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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洽传



             ——《三国志》卷二三

  [说明]和洽,字阳士,汉末魏初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东南)人。汉末被举为孝廉,初时投刘表。曹操夺取荆州,拜和洽为丞相掾属。曹操被封为魏王,拜和洽为侍中,力谏曹操免毛玠罪。曹丕代汉为魏文帝,拜和洽为光禄勋,封安成亭侯,明帝时进封为西城乡侯。转官为太常。为官清贫俭约,以至卖四宅以自给,死后谥为简侯。

  和洽,字阳士,汝南郡西平县人。被举为孝廉,大将军幕府征其为官,皆不就任。袁绍占据冀州,派遣使臣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唯独和洽认为“冀州土地平坦,民众强悍,为英雄俊杰所利用,是四方皆可出战的地区。袁本初依靠自己的有利条件,虽然能够强大,然而英雄豪杰正蜂拥而起,他未必可以保全。荆州的刘表没有远大的志向,爱惜人才,乐于交结士人,地势险要,山中的民众软弱,容易依靠椅赖”。于是与亲戚故旧都向南投靠刘表,刘表以对待上宾的礼节接待他们。和洽说:“之所以不投靠袁本初,是为了躲避群雄争夺的地区。昏聩的主人,不能轻易接近,时间长久定会受到危害,其间必有进谗言的人离间挑拔。”于是又向南到了武陵郡。
  曹操夺取荆州,征辟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玠、崔琰都以忠正清廉受到重用,他们选拔官吏以节俭为主要条件。和洽进言说:“国家大政,在于权位与人才,不能只凭一个方面选用官员。过于注重俭约朴素,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是可以的,但若只以这个方面作为衡量人和物的标准,失掉的人才一定会很多。如今朝廷议论,官员穿件新衣,乘坐好的车子,便认为不清廉;长官在官府中,面容不加修饰,衣服破旧的,则称之为廉洁。致使土大夫有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把车马服饰收藏起来;朝廷各官府的长官,有的自己提壶携饭入官署办公。设立教令,观察风俗,贵在合度适宜,这样才可以推广。如今一概推崇难以做到的作法来检核官吏,勉强能够做到,也一定会有很多弊端。古代推行大政教化,务必使其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过分的作法,都容易使人隐瞒真情。”
  魏国建立后,和洽被任命为侍中。后来发生了毛玠诽谤曹操的事件,曹操见到近臣时,极度愤怒。和洽陈述说,毛玠素来信守节操,请求调查确实。退朝后,曹操下令说:“如今言事的官员告发毛玠不但诽谤我,而且又为崔琰的事打抱不平。这些都有损于君臣之间的恩义,狂妄地为被处死的朋友怨忿叹息,实在为国法所不容。先前萧何、曹参和汉高祖一起从微践中起事,建立了很大功勋。高祖每次陷入困境,二人都非常恭顺,更充分地表现出为臣之道,因此享受的福份能延至后代。和侍中请求调查确实,我所以没有同意,是要表明重视臣下报告的情况。”和洽应对说:“如果确实如告发者所说,毛玠的确罪过深重,不是天地所能承载。臣下并不是胆敢歪曲天理、偏袒毛玠,以此来破坏天理人伦。只是认为毛玠出身于一般官员,受到特别的提拔,处于显要地位,多年来一直受到宠信,刚直忠诚公正,为很多官员所忌惮,不应该有不良行为。然而人心难保不变,应该明确妥当地考察复核,从两个方面验证属实。如今圣上恩德地、含忍污垢地施加仁义,不会忍心因为涉及到君臣伦理,而使是非曲直分辩不清,对近臣产生疑心。”曹操说:“正有军事行动,怎么可接受他人告发后又加以复查?狐射始在朝廷上将阳处父刺伤,这是君主应该警戒之事。”
  曹操讨平张鲁,和洽建议趁机调回军队、迁徙百姓,可减省防守的费用,曹操没有采纳。但此后还是迁徙了百姓,把汉中放弃了。和洽出任郎中令。魏文帝受禅让称帝,拜和洽为光禄勋,封他为安城亭侯。魏明帝即位后,又进封为西陵乡侯,食邑二百户。
  太和年间,散骑常侍高堂隆上奏:“到了季节,还没有风,却有荒废的气象,一定是官员们不勤于自己的职责,而使天气反常。”皇帝下诏谦虚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广博地咨询不同意见。和洽认为“民众不多,耕地且少,白吃饭的人很多。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又依靠粮谷维持生命j所以说一时废弃耕种,便失去了延续生命的根本。因此先代君王务必省减烦杂的费用,以便专心注重农业耕作。自春夏以来,百姓为摇役所困扰,农业被荒废,而百姓叫苦不迭,季节风不来,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Z消除天气反常的办法,莫过于节俭,太祖皇帝建立宏伟的业绩,使用了大量费用供应军事行动,还要供军人的赏赐,但是官兵食用丰富,仓库的谷帛也很充足,原因就在于不装饰无用的宫殿,禁绝浮华的费用。如今的关键,就在于减省劳务烦杂的摇役,减免其他的多余事务,以便为军队提供储备。三方边境的防守,应该早做准备。要观察分析敌人的虚实,招募训练士兵,在朝廷上筹划好战胜敌人的策略,明确攻取的计划,再详细地征求众人的意见以求没有缺漏。如果计划不能及早明确,轻视小看敌方的实力,军队多次行动,出动后毫无成效,就是人们所说‘动武而敌人毫不震动’,这正是古人所警戒的。”
  后又转任太常,生活清贫,信守节操,以至出卖田宅生活。魏明帝知道后,加赐给他粮谷绢帛。死后,赐谥号为简侯。儿子和离继承了他的爵位。他的另一个儿子和适,聪明豁达,官至延尉、吏部尚书。
                           (刘洪波译)

  [原文]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汉书文纪曰“阽於死亡”,食货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盐,如屋檐,近边欲堕之意也。”一曰“临危曰阽”。必有谗慝间其中者。”遂南度武陵。
  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孙盛曰: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於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讥;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覈,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上之言,当肆之巿朝;若玠无此,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覈,臣窃不安。”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於朝,此为君之诫也。”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出为郎中令。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费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於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於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於资食,仓府衍於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馀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诫也。”
  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明帝闻之,加赐谷帛。薨,谥曰简侯。子(禽)嗣。(禽)音离。(禽)弟(適),才爽开济,官至廷尉、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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