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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八月在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饭店，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输掉了三万五千美元。我站在赌桌前让他们赢走我的钱，越多越好。 那时似乎底特律的第一个人都在找我，他们开玩笑的说，要在牛奶盒上面印我的照片来找我。训练营要开训了——我在活塞队最后一次参加的训练营——球队还找不到我。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所以他们不知道。 我决定要输掉这笔钱，此乃是罗德曼的传奇故事之一。因此我揣着三万五千美元在口袋里走进赌场，看看要把这笔钱奉送给别人，需要花上多久的时间。 这样说或许会是个好故事，可是实情并非如此。 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赢的。我赌博当然也喜欢赢，可是当我开始输的时候，突然有个念头产生—：输个精光。把它全摆在桌上，输光它。把钱给别人，让他们去应付随之而来的问题。在当时，钱对我所代表的意义便是如此：问题。伫立在赌桌之前，看着我的钱被一扫而光，当时我毫不在乎名下是否还剩一毛钱。 玩轮盘时我把钱押在“黑底杠”上面；在骰子桌我选号码时，希望自己会输。就象我生命里其它许多回赌局一样，我要回到原来没有这一切之前的状态，我要回到连三十五块钱都没有，遑论三万五千美元的状况之下。我希望能再有那种感觉，那种饥饿与求生的感觉，我想恢复那种感觉，所知的唯一办法便是把全部的钱拿到赌桌上输个精光，我需要陷入绝望。 金钱使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解决之道便是把它输光。我想我需要生活得艰苦。在球赛开始之前，我坐在更衣柜前面，听着“珍珠果酱”的歌，让思绪飞入最坏的状况下。我要想象自己进入医院里与垂危的病童在一起，我在更衣室前面，可以感受到他们所有的痛苦。音乐把我带入这种境界，音乐叙述的是生老病死的伤痛，以及如何逃离这些伤痛。我需要这些来让我放松，并提醒自己，很多事情不会那么容易。我把思绪带上大街，与无家可归、挨饿的人在一起，我告诉自己，走上球场是为他们打球。我必须要想到最坏的状况，好让自己不会偷懒，或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我到赌场的经历，我想要感受一无所有的痛苦，我想要再度找回身为菜鸟的感受，身为那名在签约时出现换气过度症，练球时兴奋得如衣服着火的菜鸟。那家伙才是人们所喜爱的。 那家伙也才是我喜爱的人。 我要恢复正常，脱离成名以后随之而来的狗屎倒灶事。拉斯维加斯是让我感觉正常、感觉走入发群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赌城更好？你跟别的赌徒站在一块，钱堆在他们的旁边，心里抱着同样的希望。 这是我的一段歹年际。我与安妮的婚姻破裂，查克·达利走了，球队烂透了，而我陷入困境。我不晓得该追求什么，只知道所拥有的并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回到无名小子的时刻，回到别人会停下车来对我吼叫谩骂的时光。 我在底特律实在很有名气，可是等到要谈合约的时候，我的名字却排到最后。这让我了解到根本没有所谓的承诺、忠诚可言，啥都没有。这也让我失掉对球赛的一份兴奋，因为我了解到它商业本质的一面，它简直烂透了。 我的解决之道乃是豪赌输光所有的钱，骗自己相信必须再度努力奋斗来把它赚回来。我需要这种痛苦。 在活塞队最后一年的正规赛季是我的低潮期之一。我觉得被活塞队出卖了，没心情去看女儿，我也没有隐瞒住我的感受，就这么坐在位于布鲁姆菲德的家中，死也不应门。我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不应门；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那里，午夜过后才出门到黄金体育馆做运动，或是买些东西吃。 到芝加哥公牛以后我也曾经这样。在午夜凌晨一点的时候出门，我喜欢这种感觉，别人都上床睡觉了，而我仿佛独自拥有一切。 经历过活塞队的倒楣事以后，有段时间我更换了电话号码。每次这样做，我会告诉电话公司不要告诉我号码，只要我不晓得号码，就没人能打电话来打扰我了。 每当我受挫折、遇困扰的时候，我会觉得沮丧，可是我越是去体验这种沮丧，就让我越发的强壮。我不去逃避它或是尝试让自己轻松，我向它屈服并让身体去感受它，这样做的时候，它让我回到过去，调整好我的心志。在低潮的时期，我能挑战问题并且让自己回到该有的地位。 我在底特律活塞队最后一年的球季表现极佳，那是毫不意外的事。虽然球队分崩离析，我的生活一团糟，我还是以平均每场十八点二个篮板球领先群雄。 我不相信这种生活所带给我的一切。我不相信金钱或是知名度，也不相信人们说他们爱我，因为这些都会消失。它是短暂的，等你运动生涯结束，大家就全都忘了。他们会有新的偶像。如果你变老了，也枯竭了，问这些人“那我怎么办？”那你就悲哀了。我看过老球员回来打球，他们想找回过去所拥有的。我绝不会那样，只要离开NBA，他们就绝对不会再看到我。我会继续前进，创造新的生活。 我知道这种知名度不是永远存在的。我知道盛名只有短时间存在，人们给予我这种知名度不是为我，而不为他们自己。那全都是因为你能带给他们娱乐，太在意目前的知名度会让人发疯；若你不晓得它为何会存在，将来它消失了，你也不会明白原因。 如果我早死，大家都会说早就预测到了。他们会说我有自杀冲动，曾经发出求救讯号，可是没人听见。 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们会说我吸毒。 我知道明尼苏达与犹他州的那些平民百姓对我的想法是怎样的。我能想象他们手里拿着啤酒坐在电视前面说：“那个绿头发的家伙要不是疯了就是有吸毒。” 我晓得人们的想法，就随他们去吧。我无法改变别人的想法，他们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事实上，我连大麻都没吸过，也从未尝过古椅硷、迷幻药或其它任何毒品。我不需要毒品提神或是带来乐趣或是逃避什么。 毒品仍存在于运动界，不过已没有从前那么普遍了。过去都是公开的吸毒，现在则比较不敢明目张胆。哪里有钱，哪里就有毒品存在。要说NBA没有受到毒品的污染，那就是蠢话了。不过球员现在都知道分寸，他们晓得若是沉沦于毒品，将毁掉整个运动生涯。大多数的球员现在都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要远离毒品。 当我刚进入NBA时，瑞克·马洪把我拉到一边说：“跟着我，我会教你一些决窍。”整个球队的作风都象这样。当时约翰·沙克跟我都是菜鸟，老球员会教导我们球场内外的事。他们说只要我们保持心态正直，除掉生活里的诱惑，必然会有成就。 我被活塞队选中的那年，威廉·拜德福是该队第一轮选中的球员，他是一名来自曼菲斯州立大学的七尺中锋。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球员；因为他有绝佳的球技与体格。 当威廉·拜德福来的时候，我变成帮助别人的良师益友。我真希望当时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我们当时就发现到拜德福没有很强烈的企图心，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问题有多严重。 我还记得走到他的房间之间立刻就能感受到不寻常。房间里又黑又冷，大冬天里冷气也开着。威廉坐在里面，两眼发直。没多久，我们都知道这家伙，这个颇有才能的家伙，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买毒品上面了。 不管是在巡回赛，还是在家乡练球，我都得注意看他是否赶上巴士，可是他自己却一点也不在乎。我们都以为可以让他改好，但他却已陷得太深了。他在几次毒品测试没过关之后被踢出了联盟。 若我需要任何刺激使我远离毒品，威廉·拜德福的事便是一个教训。他空有才能，在加入活塞队打球的四年间，他平均每场只得三点五分。当我想到要是他没有陷入毒品无法自拔，他及球队整体的表现不知道会有多好时，总是让我泫然欲泣。这家伙空有一身本领，结果却一事无成。 人们认为我吸毒，我只有一句答复：“我在联盟打球已经十年。”我只需要说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染上毒瘾的球员不可能长久打球。威廉·拜德福没待多久，克里斯·华许本是另一个例子：他跟我是同一年，即一九八六年进入到NBA的，当年是金州勇士队第一轮选中的球员。他在北卡大学只念到大二便直接进入到NBA，可是后来也没打出什么成绩。他做毒品测试也没过关，球技再好也没啥屁用。 再看罗伊·塔普雷（RoyTarpley），他撑得比较久，因为他的机会较多。他原有二千三百万美元的合约，结果搞砸了。进行毒品测试一而再地没过关，最后有一次实在是吸毒过量造成无法过关，联盟方面只好叫他永远消失。 当我刚进到联盟的时候，我原可能成为吸毒者。打球的人都可能成为吸毒者，我也不例外。走进酒吧就会有人前来跟我握握手，然后递过来迷幻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我看着盛着毒品的小纸片，不晓得那是啥玩意，然后有人跟我说那是迷幻药。这些人——绝非NBA球员——只想炫耀曾经跟丹尼斯·罗德曼吸过毒，哪怕他们没有做到，也会这样说，因此我也没辄。我根本不需要毒品，想着到哪里玩与打篮球，就已让我够忙的了。 我现在就可以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做毒品测试，连续做一个月都没问题。 在运动界，吸毒问题与过去比较起来已经算是躲在台面底下了。大家都知道，若是被逮到吸毒会有何下场：整个运动生涯被毁掉。对于要什么有什么的运动员来说，他必须坐下来深思：拿什么超越诱惑，毒品还是比赛？何者能给我一辈子的金钱保障与安全感？ 不只是运动员需要有这种认识，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必须扪心自问，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打天下，不是要活在欺骗自己的谎言底下？ 当然，吸毒没错能让你暂时飘飘欲仙，但超越巅峰过后，你便会落下来，坠入深渊。 我经常有寻死的念头。我不怕死，我要以我的方式活下去——艰苦、放荡——也不在乎别人以为我有死亡冲动。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丹尼斯·罗德曼有死亡冲动。 我确实有寻死的想法，那并不表示我随时想死，也不表示我偷偷地叫别人来阻止我寻死。 我有死亡冲动是因为我不怕死。如果我撞毁法拉利死掉，那是命中注定；骑着摩托车撞死，也是命中注定。我只是不希望别人为我感到遗憾，并且说他们应该可以阻止我的，不，死了就死了吧。 死亡唯一让我害怕之处是疼痛。为何死亡时会有痛苦？我不想要那种痛苦，我宁愿在感觉到那种痛苦之前便死去。我可能没办法活到老，以我的出身来说，我现在已经算是个老人了。出身国宅的我已经老了。 当警察在体育馆停车场找到我以后，活塞队要我看心理医生，那家伙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没疯，”他说：“你一点也没疯。” 在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球季开始之前，马刺队再度决定跟我签新合约，此时我处于签约与资遣之间的自由球员状态。他们也叫我去看心理医生，这家伙与前次的医生说了同样的话。 “你没疯，”他说：“他们只是不习惯跟你这种人打交道而已，他们不知道要怎样处理。” 我想，人们说我疯掉或是吸毒只是因为要对我的乖张行径找个容易的解释。他们把我扣上发疯或吸毒的大帽子，一切就算有了，却不尝试处理问题。我在场边把球鞋脱掉，他们便说我发疯了，殊不知那是因为我的脚有问题。我开快车、赌博、驾驶快艇，他们会说我想寻死。 有些关于我的传言实在太过分了，而且也不好笑。人们认为我可能做出任何事来，因此怎么说便怎么信。曾经有人对我说，他们看过关于我的报道指出，我在中场时脱掉球衣换上便服，然后，在第三节比赛开始之间的热身时，再把球服换上。不知道这传言从何而来，可人们却认为是事实，因为他们相信任何关于我的传言。 事实上，我在中场时把鞋子脱掉，有时候我会脱掉球衣换上T恤，这只是让自己舒服一点，让身体能觉得轻松。可是人们若是以为我在中场时还把长裤、皮靴换上，我也没话说。 我对脱掉衣服比穿上衣服还有兴趣。还有一件事让大家以为我发疯，那便是我要在打最后一场比赛时裸体打球，我把这件事告诉一名记者，于是变成了大新闻。我明知无法整场比赛都光着身子打球，可是我会想出点办法来的。 我计划是这样的：在打完我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我将走下球场，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先是上衣，上面有签名，再把它送给看台上的孩子。接着我会把鞋子丢上看台，然后是袜子、短裤、护带。再来我便自场中央全裸地走回到更衣室去。这是前无古人之举，也是我对NBA的离别一击。 如果我早死，大家都会说：“是毒品造成的，一定是吸毒所造成的。”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如此。然后他们会说：“他是自杀的，他早就想自杀了，从他打球的方式以及场外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了。” 当菜鸟那年结束之后，我回到达拉斯探望童年好友。有一位已经是大毒枭了，他带我到一家聚集着毒贩与吸毒者的酒吧去。我们走进那地方，刚进前门没两步，突然酒吧里有人举枪对我们射击。我朋友拔腿就跑，等我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后，立刻跟着他跑出去，我们冲回车上，在他们还没追来之前脱身。 我坐在车上把头伏低，心里想着，我是名NBA球员，我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这件事从未见诸报端，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成名吧。但是如果现在发生这种事，你能想象报纸的标题会怎么写吗？丹尼斯·罗德曼与毒贩离开酒吧时遭到枪击——同时各方都会加以报道，到时大家都会说：他们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了。 一切都植根于形象，不管事实为何。同时我也发现到，一般的美国企业遇到比较不一样的人时都会被吓到。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最后一年，我原本准备跟洛比图（Robitussin）签订一项广告合约，可是他们看到一九九五年五月号的《运动画刊》里，由麦克·索佛（MikeSliver）报道有关于我的事情之后，他们便打了退堂鼓。 在那篇文章里我谈到想跟别的男人做爱，还有自杀的念头，这些大概把那家厂商给吓到了。他们说那篇文章里所描绘的形象与他们公司要求的不符。我说那没关系，那表示你们公司的形象也不符合我的形象吧。 后来他们跟“大鲨鱼”奥尼尔的妈妈在谈。我想这会比较符合他们的形象要求了。 回想一九九三年四月的某晚，我坐在球场停车场的车子里，手边摆着枪，面临结束自己生命抑或继续走人生路途的抉择，后来我想通了，决定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就好象绝处逢生一般。 天人交战的动机之一，在于要不要扣扳机让自己快速死亡，或是维持原来的慢性自杀生活方式。那时候我的生活无异于慢性自杀。现在我快乐地活着，不再按照别人的想法生存。我晓得别人的想法，别人说些什么，可是那些都是耳边风。经历过那么多的艰苦，没有谁能再告诉我应该要怎样过日子。在这疯狂的人生当中，我得到不少次重生的机会，这回我要靠自己生存。 当我的人生不再有目标、不再有梦想，没有需要去完成的事，时间到我了将会知道。当我变老，发生这种情形，我或许会退隐山林，独居一段好时光。我会回忆起过去的种种，然后拿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将会是那样结束的，就在那种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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