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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乡尽份心力 ·西班牙奥委会内讧 ·一锤定音 ·美梦成真 1979年，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巴塞罗那新市长纳西斯·塞拉走马上任。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这天，塞拉脸上挂着微笑，表现出胸有成竹的姿态，在市长办公室里礼节性地会见各位前来祝贺的贵宾。 没想到萨马兰奇也从莫斯科赶来了。天生的外交才能和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活，使得萨马兰奇练就了一身高超的交际技巧，一见面，他就向新市长“赠送”了一串高雅的赞美之词。塞拉对萨马兰奇更增加了好感。 “市长先生，”萨马兰奇手里端着一杯饮料，目光在塞拉脸上仿佛要搜索到什么，“大概是我的另一个身份——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要我提醒您，您是否考虑过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 “奥运会！？”塞拉确感意外。 “对，”萨马兰奇又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奥运会！奥运会的举办将会为国家，为您的城市带来进步、荣誉和经济效益。难道您不想在您的任期内为我们的市民做点事吗？奥运会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塞拉以外交辞令回答外交官。 萨马兰奇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争办1992年第25届奥运会。确定主办城市的决定要在1986年做出，不过准备工作得提前四五年。噢，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对您的衷心祝贺。”萨马兰奇拥抱了一下塞拉，准备转身离去。忽然他又停止了身体的转动，说道： “请原谅，市长先生，我忘了告诉您：明年我就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了。” 对于萨马兰奇的几句话，塞拉起初并没有在意，可那几句话又总让他萦绕于心。 半年之后，塞拉在同几位副市长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想争办奥运会的想法。 “什么，奥运会？”负责城市建设的8师长米格尔·阿瓦德以为自己该去五官科检查一下耳朵了。 其他几位副市长也认为在巴塞罗那召开奥运会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塞拉心中颇为不快。第二天，他带了两个助手来到了蒙锥克山体育场。站在体育场中央，看着斑驳陆离的35000个座椅，望着那曾经几次漏雨的主席台，塞拉有些举棋不定。申办奥运会，困难确实很大。万一申办不成，或者申办成功，主办不利，劳民伤财可是要被世人指责的。不过，犹豫不决总不会办成什么大事，很多事都是被逼出来的。况且，城市建设如果没有大型活动的带动，很难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来到主席台上，塞拉举目看到的是一个清冷的体育场，仿佛一个巨大的空白点，在等待他来填补。巴塞罗那曾三次申办奥运会，但都没有成功，也许这个伟大的使命应该由我来完成。即使我不能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能够争得主办权也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想到这儿，塞拉暗下决心，巴塞罗那一定要争办奥运会！ 巴塞罗那首次提出申办的是1924年第8届奥运会。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市。虽然当时巴塞罗那取胜的把握并不是最大的，但1920年国际奥委会宣布第8届奥运会将由巴黎主办时，人们还是颇感意外。论条件，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而且巴黎已于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了，会不会是委员们顾及到顾拜旦本人是巴黎人这一点呢？然而事实更是出人意料，原来顾拜旦本人向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投巴黎的票。 这封信的原文登录在顾拜旦《奥林匹克回忆录》第8章里： “第8届奥运会时逢奥林匹克运动恢复30周年纪念日，因此选择此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便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申办城市的名单，会发现阿姆斯特丹更为合适。然而，在奥林匹克运动恢复者（指顾拜旦自己）即将卸任之际，且鉴于其个人未竟之业绩，任何人都将不会对他有权力为其故乡巴黎请求其它城市辞让而言置微词。由于他在巴黎悉心筹办，1894年6月23日，奥林匹克运动庄严宣告恢复。我希望，也可以说真诚地提请你们，我亲爱的诸位同仁，在下次会议上惠助我，放弃你们的偏爱和民族利益，将第9届奥运会交由阿姆斯特丹筹办，宣布巴黎为第8届奥运会主办城市。” 顾拜旦本人称此举为一次“漂亮的政变”，是“道德上难以拒绝的请求”。但在外界看来却是“奥委会主席突然与断然干预的结果”。 第二次申办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就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即在搞好体育设施建设的同时，不要忘记做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当时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埃罗拉·奥拉索为此作了精心准备，并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会议于1931年4月24日至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显然这极有利于巴塞罗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正是西班牙国内政局激烈动荡时期。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为避免内战，宣布退位。4月初共和国宣布成立。权力的更迭使本来动荡的政局更加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疑虑犹存，而且国际奥委会67名成员中，只有19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他人的选票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结果主办权旁落柏林。 历史可以证明。国际奥委会这一决定挽救了一次奥运会，但它却成了希特勒用以粉饰太平，为法西斯主义涂脂抹粉的工具。 希特勒命令他的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要不惜一切代价主办奥运会。希特勒的阴谋曾激起了很多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奥运会召开前夕，西、美、英、比、荷、瑞士、瑞典等国代表汇集巴黎，声明“抵制希特勒奥运会，争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人民的奥运会”。巴塞罗那甚至为此修建了大批体育场所设施。 正当人们积极筹办人民奥运会的关键时刻，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了残酷的内战，打乱了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计划，第11届奥运会仍然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出尽了风头，为奥运史留下了一个污点。 第三次争办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应当说本来稳操胜券，却又失于自己。不过严格说，这次不是巴塞罗那申办，而是西班牙申办。埃罗拉可谓神通广大。1965年，他又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二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虽然第20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要待第一二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决定，可在决定的前一年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西班牙当局对国际奥委会会议十分重视。国家元首佛朗哥将军为全体与会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晚宴，全体内阁出席作陪。席间佛朗哥将军与客人们亲切交谈，重申西班牙要求举办奥运会的愿望。 应当说，这次晚宴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布伦戴奇没有忘记它。 7年后，慕尼黑奥运会结束不久，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同德国玛丽安·冯·罗伊斯公主缔姻。罗伊斯公主在国际奥委会从事礼宾工作。萨马兰奇是礼宾部的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了他们豪华的婚礼。 当轮到萨马兰奇向这对忘年伉俪贺喜时，布伦戴奇诡秘地向萨马兰奇翻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萨马兰奇这才注意到，今天布伦戴奇穿的是他7年前为参加佛朗哥举行的晚宴而购置的那件大礼服。布伦戴奇好像在提示萨马兰奇，那年的西班牙之行他还记忆犹新。 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开得很顺利。自然，客人不负主人望，离开西班牙之前，布伦戴奇私下对埃罗拉说： “明年将在罗马决定1972年奥运会的卞办城市。你们去吧，会赢的。” 几个拉美国家的委员也明确表示支持西班牙主办奥运会。 埃罗拉喜出望外，但眼前得首先决定由哪个城市申办。埃罗拉看好的当然是马德里，因为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其地位自然高于巴塞罗那，更主要的是，巴塞罗那曾两次申办奥运会，结果都失败了，这次无论如何应该试试马德里的运气。 埃罗拉的意见立即遭到萨马兰奇的强烈反对。萨马兰奇当时是西班牙奥委会委员、埃罗拉派驻加卡塔卢尼亚的代表、地中海运动会国际委员会委员。他质问埃罗拉：巴塞罗那市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支持申办奥运会的动议，马德里呢，马德里市长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甚至反对申办奥运会；巴塞罗那在奥林匹克运动方面有着光荣的历史，曾两次申办奥运会，西班牙奥委会本世纪初在巴塞罗那成立；巴塞罗那体育设施条件比马德里好，而且1955年曾成功地举行了地中海运动会。马德里有什么资格申办奥运会？ 然而埃罗拉仍然固执己见，坚持由马德里申办奥运会。作为让步，他提出将巴塞罗那作为第二主办城市，所有水上运动项目在巴塞罗那举行。 1965年12月28日，埃罗拉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马德里的申办报告，报告中明确表示水上运动竞赛将在巴塞罗那举行。 虽然不能主办整个奥运会，巴塞罗那还是积极开展水上运动竞赛的准备工作。码头扩大了，河流加宽了，还特意新建了一个体育用港口。 巴塞罗那的准备工作热火朝天，马德里却无动于衷。不久，本来对主办奥运会就不很支持的马德里市长纳瓦罗竟公开反对申办奥运会。原来纳瓦罗的上司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反对在西班牙举办奥运会，理由是形形色色的人借奥运会之机涌进西班牙，简直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维加的态度使西班牙政府内部对是否争办奥运会产生了分歧。这个消息传到了联邦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的耳朵里。令德国人不禁暗自惊喜，因为西班牙是慕尼黑竞办第二十届奥运会最有力的对手。德国当局决定把此消息对国际奥委会，特别是那些准备投西班牙票的委员们严格保密。 埃罗拉不为西班牙政府和马德里市长的态度所动摇，他着手组织了申办班子。但就在这个班子准备去罗马竞选的前三天，接到了西班牙内阁的通知：全体人员回家等候指示。 报纸立刻登出了照片：在罗马，西班牙的申办展台摊位空徒四壁，四箱海运来的模型和宣传材料搁置在一边，仍未启封。 埃罗拉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直到国际奥委会在罗马开会的前一天，申办班子才得以启程，而且纳瓦罗拒绝率队前往。显然，这是要给国际奥委会一个小小的难堪。最后埃罗拉只好请萨马兰奇带队出证。因为萨马兰奇曾多次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经验丰富。 但一切都晚了。慕尼黑获得了第20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一项事业或一个计划的成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客观条件，而有利的客观条件的获得又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及时地发现并抓住它。 1980年7月16日，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消息对于塞拉来说，仿佛是天赐良机。他决定力排众议，一意前行。当天，他便拨通了西班牙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话， 那天，工程师奥里奥尔·博伊加斯也在塞拉的办公室里。塞拉准备让他担任巴塞罗那市城市规划建设的负责人，而博伊加斯仍然踌躇不决。当他听到塞拉正在同萨马兰奇谈论奥运会，不禁惊呆了。事后他对别人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市长来到办公室后，首先给萨马兰奇打电话，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打完电话后，塞拉告诉我，他是同萨马兰奇讨论主办1992年奥运会的事情。也正是这个爆炸性消息，使我决定接受塞拉的任命。塞拉当时同我说的话就是后来向市民提出的争办口号： ‘1888年和1929年的博览会是巴塞罗那城建发展的重要两步，奥运会是第三步。’”当天下午，埃菲社记者罗赫尔·西门尼斯就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一事电话采访塞拉。塞拉立刻意识到，这正是个宣传的好机会。他在电话里提高了嗓音对西门尼斯说： “一位巴塞罗那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委实是巴塞罗那的骄傲。不过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有一天萨马兰奇能够在巴塞罗那主持奥运会。” 塞拉的信息第二天便传遍了整个巴塞罗那，也传到了莫斯科。《卡塔卢尼亚报》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在目： “塞拉梦想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新主席的当选使梦想可能成为现实”这无异于将了萨马兰奇一军。 萨马兰奇虽然身在莫斯科，却时刻关心巴塞罗那的情况，每天中午定时了解巴塞罗那的新闻动态。自然，《卡塔卢尼亚报》的这篇文章也传真到了萨马兰奇手里。下午，萨马兰奇即给塞拉打来电话，言简却意骇： “我接受挑战。” 作为巴塞罗那人，萨马兰奇诚然希望有一天奥运会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举行。但更重要的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将要担任奥委会主席的时候，就对奥运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长远打算。他上任之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就遇到不少困难。首先就是申办一关。1972年，以色列选手血染慕尼黑奥运会，后来以色列情报局追到天涯海角，把所有参与策划此次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杀死了，再加上世界舆论的谴责，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有所收敛。接着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反常地出现了亏损，将近过了10年才把债务还清。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又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抵制。种种窘境令申办者瞻前顾后，举步不前，1972年至1982年，奥运会无人主动申办。 萨马兰奇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动员自己的故乡率先擎起奥运会的旗帜，把奥林匹克运动再次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如果，巴塞罗那能够主办1992奥运会，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无好处。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1965年以后当选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年满72岁必须离任。1992年萨马兰奇刚好年满72岁。他何尝不想主持1996年奥运会，因为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盛典，是奥运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但是如果年龄不允许他将主席担任到那时，那么1992年在家乡主持奥运会后光荣地离任，他也算是荣归故里、耀祖光宗了。他的体育大总管生涯也就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果，萨马兰奇同塞拉以前的接触还属私下试探性的，那么这次申办活动序幕的正式拉开是在1981年1月31日。 这天，萨马兰奇和塞拉作为贵宾应邀参加西班牙《体育世界》报为评选当年最佳运动员而举办的“体育之夜”活动。场内彩灯闪烁，人头攒动，记者云集。 活动主持者请塞拉讲话。塞拉对评选活动一带而过，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了萨马兰奇，神态严肃地说： “小姐们，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借国际奥委会新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场的机会，向他表达我们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愿望。” 在场的人先是一征，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好像事先有了默契一般，萨马兰奇站了起来，表情俨然，眼里闪烁着自豪与自信。也许是为了表示他的关注立场，也许是为了让在场的记者们拍几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也许是提醒塞拉不要食言，萨马兰奇把戴在自己西服翻领上的奥林匹克五环纪念章摘下来，别在了塞拉的衣服上。 接着，萨马兰奇又动员其他城市参加申办。11月，他第一次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出访法国，会见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提醒法国总统说，1992年是法国人顾拜旦1892年在索邦提出恢复奥运会主张100周年纪念日。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主办1992年奥运会的话，那么奥运会的意义将永远和法国的国名联系在一起。德斯坦总统表示同意萨马兰奇的意见。 随后，萨马兰奇又会见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希望巴黎能够申办1992奥运会。巴黎在奥运史上已写下了光辉的几页。顾拜B出生于巴黎，且巴黎已有两次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如果巴黎提出申办，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巴黎步巴塞罗那的后尘，提出申办，接着又有4个城市加入了申办的行列。奥运会在慕尼黑和蒙特利尔失去的声望又得到了恢复，奥运会第一次有6个城市同时申办。 有人说，1992年是西班牙年。这一年，要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塞维利亚要举行世界博览会，马德里要主持欧洲古教文化节。然而这些足以让西班牙踌躇满志的活动却差点掣肘了巴塞罗那的宏愿。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申办奥运会须得到本国政府、议会及申办城市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为此，塞拉兴冲冲地赶到马德里结果他沮丧地发现，西班牙政府对于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兴趣索然。理由很简单，奥运会将与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纪念活动争辉。 曾几何时，新大陆的发现使西班牙号称“日不落”国，并且在西方语言中出现了欧洲的代名词——旧大陆，以对应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西班牙政府早已组织了一支船队，准备沿哥伦布当年的航线横穿地球，重振昔日雄风。 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曼努埃尔·德普拉多同国王来往甚密，他的反对态度也最强烈。由于他的对立情绪，王室差点否决了巴塞罗那的申办计划。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萨马兰奇提出巴塞罗那与马德里共同申办奥运会。不过共同申办无异于自杀，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曾联手申办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结果大败而归，这个教训已足令塞拉感到前途渺茫。 塞拉没有听从萨马兰奇的建议，他派遣原来对申办持怀疑态度的阿瓦德副市长秘密前往洛桑，当面向萨马兰奇陈还巴塞罗那单独主办奥运会的理由和条件。另一方面加紧在马德里游说，以争取西班牙王室的支持。终于，塞拉的诚心感动了王室一些重要成员，1981年5月30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巴塞罗那正式宣布支持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第二天，巴塞罗那市议会也通过了支持申办的动议。 王室体育秘书库亚斯自1982年初开始撰写申办报告。他的报告写得很精彩。年底这份报告送到了萨马兰奇手中。萨马兰奇很满意，也打消了由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共同申办的念头。 马德里的让步也有其自身的原因。1981年2月23日，一位叫曼努埃尔·泰黑洛的少校军官率领20名士兵鸣枪冲进国会大厦，将正在开会的议员们扣作人质，要求恢复法西斯体制，停止民主改革进程。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处变不惊，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取得了人民的支持，然后率军一举平息了叛乱。事变虽然平息了，但是政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不稳定状态。自然马德里此时根本无暇顾及奥运会了。 经过塞拉的不懈努力，巴塞罗那终于争取到第三次申办奥运会的宝贵机会，但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在申办的下阶段工作还未开始之前，西班牙奥委会后院起火，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之争，差点葬送了申办的前程。 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多年来一直吵吵闹闹，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更是争端不断。表面上看起来，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改进西班牙奥委会的工作以及是否有必要改变西班牙整个国家体育组织机制问题，而实际上，只是个争夺西班牙奥委会领导权的问题。 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人称“加的斯公爵”的阿方索·德博尔冯为首的非奥运项目协会组成，另一派是各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他们拥戴的是西班牙企业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奥委会成员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而且他们得到了萨马兰奇的支持。 确切地讲，这场争论起源于1981年，西班牙奥委会决定接纳各非奥运项目协会参加西班牙奥委会之时。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为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分为A类和B类。A类已列入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而B类则属于虽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但尚未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组织。 目前列入A类的国际单项组织有30个，分别为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赛艇联合会、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国际棒球联盟、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有舵雪橇和平底雪橇联合会、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国际击剑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体操联合会、国际手球联合会、国际曲棍球联合会、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现代五项和冬季两项联盟、国际滑冰联盟、国际滑雪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射击联盟、国际射箭联合会、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帆船联盟。 B类组织共有15个，分别为国际航空联合会、国际滚木联盟、国际掷冰壶联合会、国际空手道组织联盟、国际巴斯克球（回力球）联合会、国际定向跑联合会、国际保龄球联合会、国际墙网球联合会、国际滑轮联合会、国际垒球联合会、国际技巧联合会、国际跆拳道联合会、国际壁球联合会、国际滑水联合会和国际水下联合会。 其它均为非奥运项目组织。 西班牙奥委会接纳西班牙非奥运项目协会为会员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议。 由于《西班牙奥委会章程》规定这些非奥运项目协会组织同样具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因此西班牙奥委会就成了全欧洲正式会员最多的奥委会，共达224人。当时法国奥委会只有50人，联邦德国奥委会有60名成员，希腊奥委会只有40名委员。欧洲其它各国奥委会成员也大都在35人至70人之间。 西班牙奥委会的这一决定引起奥委会内部一些成员的强烈反对。西班牙体操协会主席卡门·阿尔戈拉在决定做出的当时就说，要想让一百多人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老者，资历颇深，却无所事事。另外一些人虽然身为体育协会主席，可对体育一窍不通，这样的组织怎能开展工作呢？ 还有的现象更令奥运项目派那些被阿方索·德博尔冯称为“捣乱分子”的人气愤不已。例如，在世界上共有179个协会的田径协会在西班牙奥委会内只有1票，而在国际上只有40个协会的射击协会却有2票。这样，在西班牙奥委会里，奥运项目协会一共只有43票，而非奥运项目协会却有48票。这样，西班牙奥委会的很多事情很可能得按照那些非奥运项目协会的意志行事了。 西班牙田径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德奥斯是个幽默的人，这回他又冷嘲热讽道，按照这个章程，洞穴学协会的主席也可以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虽然我本人对洞穴学协会主席先生本人很尊重，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执委了。可我就是不明白，洞穴学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1983年12月，西班牙奥委会在讨论申办1992年奥运会问题时，两派的对立公开化。各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们主张全力以赴申办第25届夏季奥运会，而非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们则支持德博尔冯的意见，力主争取在西班牙的哈卡或格拉纳达举办一次冬季奥运会。双方争执不休，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84年，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主席、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罗马·库亚斯另谋高就，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位置出现了空缺，于是双方为争夺这个位置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由于非奥运项目协会拥有多数选举票，最后的表决结果是，德博尔冯以2票的优势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德博尔冯的当选甚至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纷纷。有的报纸公开说，罗马·库亚斯是被德博尔冯挤走的。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以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名义发布了一项命令，阻止了德博尔冯提出的西班牙奥委会进行四分之一改选的请求。德博尔冯本来想利用这次改选排挤自己的主要对手，同时尽可能地安插自己的人。 德博尔冯上任几个月后，就引起了西班牙奥委会内部许多成员，包括原来支持他的一些人的非议。其中一件事就是向佛朗哥时期第一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埃罗拉·奥拉索以及已故的佛朗哥追授西班牙奥委会金质勋章。 德博尔冯此举不仅是要表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向萨马兰奇和西班牙国王提出了一种无形的挑战。 然后，德博尔冯又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游山玩水，对巴塞罗那争办奥运会的问题采取了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 德博尔冯的行为有目共睹。有的人甚至当面对他提出了批评，但他置若罔闻。对德博尔冯意见最大的柔道协会主席路易斯·巴格纳不得不向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反映德博尔冯的行为，说“上任8个月来，他除了游山玩水，什么也没干。”1985年3月，路易斯·巴格纳就预言：“他马上就得从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位子上掉下来。”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西班牙奥委会自己所能解决的了。1985年6月，西班牙奥委会的奥运项目协会各代表联名致信萨马兰奇，指控德博尔冯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 《奥林匹克宪章》并不排斥国家奥委会接纳非奥运项目协会为会员，但明确规定，国家奥委会“管辖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属的所有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或其指派的代表。这些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或它们指派的代表必须构成国家奥委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多数票。” 西班牙奥委会里开奥运项目协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做法有悖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应予以纠正。 萨马兰奇接到信后，没有马上直接回信表态，而是考虑用机构改革的做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国际奥委会个便直接过问，而且即使直接过问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尽管萨马兰奇本人也早想对西班牙奥委会进行改组。 萨马兰奇的设想是，在西班牙成立一个新的体育组织，隶属于教育部。它的任务是负责西班牙从小学就开始的体育教育。它的组织成员可以是奥运项目组织代表，也可以包括非奥运项目代表。同时对西班牙奥运会进行彻底改造，仅保留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 1985年11月5日，萨马兰奇回到西班牙，拜访了费利佩·冈萨雷斯首相，并且谈了自己的想法。 报界立即对萨马兰奇的设想做了报道。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发言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问题应该由西班牙奥委会自己解决。” 冈萨雷斯首相对此表示关注。他担心这件事的进一步发展会影响巴塞罗那申办1992年奥运会，表示他准备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在年底之前说服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结果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德博尔冯以西班牙奥委会的名义举行了欢迎萨马兰奇的招待会，但是没有邀请任何“捣乱分子”参加。 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也不示弱。他们公开宣布，如果在西班牙奥委会下一届会议上再不接受他们的修正案，他们就要退出西班牙奥委会。他们的修正案要求“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要由奥运项目协会讨论解决，其中包括西班牙奥委会主席人选问题”。他们问道：“在奥委会，还有比选举主席更重要的事情吗？” 非奥运项目协会对此当然持异议。钓鱼协会主席华金·迭斯说：“我们并没有扰乱或损害西班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不知道他们究意想干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就一定得是奥运项目协会的人呢？现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前是旱冰球协会主席，旱冰球协会也不是奥运项目协会呀？” 在双方还在争论的时候，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们已经在酝酿新主席的人选了。他们建议由田径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德奥斯出任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曼努埃尔·德奥斯心中有数。他知道，最好的人选是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而且这也是萨马兰奇的意思。 萨拉特时年55岁，是西班牙雇主组织联合会主席，曾两次荣获西班牙网球冠军，并参加过1952年和1953年的戴维斯杯网球公开赛。萨拉特还是萨马兰奇推荐的西班牙籍国际奥委会委员，此时正为巴塞罗那争办1992年奥运会而东奔西忙。萨拉特的才识甚至得到冈萨雷斯首相的赏识。显然，他是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最佳人选。 西班牙奥委会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们在威胁要退出西班牙奥委会的同时，推举萨拉特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并且得到了萨马兰奇的支持。不久，在西班牙奥委会的全体会议上，萨拉特当选为主席。萨马兰奇立刻发来贺电。 这次会议结束了西班牙奥委会内非奥运项目协会代表掌权的局面，也结束了非奥运协会代表在西班牙奥委会存在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随着非奥运协会代表退出西班牙奥委会，争办冬季奥运会的提案也被束之高阁，争办1992年夏季奥运会终于成为西班牙奥委会上下一致的呼声。 德博尔冯的去职结束了西班牙奥委会的内证，保证了巴塞罗那筹办奥运会工作的顺利进行。新上任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萨拉特始终如一地支持巴塞罗那参加申办，在一系列繁琐而又充满挑战的准备活动中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巴塞罗那最后获得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2年下半年，为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打汗局面的塞拉被提升为西班牙内阁国防大臣。接替他担任巴塞罗那市长的是原副市长帕斯马尔·马拉加尔。 上任伊始的马拉加尔十分清楚他任期内最大的任务就是继续争办奥运会。他首先冷静地分析了巴塞罗那历史上三次申办奥运会失败的原因，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巴塞罗那自身准备不足。总结历史教训，马拉加尔意识到肩上担子的重量。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从两方面着手准备：集资和公关宣传。 对于申办城市的具体要求，国际奥委会有本厚厚的专著《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规定》，其内容大体归纳起来就是要求申办城市在社会稳定、体育场地设施、交通通讯、环境保护、举办经验等方面有足够的保证，而且有一个能够容纳80000人的主体育场。毋庸置疑，这些都离不开钱。然而眼下最需要用钱的地方是申办活动。 1983年，马拉加尔在巴塞罗那商会邀请各大企业家和社会名流聚会。他向来宾们回忆起1888和1929年举办博览会为巴塞罗那城市建设带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谈到了巴塞罗那人举办奥运会的宿愿。而且投商人所好，透露说举办一届奥运会一般至少可净挣2亿美元。他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娓娓而谈，可以说声情并茂，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场就捐赠了5千万比塞塔。 然而5千万比塞塔对于申办奥运会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离需要的数目相距甚远。马拉加尔又委托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费雷尔·萨拉特和大企业家莱奥波尔多·巴德斯建立了“巴塞罗那92奥运企业联合会”，作为长期接纳捐款的机构。费雷尔·萨拉特和莱奥波尔多·巴德斯俩人精明强干，交际广，在巴塞罗那有一定影响。据后来统计，整个申办共耗资16．74亿比塞塔，其中大约一半来源于巴塞罗那市政府，另一半就是由巴塞罗那92奥运企业联合会提供的。 为申办所筹集的资金最后还有1．23亿的余款，加上约1千万比塞塔的利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次伟大的行动，马拉加尔决定将一部分余款捐赠给洛桑奥林匹克纪念馆，另一部分准备用于在巴塞罗那建立一座申办1992奥运会纪念碑。 萨拉特和巴德斯同时还担负起公关宣传的任务。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包括外交官、公关官员和西班牙奥委会领导人之一维基·伊瓦拉小姐在内的公关委员会。伊瓦拉小姐的父亲佩德罗·伊瓦拉荣任国际奥委会委员33年，1985年转为荣誉委员。他同国际奥委会其他成员很熟，这次也鼎力相助。 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积极活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利用每次召开会议、举行体育比赛或表演的机会接触国际奥委会成员，平均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与这个公关委员会成员有过7次接触。共有72位国际奥委会成员访问过巴塞罗那，仅巴德斯一人就曾在自己的家里宴请国际奥委会委员69次。公关委员会成员一共跑了56个国家，有时甚至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家里拜访，真可谓把工作做到了家。整个活动费用高达3亿至3．5亿比塞塔。 成功的诀窍不在费用高，而在安排巧。每次宴请前，主人都详细了解客人的职业和习惯。如果客人是银行家，就邀请当地的银行家做陪；如果客人是政治家，就有外交家在场；如果客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礼品一般是红色的，而且席间少谈政治，以免因观点不同而产生不快；最主要的是席间不谈论巴塞罗那，以免客人有“吃人家嘴短”之虑。 为了使客人能够对巴塞罗那留下深刻印象，公关委员会还专门配备了直升飞机。每次客人造访，都安排他们乘坐飞机鸟瞰巴塞罗那。这样巴城城建布局的合理性就可以一览无遗，飞尘也不至染脏客人洁白的衬衣和铮亮的皮鞋。 所有的客人都会受到市长接见，而且客人有求，市长必应。有位委员询问自己当医生的儿子可否在巴塞罗那实习，没问题；尼日利亚将军尼德费佩嗜好收集种子，于是他得到了巴塞罗那所有各种珍奇的种子；巴基斯坦的瓦吉赫·阿里家产百万，他只是认为如果不受到国王的接见就是对他的不尊重，皇室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客人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对巴塞罗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是有一点马拉加尔注意到了，即不过多地给萨马兰奇添麻烦。萨马兰奇也从未对国际奥委会其他成员谈论巴塞罗那，并且公开表示不参加投票，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 萨拉特不孚众望，集资和公关宣传都成绩斐然。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马拉加尔和萨马兰奇都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正值佩德罗·伊瓦拉转为国际奥委会荣誉会员之际，实际上就是从国际奥委会退休，萨拉特被增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1985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90届全体委员大会在柏林举行。虽然第25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确定在1986年10月瑞士洛桑第91届大会上讨论决定，申办的6个城市中，除了印度新德里外，巴黎、阿姆斯特丹、希里斯班、贝尔格莱德和巴塞罗那都派出了以市长为首的代表团，他们将在国际奥委会最后投票决定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前，像运动员一样展开最后的角逐。 所有的代表团都同国际奥委会成员们一起住在柏林最豪华、消费水平最高的皇宫饭店里。他们在柏林中心举办展览会，向国际奥委会成员宣传自己城市的有利条件，轮流为委员们洗尘饯行。 各代表团都对自己的经费预算守口如瓶，唯有马拉加尔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公开向记者宣布，巴塞罗那的竞选经费高达1千万美元，令记者咋舌。 此后不久，马拉加尔又宣布向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赠送一幅西班牙画家复制的版画《掷铁饼者》。《掷铁饼者》原是古希腊艺术家米开朗其罗为奥林匹克竞技会制作的雕塑。马拉加尔借用这件展现古代竞技者健壮体魄和搏击雄姿的艺术珍品，寓含了巴塞罗那争办奥运会的决心和信心。 赠送仪式分别在各委员所在国举行。刚刚当选执委不久的何振梁自然在受馈之列。对于此次活动，西班牙驻华使馆一反以往的矜持，主动邀请了北京几家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文化处号称中国通的伊玛小姐更是跑前跑后，为大使翻译，为记者讲解，忙得不亦乐乎。仪式结束后，西班牙大使又宴请了何振梁。 1986年10月17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萨马兰奇、马拉加尔以及无数巴塞罗那人不会忘记它。这一天，在洛桑国际奥委会第91次全体委员大会上，萨马兰奇郑重宣布：第25届奥运会将于1992年7月在巴塞罗那举行。 消息传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立即召见马拉加尔，亲自向他表示祝贺。后来，西班牙政府成立了奥运会政府代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帮助巴塞罗那搞好奥运会筹建工作。 为了筹办工作的顺利进行，马拉加尔亲自担任了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他切实感到，一副更重的担子已经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已经没有时间顾及其它，筹办工作千头万绪，很多事情不得不由他亲自过问，必须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投放在这件事上。也许这就是他担任市长期间所做的唯一的大事，但它却很伟大。至于成功与否，只能任世人去评说。 马拉加尔是这次筹办的总指挥，他用5个月的时间筹建了组委会。而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则希望在他任期内举办的奥运会一届比一届好；作为巴塞罗那的故乡人，他对这次奥运会更是寄予了一种特别的期望。他希望这届奥运会能够成为奥运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将是巴塞罗那名垂青史的荣誉。所以萨马兰奇通过萨拉特和罗德斯给予巴塞罗那奥运会以特别的关心。 作为奥运会主办国，必须有一个能够容纳80000人的主会场供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之用。萨马兰奇建议马拉加尔新建一个体育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体育场也将是第25届奥运会的纪念物。 但是马拉加尔另有考虑。如果条件允许，能够建设一个新的大型体育场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筹办奥运会资金、时间和人力都很有限。建设一个大型体育场，将牵涉大量的人力物力，弄不好，会影响整个奥运会基本建设。马拉加尔决定将现有的蒙锥克山体育场加以扩建作为此届奥运会的主会场。 萨马兰奇对此表示异议，蒙锥克山体育场是1929年为举行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而修建的，至今已半个多世纪。虽然1936年曾进行过翻修，但毕竟已年代太久，况且当初的设计容量仅为35000人，离80000人的要求相距甚远。 马拉加尔召集以奥里奥尔·博伊加斯为首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研究，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最后决定将原有的观众看台彻底拆除，仅保持体育场的四壁，同时把原有的中央场向下挖11米，重新安排观众席的座位，缩小座位之间的距离。这样作的结果是，虽然比赛场地小了些，跑道短了些，但观众的容纳量却增加了，由原来的35000人增加至65000人。 这座体育场1989年曾用来举行第5届世界杯田径赛。不巧在举行开幕式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主席台顶面严重漏雨，宾客哗然。虽然这是个意外事件，但却暴露了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 萨马兰奇本来就对将蒙锥克山体育场作为主会场感到不满意，这次漏雨事件使他疑虑更增。 萨马兰奇再次要求修建一个体育场，可马拉加尔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时间显然已经不允许再对主会场做什么新的打算。 萨马兰奇不禁忿然。不久，他在视察巴塞罗那奥运会基建工程时，公开对记者表示了他的不满，新闻界为之震动，纷纷对萨马兰奇的态度予以披露。 但是马拉加尔已经无暇顾及主会场的问题了，他还得考虑奥运村的选址问题。从地理角度讲，奥运村建立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区最合适。普埃夫洛·努埃沃区濒临地中海，离海边只有2公里，同时距离市中心也只有2公里，交通方便，空气宜人。 从城建角度讲，这里原是老工业区，大部分是小型纺织业工厂，西班牙近代工业的第一座纺织工厂就建在那里。这个区的厂房陈旧，烟囱林立，空气混浊，是巴塞罗那一个亟待改建的地区。 早在70年代，巴塞罗那就掀起了改变城市面貌的热潮。前市长纳西斯·塞拉上任不久就明确表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必须像补袜子一样改造我们这座城市。” 塞拉的想法使大部分纷乱的工厂和破旧的住房一个区一个区地得到了改造，而普埃夫洛·努埃沃区和其它几个为数不多的老区一样，仍然在那里影响市容，污染空气。马拉加尔有意将奥运会基本建设同城市规划改造结合起来，把工业区迁至远离城市的自由贸易区内，而在原工业区的土地上建立奥运村。奥运村的建立不仅将改变这个区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这个计划立即遭到了普拉特城建公司的反对。普埃夫洛·努埃沃区位于普拉特大区内，如果奥运村建立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区内，普拉特地区的整个建设规划就会受到影响。 普拉特城建公司成立于1966年1月7日，注册资金有1亿比塞塔，其中萨马兰奇投入270万。到1989年，其注册资金已达14亿7千万比塞塔。该公司雄心不减，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包揽普拉特地区所有楼房、服务配套设施、官方组织和事业机构的全部建筑业务，并且还要承担在普拉特建设宾馆、餐厅、酒吧、咖啡厅、游泳场等建设工程。1990年，该公司注册资金已达100亿比塞塔，萨马兰奇拥有其中3千万比塞塔的股份。 早在1972年，萨马兰奇就宣布“普拉特是巴塞罗那的度假海滩”，并且向新闻界透露了他要将普拉特地区建成“度假区”的打算。 普拉特地区的确适合用于建立一个“度假区”，其中有个面积约75公顷的略夫雷加特三角洲，用于开展游艇活动颇为适宜。但是三角洲大部分为沼泽地带，普拉特公司为此抽干了一个湖的水，填上土，造出一块约十几公顷的卡拉戈戈高级野营地。 普拉特城建公司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区建立一个度假村，将整个普拉特地区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度假区”。 但是普拉特公司的计划提交巴塞罗那市政府后，在市政府内部引起了争论，一直到1976年，市政府通过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之后，这个计划才得到批准。于是普拉特公司着手全面实施自己的计划。 纳西斯·塞拉作为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市长上任之后，否定了前政府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而且普拉特公司重新提交的计划也被锁进市政府的文件柜搁置起来，普拉特公司的修建工程也只好停止下来了。 现在，修建奥运村的计划提了出来，萨马兰奇也不能不为普拉特公司着想了。一旦在这里建立了奥运村，普拉特公司的规划就只能付诸东流了。 其实，把奥运村建在普埃夫洛·努埃沃也不是马拉加尔的最后想法。1966年巴塞罗那争办1972年奥运会时，就决定把奥运村建在这里。后来奥运会主办权被慕尼黑夺走后，建立奥运村的计划也就自然被放弃了。这一次选择普埃夫洛·努埃沃用来建奥运村，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反对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设奥运村的还有费雷尔·萨拉特，他在这个区有个药品加工厂。如果奥运村建在这里，他的工厂也只能搬迁了。他曾为巴塞罗那争得奥运会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仍然在为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紧张忙碌着，但他没有想到，争来了奥运会，却挤走了自己的药厂。萨拉特公开反对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设奥运村，而坚持要把奥运村建到离蒙锥克山体育场25公里的圣特·库加特区去。 马拉加尔寸步不让。萨拉特不得已搬出了萨马兰奇，但巴塞罗那市政府坚持一定要在普埃夫洛建设奥运村，并明确指出，绝不能允许某些个人的利益影响到奥运会的全局，影响到巴塞罗那的总体建设规划。萨拉特暂时让步了。 但是萨拉特并没有就此罢休。1988年冬天，他在带队参加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期间仍然与同行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代表讨论改变奥运村建址的可能性，并且建议像汉城奥运会那样建立一个记者村。如果能在普埃夫洛建立记者村，奥运会结束后，这些小楼可以让一些退休老人或者到巴塞罗那度周末的人来住。巴塞罗那市政府拒绝了萨拉特的建议。萨拉特知道，尽管自己对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对这件事他实在无能为力。最后萨拉特只好宣布准备把自己在普拉特公司的那小部分股份抽出，退出普拉特公司。 由于组委会的坚持，在普埃夫洛·努埃沃建设奥运村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大量的旧建筑物被拆除，工厂被迁移，然后对整个地区进行了清理。许多破旧的仓库无人负责，只有由建筑工人自己动手了。其中一个肉食加工厂留下了80吨变质猪肉及内脏，工人们只能穿着防护服去清除。有个工人说：“那里面爬的蛆足有手指头那么粗。” 不仅如此，还要对附近的海滩进行清理，对海底的杂物予以清除，对海水也要进行净化。 奥运村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其中大多是6层楼房，能够容纳15000名运动员。奥运村内保留了一座上世纪末修建的大烟囱，作为原有旧工厂和简陋房屋的象征。在设计奥运村时，就考虑到了一些设施将来的用途，如一个容量为6万立方米的水塔，待奥运会结束后就将为巴塞罗那市供水。 与选择奥运村址遇到同样问题的是选址建设奥林匹克港的问题。 巴塞罗那的东南方濒临地中海，是西班牙的重要进出港口。但在巴塞罗那，还没有一个专门的体育港口。因此，水上运动在西班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早在1966年申办奥运会时，当局就曾设想在巴塞罗那修建一个体育港。当时《民族团结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在普拉特略夫雷加特河的河口建一座体育港口，这个港口以后可供游艇俱乐部使用。为此要疏浚略夫轩加特河的三公里河道，为赛船建立必要的场地，并且还要在奥运村旁建一座大型游泳场。这个计划足以把巴塞罗那南部城市化，并且把略夫雷加特三角洲的沼泽地带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体育设施、环境宜人、美丽繁荣的奥运村。” 现在，举办奥运会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那么建立一个体育港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组委会建设奥林匹克港的计划与普拉特城建公司的计划不尽吻合，所以普拉特城建公司对此也采取不支持的态度。组委会没有受外界的影响，按照自己的讨划如期完成了奥林匹克港的建设计划，使奥运会水上运动竞赛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萨马兰奇对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有着一种特别的关心。从组委会的人选到工程建设、比赛项目等方面都有所考虑。马拉加尔知道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所以尽力不让萨马兰奇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具体筹办工作分心。俩人配合默契，筹办工作基本顺利。 萨马兰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太关心了，以至于容不得在筹办中出现差错。1989年蒙锥克山体育场举行世界杯田径赛时，主席台出现了漏雨现象，同时在比赛中暴露出了巴塞罗那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偏差。更令人火上烧油的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应邀参加世界杯田径赛开幕式，不料一些巴斯克独立分子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半路截住了国王的汽车，呼口号，吹口哨，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察才驱散了围困国王的人。但是国王到达体育场时还是迟到了不少时间。国王被困事件使萨马兰奇大为恼火，它不仅影响了世界杯田径赛的开幕式时间，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对巴塞罗那的安全保卫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 萨马兰奇严厉批评了马拉加尔。为了敦促巴塞罗那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萨马兰奇公开向外国记者披露了组委会工作的某些缺点。组委会非常重视萨马兰奇的意见，很快就改进了存在问题的一些工作方式。 萨马兰奇对此非常高兴。几个月后，他在洛桑同奥运会组委会代表进行了会谈。会谈后，萨马兰奇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对巴塞罗那的筹办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并且对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流露出明显的乐观态度。人们注意到，这是萨马兰奇第一次对未来奥运会持乐观态度。 萨马兰奇认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依赖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完善的筹备工作是奥运会成功的保证，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必然将对后来几届奥运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当萨马兰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表现出乐观情绪的同时，也对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同样，马拉加尔对巴塞罗那的奥运会的成功从来没有怀疑过。马拉加尔是个自信的人，对于认定的目标，他相信，只要自己付出极大的努力，同时适应客观条件，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马拉加尔对目标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而且对具体事物同样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仅以建奥运村为例，为建奥运村，就需要对市改规划做出调整，其中包括铺设新的铁路线、建立隧道，而且普埃夫洛·努埃沃区的排水系统需要进行改建，使城市排水管道远离未来奥运村的沙滩。此外还有奥运村的建筑规划、结构设计，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马拉加尔都一一过问，认真处理，真可谓日理万机。有时他不得不接见一些外国的记者，只好把采访时间压缩到3分钟。 当然，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萨马兰奇或马拉加尔个人。在他们身后，还有其他许多工作人员，还有300万巴塞罗那人，其中逾10万人报名充当奥运会志愿服务人员。 1989年8月，正当巴塞罗那紧张地筹备第二十五届奥运会时，从远在加纳比海的波多黎各传来了一个令组委会和巴塞罗那人感到欣喜和骄傲的消息：在8月30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上，萨马兰奇以绝对优势再度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马拉加尔第一个发去了贺信，一方面对萨马兰奇再度当选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对萨马兰奇为家乡巴塞罗那申办和筹备第：二十五届奥运会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的诚挚谢意。萨马兰奇在回信中高度赞扬了马拉加尔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召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组委会的工作，把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办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真正体现奥林匹克大同精神的”体坛盛会。萨马兰奇和巴塞罗那对即将到来的7月25日充满了信心。 1992年6月9日，第25届奥运会开幕前夕，萨马兰奇在百忙中回答了中国《新体育》杂志社总编辑何慧娴的提问，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萨马兰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寄予的厚望和对奥林匹克主义的深刻理解。 问：主席先生，依您看本届奥运会具有哪些新的特点？ 答：国际奥委会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经济来源，并以此来帮助各国奥委会发展体育运动，弘扬奥林匹克主义和选送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这些引发了一个重要争议，即奥运会的形式、范围和计划问题。奥运会要让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聚集到一起，同时我们必须保证运动会的全球性范围，而参赛运动员的总人数应该不超过一万。这是我们面临的严重的挑战之一。 在妇女的作用方面，她们所要参赛的项目比过去增加了。 新的国家奥委会将中请加入国际奥委会。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家奥委会之间的相互合作将有所增强。 我们还将继续对服用兴奋剂及各种各样的欺骗行为作坚决斗争。 我们将更关心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以及奥林匹克主义的道德和哲学方面的问题。 奥林匹克运动在环境保护方面将起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奥运会的所在地。 我们将同那些把运动会政治化的行为作更坚决的斗争。 体育商业化由于它能够也应该为体育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作出贡献而将继续下去。只是它将受到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以及各国奥委会的制约。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需要而争取一部分由体育运动本身带来的金钱是我们的责任。但奥林匹克运动必须尊重我们的理想，即尊重对手、诚实、超越自我以及体现“公平竞争”一词“所能表达的全部含义。 问：您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方面有何新的计划？ 答：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唯一途径是坚持不懈地、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向年轻的一代——观众和人民大众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贵杂志正在做的，即出版奥运会特刊，让读者了解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原则。 问：请您谈谈对奥运会前景的看法。 答：近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影响——不仅在体育上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和国际威望达到了一种过去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它比过去更团结、更民主、具有坚实的经济和组织基础。由于它具有适应目前世界巨大变化的能力，它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诸如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帮助贫困地区的体育界人士发展他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召集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种族和国籍的人们，在目前经受危险的政治动荡的地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当今世界的特点不仅在于机械化科学技术的盛行，而且还有社会和种族歧视以及政治和宗教斗争。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奥林匹克主义和它调停种族矛盾的能力。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签字） 1992年7月25日，来自172个国家和地区的7108名男选手和2851名女选手汇集到巴塞罗那蒙锥克山体育场。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宣布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开幕，萨马兰奇随后致辞，高度赞扬了巴塞罗那为本届奥运会的召开所作出的一切‘回顾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过的艰难历程，并预祝各国运动员取得最好成绩。 经过15天紧张的角逐，美国代表团获得108枚奖牌（其中金牌37枚），位居奖牌榜首，独联体获102枚奖牌（45金），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奖牌82枚，33金）、中国（奖牌54枚，16金）、古巴（奖牌31枚，14金）。东道主西班牙代表团获得13枚金牌（总共22枚奖牌），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届奥运会金牌总数（4枚），令萨马兰奇和家乡父老感到无比的骄傲。 40年来，夏季奥运会第一次在东西方没有敌意的气氛下进行，也是20年来第一次没有出现抵制行动。 南非这个在世界上一度被遗弃的国家由于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而在32年后重新回到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南非的回归，萨马兰奇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南非的回归是萨马兰奇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所做的最大的贡献之一。 1948年，刚刚执政的南非国民党在原有的种族隔离体制基础上，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体育上。很多体育场馆的门外都贴出了“不准黑人入内”的牌子，使很多有才华的黑人运动员失去了必须的训练条件，失去了在运动场上争夺名次的机会。 1960年罗马奥运会，南非运动员清一色全是白人，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不满。考虑到他们已经出现在奥运会上，拒之门外为时已晚，世界舆论只能一致予以强烈的谴责，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 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夕。由于南非政府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尤其在运动员选拔上，不是以运动员比赛成绩的高低，而是以其肤色来决定是否有资格代表南非参赛。国际奥委会因此取消了南非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以示对其破坏奥林匹克神圣精神的惩罚。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种族歧视问题再次出现。该年年初，本着促进人类团结和互相理解的原则，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允许南非参加本届奥运会。这个决定立即遭到许多国家奥委会的反对，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宣布，如果同意南非参加奥运会，非洲将坚决进行抵制。国际奥委会迫于各界压力，经过执委会多次激烈的争论，宣布改变最初决定。于是，南非再次被拒于奥运会的大门之外。 此后，南非参加奥运会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一经提出，便遭到非洲国家的激烈反对。一直发展到1976年第二十一届奥运会时，终于爆发了非洲国家集体抵制的严重事件。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新西兰与南非间进行的体育互访。 新西兰政府代表曾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上表示，新西兰不允许任何来自南非的体育代表队参加在新西兰举行的体育比赛，除非南非队员的选拔不是在种族歧视的条件下确定，而是以其真正的运动专长为唯一标准。但是1975年，新西兰宣布了一条与此规定相矛盾的消息：新西兰将派出一支橄榄球队赴南非与该国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年底，新西兰总统大选开始。参加竞选的马尔登为争取更多的选民，四处游说并向选民保证：着自己获胜，将重开与南非的体育交往。而且，他还会与新西兰橄榄球队一起去南非。于是一些橄榄球明星走上街头，努力为他拉取选票。 1976年初，获胜当选的马尔登的新政府批准了新西兰运动员与南非运动员的体育比赛，同时还向南非国家垒球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该年年初在新西兰举行的国际垒球锦标赛。南非方面置联合国和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抗议于不顾，接受了邀请。非洲体育理事会立即在内罗毕开会并决定，如果新西兰橄榄球队坚持去南非进行访问比赛，他们将抵制所有新西兰参加的奥运会项目。非洲体育理事会主席火速飞赴新西兰，敦促马尔登政府取消橄榄球队的南非之行。结果他吃了个“闭门羹”。在他到达的当天，新西兰“黑衫橄榄球队”即启程飞往开普敦参加“友谊”赛。 7月7日，蒙特利尔奥运会开幕前10天，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集会毛里求斯，会议通过的决议要求非洲国家在新西兰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下，重新考虑他们是否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问题。离开幕还剩两天，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在蒙特利尔奥运村召开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会议，通报非统组织的决议内容。随后，代表团团长会议也作出决议，非洲各国代表团团长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希望国际奥委会取消新西兰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资格。开幕前一天，国际奥委会作出答复：驳回非洲国家的请求。 7月17日，奥运会如期举行，与此同时，一些非洲国家的运动员则登上从蒙特利尔飞往内罗毕和其他非洲城市的飞机。 面对非洲国家的抵制和来自其他各界的压力，国际奥委会一方面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积极努力，争取南非早日回到国际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 真正雷厉风行开展这项艰苦工作是在萨马兰奇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 1981年，萨马兰奇在东京开始了解决南非问题的长途跋涉。当时在萨马兰奇的帮助下，非洲各国的奥委会代表们聚集一堂，建立起与其它各大洲一样的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苏集团的互相抵制成为国际奥委会面临的头等大事，即便这样，萨马兰奇也没有忘记南非问题，他认为，随着国际政治形式的缓和，说服非洲各国放弃前嫌，接纳南非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时机正逐步成熟。 1985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萨马兰奇对非洲12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每到一国，他都要宣传奥林匹克精神的宗旨，呼吁非洲国家汇集到奥林匹克这面和平的旗帜下。通过这次访问，萨马兰奇对非洲国家参加汉城奥运会充满了信心。虽然抵制奥运会的可能并非绝对消失，可他对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已胸有成竹。 1988年4月，国际奥委会在洛桑请来了非洲体育官员，召开一次讨论取消体育上种族歧视问题的会议。其目的在于使国际体育界建立起共同的原则和对策。会后，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中设立了“种族隔离委员会”，这是他开始着手解决南非问题的又一措施。 这些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非洲国家没有对汉城奥运会进行抵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为以后南非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经过萨马兰奇不断地做工作，非洲体育界一些领导人开始接受他的思想。即在一个真正平等的体育比赛中，承认南非，可能会对南非社会逐步转变和开放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1988年，解决南非问题的具体安排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南非国家奥委会的代表提出要见萨马兰奇时，萨马兰奇的回答非常简单，他们必须首先与隔离委员会的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姆拜厄会谈。这一年年底，在维也纳召开了隔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萨马兰奇在1989年9月在洛桑会见了来访的南非国家奥委会代表。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他更加认识到，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就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对任何复杂问题，即使他已有深思熟虑的看法，也不第一个表示出来。因为萨马兰奇清楚，来自第一线的人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更加符合实际。于是，他总是在下面与最广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流，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们，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将此看法提出来。萨马兰奇经过长时间的物色，最终任命来自塞内加尔的姆拜厄为隔离委员会主席，由他负责解决南非问题。 10月，在姆拜厄的安排下，南非国家奥委会主席和总秘书第一次与非洲黑人体育组织进行了正式接触、双方在洛桑的会面，标志着非洲体育中长期对立的两方开始了有积极意义的接触。11月，哈拉雷，种族融合南非体育团体与国际体育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萨姆拉姆萨米及费克着基丹恩会面。非洲其他国家与南非体育官员的交往日益频繁，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开始听取对方的意见一出现了良好的气氛，为进一步打破几十年的坚冰奠定了基础。 1990年9月，第四次国际体育反种族隔离会议在挪威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要求或说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强迫南非在政治上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体育界也在寻求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即建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南非国家奥委会也派出了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表达了非洲人对在体育大家庭中解决南非问题的良好愿望。 这一年，萨马兰奇使国际奥委会与南非体育界的接触多起来，取得的成果日益明显，令非洲各界人士的心里升起新的希望之帆。 1991年1月，萨马兰奇和拉姆萨米在巴黎会见了南非国家奥委会的代表。此后，拉姆萨米又单独与南非国家奥委会官员进行了会谈。2月，南非的代表们又与姆拜厄举行了会谈，所有这些会议，国际奥委会从组织到财政都予以大力支持。11月，5个非洲体育组织在哈拉雷组成了一个非洲体育协商委员会。同月，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国际奥委会将止武派出代表访问南非。12月，国际奥委会先行人员非正式地访问了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 1991年2月，应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的要求，在博茨瓦纳成立了由5个南非体育团体组成的南非临时国家奥委会。3月，国际奥委会派出的特别代表团来到南非，先后会见了南非总统德克拉克、南非黑人运动领袖曼德拉、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在此期间，代表团还与南非的5个体育团体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约翰内斯堡，国际奥委会特别代表团离开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团长姆拜厄宣布了这次访问的实质性结果。基于下述6项条件，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和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通告，暂时承认南非国家奥委会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这6项条件为： 一、按照南非总统德克拉克的允诺，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法； 二、南非临时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 三、南非临时国家奥委会制定相应的章程，鼓励南非体育运动委员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关系的正常化； 四、在不分种族的基础上寻求体育界的统一； 五、使南非临时国家奥委会与非洲国家奥委会委员会的关系正常化； 六、直至暂停参加国际比赛的执行时间生效。 姆拜厄语惊四座，醒悟过来的记者们纷纷抢发新闻。6月，南非国内废除种族隔离法。时隔不久，在伯明翰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原则通过了这一临时承认。7月，国际奥委会洛桑特别会议上，由萨马兰奇和最高执委会签署一项决议：永久性地接纳南非国家奥委会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经过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11年的努力，南非终于回到了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多少南非运动员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92年7月25日，当南非体育代表团进入巴塞罗那蒙锥克山体育场时，全体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知道，南非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胜利，也是人类战胜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巨大胜利。 8月9日，巴塞罗那奥运会在一片辉煌中降下了帷幕。萨马兰奇在把五环旗交给亚特兰大市长时，心中百感交集，巴塞罗那奥运会可以说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最成功的一部杰作，他为之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他的改革理想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被证明光大了顾拜旦首创的奥林匹克主义，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现在他已届高年，在到达了一生辉煌的顶点后，是不是应该考虑激流勇退，将身上的重任移交给后来者。…… 事实上，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期间，萨马兰奇就意识到自己似乎已完成了历史所付与的使命，该告老还乡了。但是这副担子交给谁，他一直在找，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人选。况且，奥林匹克运动要发展，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总体设计仿佛非他莫属。 萨马兰奇也知道，有好几个人正在觊觎他的位子。对于这个位子所带来的荣誉，萨马兰奇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该得到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恐怕也不会再得到什么新的东西。 然而，他就像一位艺术家对待自己一件极其优秀的作品，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对待自己的婴儿一样，对国际奥委会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欲罢不能的感情。他总觉得他离不开国际奥委会，而且国际奥委会也离不开他。为奥林匹克运动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当他为奥林匹克运动而奔波劳累，常常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他多想休息休息，哪怕是一个小憩。可是当他面临退休年龄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感到了一种隐隐的失落。 的确，他已经做了退休的打算，并且已经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但是同前6任主席相比，他的年龄尚属中等，仍有余力继续工作。 萨马兰奇又仔细地算了一下前6任主席的退休年龄。 第1任主席维凯拉斯退休时61岁； 第2任主席顾拜旦退休时62岁； 第3任主席巴耶·拉图尔在65岁高龄时长眠于他的工作岗位上； 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退休时已81岁； 第5任主席布伦戴奇在84岁的高龄退休； 第6任主席基拉宁1980年退休时，年龄已达66岁。 萨马兰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至今才12年，他仍然有充沛的精力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下去。作为国际体育界的领袖，他深深懂得激流勇退的含义。回想起自己过去的工作，他不能不感到欣喜。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奥运会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欣喜之余，他又不能不有所担忧。国际奥委会同其它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微妙关系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有一天电视媒介拒绝转播奥运会，那奥运会以及奥运会的经费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假如有人组织一场国际性友谊赛，把国际奥委会完全排斥在外，那国际奥委会又应当怎么办呢？ 他也知道，他的成绩已经引起了某些嫉恨，而这些嫉恨又转成了某种恶意的攻击。也许他做得越多，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受到的攻击也就越多。 1992年4月，两个英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五环的老爷们》的书。这本书把国际奥委会描绘为贪婪受贿的俱乐部。书中攻击萨马兰奇主席独裁专横，攻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巴斯克斯·拉尼亚耍弄权术，说是有个拉丁帮“黑手党”控制了国际体坛。此书出版的同时，英国报界一片鼓噪，提出应“撤换教皇”；呼吁要英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妮公主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吹捧她从来拒受各申办城市的礼物，是国际奥委会中最清白的委员；说英国最有民主传统，等等。英国的电视台也推波助澜’放映了一个攻击国际奥委会的节目。 《五环的老爷们》这本书有约90处与事实不符，又广泛恶毒攻击，自然引起国际奥委会的强烈反感。国外一些舆论认为这场喧哗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体育界一些人的想法。因为在很长时期内许多国际体育组织都是英、美人任主席，他们对近十几年来大权旁落、影响削弱的现状耿耿于怀，想借攻击国际奥委会夺回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权。 5月上旬国际奥委会塞维利亚执委会上讨论了对这本书应如何反应，决定要在瑞士法院向作者提出控告。 7月21日，奥运会召开前夕，安妮公主向英国报界声称她不可能有时间去担任需要专职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也没有人正式向她提出过，表白了她没有打算争当国际奥委会主席。 安妮公主的申明无疑向英国新闻界迎头浇了一盆凉水，《五环的老爷们》搅起的风波也逐渐趋于平静。但萨马兰奇的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下来，他为了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结果仍遭到无中生有的攻击，怎能不让他感到伤心和苦恼呢？ 在他感情苦恼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执委、中国代表何振梁给了他鼓励。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塞维利亚执委会上指出：“十多年来，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在萨马兰奇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绩，大部分人高兴，小部分则不愿看到。” 何振梁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萨马兰奇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十分欣赏，并且把它写进了他1992年7月20日在国际奥委会第99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他说：“一位来自于一个具有几千年光辉历史并且令我尊敬和热爱的国家的同事对我说，国际奥委会的大树秀于世界体育之林，因此必然要受到从四面八方刮来的狂风的摧残。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这棵大树根深叶茂，不仅能够经受住狂风的吹袭，而且还会茁壮成长。” 面对众多的期望和外界一些攻击的挑战，7月23日，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明确宣布，在1993年他第二次任满之际，将继续竞选三度连任，并且将率领国际奥委会跨入21世纪。 这是他对挑战的回击，也是他对攻击的挑战。权力有时是一项事业成就的关键。他要把握住权力，要把握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航向。一时的失误，也许会贻误世界历史几十年。 这里没有个人的权欲，有的只是责任感、义务感。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位置也曾被某些地区的大国所控制，奥运会也几度被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萨马兰奇希望奥林匹克运动从此少走些弯路，少受些干扰，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向前发展。 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委员会议在蒙特卡洛召开，会议除了要投票选举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外，还要投票选举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24日经过人会的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秘密投票，萨马兰奇以绝对多数三度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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