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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纳粹政权的支柱



  为纳粹党上台摇旗呐喊 希特勒的私人卫队 统治全德国 党卫队的统治扩展到国外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就没有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而如果没有诲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难以得到巩固。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总理府,当时的政局极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

  为数很少的党卫队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

  为了巩固纳粹政权,党卫队和冲锋队发动了慕尼黑政变,推翻了右派天主教徒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领导的合法的巴伐利亚政府。使纳粹政权在巴伐利亚邦掌握了实权,希特勒任命了自己的亲信掌管政府大权。

  人们认为,纳粹党的上台,使国家由一个党掌了权。希特勒的民族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渗透到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总体国家,不受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特权、政党和议会干扰的强有力的政府。

  从外表看,纳粹党似乎是铁板一块,而实际上却是德国政党史上矛盾最多的怪物。形形色色的集团取代了民主国家的所有政党,一种纳粹总督式的议会制和特殊利益之间的权力斗争取代了不稳定的比例选举制国会。

  这些不同的派别和各持己见的团体,拼命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严重地威胁着希特勒的统治地位。

  当时,希特勒的纳粹竞有四个派别:

  首先是希特勒的老战士集体,他们是纳粹主义的坚固核心,是经历过党在早期历史阶段的亡命之徒。这伙人居功自傲,桀傲不训;

  其次是同这些老战士有密切联系的右倾激进利己主义派,这一泥大都是1925年至1929年期间入党的种族主义的空谈家。他们只会大哄大瓮,不干什么具体实事;

  再次是民族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联合派,他们多是来自经济萧条年代的店主、技工和农民;

  最后是帧依德国复兴党内的资产阶级、军界、公务人员和实业派,他们是想通过希特勒恢复1914年以前的天下。

  这些亡命之徒,拼命地争夺国家权力,使希特勒感到惶恐不安。

  希姆莱及时地选派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狄特里希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队长。他带领一百二十名党卫队队员保卫希特勒的安全。

  希特勒是个野心勃勃的狂人。他入主总理府后,还虎视眈眈地窃视着总统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巧妙地迫使执政只有十六个月的总统制定了所谓的“授权法”。

  这项法令赋予帝国政府四年立法权、财政监督权、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批准权以及修改宪法的权力。此外,还规定,政府决定的法律由帝国总理签发,不需要与帝国宪法一致。“授权法”赋予希特勒无限制的不受监督的权力。

  工会领导人曾扬言要组织工人举行罢工,以示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党卫队立即插手制止,并占领工会房屋,没收工会财产,解散工会,逮捕工会领袖,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并以劳工阵线取代了以前的工会。

  希特勒上台后,利用全部国家机器贯彻他的主张,曾遭到一些入的反对。党卫队立刻大打出于。 希姆莱以慕尼黑警察局长的身份,于3月21日签署一项法令,宣布次日开放达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初期可容纳五干人,大批的反对者受到“保护性”的拘留被关在这里。

  希姆莱的党卫队不断地消除希特勒周围的“隐患”。早在希姆莱接任党卫队全国领袖以前,党卫队就为纳粹党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作为中央机构设立的党卫队高级指导处的真正创建者阿洛伊斯·罗森温克曾说过:“我们在我们的黑色帽子上佩带骷髅标志,惜以警告我们的敌人,并向我们的领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他的理想。”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德累斯顿纳粹党人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大约有五十名共产党人试图冲进会场,被党卫队员阻止于门外,还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少数冲进会场的人,被党卫队员打得半死不活后,被从窗户扔到外面。

  当年迈的国家总统兴登堡元帅病入膏肓,正在弥留之际时,党卫队封铰了总统府——原纽台克王宫, 防止他与外界接触。 同时,武装部队走上街头,说是防止“反动派耍花招”。

  1933年8月1日,兴登堡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8月2日,党卫队才允许陆军军官进入纽台克王宫,向总统的遗体致哀。

  就在兴登堡逝去的那天晚上,希特勒通过法律宣告总统和总理职务由他一人担任。实质上虽已定局,而在形式上还必须通过议会表决。

  为了能使全民表决机器顺利通过,同意希特勒担任双重的领导职务——总统和总理或元首兼总理。 在8月19日,议会表决机器运转之前,党卫队倾巢出动,他们既争取国防军的支持,又对选民施以利诱和武力威胁,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派大打出手,用恐怖的手段堵住持不同政见者的口,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揭露可能出现的对手。

  党卫队没有让他的主子——阿道夫·希特勒失望,这次选举结果是无比辉煌的。党卫队的枪口加棍棒和陆军将军们的支持,使希特勒登上了元首的宝座。

  希特勒上台后,党卫队对全德国各领城和国民实行警察统治。这种统治是希姆莱通过他所领导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这两个机构实施的。

  1933年初,德国划分为三十二个行政区。行政区相当于省,它的下面设县,每个县下面设镇,镇下面设乡,乡下面为村。

  行政区长官、县长、镇长、村长都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统称为“地方长官”。

  直接由元首任命的行政区长官, 全面负责元首授予他的最高权力。 他们即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们负责政治领导人、党员和居民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县长、镇长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

  镇长负责几个乡,大约一千五百户居民。乡长负责四至八个村,是村长的顶头上司。他向那些村长传达党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

  村长负责四十至六十户住户,他是直接同居民打交道的唯一干部。他每天在村民中,全面地了解村民的思想动态。

  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就是通过这些“国家政权的支柱”和那些基层单位的领导人-上万个镇长和村长,来窃听和侦察每个德国国民的每个最细小的活动。

  村长如果发现了那些思想不满的人,首先向他们解释引起的“误会”。如果有“误会”的人的思想还不通,便向他提出忠告,有时也采取较为严厉的教育方式,告诫他们,不要因为个人的错误行为给自己和全村造成损害。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报告给上级,以便使保安处和盖世太保掌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

  1946年8月25日, 驻纽伦堡的美国起诉人托马斯·捷·多德在纽伦堡法庭上作证时说:“他们通晓每个纳粹支部或每个镇、乡、的秘密。诸如:哪个人调整收音机上的波段偷听敌台广播;谁有对纳粹党和国家元首不信任的面部表情;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间的那种古老的信任关系,所有这一切都难逃过他们的视野。”

  而受到监督的首先是公务人员。对公务人员的监视,是由干部来执行。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还进行互相监督。如果某个干部或公务员知情不报,便被视为敌视政府的行为。

  同农村和公务员一样,工厂企业都设有纳粹党支部。支部的负责人大多数也是党卫队队员。党卫队保安处还在七个大区设立情报网。每个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二至三个分区情报网。分区情报网再各自延伸到一个县或大城市的保安处的外勤站。

  外勤站是党卫队保安处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机构。

  每个外勤站的站长,还必须在他负责的县区境内每个有人群居住的地方,设置一名或几名情报员。情报员又要建立自己的眼线—业余情报员。

  这样,德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都被党卫队保安处的情报网覆盖着,他们负责监视除了尚未出生和已经死亡的人的以外的所有德国人。

  党卫队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它的魔爪伸向党、政、军、工、农,东、西、南、北、中,全国没有一处遗漏。根据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它已拥有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三千余名,还有五万余名看不见的情报人员。这个数字是庞大的,占德国总人数的万分之六点六二。

  德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

  党卫队获取情报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密如罗网的情报组织;另一种方法是窃听电话。党卫队通过盖世太保,趁有电话人家的主人不在家,或借口检修电话在其电话里安装窃听器。

  任何人,无论职位高低,都难以躲过党卫队保安处的监视网。

  1946年3月1日,米尔契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大家都确信,人人都处在监视之中。不管我们的官阶如何,全无例外。”这张黑网罩住每一个人,使人感到随时都有大难临头的危险。

  党卫队密如罗网的层层组织,紧紧缠绕着德国的每一个角落,窒息着每一个德国国民。党卫队的保安处、秘密警察、武装党卫队和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遗传研究所和生命之源协会、集中营和经济企业以至广大农村—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几乎没有一处不被希姆莱的机关和部属打入,主宰着那里的一切行动。

  党卫队的保安处几乎掌管全德国国民的档案和逃往国外的不同政见者的档案,随时有人遭到“保护性”拘留,被投进集中营,国外者也难以幸免。

  党卫队控制着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他们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假若有入胆敢散布谣言,党卫队就封住那些人的嘴。

  按照纳悴的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非法拷问者和杀人凶手,谁要胆敢对他们进行起诉,谁就披看作叛徒,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按照党卫队的解释:谁要是斗胆包天地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准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材料提供给敌人。

  在纳粹德国,国民毫无自由可言。

  党卫队对从国外传来的有关反对纳粹党的资料极为敏感。党卫队员要是发现谁持有这些东西,那他即使不是死在艾尔布莱希亲王街的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

  党卫队及其下属的保安处、盖世太保等机构,还采取劫持、谋杀和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的方式谋害持不同政见者。如在1934年6月30 日的那次大屠杀中,柏林天主教运动的领导人、德国交通部秘书长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就是族两个党卫队员杀害后,将其尸体摆布为趴在办公桌上,造成自杀的假象。

  克劳斯纳夫人不相倍自己的丈夫会自杀,委托克劳斯纳的律师代为起诉。起诉书直接递交到内政部,结果,被驳回。律师又将起诉书提交给法庭。法庭不仅没有受理这宗使党卫队卷入案情中的诉讼案,反而是那位律师被党卫队湾捕,因为他胆敢否定党卫队关于克劳斯纳自杀的结论。

  对一名普通的律师如此,对较为高级的行政长官也毫不例外。例如:德国驻布拉格保护领地的政府首脑阿洛伊斯·埃利亚斯,就因党卫队保安处怀疑他同捷克抵抗分子和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暗中合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于1940年10月1日,以阴谋通敌叛国罪,处以枪决。

  党卫队保安处后来升格为德国中央保安局,说明党卫队的权力在不断增长。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队不断地拓宽自己的渠道,希姆莱把自身同党卫队帝国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联系在一起。他监督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管理和经济管理。控制了二十个集中营和一百六十五个劳动营,掌握着党卫队和警察的全部建筑计划,指挥党卫队的经济企业。

  党卫队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仅次于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党卫队主宰着纳粹德国的一切。

  党卫队的触须不仅伸入到国内的每一寸土地,也伸向国外——徳国的周边国家以及全球。它核以渗透的机构一个是“国外组织”,另一个是“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

  国外组织是纳粹党的一个对外工作部门,它主要的任务是“关心”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发展纳粹党员,它在全球成立了约三百五十个纳粹党地方小组。

  国外组织总部设在汉堡。所以选择在汉堡做总部所在地,是因为汉堡是一个重要的出海港口,凡是进出海港的德国人,十之八九要取道汉堡。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汉堡有近百个外国领事馆,彼此接触极为方便。

  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名义上是负责管理所有日可曼族后裔返回祖国的事宜,实际上是党卫队保安处派出的驻外国间谍机构。

  外籍日尔曼族人的中转站,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与国外组织合作。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发现和监视那些认为逃到国外可以安居乐业、平安无事的政敌。

  国外组织和日尔曼族人的中转站同样有权追踪逃犯。

  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还插手战争事宜。合并奥地利、在苏台德区掀起鼓动浪潮,它都插上一手。战争期间,这个中转站对波兰和东欧地区居民的迁移,起到了决定作用。

  最后,还有一个在国外顿有影响的组织,即卢森堡的“国外政治局”。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外的公众进行纳粹主义宣传。宣传的重点是反犹太主义。宣传的方法是通过互派留学生、优惠贸易以及在国外新闻界中宣传柏林御用文人撰写的文章。

  外因报纸刊登这些文章,可以从徳国宣传部门得到相当可观的酬金。当时,国外一些右派报纸,为了既得利益,经常刊载有关纳粹宣传方面的文章。纳粹宣传的内容就是用此方法通过法国《赫斯待报》传播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国外政治局拥有一大批精通各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他们不仅将国内的有关纳粹的宣传文章翻译成多种外文,寄给各有关国家的报刊杂志,还负责搜集世界各国的报纸,将其中有关对纳粹反应的文章翻译过来,摘其要点,编辑成册,发结国内有关部门。主要是党卫队保安处。

  国外政治局还负有一项重要的使命,他们还必须从国外报纸上查找有关政治逃亡者的踪迹,包括他们结婚和生老病死的广告、集会和大会的预告以及商业广告等等。

  综述以上事例,完全可以证明,德国党卫队的黑网不仅笼罩着整个德国,而且扩展到欧洲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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