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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黑色死神笼罩欧洲



  呻吟中的东欧 一个乡村在地球上消失了 破碎的法兰西“枪决人质”法令多芬行动 法西斯的忠实走狗达尔南

  纳粹党人的暴行不受约束地袭击着东欧国家。1941年7月27日,希特勒指令由希姆莱维持被占领区的秩序,并授权由他来独自负责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保证贯彻元首的命令,可以使用“唯一行之有效的恐怖措施”。一句话,希姆莱可以在占领区里为所欲为。

  希姆莱成立了“特别行动队”。根据最高统帅部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协议,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和盖世太保组成。他们的目的是用恐饰手段镇压任何企图反抗的居民,并在政治上清洗这些国家。

  1941年,多数灭绝指令是由海德里希起草的。在这些指令里面,他尽量使用温和的词汇, 用“过筛” 、“改善健康条件”、“肃清”,去代替“灭绝”、“消灭”和“处决”这类刺眼的词语。

  1941年5月中旬,海德里希委托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同最高统帅部谈判有关后方使用别动队的问题。谈判陷入僵局,陆军上将瓦格纳不支特别动队的计划。海德里希临时换人,让保安处外事局的施伦堡去干。他决心让军人们介入这个行动,免得他们到处装好人。施伦堡成功地使地方司令官同意向所属地区派遣特遣队,并向他们提供给养,服从他们联络网的支配。

  接着,建立了四个别动队。它们按地理位置分布在四个地区:A,波罗的海国家;B,斯摩棱斯克、莫斯科;C,基辅地区;D,南乌克兰。经过周密的人员搭配,每个行动队配备一千到一干二百人。它们再按一定人数组成特遣队。在一千多名人员中,武装党卫队成员约占三百五十人,司机、技师占一百五十人,盖世太保成员占一百人,当地招募的外国辅助警察占八十人,治安警察占一百三十人,刑警占四十至五十人,党卫队保安处成员占三十到三十五人。其余的人分别担任翻译、电报员、电传打字员、管理员和妇女工作。特别行动队的领导职务均被盖世太保人员把持,部分不太重要的职务则由党卫队保安处和刑事警察成员担任。

  1943年6月底,特遣队准备就绪。根据希姆莱的指令,首先消灭他们最憎恨的犹太人和政党。7月份开始行动后,仅在苏联的里加一地就枪决了三万五千名犹太人。

  党卫队戈特贝格将军的战况报告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敌人的死亡人数 四干五百人
  游击队嫌疑分子死亡人数 五千人
  德国人的死亡人数 五十九人
  缴获的武器 四百九十二支枪
  死者的人数和枪支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只能说明特遣队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农民。

  许多人亲眼目睹了抓捕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时的情景。德国土木工程师赫尔曼·格拉伯是斯托布诺夫的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负责人。1942年7月14日夜晚,他因参观工地,滞留在那里,身临其境目睹了罗夫诺犹太区的五千名犹太人被残杀。

  大约10点钟时,党卫队带领乌克兰民兵包围了罗夫诺犹太区。周围架设了强烈的探照灯。接着乌克兰人和党卫队员分成若干小股,冲进各户住宅,用枪托击破房门,或扔进手榴弹。惊慌失措的犹太人被驱逐到门外。

  格拉伯描述道:“在街上,妇女们哭哭啼啼要她们的孩子,孩子也吵嚷着找他们的父母。但是党卫队员却无动于衷,不断用鞭子抽打他们,并把他们驱赶到马路一边的货车旁。每节车厢里都塞得满满的,妇女和孩子的喊叫声、鞭子声和枪声响成一片。这些受到鞭打、驱赶和受伤的人们整夜在照亮的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妇女们把已经死去的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们拖拉着他们已死的父母的手脚,走过大街,来到列车前……街上随处可见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房门打开着,窗玻璃已被打碎。满街都是衣服、鞋子、袜子和各式帽子。在一栋房子的墙角处躺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头颅已经被击碎,鲜血和脑浆粘附在墙上,孩子的脸部难以分辨清楚,他只穿着一件小衬衫。党卫队突击大队长皮茨司令官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狗鞭子在蹲在地上的犹太男子身边来回走着。

  那些不幸者们一面受到驱赶,一面被塞进卡车里,押赴刑场。在荒郊野外,已挖好长长的沟渠,殉难者从卡车上下来时,凶手们不让他们看见这些沟渠。他们被强令脱光衣服,二十人或五十人一组走向沟渠。周围站着备有武器、手里拿着狗鞭子的党卫队员。有时只命令一名党卫队员朝殉难者的头部挨次开枪。当尸体堆满沟渠时,就用泥土填平。

  格拉伯不忍这些人被处死,他去找军事当局,想以缺少工人为理由营救他们,但遭到拒绝。

  这种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四个行动队在苏联领土上杀害了约七十五万人。东欧的特别行动队得到二十个警察团的支持。这些警察团由骷髅队中的党卫队员组成。在克尔许,—个六岁的孩子被开枪打死,因为他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个九岁的孩子被吊死在“萨何一凡泽蒂”广场上,他只不过是为自己采摘了几只杏子而已。

  盖世太保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把他们的分支机构的网撒向全国,每个机构负责一个区。苏台德区组成一个特区,布拉格和布尔诺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捷克斯洛伐克的十五个城市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下设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它同后来在法国建立的组织十分相似。

  这十五个最高议会办事处由布拉格和布尔诺总部办事处领导,而总部办事处又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领导。由于有近四十万德意志人居住在占领区各国,所以得到各方面的情报相当容易。

  斯洛伐克人民的叛徒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之后,建立了自己的警察机构——“国家安全部”。这个表面上独立的机构,实际上是由盖世太保在幕后操纵。

  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伯梅逮捕了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而后又逮捕了八干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人士。这些人被投入集中营,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在那里。

  党卫队中将、帝国总监的国务秘书弗朗克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们,说他们如果拒绝合作,就枪决两干名人质。

  1942年5月28日,《新日报》报道说:

  布拉格5月27日通讯:星期三上午,布拉格发生了谋杀党卫队大队长、德国副总监海德里希事件。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凡拿获凶手者,赏一千万克郎。

  海德里希当时没有死,被送进医院。因手榴弹爆炸时,皮坐垫和钢丝弹簧的碎片嵌进了他的胯骨横隔膜,坐垫的毛料填充物的纤维侵入脾脏而无法抢救致死。

  一个德国历史上最大恐怖组织的统治者死了!然而,恐饰浪潮再次席卷捷克斯洛伐克。

  6月9日晨,党卫队“欧报亲王”师的一个部队在党卫队中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命令下,包围了离布拉格三十公里的乡镇利迪策。所有村民都被驱赴在一起,然后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人同妇女儿童分开。男人和青年被关在村长的谷仓里,妇女被关在学校里。凌晨,把男人和青年每十人编为一组,带到谷仓后面的地里,就地枪决。到了下午4点多钟时,已经枪杀了一百二十七人。在附近的克拉德塔矿山工作和在周围地区森林中当伐木工的十九个居民也放逮捕。他们连同七名妇女,一同被枪杀。其他一百九十五名妇女被押往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士兵将婴儿从母亲怀中夺走。然后将她们杀死。其他九十名儿童被送往波兰的格奈塞瑙。最后,村庄被烧毁炸掉,夷为一片平地。

  6月1日,德国《新日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在对杀害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的凶手进行搜寻过程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克拉德诺附近的利迪策村民帮助并支持了犯人作案。尽管他们否认参与了此事,但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村民对待这样一种罪行的击度从对帝国的其他敌视活动中也得到证实。例如被发现的有非法文件、武器库、军用物资、电话,以及许多非法储存的配给商品。所有男人均遭枪决,妇女被送进集中营,小孩被送进一所教养院。这个村庄的所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村庄的名字也被涂掉。

  命令采取这个行动的人是国务秘书兼党卫队分队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他由此被称作“利迪策的屠夫”。他有权利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处死他认为应该死的人。

  海德里希之死,成厂党卫队盖世太保杀人的理由。逮捕次数增多,速度加快。在布拉格的潘克多拉监狱有一千七百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有—干三百人死在已经变为监狱的布尔诺的科米克学校里。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始终为不能止住捷克人的英勇抵抗而恼火,因而进行加倍的报复。关在布尔诺监狱的二十万人中,只有五万人逃生,其余的全部被杀害。

  纳粹占领期,总共有二十万五千个捷克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有七万五千人免于一死,其中二万三干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以致很少有维持生命的能力。当纳粹党人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二十六万人惨死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1940年6月14日,德军开进巴黎。6月16日,。雷诺政府倒台,贝当担任总理。第二天,他在广播演说中宣称:“法国应该停止战斗。”而后,他分别同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将法国领土肢解为“占领区”和“自由区”。贝当在“自内区”里选定维希市为首府,随即成立了傀儡政府。

  希姆莱在法国依旧推行他在东欧各占领区的政策,在法国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和监视系统。海德里希根据希姆莱的策略,把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奥伯格介绍给法国政府,从而使他成为法国占领区党卫队员最高首脑。他极力劝说维希政府的警察总监布斯凯把权力交给纳粹党的头目,但遇到拒绝。不久,在戈林的干预下,陆军才同意由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率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保安警察小组随军进入法国。克诺亨在巴黎“罗浮宫饭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起初,他们的行动受到驻法德军司令施图尔纳洛尔将军及两干五百名宪兵的控制。这时候,奥伯格站出来给他撑腰,他才得以正常工作。

  奥伯格忠实地追随希姆莱制订的政治路线,但也同施图尔纳格尔进行合作。他在装备和实力问题上受他领导,但在事务方面,却只听命于希姆莱一人。

  奥伯格到达巴黎后,就定居在拉纳大街32号。他本人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哈根和贝克以及六名军士、两名女速记打字员和三名女电话接线员组成,可谓精干。

  他上任伊始,便改组了他领导下的警察署。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不仅可以动用党卫队,而且也可以动用党卫队招募来的法国人去施行镇压措施。他还有权得到那些辅助小组和半军事化小组的支援,以便更有效地制服那些危险的“小组、政党和人物”。

  奥伯格把枪杀人质作为最好的镇压手段。在蒙彼利埃的玫瑰别墅里,在摩日的蒂伏利胡同和法国的大多数监狱里,在盖世太保居住的房子里,都传出被拷打的爱国者的惨叫声。

  碉堡林立的“罗曼维尔集中营”开始时由国防军管理,到1943年6月党卫队接管了它。它被用来收容各种俘虏并成立了一种经常性的人质“后备队”,需要报复时,随时可以从中取人。

  这里的俘虏被分成四到五个等级。 第一类被称为有权管理囚犯 的人。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五十, 是犯人中的上层。他们被看作是反纳 粹的危险分子,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这些人的职业大都是图书管理员、医生、厨师和担任过公职的人员。他们当中不存在人质问题。

  第二类是给占领军造成破坏而被捕的人员。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议员第二类。

  第三类由政治犯和受到追踪的抵抗战士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组成。

  第四类是秘密被捕或被隔离的政治犯。

  这四类囚犯住在旧碉堡的阁楼里, 他们每星期可以收到一封信 和几只包裹,甚至每天可以放一会儿风。

  最悲惨的第五类人被关在旧碉堡的地下室里。 这些人挤在散发 着霉味的稻草库里,一片漆黑,四周潮湿得直淌水。他们不能洗衣服,不能洗脸。厕所在一个角落里,整个地方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生活上是非人的,精神上还要受到折磨,他们经常被告知迟早要被拉出去枪毙。他们是主要的人质提取处,如果数量不足时,便可用第四类中的人来补充。

  枪决人质由国防军下令,但什么人作人质则由盖世太保来决定。枪决人质主要是针对对德国人的袭击和刺杀。枪决人质的数量按整个占领区发生行刺的方式、规模和次数而定。

  这种用极端恐怖的手段来制止反抗的做法引起许多法国上层人物的愤怒和反对。维希政府的警察总监布斯凯就是想废除人质法令的人之一。 他不想去更多地镇压“反对德国”的活动,而是想更多地镇压“反对国家”的活动。为废除“人质法令”,他一直在同奥伯格举行谈判,讨论一项共同声明中的决定。这项声明是建立双方警察间关系的基础,划定相互间管辖范围。

  可是海德里希的死亡破坏了这些谈判,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与此同时,那些通敌的政党,尤其是多里欧的法国人民党在报上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并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维希政策,谴责他们软弱无能、胆小怕死,并控告布斯凯犯了保护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罪行。党卫队也遥相呼应,也对法国政府大肆攻击。

  尽管如此,会谈依旧在进行,并于7月29日取得了成果,《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草稿出世了。这个条约看上去完全是布斯凯的胜利,它明确地说明了德国警察的职权,并确定了法国警察的完全独立性,尤其是它包括一项至关重要的、可以缓和压力、特别是可以结束拘留人质的条文。条约规定,法国警察永远不把人当作人质,也不会把法国警察逮捕的人交给德国当局,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法国政治犯只能由法国的司法部门审理和判决。只有直接进行暗害活动来反对占领军或占领当局的主犯才可以由德国警察提出要求进行判决。德国人不得把被捕者当作报复的对象或者作为人质加以拘留。

  布斯凯对这个条约感到骄傲和自慰,他可以限制德国人为所欲为了。然而,这个从未与大众见面的条约只是废纸一张。奥伯格根本就没把条约当回事,他的原则是,谈可以谈,签也可以签,但可以不按条文规定做。

  8月5日,即《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签订后的第七天,三个反法西斯战士在让·波英体育场篱笆后面把两颗手雷扔进正在那里训练的德国士兵群里,致使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盖世太保很快查到了作案者,他们是匈牙利人马因内克、罗马尼亚人科普拉和克拉齐鸟姆。他们于1942年10月19日被捕,经德国军事法庭判决后,于1943年3月9B被枪决。

  然而,在发生事件的第二天,巴黎的报纸向居民发表公告说,有九十三名恐怖分子被证实犯了恐怖行为或者参与了此事,他们已被处决。在公告的落款处,写着奥伯格的名字。也就是说,当作案人还未被处决之前,德军便迫不及待地立刻处决人质。

  在8月11日这一天,从7点钟到11点钟就有八十八人被枪杀在瓦勒里昂山上,他们是七十个法国人和十八个外国人。他们中间只有九个人参与了暗杀德国军队的行动:三个人曾经企图使一辆乘有度假者的列车颠覆;四个人破坏了一条军用电话线路;一个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德国士兵;最后一个人把一包炸药放在一家舞厅里。其余的五十七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暗杀活动而被当作人质枪决了。

  《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事实上已经被奥伯格取消了。这种公然践踏刚刚缔结的条约的行为,叫布斯凯只能叹气。维希政府也许只有从维护“法国独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件了。这对其“独立”是个多么大的讽刺。

  枪杀人质从未间断过。法国特别旅把逮捕到的许多法国人按时交给盖世太保。发布条约两个月后,奥伯格就下令枪决了一百六十名人质。

  法国警察总监作了最大努力,但情况依然如故。

  党卫队高级领袖奥伯格把它的警察部门分成两大类,即穿制服的治安警察和保安警察。保安警察由克诺亨负责,他又按柏林总部的模式把保安警察再分成两个部门。第一部门负责法国的安全,第二部门主管政治情报以及反间谍工作,并负责监视法国、中立国和梵蒂冈。只有第一部门有权抓人。巴黎行政机关的总部设在塞赛街11号,它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

  第二部门是为法国而特设的,它是巴黎保安警察——保安处的第三局。该局收集所有的法国国内形势的情报。它下设四个处。第四处分四个科。他们的任务分别是:第一科,负责副业和农业;第二科,负责商业和交通;第三科,负责银行和交易所:第四科,负责工业及劳动力。

  与此同时,奥伯格还在他福煦大街的官邸里建立起许多新局,每一个局都显示出警察的优势。新成立的政治情报处,由保安处的几个部门组合而成。一个部门监督报纸、文学和艺术、电影院和剧院;一个部门监督天主教和耶稣教会;在敌对国家还设了一个反间谍部门,在中立国有一个情报处。所有这些部门部附属于克诺亨的总局——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

  法国人民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统治下,已完全没有了自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脱密如蛛网的间谍系统的眼睛。

  到战争结束时,共有二万九干六百六十名人质被枪杀。被枪杀在里昂的人质是三干六百七十四名,在里摩日是二干八百六十三名,仅巴黎就有一万一干名。占领者的罪行令人发指。

  为了向法国贝当政府控制的自由区渗透,一个混合特遣队在南区成立了。它由谍报局、盖世太保和治安警察共二百八十人所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伪造的法国证件掩护下进行工作的。

  这二百八十人分布在里昂、马赛和蒙彼利埃的秘密营地。领导这支间谍部队的是测定电台方位的专家德伦巴赫。他是政治警察中的一个老手,罗姆的老朋友。

  这次行动取名为“多芬行动”。

  德伦巴赫轻易地把全部地下电台网的方位作了测定,致使包括里昂地区在内的二十多个地下电台全部“覆没”。几乎所有的电报员和他们的助手都被逮捕。

  令他们头疼的地下电台破获了,但还应该让它们继续工作,这是反间谍专家基费尔的主意。若想让秘密电台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遇到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译成密码、精确的播送时间、变换信号等等。长期的收发报,两个报务员之间也相互熟悉对方的指法。只要有一点儿不同,对方很快就会察觉不是原先的那个人。所以必须让被捕的报务员继续工作。为了防止报务员搞小动作暗示对方,就要有一种特别巧妙的监督方法。这些问题,基费尔都成功地解决了。他和德伦巴赫等特遣队员降服了这些报务员,并以他们家人的生命相威胁。

  这样,一些被破获的发报站还在正常发报,甚至和伦敦的英国谍报部门取得联系。那里的人对报务员的变节毫无察觉,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入收到有关用降落伞投送武器、军需品和货币的多份报告。有大约两干件武器在空投时落入他们手中。那些文件,使他们发现了间谍网,于是在诺曼底、奥尔良、昂热和巴黎,许多盟军的间谍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被捕。

  弥补这个损失,需要付出几个月的工夫。最终,英国的谍报机构发现了电台的秘密,但已为时太晚。

  布列塔尼电台在拍往伦敦的最后一封电报中说道:“多谢你们的合作,并给我们送来武器。”

  英国报务员风趣他回答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些武器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很快又会有的。”

  几星期前,伦敦就发现了这家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故意继续同他们保通话,目的是迷惑敌人,把新的间谍派往法国。

  长期以来,这些德国间谍们披着停战委员会、德国领事馆和红十字会的外衣,暗地里干着整理秘密文件、按寻电台等特遣队的工作。

  1942年12月,盖世太保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分局,并在南区军事区的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相继希建立了特遣队。12月初,这些特遣队改为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即改为与北区特遣队相同的局。从而,笼罩全法国的一个多而密的庞大的德国警察体系(保安警察一保安处)网建立起来了。

  这个网大体分布如下:

  巴黎总局控制整个法国以及隶属于德国地区的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隶属总局的十七个区局是巴黎、昂热、波尔多、马恩河畔的夏龙、第戎、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思、鲁昂、圣废坦、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因卢兹和维希。这十七个区局拥有四十五个分局、十八个较小的分支机构和三个电台边防委员会,此外还有十八个边防站。总之,巴黎总局下面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办事处。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辅助机构、雇佣的打手队和形形色色的特工 队和特遣队。这个密如蛛网的间谍群控制着法国的每个角落。他们利用密探和告密者监视着法国各阶层的动向,使法国的抵抗运动陷入低潮。

  打击法国南部的秘密电台的“多芬行动”完成后,希姆莱来到巴黎视察。他对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工作非常满意,他的路线和主张得到这两个人很好的贯彻。这一年——1943年,对他来说是飞黄腾达的一年。他的职衔越来越多,当上了德国内政部长和巩固德国民族的帝国委员,其次还兼任公共卫生部长。然而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他便决定在法国招新兵,以充实武装党卫队。

  在此之前,法国成立了以达尔南为头子的民兵部队,他是奥伯格最器重的一个人,他希望民兵可以起到像德国冲锋队那样的作用。

  1943年的法国完全被盖世太保束缚住,但是反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居民们在晚上还是关起门来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从中了解到许多前线的情况,斗志受到鼓舞。

  监狱里关押着四万多人,但外面的人仍组成抵抗小组和游击队,靠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武器同德国人战斗。因此,盖世太保不得不使自己的方法适应新的形势。

  奥伯格为了主宰法国,便想争取得到贝当政府、特别是警察的全面合作。为此,他特意去维希拜会贝当。经过事前的精心准备,他带着克诺亨和传令官哈根去了维希市。

  贝当在花园饭店接见了奥伯格和他的两名随从。会谈进行了八分钟,并涉及到准备公布的《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第二个文本。贝当对这个关系到无数法国人生命的条约细则一无所知,他责问布斯凯为什么这么晚才把这个文件告诉他这个国家元首,而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却比他知道得还要早。

  他对奥伯格说:“我对法国发生的事也感兴趣。

  奥伯格表示完全理解。其实他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法国元首不对法国的事感兴趣反而奇怪了。

  当他们乘电梯的时候贝当才把话解释得清楚一点儿:“就我而言,我认为,法国最大的敌人乃是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

  接见后,法国方面为他们举行晚宴,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贝当表示愿意进一步合作。

  而实际上,奥伯格的这一努力是徒劳的。法国的游击队日益活跃起来,每天都有地方当局通知他某某地方发现了游击队,请求保护。甚至在行政部门和警察中间也建立了积极的抵抗小组。在这个恐饰的年代里,法国警察中的许多人暗中帮助无辜者和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先后有大批警官被捕。

  不久,传来贝当可能被秘密抵抗组织拐骗的情报。据派到国家元首身边的情报员报告说,贝当打算离开政府和维希,某些人士也向他建议过这件事。这个可能性对奥伯格来说非同小可。他采取了严厉的“狐穴作战计划”防护措施,对维希进行彻底搜索,对所有可疑者或撤走或逮捕。接着在城市周围设立防护区,每条街道设立岗哨,检查过往行人。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和特遣队共同实施的。

  这时,走狗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武装党卫队的“名誉”大队长。奥伯格期望他能给法国警察以新的动力。布斯受到了冷落,他们怀疑这位警察总监对德国心怀二志。12月29日,勒内·布斯凯退出了国家警察总署。在他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以前,他让人烧毁了一大批不愿落到达尔南手里的档案。两天以后,善于敲诈勒索、极端主义小组的头子达尔南搬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回他可以得心应手地模仿纳粹体制了。他要按照奥伯格的计划,把民兵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输入到武装党卫队,参加希姆莱的军队。

  达尔南一上任就得到无限的权力,他的民兵部队实际上作为国家机构在活动,法国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地被民兵部队年排挤。如果说布斯凯还有一点法国人的良心的话那么达尔南则是个完全德意志化的极端纳粹分子。他完完全全地站在纳粹主义一边对待自己的同胞,他开始做连德国人也不愿意公开做的事情。

  奥伯格终于找到了比布斯凯更合适的合伙人。新官上任,达尔南下令进行新的大搜捕,仅三月份就有一万多人被投入监狱。而后又成立了军事法庭。这个滑稽可笑的法庭由三名不是法官的律师组成,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他们在监牢里举行秘密会议,所作的判决立即执行,不得提出上诉。这里没有起诉人,也没有辩护人。

  军事法庭于1月底在马赛、随后又在巴黎开展工作。在圣旦的“审理”中判处了十六名抵抗运动战士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这些“法官”大多是民兵部队成员。

  军事法庭一般在下午开会。中午,他们要参加一顿丰盛的午宴。当法官们酒足饭饱,腆着肚子走进监狱时,各个牢门都被牢牢地锁好,连窗户也被遮挡起来,如同到了晚上。片刻之后,监狱的双扇大门徐徐启开,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环形路上。人们听到棺材被御下来放在路是的撞击声。

  当大门再次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时,一支步伐整齐的行刑队走进高墙里。他们静待命令,随时准备射击。

  死神降临牢房,顿时一片寂静。犯人们的心紧缩,不知道这次又轮到谁。审判是闪电式的,牢门忽而打开,忽而关上,不时听到走向法庭的人的脚步声。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法官”便完成了工作。这时牢房的最底层传出绝望愤怒的叫喊声。

  “精干”的“法官”们不动声色地走出接待室,他们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被判死刑者这时正在给亲人留下最后一封信。

  行刑队的脚步声、口令声和枪刺碰地的声音响了起来。“犯人”们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渐渐远去。随着排枪的鸣响,“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监狱上空。

  当行刑队离去后,有人把毛坯棺材打开放进浑身污血的尸体,然后钉牢,装上汽车。达尔南的法庭就这样残酷地杀害了几千名自己的同胞。

  可以说,在法国,达尔南是纳粹德国最感实的走狗、最可恶的帮凶之一。

  布斯凯退出国家警察总署后,住在巴黎的一栋房子里,受到监视。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这一天,他和他的父亲被捕,十天后,他被绑架到德国。一家人住在特格恩西的一幢别墅里。德国人不想让他落到盟军手中,他知道得太多,政治上于他们不利。但也不想让他死,他毕竟是合作者,杀了他,兔死狐悲,信誉上不利。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法兰西土地上的肆虐横行,并没有吓倒法国人民。他们团结起来,以各种方式与占领者做斗争,在盟军解放法国时,他们积极配合,为祖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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