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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沣交出了摄政王印，转身就要走。
　　“摄政王，”袁世凯跪在载沣面前道，“摄政王代皇上行大元帅职，我谨请王爷在京留守，本总理再赴前线。”
　　载沣道：“我既然不是摄政王，代皇帝行大元帅职自……自然取消，又怎能代你留京？”
　　袁世凯道：“那么还请亲王转告军谘府大臣贝勒爷载爷和毓朗贝勒留京，我到前线。”
　　隆裕道：“内阁刚刚成立，首脑怎可离京？”
　　袁世凯道：“臣恳请贝勒爷亲率禁卫军奔赴前线，扫除革命党，如今南方已遍是革命天下，若无天威皇族之风，恐怕难以平定。”
　　隆裕太后道：“传旨让他仍来议事。”
　　载涛、毓朗哪敢带兵打仗？于是乖乖地辞去了军谘府大臣的职务。
　　一切都在自己的预先安排之中，进展顺利。袁世凯便任命徐世昌为军谘府大臣，电令冯国璋回京为禁卫军军统。袁世凯还是对禁卫军不放心，于是让冯国璋把军队带到城外驻守。同时，袁世凯加强了自己的卫队，把它编成了拱卫军，令他的干儿子段芝贵任拱卫军领领。
　　袁世凯想：此时若和南方议和不成，也能凭据此方，占据半壁江山和他们周旋了。
　　后方巩固后，袁世凯任命段琪瑞为湖广总督主持南方军事。段琪瑞深知袁世凯的用意，立即停止对武昌的轰击，并发表政见，说他也不反对共和，他认为和他鄂军有许多共同点。此议一出，北京一片恐慌，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南方得到这个口音，便有人鼓动起议和来。
　　袁世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谋划。他叫来杨度道：“早先赵秉钧建议我国汪精卫在京委以大用，克定也与他拜为义兄弟，你看汪精卫此人如何？”
　　“我在东京时，就曾和他交往，此人志大才大，非等闲之人，绝不甘于人下。”
　　“你看他能为我所用吗？”
　　“可以。”
　　“请道其详。”
　　“此人志大，不甘人下；其才高，更自视才高，更不愿在人之下。所以，若能满足其一己之欲望，特别是权力之欲望，他无所不做。而今袁公主持国家军政，若吹之以风，他必借风扬帆，济海酬志。”杨度停了一下又道：“凭袁公之腕，还不是不怕他翻到危险的地位的。”
　　袁世凯道：“不过，他又为何冒险刺杀载沣？我曾看过他的‘绝命书’，他对共和似乎真的心意笃深。”
　　“那也是为了一己之欲。”
　　“杨兄说得这么肯定，不妨你们联手，为南北团结的事出点力。”
　　袁世凯又专门请江精卫长谈了几次，汪精卫有一点受宠若惊的味道。杨度对汪精卫道：“你我在东京就是知己的朋友，我也不瞒你，袁公曾屡次夸你人才难得，说你将来是总理的前途，兆铭你从今以后可能就是春风得意的日子了。”
　　汪精卫道：“我只是想为国为民多出点力，并没有为个人打算的意思。”
　　“那么为使国家不致分裂，百姓不受战乱之苦，你我应为南北走向一体倾以全力，你以为如何？”
　　“我也是这样想。”
　　汪精卫和杨度便一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为调和南北而奔走。
　　上海英租界。
　　黄兴接到英领事馆的信，信中表述了英国愿调停中国内战的愿望。黄兴正为这事思虑，又接到黎元洪的电报，电报说：弟以为革命军须建立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以协调革命行动。其实，各革命军都表达了相同的愿望。这几天，革命军各省区的代表已陆续到达上海，黄兴把英领事馆的信给大家看了，并说：
　　“革命义士汪精卫及我党的老朋友杨度在北京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以调和南北矛盾。汪义士称，袁世凯有意要和我方讲和，并云袁真心赞成共和政体，颇有诚意。对此事，诸位有何看法？”
　　一位代表说：“袁世凯曾几次派代表到武昌，现在我们对袁的表示不能再回避了，应有明确的回答。”
　　另一位代表说：“段琪瑞停止了对武昌的轰击，并公开表示支持共和，由此看来，袁氏对共和确有诚意。”
　　另一位代表说：“清政府已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和袁世凯之间，为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世凯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如果袁世凯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选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
　　另一位道：“是的，若和袁世凯兵戎相见，全国实行共和之期恐怕遥遥不可测。”
　　于是会议任命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并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袁世凯接电后，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与任伍廷芳谈判，谈判地点由上海英领事馆提供。经过舌战，双方签署了五条草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民立报》以《战乎？和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集会，一致议决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的初衷。
　　在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
　　1911年12月25日。早晨，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挤满了人群。随着一轮红日从海面上跃出，一艘客轮停靠码头。一会儿，航舱里走出一位精神抖擞的中年男子，手挥礼帽向人们致意。
　　“中山先生！”
　　“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回国！”
　　人群响起如潮的欢呼声。
　　中山先生健步走向岸边，记者们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拍照，争先恐后发问。
　　一位记者问：“先生这次回国带回多少钱？”
　　中山先生答：“我不名一钱，我所带回的是革命的精神。”
　　《民立报》记者问：“先生对未来的形势有何看法？”
　　中山先生道：“来日大难尤甚于今，革命同志应该持一种真精神、真力量去战胜困难。”
　　有记者问：“如今南北和谈，先生看法如何？”
　　中山先生道：“我认为，革命正如火如茶，革命应扫荡一切封建之残余。和谈应建立在推翻满清政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扫除犁庭、彻底打败封建义的前提之下，建立在构筑共和政体大厦的精神基础之上。”
　　当天，《民立报》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了专题评论，独立各省的欢迎电报如雪片似的飞往上海。
　　26日，黄兴单独拜见了孙中山。
　　黄兴道：“先生回国，举国沸腾，革命成功在望，弟实感欣慰，我党牺牲之同志地下有知，也足当含笑九泉。”
　　孙中山道：“弟在国外奔走，国内之事，全赖黄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至有今日之形势。黄兄筹划之功，不可没也。弟此次回国，实为推波助澜，为革命潮流中之一浪花耳。只是弟以为，‘革命成功在望’之说，或有疑惑，须知满清鞑虏已有几百年根基，而封建思想几千年来铜桂人心，中国民众之觉悟尚待提高，所以共和国体一时恐难建立，共和之思想也未必已真正深人人心。”
　　“逸仙兄思虑太过。先生回国前，伍廷芳与唐绍仪之南北和谈已取得成效，达成五点共识。召开议会，确定共和政体更是为双方所确认。以袁氏之力量推翻清廷当不在话下，而其赞成共和政体之心迹，也一再表露。我以为，共和国家已呼之欲出。”
　　“袁氏为人如何？就我所知，当年他曾反对立宪而向西太后告密，今日共和思想何来之迅之速之突然？恐为一时之思亦或遮人耳目而达个人之目的。”
　　“袁氏之韬略，我们确是难以窥见，但其推清廷之志，无可怀疑。其赞成共和的举动，若果真另有所图，也不足虑，因为国家宪法、共和政体可以约束之。”黄兴站起身，踱步接着说道。“若其真敢欺世枉法，天下必共讨之。其政治生命亦必终结，这一点恐怕袁世凯自己也深知。逸仙兄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氏不是不明白共和乃世界之潮流这一道理，以现在之形势，他也应有足够之教训。”
　　孙中山道：“既然如此，当继续与北方和谈，务必使其表示明确态度。同时，为防止其另有图谋，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当宣布约法，以法律约束之，以国会约束之。另外，国都宜建于南京，以此控制他。”
　　“目前，各省革命代表已集南京和上海，成立中央政府已为大家共愿。先生众望所归，共和国政府之首脑必为先生担任。只是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已拟定推翻清廷者为民国大总统，各省代表及都督也都支持这一看法，先生以为如何？”
　　“既然民国成立已刻不容缓，就不可延待。至于大总统职．是为临时，若袁氏果真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临时总统即辞去职务。”
　　黄兴道：“如此甚好。”
　　孙中山与黄兴谈话的当晚，汪精卫从北方乘火车赶来，孙中山亲到门口迎接。二人相见，紧紧拥抱，清精卫流泪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孙中山道：“义士当年之举，震动天下，激励革命党人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今日革命之形势，兆铭功不可没。”
　　“先生谬赞了，真不敢当，兆铭不过一马前率耳。”
　　二人谈至深夜，孙中山问及袁世凯之事，汪精卫一力称赞。孙中山踌躇满志。长出了一口气，以为袁世凯真的倾向革命，共和国真的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十月婴儿，就要诞生了。
　　孙中山道：“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若袁世凯推翻清廷，赞成共和，即推举其为大总统。”
　　孙中山给袁世凯去电说：
　　“革命代表已集会议，临时中央政府之成立已刻不容缓。若代表举吾为总统，吾不可拒诸君之意，但文虽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定汤尔和、王宠惠为正副议长，旋即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其余一票为黄兴。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离沪前往南京，同行者有南方各省代表临时会议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各界万余人在车站送行，礼炮齐鸣，欢声震天。下午5时，火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发炮21响。各省代表和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均至车站迎接。居民夹道欢迎，铁路沿线及街道商店遍悬灯笼旗帜。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下午6时15分，孙中山先生乘马车去总统府，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入内阁。
　　1912年1月1日晚11时，南京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举行。孙中山先生首先宣读了誓词，誓词曰：
　　
　　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

　　同时宣读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全文如下：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位，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目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邑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届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早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上的，以为共同行动，整齐划一，夫岂甚难？是日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刻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络人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日财政统一。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
　　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次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应尽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污辱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交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部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
　　宣言毕，孙中山接受大总统印，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1月3日，代表又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17票当选。
　　临时政府组织成员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外交部总长王宪惠、次长魏宸祖，陆军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次长张居正，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王洪酞，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部总长张春、次长马君武，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参谋本部总长黄兴，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后，惊慌万状，恼怒异常。可是他又不能悍然和临时政府对抗，虽然他保有军事上的优势，因为现在还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任何人想和革命作对都会被这浪潮所冲毁。袁世凯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谈判的方法达到在军事上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袁世凯仔细地分析了南方政府的成员，一半是革命党，另一半则是立宪派或被革命浪潮裹挟进去的清廷封疆大吏。至于各省首脑，更是以立宪派和清廷旧官吏为主。这些立宪派和清廷旧官吏都是投机革命，窃取革命果实，在政府和地方上占据要害位置，握有实权。策动立宪派和变节的清廷官员向革命的中坚人物施加压力，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革命者，有些人迭遭失败，已经害怕流血，害怕革命胜利遥遥无期。这些人想通过妥协、通过他袁世凯的政变推翻清政府，走革命的捷径。
　　绝不让南方的临时政府站稳脚跟，形成气候，对南方的行动已刻不容缓。
　　袁世凯首先指使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将领联名致电内阁，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
　　北方又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推举冯国璋为会长，反对共和。
　　在一片喧嚣声中，袁世凯宣布解除唐绍仪北方谈判代表的职务。声明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逾越权限，北京内阁政府概不承认。以后的谈判事项由袁世凯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
　　袁世凯自己致电伍廷芳质问道：
　　“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伍廷芳回电道：
　　“南京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决不相妨。现在民国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洁，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决之前，何以不即行消灭？”
　　袁世凯见伍廷芳措辞强硬，心里惊慌。恰在这时，却接到孙中山要他推翻清廷、实行共和的电报。电报称，只要袁世凯能做到推翻清廷实行共和，孙中山就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他。
　　袁世凯不肯相信孙中山的话，怕其中有诈，复电孙中山道：
　　“君主共和的问题，现在正应付于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
　　袁世凯急切之中又请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
　　见到袁世凯沮丧的神色，莫理逊道：“袁先生东山再起，正是收拾残局的大好时机，怎么露出这样为难的样子？”
　　袁世凯道：“实不相瞒，南方革命党人义气用事，实不了解中国复杂内情，执意共和，和谈似无诚意。中国有分裂的可能，内战在即，所以我特别焦心。”
　　朱尔典问：“难道总理真的不赞成共和？”
　　袁世凯道：“‘共和’、‘立宪’，名称不同而已。立宪即设君主，共和即为大总统，只不过立宪以首相行政府职权而已。共和、立宪，又各有国会，我也没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南方那些浮躁的革命党人，不知我国国情，煽惑人心。贵国不也是君主立宪政体吗？有何不妥？不过，我也不是反对共和，只是觉得中国应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阻止中国的分裂。”
　　朱尔典道：“如此看来，是立宪还是共和并不是总理阁下最关心的，阁下最关心的是政府本身是否坚强有力，政府首脑是否有统治中国的威望。”
　　袁世凯答：“正是。”
　　莫理逊道：“现在中国最有实力者还是袁总理，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袁先生放心，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袁世凯道：“正如莫先生所说，我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了，我在练兵时，贵报就曾报导过我军军威；在下的许多危机，都是靠二位兄弟的帮忙才得以化解的。此次恳请二位兄弟帮我度过这一难关。当然，如果南北为一，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贵国的在华利益才能有保障。我们都是朋友，所以我就明说了。”
　　朱尔典道：“我国政府获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重申大英帝国的铁路投资及其他通商事宜，理应受到贵国的保护，同时声明绝不会对中国混乱无序的局势袖手旁观。”
　　莫理逊道：“我国政府希望在贵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诸省亦应有很好的商机，特别是铁路矿业方面。同时，我国欲组织对西藏的民情地理考察，纯属科学考察，还请贵政府提供方便。”
　　“老朋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不过孙中山可不一定答应。”
　　朱尔典道：“我们会敦促南京临时大总统信守诺言，在袁总理作出行动后，让出大总统一职。”
　　袁世凯与朱尔典、莫理逊一番谈话后，心里更踏实了一些。于是指示梁士治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位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心，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大总统一职，有何把握，乞速详示。”
　　原来，唐绍仪的代表身份只是表面上被取消，却做了袁世凯的秘密专使，这样，袁世凯无论是对清廷还是对革命党，都可进退自如。
　　孙中山接待了唐绍仪。之后，同盟会中坚人物又在会议南北议和之事。
　　宋教仁道：“先生如今怎么少了锐气，难道惧怕袁世凯不成？革命取得的成果难道能拱手让给他人？”
　　孙中山并没有回答宋教仁的话。
　　片刻沉默。
　　胡汉民道：“袁世凯要是做了总统，怎能保证共和政体的实行？恐怕共和会有名无实。袁世凯乃一武人，他的政府必定是军人政府；他的统治，必定是军事统治。名义上他是大总统，实乃又是一个皇帝耳。”
　　宋教仁说：“胡兄的看法正是我想说的，袁世凯凭军事而建政府，一定是独裁政府，强权政府，孙先生决不能让大总统一职。”
　　黄兴说道：“多年来我奔走各地，多次赴死地而后生，今日之局面得来不易。若再陷人混战，我党又必遭重大牺牲。当然，我们并不惧怕牺牲，可是，诸位有没有想到，此战一开，四万万同胞又要涂炭于炮火，国家亦可能而分崩离析。中国贫弱已极，应有稳定之局面。所以，和谈成功，国家免受劫难，走向和平治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此前，袁世凯一再表示赞成共和，若其反悔，岂不是自毁前程？我以为他不会做此傻事。逸仙兄曾言，逆历史潮流在亡，袁世凯不会自取灭亡吧。”
　　汪精卫道：“我曾身陷囹圄，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难道怕与袁世凯打仗不成？只是我亲见袁世凯对共和确有诚意，中国不可丧失此和平发展之良机。”
　　谭人风道：“老夫看，袁世凯数次出尔反尔，奸诈凶顽，此人最不可信。若孙先生让大总统一职，袁氏主持国政，恐怕中国永无宁日。到那时再采取行动，恐怕正如孙先所言：‘艰难远逾前日。”
　　老人白须飘飘，长叹一声。
　　汪精卫愤然起立，说道：“这些都是揣测之辞。如今应该看袁世凯的具体行动，他若真的推翻清廷，毁数千年封建帝制，诸位同志又有何话说？同志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首先应该看到民军有无能力扫荡清廷，应该看到民军乃至天下百姓是拥护还是反对和谈，应该看到袁世凯是否真的愿意推翻清廷，袁世凯的行动是否能达到我们的革命目的。他若能实现我们多年来为之奋斗之目的，我们的疑虑是不是多余？”
　　宋教仁道：“我看汪兄的话更多揣测之词。”
　　谭人凤道：“大家别争了——孙先生，你是什么看法？”
　　孙中山一言不发。
　　汪精卫急了，道：“逸仙兄，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这个位子吗？”
　　孙中山奋然道：“我三十多年来为革命奔走，信奉并倡导‘天下为公’，难道会贪恋总统的职位？你要知道白谭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承几千年专制之思想，百姓开化不够，袁世凯利用这一点，又凭手中军队，从而走向独裁，就会毁革命成果于一旦，难道同志们对此事能急切地下结论吗？”
　　同盟会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不一，对南北议和意见分歧，难于统一。孙中山便让政府和议会讨论，政府和议会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而起，桴鼓相应，汪精卫、黄复生等也朝夕鼓噪。
　　《泰晤士报》发表评论道：
　　“我们认为，南方临时政府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临时政府的组建过于匆忙。目前，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应当结束，中国应实现统一之政府。放眼中国，有能力实现统一的，仅袁世凯一人耳；收拾局面，非袁不可。”
　　英美各国则不断宣称，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将果断地进行武力干涉。
　　司法总长伍廷芳早年在美国留学，在美国有很好的声誉，作为和谈的南方代表，他致电美国公使，希望其劝告清廷退位。但是电报一去，如泥牛入海。
　　外交总长王宠惠和伍廷芳一样，曾留学美国，知名度很高，他电请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政府置之不理，结果和伍廷芳一样。
　　天上飘下雪花来，可人们并没有感到寒冷，却觉到了温润的春天的气息。谭人凤的卧室里却升起炉子，他躺在床上，旁边坐着他亲密的战友宋教仁。
　　谭人凤道：“事情已露端倪，袁世凯主政的日子不远了。我又见袁氏，他执政不过一年，就会走向独裁，国会议会都会形同虚设，共和的事业现在已经……失败。”
　　“老谭，如何才能挽此颓局呢？”
　　“唯有建立坚强之政党、坚韧之政党。”
　　“您是说同盟会不够坚强坚韧？”
　　“同盟会已鱼龙混杂，须改组更新。不然不能承当共和之事业。实现共和，必须使民主共和之思想灌输给天下百姓。几千年来，专制之帝王及其思想家，毒害百姓，使我人民养成受专制之奴役的习惯，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十年八年之事，恐怕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所能解决的。须知文化的惰性，须知国人的惰性，这一点看到了，就不会浮躁。故云，没有坚强而有韧性之政党不能负此重任。”
　　“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作长期革命的打算”。
　　“可惜……我已不能与你并肩作事了。”
　　“老谭……”宋教仁流出了眼泪。
　　停了一会儿，宋教仁道：“美法等皆民主之国家，为何我实行共和政体，其国态度冷漠若斯？”
　　“共和乃富国强邦之本，各国各怀霸心，难道会让中国走向富强？英美为自己的利益，不会支持临时政府，而会支持袁世凯？”
　　“其各国各怀鬼胎却又为何惧怕南北分裂？”
　　“美英各国利益皆在南方，当然希望有统一的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战乱也会损害他们在华的巨额投资。”
　　“老谭对各国的动向有何看法？”
　　谭人凤喘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道：“东边台湾港澳，北边满蒙，西边藏疆，必是各国互斗，势力消长之地，也是肢解中国的要地。日俄多们满蒙藏疆，日本在满蒙藏疆的活动频繁，这是日本首先要谋取的地方，一来可阻俄南下，二来可由外到内，并吞中国或蚕食中国。台湾港澳为西方和日本势力消长之地。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中国的上海。若日本占有台湾，就可长驱南下，若美英控制了台湾，也就扼住了日本南下的势头。我注意到，英国人在西藏活动频繁，英国人现在没有能力占领中国，将来就不可说了，就我看，英国是东据港台，而西伏下西藏的乱种，台港、西藏，犹如钳子的两片铁钢之牙，可以钳制中国，英国人的苦心在此。”
　　宋教仁道：“老谭你好好养病，我们少不了你。”
　　“可惜，我将不久于人世。中山先生的思想，何时才能在中国实现……”
　　孙中山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内外交迫，于是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当天，汪精卫去电袁世凯：
　　“若袁公迫请帝退位，实行共和，则临时大总统退职，已成定局，不必怀疑。”
　　袁世凯确认自己在推翻清廷后能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便迅即采取了迫清廷退位的措施。他认为此事越快越好，如果南方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要挟而难以摆脱。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专对清室动手，同时又要避承担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大权的恶名。
　　这一天，他见到了庆王，惊慌失措地道：“全国大势都已向着共和，民军势力一天比一天利害。听说孙文这回从海外回来，携有大宗款项，还有西洋海陆军数十人，都愿帮助效力。对南京政府，各国都已表示亲近的态度，倘若我们的战事再拖延下去，胜败不必论，试问饷在哪里？枪炮在哪里？如果兵临城下，不但皇位不能保全，就连这些贵族也都无望了，岂不是后悔嫌迟吗？”
　　庆亲王奕劻只愁得捶胸顿足，被袁世凯的话吓得六神无主，便道：“袁宫保就没有什么最后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犹豫了半天，长嘘短叹了半天，才说道：“只有趁这个时刻，请皇太后俯从民意，肯把政权让出来，再由我们切实商量，哪个还敢亏待皇上和宗室贵族？就是后世谈论起这件事来，晓得朝廷为保民不私天下，自然人人感恩戴德。这样做，既有了体面，又享受了实惠，岂不很好吗？不过，这话臣下不好说，请王爷把这话转奏圣听，若被采纳，功劳也不小呢。”
　　庆王叹息了一会儿，觉得若能保住他上亿的家产，做寓公也还快活，就道：“别无他法，也只好如此。”
　　袁世凯离开后，庆王奕劻不敢迟延，进宫去了。
　　隆裕太后在东暖阁里接见了庆亲王奕劻
　　太后道：“你来的还好，奏报说匪首孙文做了临时大总统，竟到了这种地步，你看怎么办？”
　　奕劻道：“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办法，革匪看样子还要往北发展。”
　　“你看咱们的军队能阻止他们吗？”
　　奕劻道：“很难。”
　　“那如何是好？你在朝中几十年了，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唉——，”奕劻叹了一口气道，“不如让袁世凯和他们谈判，看能谈出什么结果来。”
　　“不是已经在谈了吗？你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吗？”
　　“皇族不干涉内阁的事，我也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
　　“你看袁世凯可靠吗？对大清忠诚吗？”
　　“这个，太后放心。”老实说，我今儿个来，就是请太后放心地让袁世凯和南方谈判，也许能谈出对咱有利的结果。我看，现在的革匪和当年的洪贼不同，杀是杀不完的，压是压不下去的，不如满足些革匪的条件，或许可以消弥兵祸。”
　　“与贼匪谈判，答应他的条件，朝廷脸面何在？”
　　“太后，当年徽宗收服梁山草贼，也是满足了草贼的一些条件的。”
　　“你是说现在只有和匪贼谈判这一个法子了？”
　　奕劻道：“我看是的，还请太后放心地让袁世凯去谈，他会为咱尽力争取一切的，太后心里要先有个主见儿。”
　　奕劻并没有向隆裕提出退位的事，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见太后对袁世凯谈判的事已很信任，就谢恩出宫了。
　　奕劻刚走，外务副大臣胡惟德求见。因为正大臣根本就没有到任，所以外交部的工作由胡惟德主持。
　　胡惟德跪在地上启奏道：“太后，臣接到以驻俄公使陆征祥为主的驻日、美、英、德、荷、法等国会使的电报，此事重大，特来禀奏太后得知裁夺。”
　　“是什么事，就说吧。”
　　“他们一致要求皇上退位……”
　　“什么！”
　　隆裕太后惊得瞠目结舌，脑子嗡嗡作响。
　　小德张把胡惟德的电报交给太后，隆裕定了定神，接过电报，当看到“实行共和，乃世界之潮流，皇上退位为大势之所趋”时，几乎昏晕过去，眼前直发黑。
　　“主子没有事吧？”
　　小德张连忙扶着太后。
　　“没事……”太后有气无力地说。
　　过了许久，隆裕太后问道：“内阁对这怎么看，你们有什么说法吗？”
　　胡惟德慌忙说道：“臣等不敢评议此事，只等太后和皇上定夺。臣这就告退。”
　　胡惟德走出殿门，隆裕太后急得哭起来，只说同样的一句话：
　　“这事如何是好？”
　　胡惟德出去没有多久，国务大臣兼民政大臣赵秉钧进来奏报道：
　　“太后，全体国务员上奏太后，臣觉得此事重大，不敢声张，特秘密奉太后知闻。”
　　隆裕太后接过密奏，上面写道：
　　“臣等国务员全体恭奉奏太后陛下：南方革匪气焰熏天，北方党贼蠢蠢欲动。孙文就临时总统，各国表亲近之态。孙文挟海外之资，延外国之将，领十余省之众，欲北伐清室，扬言要‘扫穴犁庭’。我方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之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
　　隆裕头如炸了似的，眼前一黑一头栽下，小德张连忙扶住，掐了太后人中，揉了太后胸脯，太后醒了过来。觉得自己失态，看那赵秉钧时，只五体投地，伏在地上，并没抬头。太后又定了定神，让御前太监捧来茶水，啜了几口，方才又看那密奏，不看便罢，看后更是如五雷轰顶：
　　“……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孙，靡有孑遗也……”
　　太后又是眼前一黑，一头栽下。
　　赵秉钧再不好装下去，便起身与小德张一起扶住太后，小德张又是一番舞弄，太后醒来，不一会儿御医也赶到，太后摇了摇手，示意御医出去，御医看了看小德张。
　　小德张道：“主子还是看看吧。”
　　隆裕又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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