这个，这说明确确实实有了更多的病毒粒子了。我们当然精神倍增，劲道十足。我们用新细胞转种，不断移位，深恐再发生沾染上什么之类的意外。 病毒在发展，我们心中的期望同样在发展。离我们设想的该把这些细胞请到电子显微镜台面上让病毒亮相的时刻不远了吧。要是幸运的话，从此得识病毒的真相，我们就成了历史上首先发现它的人物了。 一直挨到快半年了，终于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觉得全过程该告结束了，于是决定从培养基的容器里取出感染物体，放到一种叫做脱水鼓胺的固寇剂中，让病毒死去，确保进行下一步试验的安全。固定剂的第二个作用是稳住病毒的原有结构，在电子显微镜观察时，不至于变形或失真。一切就绪，我们的电子显微镜专家厄斯金·帕尔默（Erskine Falmer）把我们珍贵的样本接了过去。 厄斯金个子不大，活语不多。连说话也细声细气。他在研究病毒结构方面，成绩极为可观。帮我们进行本项目自是最佳人选。只有把足足化了半年心血的实验初期收获，交在他手中帮我们查清究竟是否成功，才能睡得着觉。终于把材料交到厄斯金的手中了。此时我的心情说是混身颤抖也不为过，面对最后裁决，怎不紧张，万一病毒不露面，半年工夫岂不白干？ 从准备材料上镜到能上镜观察，这是一个需时两三天的过程。先得用特殊化学品加以固定，再涂上重金属，作为病毒的保护层，否则经不住电子轰击，没法清晰显示材料面貌，最后嵌入硬塑料中，等硬塑料成型。这份材料还得切割成极薄的薄片。上显微镜平台供观察的就是这些薄片。观察人员最后看到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由重金属涂层映射出的病毒结构。 不安的三天熬过去了。厄斯金已把电子显微镜准备妥当。大家都来到暗室。包括唐娜、厄斯金和我自己在内，一共5个人。有的电子显微镜专家生怕分神，往往高挂免进牌，不许旁人入室。厄斯金了解我们的心情，破例了。我们都站在他椅子后面，从他肩膀上方望过去，盯住绿色萤屏。萤屏上出现什么也就是电子显微镜能向我们揭示的什么。 电子显微镜两侧各有一个很大的黑色旋钮，厄斯金抓着转动了好凡分钟才把纵向宽幅和横向宽幅调整合适。 我们瞪圆一双双不懂行的眼睛，只希望能看出一两个结果来：要未是一颗病毒粒子的真相毕露的对称图像，要未是密密麻麻布满微小凸状抗原的病毒全身的外廓。我们知道病毒外壳的轮廓千变万化，吃不准它会是个什么形状。萤屏上出现任何圆乎乎模样的东西还得仔细研究它的细微未节。否则只能说它大致上是何种病毒。也许它只是一种砂状病毒，如同拉沙热病毒一样，都是生存于啮齿动物之中。我们始终同厄斯金一起目不转睛地盯住电子显微镜的萤屏看，直到把眼睛都看花了。此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太明白了，看不到什么病毒之类的东西了。小小的一间房里塞满5副汗流侠背的身躯，像是开始冒蒸气了。我们紧张得要命，让我们能看到点什么吧。 什么也没有。 还是细胞。没劲！就是没有病毒粒子，一颗也没有！ 灰溜溜回转实验室。怎么办？ 不过，我们肯定那里面一定有东西。 用萤光染料，看照明显微镜，可以看见病毒性物质闪亮得像新英格兰大雾中的灯塔似的。现在，我们得提醒自己：对别的病毒来说，浓度只要每毫升液量含1000到1个病毒粒子，就能看见堂堂的萤光，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想看到一个病毒的话，每毫升液量的病毒粒子数决不能少于一万！ 别无它途。还要提高浓度，取得更大的病毒粒子量。可以使用超速离心器使试管里的病毒粒子快转到沉底。超速离心器可以达到一分钟十万转的转速。我们一般实验室的离心器的转速概念不过一分钟5000到1 转而已。超速离心器可以使病毒量的浓度提高十到百倍之多。也许，靠这种办法可以提供足够的数量。 是走下坡路吗？应该这样看：解决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是件旷日持久的事。其次，还有别的方面也得考虑进去：避免危险，确保安全！对高浓度的病毒进行高速度的离心处理，要冒很大的风险，第一，全是十足的纯病毒粒子，二是离心作用的能量太大。万一玻璃碎裂，外泄的将是充满感染物质的烟雾气体。为了小心起见，非得在第四级病毒实验室里试验才可靠。唐娜的保护措施一是宇航服，二是她的老到经验。虽说是风险，只要考虑周全，心中有数，她心甘情愿地觉得值得一冒。 平时常说的一线希望的一线两字用在这时，太确切了。事到如今，怎么说也不甘心就此罢休。又过了好几个星期，这才出现我们想得到的小小“屎粒”，小得几乎肉眼难以看见，就在试管底部粘着。看来这就是超速离心器发挥功能作出的贡献了。取出来的微型“屎粒”放入脱水敖胺中精心保存。下一步又得看厄斯金的了！ 给小屎粒作好上镜准备，共花三天时间。待到万事齐备，他仍请我们现场观察。 我们再度来到厄斯金的电子显微镜的小小暗房。当时刚过晌午不久。大家睁大眼睛向厄斯金在萤屏上扫描出来的图像张望。他先后有序地把加工好了的材料切片，依次放上镜台，不断旋动显微镜旋扭，搜索图像。一个针尖大小的病毒足以以十亿、百亿计数，何况我们的针头太小了。只要少掉一点点，就完全可能失之交臂，错过相逢相识的机会。厄斯金的工作是审视每一平方毫微米（即纤，等于10亿分之一）的品样。无论如何要设法找到哪怕只是一个病毒的外罩（外壳）。哪怕只是病毒膜片上突出的一丁点尖端也行。病毒的直径大致在20到250毫微米之间。一个毫微米即10-9米，可想而知扫描搜索花工费时，我们几个，只能瞎捉摸厄斯金可能看到什么了。 厄斯金办事向来按部就班，细致认真。说好吧，也真叫好。可是，有时拘泥细节，一丝不苟，严格得让人实在受不了。但是，他的这些方面，却正是一个电子显微镜专业人员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要知道，一次放像就会出现千千万万、五花八门的大小形状，而其中大部分与搜索主题无关或关系甚少。然而对每一个线条弯弯曲曲得难以名状、甚至简直一团糟的形状，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捉摸、细查、深究，认准确非我们苦苦找寻的病毒之后，才能放行。有时候可能只出现病毒粒子的一部分，因为另外部分已遭破坏。即使真正的病毒完完全全站在面前，也需要真正懂行的专家才能识别。我们虽在黑暗中站着，而厄斯金正在忙着把所有排列成都像是病毒一家子的那些魔幻形象、七扭八歪的细胞模样和细胞碎块逐一清理剔除。 又过了一会儿，大家发现厄斯金盯着我们其余这些人都茫然不知的什么东西。我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因为我能感觉到厄斯金这次真是见到了我们朝思暮想的光辉圣杯了，他集中注意力，正在接近它，准备好，只等远近一合适，就照相。这时，他抬起头来。 “这里肯定有些病毒的模样。”他说道，说得很慢。“兴许有门儿。” 我像是听到了大家的脉膊齐步砰砰猛跳，也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帮帮忙，厄斯金，”我恳求道。“让我们大家都见见。”我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站不住了。 我忘了厄斯金不是肯随便被催促的人。他先得自己认准了，然后才向我们大家公开。 又过去了几分钟，他喀咯扭开了萤辟，让我们看图像，自己亲眼看。 “花生米。”我脱口喊道。 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病毒的这副模样。 厄斯金望我一眼，显得心情并不轻松。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是班尼亚病毒，我不能绝对肯定。此时我且把它放在那一家族里” 班尼亚病毒属包膜类病毒。其外膜并非自生，而是来自掳掠。当它感染细胞时，同时割占部分细胞体质，用以裹作外衣。包住核心周边。病毒本身所有，仅此而已。包膜通常呈圆形，在为上镜加工切片过程中多次拉扯移动，最后在电子显微镜中显像时，外形变化多端，包括此时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花生壳模样。 照理说，按图索骥指的是一定的模样，说明一定的种类。病毒的形状自然是病毒类型的标志。如果厄斯金估计没错，确是班尼亚病毒，那也可以说是我们找到并亲眼得见的属啮齿类所有班尼亚病毒的首例。从此“汉堂”有了可以归属的自己的病毒群（类）。 肾综合症出血热患者的血样，以前都拿我们已掌握的班尼亚病毒类试过，却未发现有任何反应，这说明厄斯金现在抓住的这一种班尼亚病毒的结构和化学成分同我们迄今为止已经掌握的种种班尼亚病毒都不一样，当然，班尼亚病毒种类很多，新的还在不断冒出来。但是，都属于动物病毒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样说来，我们解开了部分疑团，又把握住了一种在世界许多地区导致严重疾病并造成死亡的感染。同时我们也证明了唐娜研制的、经她长期反复实验改善了的组织培养基确实可靠有效，即使在今天，仍无愧为采集“汉堂”病毒和繁殖诊断用抗原的标准方法。这类新的病毒也因此得以以朝鲜江河命名。贺王李和卡尔就是在那儿附近捕得当时终于分离出这类原始病毒的鼠类的，正是有了唐娜的这一套培养方法，全世界才得以分离出和采集到成千上万种病毒。“汉堂”类病毒逐步揭秘，对它们基因构成的了解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因此而得以研究出一种又一种的接种疫苗。 从小小暗室中的初次会面起。连续几个月，我们忙于给同行们通报，把洁净的病毒和细胞线分发给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同事，他们那里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类似研究。 说句带讽刺意味的话，要是这些科研成果晚发生十年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如此慷慨大方。我们会申报专利，把分离病毒的方法据为已有。即使这些方法同美国政府实验室又经改进的新措施相比显得过时，也总还是版权所有、仿用必究。 1982年仍然是另一个年代。科学方面共同合作和互相协助的精神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之间仍然闪耀着光辉，至于够不够应有的亮度，那就不去说它了。 埃里克·杜尔伦（Eric Dournon）是一位传染病医生，自己在巴黎设置了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室。虽说经费短础，人手不足，成果却不少。埃里克是第一位研究并发现退伍军人病——肺炎的科学家。1980年时他曾到“疾病控制中心”访问。我建议他更上一层楼，一定在法国范围内找一找肾综合症出血热。我感兴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间在皮卡第（Picardy）战壕里出现过的肾水肿疾病，想找一找如今还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疾病。 埃里克同我成了挚友。他是法国人，个子不高，深色头发，深色皮肤，天生一副高卢人的英姿。他做事敢闯，天不怕，地不怕。拿他后来教我在科西嘉水域戴着氧气面罩潜游一事来说吧，方法简单得出格，但很得要领。他先给我说说要点，大概前后花了10分钟吧。接着就一下子把我推进水里。他说他也是用这种方法学会的，他性格多面，智力极高。他可以边坐着钓鱼，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意在引鱼上钩，而是借此机会动脑筋思考他的问题。所以，他基本上是空手而返，一鱼不获。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我们两人有共识！钓鱼是一门哲学，不是运动。 经过一番意见交换，双方同意，由埃里克在法国找找症状较为轻缓的这类病症，比方类似斯堪的纳维亚出现过的那些流行性肾病。据已知情况，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也多有这类疾病，致病恨源是啮齿类一族，叫肝的一种大田鼠，有个学名叫Clethrionomys，读起来是克里斯里奥诺密（音译）。其状红色体小，颇有逗人喜爱之处，其所以得名河岸田鼠，因举凡欧洲各处河岸和树篱所在，必有这些者鼠的踪迹。 埃里克的条件是暂不敲定，由他寻找起来再说，只要是差不多的就成，并不一定要同朝鲜和中国的完全相同。后两种的症状要厉害得多。 埃里克离开亚特兰大后，对这个新问题十分热心。他本来爱东张西望，捉摸各类新的疾病，我提出的肾综合症出血热对他正是很有意义的挑战。 大约过了4个月，埃里克给我送来一组血样，说是从他在巴黎护理的病人身上采集的。病人得的是急性肾衰竭。据埃里克说，病人原是个办公室职员，在号称香摈之乡的中心地区兰斯（Rheims），自己置了一所别墅。这是个小村落。这次是他去那儿过周未得的病。问他时，病人答称在那儿曾劈过木柴。地点是在谷仓里。那谷仓关闭了有一段时间了。回来后三个星期左右，他开始发热，发冷，肌肉痛得特别利害，尤其是后背部。于是看医生，住院。接着出现尿储留，正好那位肾病专家是埃里克的好友，他早就由埃里克打过招呼，注意一下法国有没有肾综合症出血热这类疾病。所以他马上找了埃里克，还采集了血样。看来病人得病的唯一原因就是去乡下过了一个周未，一下子成了法国首例由实验室确证的肾综合症出血热患者，一种不受欢迎的盛名。（幸好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他还是完全康复了。） 血样一到亚特兰大，唐娜就用我们新的抗原作了试验，等结果出来，她跑来找我让我看。 “抓住了。那位法国人是阳性，”她说道。 埃里克果然又一次获得世界第一。 其实此事刚刚开头。埃里克和他另一位同行朋友想查个究意，专门跑到那个致病的谷仓去打探。他们的意思是要抓几只老鼠回来好弄清楚有没有感染源存在。他们进谷仓时没有穿上防护衣罩。他们小瞧了这个问题的凶猛程度，一定以为：晦，不过是个破烂谷仓罢了。再说，这里是法国。要是戴上什么面罩之类，岂不让左邻右舍笑掉大牙，笑我们全是疯子。 但是跑这一趟该做些什么，他们俩是懂得的，至少他们自以为是懂得的。他们准备了5副捕鼠器，是专门为了捉活的设计的，目的是为采集活体材料。安装妥当以后开始搜索鼠类出没的证据。前后停留的时间在20到30分钟之间，第二天为了看捕鼠结果又回去了一次。运气不好，5副夹子都空空如也，不一定是仓内无鼠的原因，而是老鼠拒不上钩。刚返回巴黎，埃里克和他的朋友都没有事。虽说白跑一趟，也没有惹事，问题出在三星期以后，正好21大，一天不差。埃里克的朋友犯病了：发烧，极其厉害的肌肉疼痛，还有头痛，特别明显的是眼睛后部，尤其痛得受不了。他自以为或许是感冒，一种流行性感冒。过几天，症状还这样，他就找埃里克来了。 两人一见面，不用多说就认为朋友有可能感染上了“汉堂”病毒。结果确实是肾综合症出血热没错，好在病势轻缓，他后来全好了。我和埃里克由此认为法国的这类疾病并没有同北欧的流行性肾病不同，后者的病势来得也缓，也不重，通常较为平和，极少因得病而死亡的。 1982年春，我在西非跑了一圈，打算束装回国。西非同美国之间直飞的航班大少，没有办法，只能绕道欧洲回来，于是有了在巴黎同埃里克小聚一两天的机会，重点谈谈谷仓事件的过程。我们决心胜过这些啮齿小家伙。既然埃里克的朋友有此遭遇在先，我们二度进仓时心中豁亮，免不了有点儿紧张。得病的原因除了进仓走动扬起的尘土之外，还能有什么？从俄罗斯和远东方面的证据看，“汉堂”感染的天然途径可能是烟尘雾气。也就是空气感染。这一条同其它类病毒出血热确是鲜明的区别。 这次有了上次的教训，不能再蹈覆辙，决定戴上防护性呼吸面罩。为了捕捉和处理这些啮齿家伙，我们搜罗捕鼠器和别的一些必要材料。 我们知道非得倍加小心不可。可以肯定说，如果两人戴了防毒这类面罩，一进村就会引起周围邻居警觉，连马上报警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我们正大光明，心中无鬼，别人看在眼里难免瞎想我们行动诡秘、不怀好意。所以我们想，还是应该尽量不招摇、尽量放低姿态的好。 头天晚上，我们从巴黎驶抵该村，找了一家小得可爱的旅舍住下，随后是土酿香摈伴食法国饭，真正乡村风味。为实地查访需要，也该来上点这一类的色彩吧！ 一宿无话，等天刚破晓，我们就驶往谷仓，停好车。像执行绝顶机密任务的间谍似的，把行头该戴的戴上，该穿的穿，行动迅速，悄无产息，拎起盛捕鼠器材的盒子就往谷仓里溜。侦查和放笼工作开始，没有发现有谁在埃里克两人之行后来过的迹象。 那就更好了，我们想。 在谷仓里我们大概忙乎了40分钟。 事毕，出门前，埃里克还探头出去，先察看一下四周动静，没有人。我们原本估计不会有什么人。因那时才不过6点半，而且是星期六早晨。我们把换下的保护服装塞在一个口袋里，打算烧化处理。手套都经过特殊的消毒处理放人另一个容器另行处置。这些事情办完后，开车回旅馆吃早饭。我们装出一副讲究保养的锻练迷模样，让其他的寄宿旅客相信我们是晨练归来。说也是，这一趟秘密活动圆满结束，精神反而更显焕发，乘兴又去拜访了当地若干官员和医生。当然，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感兴趣的还是希望他们提供疫情和病例。有几位认为他们见过这种病的患者，就是不能肯定而已。后来在我们建立了普查网和开展抗体调查活动后，才肯定本地的肾综合症出血热病情也是很普遍的。 当天晚上，天色暗下来以后，我们又去谷仓跑了一趟。这次，埃里克在外面望风，我钻进去回收鼠笼。我刚进门就感到真棒。至少逮住了一只活的。这等于说我非当场动手不可，而已就在这个谷仓里。但是，我还得溜出去把必要的装备和家什取来，才能开始工作。等我把必要的采集材料弄好，就用带来的干冰容器装好。 这一天的收获真不坏！我们还是贪心不足，又架起鼠夹，决定下一天早晨再来一次，看能否多带些成果回城。 这时候，又该我们美餐一顿了。同在非洲灌木林里搞流行病学相比，这里就多了这些优越性。 第三天一早我们照老规矩重新来上一遍。只不过两人倒换角色，我把门，他进去。这次的捕获比前多了两只。在其中一只的身上，后来终于找到了“汉堂”病毒的抗体，现在我们可以肯宝它们确是病毒携带者了，虽说我们未能在这些鼠身上分离出病毒，别人成功了，也是科学家研究的共同成果。芬兰的同行分离出欧洲病毒，根据第一次分离成功所在地附近城镇名字命名，现在称它为普马拉（Puumala）。找到这种病毒的过程同“汉堂”相比还要细致复杂，在组织营养基中繁殖的难度也大多了。 什么东西使我们对我们现在工作中着眼的地区具有如此之大的兴趣呢？原来法国这部分地区有着早期人类在欧洲的若干定居地的残留。我不禁联想起在这种病毒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前两千年，那时是不是也对罗马军团产生过感染？感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的自信心大多了，认为20世纪初那些医生们高谈阔论的肺水肿，想必定是肾综合症出血热。没有出问题，很清楚，我们的谨慎预防措施起了作用，或者我们运气好吧。 埃里克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成了发现法国赖姆（音译）（Lym disease）病的第一人。再后来就逐步逐步转到治疗和研究艾滋病病人方面。后来他就去世了。去世得太早，太突然。离我们谷仓之行，才短短十年。对法国科学，对埃里克全家，对我都是极大损失。 四年后，我又回头来追索携带病毒的老鼠的问题。这次是在中国境内。中国出现两类肾综合症出血热病毒。一种称为汉城病毒（SeouI Virus），相对来说，热缓病轻，由家鼠传播，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另一种专门袭击乡村地区，病情严重得多，死亡率在5％一15％之间。己知这种疾病比起其它出血热来，发病不是很急，而且造成出血的情况也不经常。然而，只要一出血，就会渗流入脑。而且用不了多久，对神经细胞的损伤是无可救药的，最后，必死无疑，这种病毒同我的实验室第一次分离成功的“汉堂”病毒是相同的。 传播“汉堂”病毒的罪魁祸首、学名叫作阿波德漠斯一阿格拉留乌斯（ApOdemusagrarins）的小小田鼠，脊柱两侧有着金黄毛皮的淡色条纹，是半水生动物，多繁殖于河溪岸畔。灌溉沟渠近处也多。尤喜稻田。在感染幼鼠这个特点上，“汉堂”病毒和拉沙病毒一样。幼鼠携带病毒终生不受其害。 中国多的是生活得美好、长得肥肥的田鼠。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的水稻田里全有带感染病毒的田鼠尿液。 我听说，感染发展的结果是肾综合症出血热，已经官方列为中国第二重要的病毒性疾病。情况更糟糕的是肝炎。 1985年后期，苏同几名中国同行共事。她们在肾综合症出血热已发展成大问题的浙江山区调查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要保证原来手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得以继续进行。所以1986年秋，我们再来中国。秋春两季是肾综合症出血热高峰期。正是两季稻熟收割后的时间。我们怀疑稻收和发病有关联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奇怪的是，发病的症状和严重程度，春秋两季却各不相同。对这种差异还未能提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我和苏在进行调查过程中有第一医科大学的压（音译）教授和流行病学专家叶伟堂（音译）作伴。叶以前曾同苏共过事。我们对老鼠的追查始于上海，我们是坐船顺江南下的。 由苏来讲以下的故事。 码头一侧闹轰轰的。我们由人领着穿过乱糟糟的人群，进入“头等”舱。我上下望了一眼心想：这算是头等舱的话，二等舱和三等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两张上下铺挤在大约10平方英尺的一个空间里。床上铺的一套卧具看来在过去三个月里从来没有换洗过一次。床之外只有一样摆设：一张小桌子。之外，就连放我们两个捍起来的盒子的地方都没有了。有一只盒子里放了一台血小板凝聚仪，还有一只盒子里的小型自动血液学机器是要给天台医院的。 我到过世界好多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像这里这样完全无法使用的厕所。第一是男女不分。按我的想法，男也好，女也好，谁也不会愿意挨近这种厕所：恶臭冲天，令人作呕。甚至你得躲开厕所所在的这一部份船区才行。从厕所门道里竟然还会向外直冒叫我难以说出口的脏物。我当时就决定停止流体入口。到晚上，我刚爬上床躺下，马上感到有什么东西向我身上爬来，床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别外还有很多蟑螂！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怕我调整不过来时差，临行前“疾病控制中心”为我准备好一片安眠药。 让自己昏睡！我拿定主意，要想熬过这一晚，只能出此下策了。 第二天一早，船抵浙江省东部沿海一个港口小城。我正处于催眠初醒后稀里糊涂、神志恍馏的状态之中，一直未能弄清自己所在方位，甚至当地叫什么名称也没有记住。下船以后，有人领着我们上了一辆小车，在高高低低的公路上，开了好多英里。后来越走越进入山区。第一个目的地是天台，位于浙江群山之巅。1987年那时，这个城市里，小汽车还是很希罕的。挤在狭窄的街面上，小汽车同自行车、大车、拖拉机，主要是与行人争道。人真多：我们只能慢慢挪动，人们就挤过来，把鼻子压在车窗玻璃上，满脸惊奇地向我们张望。在天台，人们几乎没有见过白人。所以，我想，那种感觉真像自己是动物园里刚进笼子任人观赏的新展品。 我们被带进医院。发给我们帽套、口罩、罩衣等，穿戴好了，然后由医院的医务人员领着，一行来到病房。 “一层楼的病人害的都是肾综合症出血热。”我们的向导解释道。“两位想看看哪一期的病况？” 按规定，出血热性质的肾综合症分作5个阶段。我自然表示想从头——初期的看起，我们刚要开始举步，突然都让靠边站。原来是一个病人过来了。她全身扭曲得不像样子，却又是一段段僵挺笔直。两腋下由一个医护人员双手托住，从过道上一路急冲冲在我们身边挤了过去。这就是中国：连轮椅也是奢侈品，不置备。 我们来到第一间病房。 “这是初期，”有个领着我们的人说道。 这间房里的每个病人果然都有这种疾病初起阶段的典型性症状：发热、双颊潮红，双眼窝四周肿胀。让张开嘴和上举双臂，口腔和腋窝都可以看到瘀斑，也就是轻微出血引起这儿那儿都是的微小的红色斑点，那就是血小板受到损害的结果。 紧挨着的一间病房里住着二期病人：全都处于休克状态，我们刚才看到被匆匆忙忙搀扶着送进来的那个男人，也在这里。谢天谢地，他现在躺下了。第三间屋里是三个病人，属于第三期，丧失了肾功能。 我们最后进去的是四期和五期病室。那里的病人属于恢复期。比如说，有些四期病人的肾功能不全，尚未完全恢复。运气好的话，能进入第五期，病况开始稳定，健康转好。 像这样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整个一层医院楼面，事实上全部作为一种传染疾病的病房。我对中国医生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极大的敬意。他们对这个疾病十分懂行，迅速诊断、采取措施，减少了死亡人数。 那天晚上，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宴会设在一座古庙里，是佛教徒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吃素的人，每道菜都取了飞禽走兽的菜名，却都是用素的材料，艺术加工而成，作出猪肉块、鸡腿、鸭胸脯肉，诸如此类的模样。我们都尝了，而且静静的尽兴地吃。乔也算得上是一个美食家，那天晚上他什么都尝了。走回我们往处的时候要穿过一个同厨房连接的院子。厨房开着。我刚张望一眼，就看见有两只老鼠从地板上跑过。 啊，对了。念佛的人是不杀生的，老鼠也不例外。我们心里稍感安慰的是这里不像西非，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喂食老鼠肉。我们只希望我们刚才所吃的所有食品都烹煮充分，不至于还有什么“汉堂”病毒存在，让我们得到感染。 从天台出发，折向西行。下一站去江都（音译）。这座城市座落在江边，靠着为新建大型水力发电站而筑起的大坝。大坝拦住的就是有名的的千岛湖。实际上，这些哪是岛，都是小山坡的山顶而已。在本地区遭洪水的时候，这些山坡部被淹没了。 第二天，我们去附近的村子转了转。那里有好多人得了肾综合症出血热，这一次陪同我们的向导是徐志毅（音译）。他是一名病毒性疾病专家，特别专长肝炎和肾功能出血热。他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多年，发表过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徐是一个心情开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然而他完全是在国内学的。可惜他和许多我们的中国同行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吃了不少苦头。 刚收割完毕的景象，触目毕是，都在面上摆着呢。眼睛望到哪儿，哪儿地上都铺着待晾干的稻谷。地里，路上铺不下了，干脆就把稻谷晾到公路上去，故意迫使小汽车从上面驶过，省了他们脱粒的力气。连你走进屋里，看到的也是从地面高高棵起的稻谷。要是你凑近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浅浅的老鼠脚印。又是老鼠！我们沿着河面走下去，过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桥，河那边有几座紧挨着的房子。据说那里有好多肾综合症出血热的病例。 我们继续沿河走去，走过几个正在乐呵呵地把人畜粪便舀进篓里、运往田间作为肥料的人。河的尽头是最后一个居民群落，一共是二所宅院和几间破屋。我们向房主人作了自我介绍。能够同我们对话的只有一个老人和两个刚成年的小孙子。他们自己说已经成了亲，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女人和孩子的影子。 “我们家有五个人得了肾综合症出血热住院了，”老爷爷一脸实话实说的样子。肾出血热综合症在本地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户人家即使有这么多人得病，在众人眼里看来，显然还并不是出奇的大事。我们向房子周围看了一眼，果然，老鼠洞到处都是。 我们问老爷爷，有没有想个办法把这些老鼠搞掉。他用当地方言讲了一大串话。我们等着徐给我们翻译。 “他说他想过”，徐说道。“他下过药，但是反而把猪和猫毒死了。” 徐完全知道老人说话的意思。 “问题就在这儿，”他解释道。“几年前，我在安徽省工作。那时爆发了一场肾综合症出血热疫情。政府正决心用毒药灭鼠。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凡有老鼠的地方，都堆放拌了毒药的稻米。这些稻米都染上了桔红色以资识别，每堆稻米旁边都有民兵守着。他的任务是把孩子、猪、鸭、狗、兔子、猫，一句话，凡不是老鼠的活物全赶开。中国有的是人，所以不怕没人应差当民兵。” 回到当地的防疫站，这是中国的叫法，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保健部门，我们就怎样才能抓到活的啮齿动物进行了一番讨论。之所以要抓活的，一是可以育种，二是可以采集病毒。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春秋两季发病的原因，唯此一途可循。而且还可以同时弄清楚为什么每个病例情况都不同的原因。 讨论还在进行，忽然讲话的声音提高。对于我们不讲中国话的人来说，中国话的声音在大多数场合里听来，都好像喊叫似的，而且一说话就会热烈争论起来。我要求为我进行翻译，结果刚才这么长的一番争论，实际内容竟然简单得令人惊讶。 “想把老鼠抓住看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道。“马大夫说他没有办法。” 马秋荣（音译）是个胖墩墩的圆脸汉子，是个下现场的调查员，专职捕鼠和捕后处理加工。 问题在哪儿呢？是抓老鼠太难了吗？ 不。问题并不在这儿。 是老鼠不多，抓不了多少吗？ 不。也不是这个问题。老鼠多的是。大家刚才都亲眼看见了。 能活捉吗？ 能。没问题。 “老鼠夹子够不够？”乔问道，他越听越弄不懂了。 “够，”马大夫说道。 老鼠夹子也不成问题。得，那是你们认为抓不抓老鼠无所谓？我们问道。 不是，他们认为抓老鼠非常重要。 这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马大夫通常说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说个没完。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进了另一间屋子。回来的时候手里提了一个老鼠笼。这是抓活老鼠的捕鼠器，是个铁丝宠子。从模样上看，挺管用。实际情况也是。 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同行开始计算：每隔五米放一个鼠笼，要放的地方这么多，有这么多夜晚需要放鼠笼，等等等等。看来摆放鼠笼也得有一个像样的计划。 这样能办得到吗？鼠笼够不够？我们问道，我们仍然糊涂着呢。 能，当然够他们说道。没问题。 是啊，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用心算，很快算一算。我们就明白了。在我们大多数的调查中，我们一般使用灭杀性的鼠夹子。这一类灭杀性的鼠夹子，一卡车可以装好多。然而在中国，这种铁丝鼠笼体积大，只能一个一个地架起来，要防止它们倾倒。可是，它们做得相当歪歪扭扭，往往擦不稳，即使螺起来了也摇摇晃晃。要完成捕鼠任务的活，就得一车一车地连着运这样的鼠笼。费用之大和后勤的困难，使得这种做法完全不实际。我们对自己能够帮得上忙感到很愉快。我们报告了“疾病控制中心”，他们听到我们的报告后，能够承担提供灭杀性鼠夹，数量之多怎么用也用不完。 捕鼠器看来是个关键。第二年春，田野里摆满了捕鼠器，捕获惊人，棕色大家鼠和田鼠都有。田鼠多于家鼠。经过实验以后证明只有野鼠的尿内含有病毒。十月和十一月两个月内又放了一次捕鼠器。这次实验的结果，却是家鼠成了主犯，而不是野鼠。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两季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如果中国人希望能够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疫苗，他们就得对付两种不同的鼠种。这一点弄明白以后，中国的科研人员开始动起手来。临床实验正在进行之中。 在美国，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康尼·施马尔约翰（Connie Schn1aljchn）研制出一种疫苗，证实用之有效。他用的是遗传工程的办法，在解开“汉堂”病毒分子结构之谜方面，康尼是个先进人物，公认为这方面的学科领头人。康尼在工作中同一位病毒学家乔尔·达林波尔（JoeI Dalrymple），也是他的导师，密切配合。乔尔也是一位这类病毒的猎捕人，可惜也是因为抽烟过多，于1990年过早地去世了。死得很突然。烟草无疑比出血性热病毒危险更大。 疫苗的研制还会发展下去，像雷巴抗病毒素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出现大大减少了这类疾病的死亡率一样，也会给肾综合症出血热以重大的打击。我们已经让这类病毒暴露于光大比日之下，一直跟踪追击到法国香摈之乡，后来又围剿于中国的浙江。它已经不再是当年我们非得绕半个世界才能抓住的第一种病毒了。然而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会轻易地暴露出它的秘密的。这一点，乔比准都知道得清楚。下面乔将说说拉沙热侵入芝加哥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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