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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受挫长沙城下



          冈村南下战薛岳,双方部署无漏缺;
          国军将士斗志起,湘北大地洒热血。

  话说冈村宁次通过随枣作战,缓解了江北的后顾之忧,便把注意力又移到了江南:老对手中国第9战区。
  1939年8月,他提出了第11军下一期作战的所谓《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内容规定: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9战区的粤汉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确保军作战地区的安定。具体行动方针是: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泪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再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的敌军。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原来态势……
  8月下旬,冈村调整部署,井采用声东击西的迷惑宣传,加紧调兵遣将。日军在武汉的报纸、广播电台大肆宣称将要进攻湖北宜昌,另一方面,第11军各部队正加速向湘赣预定地点集结,并囤积了大批作战物资。
  本来,按照冈村在《江南作战指导大纲》里提出的设想,这次作战没有一定要攻占长沙的目标,出动的兵力为3个师团。恰巧在战役准备期间,日本政局又发生变化,平沼内阁仅执政7个多月就下台了,8月30日阿部信行内阁上台。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3日,英法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阿部信行利用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狂称“要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为了达到此目的,日大本营撤消原华中派遣军,于12日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华的所有部队。西尾和坂垣这次因人事变动分别从日军教育总监和陆相的位置上下来,他们亲自来华的目的,就是扩大作战规模,其中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进攻长沙。
  长沙是中国第9战区的指挥中心,而该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共配置54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多是嫡系部队)。日军企图通过进攻长沙,达到击溃、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之目的,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期中国问题早日解决,然后腾出手来去抢夺英法无暇顾及的远东殖民地。
  日军这次投入会战的部队是第6、第33、第101、第106共4个师团,以及从江北各师团中抽调人员组成的上村支队、奈良支队。总兵力约10万人。其中,第101、第106师团部署于赣北方向;鄂南方面主要是第33师团;第6师团、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部署于湘北方面,这里将是日军攻击的主要方向。
  大战开始前,冈村又按老习惯“遍访了各个师团,进行训示和恳谈。这次,于9月13日首先飞往安义,访问了第106师团;17日又乘飞机和汽艇到江岸的城陵矶访间了上村支队;并进入洞庭湖在岳州登陆,访问了第6师团;18日乘火车和汽车访问了较远的大沙坪的第33师团;19日午前乘汽车访问了桃林的奈良支队;当天午后到达设在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随行的幕僚吹捧称:“作战发动前夕,军司令官乘飞机、汽车、汽艇遍访了各作战部队,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唯有将军那样自发的热情和不减壮年的体力,才能作到这一点。”
  再说中国方面,第9战区所辖范围是湖南省及赣、鄂部分地区。薛岳为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战区共辖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兵力之多,居当时各战区之首。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止日军南下进攻长沙,薛岳在长沙以北借助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了几道防线,以阻击日军于湘北、赣北地区。还在同年4月份,蒋介石估计湘北迟早要有一战,遂给第9战区确定了如下作战方针:“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道防线,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与汨罗江线),我军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这一方针比较符合实际,据此,薛岳将自己对战区的战略部署的核心归纳为8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薛岳在躁动不安的7—8月间感觉到了一场大战的临近,将战区部队部署为:
  赣中高安、奉新、靖安以西地区为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指挥的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和第19集团军的第19、第74军和康景濂的游击纵队。
  武宁以西地区为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所指挥的第72、第78军。
  杨森的第27集团军防守渣津并游击于咸宁、崇阳、蒲圻地带。
  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防守湘北新墙、营田、测阳以及九岭、渣津地区。
  第20集团军商震部担任洞庭湖防守,控制常德、桃源等地区。
  第4军控制长沙、衡阳;新6军、新3军、新5军控制株洲、醴陵、湘潭;第11师驻守岳麓山,作为预备队。
  战区的另一个预备队第70军驻在长沙附近,作为机动。
  从戎以来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作战、有“百战将军”之称的薛岳,抗战以来颇有战绩,淞沪之战他曾率部顽强固守;徐州会战中,他曾在兰封之战中痛击过土肥原师团;南浔线之战,他在万家岭几乎全歼了日军的一个师团。但是,在南昌作战中他失败了,输得很惨。眼下,他已预感到了一个雪耻之机的降临。
  9月14日,也就是冈村视察第106师团的第二天,该师团及第101师团一部,首先在赣西方面向驻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84师发起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按冈村的计划,这次会战,日军将分别从赣西、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进攻,其主力配于湘北方面,赣西方面的进攻和第33师团在鄂南的进攻乃是策应性作战。
  湘北主攻方向,冈村集中了其精锐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守卫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是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第15集团军(下辖第52、第79、第37军共3个军)。9月18日,该路日军约5万人配有飞机支援,向新塘河以北的中国第52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一场激战由此展开。新墙河全长只有80里,第52军是关麟征手下最能打的一个军,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军长是关一手提拔起来的张耀明。18日、19日两天,双方在下燕安、大桥岭等阵地反复争夺,张耀明本着逐次抵抗、消耗敌人的方针,顽强作战,失去阵地后,常常“几经肉搏冲击,又完全夺回”。其中,守卫草鞋岭阵地的官兵英勇牺牲精神,尤为悲壮。
  该阵地守军是张耀明属下第195师第1131团第3营,全营官兵500余人,营长史思华少校。
  从20日开始,奈良支队的两个联队即向草鞋岭猛攻,史思华利用险要地形顽强抗击,激战到22日黄昏,全营已伤亡过半,但打了两天居然没有丢掉阵地。
  骄傲的日本军人惊愕了。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天,他们一直以装备精良、军事素质优秀的优势同人数多于自己的中国军作战,屡战屡胜已经使这些侵略者觉得:他们进攻的箭头拐向哪里,哪里就会被占领。而现在,从火力判断,固守阵地的守军绝不会超过一个营,可是却硬是把他们两个联队5000余人阻在了地图上都找不到具体位置的草鞋岭面前。
  他们不敢再轻视眼前的中国军人,在又一个攻势失败之后,支队长奈良亲自跑来进行新的调整、部署。
  难得的战斗间隙,史思华营长也在整理自己的部队。按照师长覃异之给该营下达的任务,他率领所部在师的警戒阵地,主要是迟滞日军,为全师调整部署争取时间。现在,已经在此阻挡敌人近3天了,任务已经完成。
  但史思华此刻却不想撤。我们人不如人,枪不如人,才让凶残的日寇欺凌到如此程度,这憋在心中的积郁,现在终于有了迸发的机会。他深知前哨战斗对后续战斗的影响。既然全营一多半弟兄都长眠在了这里,他也不想生还了,他想以全体壮烈殉国的精神,让日本人看看中国军队不可侮。
  黄昏时分,覃异之师长的电话接到了阵地,指示:“史营长,你们已经按照预定任务阻挡了敌军的攻势,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如无法坚持,不得已可向东撤……”
  不待覃异之话说完,史思华就激动地打断他:“师座,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既然你把阵地交给了我,只要还剩下一兵一卒,都要与阵地共存亡!”
  覃异之显然也被他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在电话中沉默了半晌,竟不知如何说好,最后他颤着声音说:“史营长,向全营官兵表达我的敬意!”
  放下电话,史思华对全体官兵大声说:“弟兄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师座说我们可以撤退了。但是,我们有一大半的弟兄已经永远撤不了啦,我身为一营之长,不想生还,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你们中有愿意撤的,现在可以走了,我不阻拦。”
  草鞋岭上死一般沉寂,大家都坚定地注视着自己的营长,谁也不挪步。
  第二天太阳落到山坳里的时候,第3营官兵全部阵亡。
  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他的敌人躬身致敬……
  战后,为褒奖史思华营的悲壮事迹,国民政府在当时激战的地点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日军拿下草鞋岭、马家院等重要阵地后,几支部队会同南犯,压迫第52军主力退到新墙河南岸。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在80多门大炮的火力掩护下,由稻叶四郎中将亲临指挥,从七步塘附近强渡水可没膝的新墙河。张耀明率守军乘日军行至河中央时,轻重火器齐发,日军死伤无数,联队长山村治雄大佐亦被击毙。日军随后出动10余架战机,对中方阵地俯冲轰炸,工事多被炸毁,不少人被活活埋在掩体内,但守军并未退缩,待日军第二次渡河时,又奋起阻击。就这样,日军8次渡河,均未成功。于是,稻叶师团长下令大量施放毒瓦斯,毒气顺风飘向南岸,第52军守卫阵地官兵始呈惊恐状态,终使日军得以渡过新墙河。
  日军奈良支队也在河床较窄的杨林街等处强渡,企图绕过中方依新墙河、汨罗江筑起的两道防线,从侧面把中国军队压迫至洞庭湖岸进行围歼。守军第195师在覃异之师长率领下,为挫败日军企图,保证战区其他部队行动,在此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激战中,该师某营在营长阵亡、4个连长或亡或重伤的情况下,所余士兵由一位排长带领,继续坚持战斗,直到24日晨接到转移命令后,才撤离阵地。
  第52军是关麟征指挥过的部队,曾在徐州会战中与之较量过的坂垣征四郎评价说:“关麟征的1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10个军。”蒋介石也曾在武汉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中国军队如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这次湘北厮杀,该军果然英勇。
  日军在正面攻击第52军的同时,又以上村支队在海军舰艇支援下,在洞庭湖东岸登陆。23日晨,上村支队在伯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成功。这一带是第37军第95师的防守地段。由于日军事先施放了烟幕,守军戒备不严,直到日军上岸,该师始发觉,随即进行抵抗。日军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之下,迅速占领了牛形山、六姓山等处,下午便完全占领了营田。
  上村支队在营田等处登陆成功,使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侧翼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新墙河防线,已被日军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奇招是冈村事先计划好的,成功与否也是他最担忧的,“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江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日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有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的危险。
  他于是电告薛岳。薛岳同意关麟征的判断。
  关麟征发出后撤的命令后,又电禀蒋介石:“即到。重庆委员长蒋。膺密。因营田敌军登陆,为免除新培河、汨罗江两线同时守势,全部陷于被动,奉长官薛指示,职集团左翼变更部署如下:(1)第52军以一部留驻阵地占领据点,集结主力,乘敌进出新墙河南岸南犯之际攻击之。(2)抽调第60师控制于新市以南之桥墩附近。(3)第37军(欠第15师)向新开市附近待命。(4)第79军附第95师主力在新市、归义、河夹塘、亘虞公庙占领阵地,一部在湘阴附近,任沿江沿湖之守备。职关麟征叩。”
  这样,薛岳和关麟征先斩后奏,从24日开始,将新墙河第一线阵地的主力部队,大部分撤向汨罗江第二线阵地。
  赣北是此次长沙会战的另一个战场。在这里担任守备的中国军队是第1和第9集团军,由罗卓英统一指挥。日军进攻部队是第101、第106师团,任务是配合湖北主战场的攻势,一方面分散中国军队在湘北的兵力,另一方面如攻击得手可与湘北日军形成东西合围之势,夹攻第9战区主力。
  赣北方面的战斗,主要由高安争夺战和会埠至甘坊一带的争夺战组成。
  9月15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和第101师团一部,突破了第184师在会埠附近的阵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向西,16日占领上富镇,突进到中国第183师的防线;一路则转而向南,16日突破184师在水口井的防线后,继续南下。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中国第60、第58军的包围。在情势十分危急之时,第60军遂从前街冲出日军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向宜丰方向集结。第58军则且战且退,18日晚渡过锦江,向西往凌江口方向转移,与在宜丰集结的第60军从南到北形成一道新的防线。
  19日晨,中国第32军弃守高安。薛岳闻知后,严令该军会同前来增援的第74军夺回该地。当日晚,两军开始高安争夺战,战至22日,中国军队克复了该地。其后,日第106师团又西攻上富,中国第183师及第15师合力阻击,双方激战中,日军大量施放毒气,中国军队中毒官兵甚多,被迫后退。日军继续西进,占领横桥、甘坊。中国军队以攻为守,调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一带反击,以达到消耗该部日军兵力,阻滞其西进鄂南、呼应湘北的目的。25日至27日,第184师由南向甘坊攻击,第15师在甘坊西与敌战斗,第183师在甘坊西北的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激战。这3个师的攻势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收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第106师团不能远行。
  薛岳想再创一次万家岭大捷,吃掉这个当时险遭全军覆灭的日军特设师团,遂令罗卓英增调第72军和第74军的第57师,连同第183、第184师,将日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但是,该师团居然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攻下大瑕街、石街,达到预定的赣北西行最远点。5日,薛岳再次电令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督饬所部,将日第106师团全歼。结果,当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时,该师团以反突击再次冲出重围,退至武宁据守。
  闻知第106师团屡创奇迹,冈村宁次在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里兴高采烈地对幕僚们说:“过去曾被某些人指责不顶用的这个师团,从南昌作战以来,发生了与前判若两人的变化,使我愉快,也使我放心。”他看来还是时常不忘回击一下大本营内曾经同自己作梗的人。不过,尽管该师团拼命打了几次漂亮仗,给冈村争回了面子,东京大本营还是在同年底将这个特设师团调回国内复员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冈村也只好遵命服从。此事不提。
  在赣北、湘北战场相继开战后,9月21日,日军粕重太郎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又在鄂南发起攻势,开辟了这次长沙会战的第3个战场。冈村此举是企图从东边避开中国军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两道防线,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
  日军第33师团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编成的,属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下面没有旅团建制,直辖7至8个步炮联队,实力比常规师团略弱。该师团编成仅五个月后即开赴华中战场,编入第11军的战斗序列。中方驻守鄂南的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但编制员额不满。9月21日,粕重太郎率所部向中国第140师米山、官田、土幻、大圆沙堆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即占麦市西北的高冲、塘湖市、鲤港;23日,又围攻麦市,第140师伤亡过重,撤出麦市,协同第134师与日军激战于麦市以南地区。27日,粕重太郎又以一部正面攻击杨森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福石岭阵地,师团主力则绕过该阵地攻下龙门厂,战斗由鄂南扩大到湘鄂赣边区。
  薛岳接到杨森报告后,担忧这股日军与湘北日军形成对第15集团军的夹击,速调第8军前往增援,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以大湖山、九宫山方面的部队由南向北尾击并由东向西侧击日军。因中国军队在外线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势,日第33师团进入汨罗江上游河谷后前进困难,加上杨森各部在薛岳的严令督饬下拼死命阻滞,使粕重太郎始终未能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
  再说湘北正面战场。薛岳和关麟征将部队从新墙河一线,撤至汨罗江南岸后,准备利用既设阵地进行抵抗。但薛岳同时想到,如果各部队死守该线,还会给日军造成聚歼的机会,莫如边抵抗边撤退,把因连续进攻已有重大消耗的当面之敌诱至长沙郊区,或可全歼这股凶悍的日军主攻部队。
  这一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似乎也想到了。当他接到薛岳关于在“长沙郊区与敌决战”的方案报告后,立即首肯并电示薛岳:“着准备6个师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薛岳得令,指示第52、第70军各留两团兵力在汨罗江阵地阻击掩护,其余部队全部退到长沙附近及以北地区。此时,赣北和鄂南战场的中国军队也阻滞了日军第101、第106及第33师团与湘北日军会合,薛岳觉得围歼湘北正面战场上日军主攻部队的时机更成熟了。于是,他将战区司令部紧急拟制出的《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通晓各部:“……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堡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逸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同时,他将战区部队划分为野战、警备、决战、预备兵团四种,并规定各兵团任务:1.野战兵团以游击战术,破坏敌交通、通信,袭击敌辎重,断绝敌补给,以达尾击之任务。2.警备兵团,以逐次诱击,节节抵抗之战法,达成诱敌至我伏击区之任务。但敌如前进迅速,则必须迟滞其行动至一周以上,使其携行之粮弹用罄为止,而后归还为决战兵团之预备队。3.决战兵团之伏击部队,运用伏击战法,先按其入伍前之职业及个性,分别化装为士农工商,潜入伏击区,俟敌进入后,突起猛袭,捕杀敌各级指挥官,破坏敌通信,使敌混乱,不能作有计划的行动,积极协同我侧击部队,内应外攻,以达成歼灭战之任务。4.决战兵团之侧击部队,以侧面攻击之战法,乘敌遭我伏击混乱之际,猛力侧击包围敌人,以达成歼灭战之任务。5.预备兵团以要点防御战法,达成守备后方要点之任务;如决战失败时,所备之要点为新阵地之骨干,于决战兵团要加强力量时,仍可使用于决战方面。
  薛岳早在北伐战争和屡次与红军交战中,就深知民众在战争中的伟力。他在该指导方案中,特别重申了会战前所制定的民众组织、交通、通信、城垣破坏及物资藏匿的方法:
  民众组训方面。第一,将战地民众以保为单位,分别组为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队,并分别授以侦探、通信、道路破坏、修筑、看护、输送等常识;第二,当日军进入战地时,所有青年壮丁男女均分任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工作,老幼者一律离开公路、铁路及驿站30华里以外山中安全区内,使敌深入后,不见一人,如盲人瞎马,无从探悉我军情况及交通状况。
  发动民众对交通、通信及城垣进行破坏。第一,将预定作战区之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之通塘、通河、化田、蓄水、还山;第二,部队转进时,将通信迅速撤收,或彻底破坏,使敌不能利用;第三,将预定作战区之城垣彻底拆除,使敌占领后,毫无凭借。
  动员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将预定作战区之物资,竭力向后方疏散;民众之必需品,亦须藏匿至距公铁、驿路、水路30华里以外之安全山中,使敌深入后,一无所获。
  方案下达后,薛岳将自己的指挥所由长沙迁至株洲,只等冈村宁次来钻。
  最先与日军接火的还是关麟征集团军所辖的第52军。
  9月26日晚,该军第195师开往福临铺进入伏击阵地,准备在这里阻滞日军以掩护主力撤退。次日中午,师长覃异之派出便衣侦察敌情,即与渡过汨罗江的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遭遇,便衣队长牺牲。傍晚,日第6师团大队人员到达福临铺附近。
  28日清晨,当淡淡的雾气消散之后,在掩体里露宿了一夜的官兵们刚刚醒来,便听到一阵清脆而纷乱的马蹄声,他们忙抬头望去,只见日军步骑兵组成的搜索队正逼进阵地。
  官兵们起身一通猛烈扫射,日军顿时人仰马翻。个把小时后,又一个联队的日军赶到,向第195师阵地发动进攻,激战到下午两点多,仍未突破守军阵地。
  恼差成怒的稻叶师团长,再次增兵向对方阵地分头攻击,并按照日军步炮空协同作战的战术,架设大炮轰击并唤来飞机助战,但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占领阵地。
  他指挥日军以同样的攻击方式进攻其他阵地,尽管造成了守军的重大伤亡,但始终没有击溃对方。
  当晚,覃异之师长率队主动撤退到上衫市一线,日第6师团跟进追击,又遭到罩部伏击,被歼700余人。但上杉市还是被该师团占领。
  30日上午,稻叶四郎中将令工兵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渡河中,师团大部分人马虽被阻击于北岸,但仍有两个联队冲到南岸,并直扑长沙以北60华里的永安市,击溃守军后将该城占领。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最远的地方。日军自新墙河北岸开始攻击,进军的直线距离达260华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部为其占领,但沿途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阻抗、伏击,损失颇重。中国军队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较为灵活的方式。日军原定“捉捕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作战计划,显然也成泡影。
  冈村宁次是日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中国通”,就任第11军司令官以来,也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但是,有一点却不曾被他所真正认识,那就是湘北战区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的公路和马路翻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甚至石头桥也炸了个精光。他的部队进攻得越远,运送补给就越困难;而就地搜寻给养,又因当地百姓坚壁清野,几乎使日军什么也得不到。他不明白中国腹地湖南省老百姓的性格。此战结束后,他返回武汉忙中偷闲捧起了神田正雄著的《湖南省要览》,其中对“湖南人之性格”一节亲自摘录如下: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不考虑当地社情、民情的因素就采取行动,历来是进攻者的大忌。这一点,他犯了一忌。
  同时,他还过于低估中国军队的力量了。冈村是攻打武汉的主将,他认为经过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南昌攻防战就是一例。在制订这次战役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一反通常以一个联队等于中国军队一个师来计算战斗力“的稳妥做法,竟然以为一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加强营的人数)就足对付得了对方的一个师。从以往作战实践看,杂牌军一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一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中国军队,几乎均是中央直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粮响远胜过杂牌军。对作战课的失误,冈村发牢骚说:“本会战期间,最早任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的宫崎周一大佐调任去了北满,自第11军建立以来,曾参与本军作战的幕僚,至此已全部调走,使我有不胜寂寞之感。”而那些补缺进来的新手,骄横有余,稳妥不足,冈村也有失察之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日军主攻部队已越过了中国军队号称坚固的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他冈村的指挥刀可以直指长沙城了。但是,赣北、鄂南的两路助攻部队始终未能与湘北部队连接成线,而湘北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又几乎被切断,尤为严重的是中国军队步步南退长沙,显然是在有秩序地退却集结。
  咸宁战斗指挥所内,冈村整日思索着,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军用地图上,一个口袋的形状突然呈现在他精明的脑海之中,他这时猛然醒悟,对方已设下圈套让自己钻。薛岳且战且退,是以长沙城为诱饵、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正张大口要吞噬他的精悍之师。
  10月5日,冈村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狡猾的狐狸最终没有钻进猎人设下的圈套,令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城下空等了一场。
  10月7日,冈村将咸宁指挥所撤回武汉,所有部队也都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其中,湘北的第6师团回到新墙河北岸阵地,与跟进来的中国军队依然呈夹河对峙状态。
  历时近1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谁胜?谁败?中日双方当时即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参战的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人;日军参战的有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共约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时,中方伤亡、失踪达40293人;估计日军伤亡约3万人(此是中方宣布的数字,日方公布仅伤亡3600人——作者注),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先生,也撰文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支那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冈村却怀着一脸愁绪,呆在武汉等着东京大本营对自己的转任安排。再说,华中派遣军撤消后,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了第11军的直属领导机关,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成了冈村的顶头上司。论资历,他与坂垣是陆士的同期生,在关东军时也一直比坂垣的职务高;论年龄,坂垣还比他小一岁。尤其是近年来,他俩私人关系不睦,坂垣任陆相时几次给他做过手脚,包括这次会战,也是坂垣以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的权势,压他变更作战原案,扩大了进攻部队的兵力和作战规模,令他不大不小又丢了一次脸。他不想继续当这个军司令官,尤其不愿呆在坂垣的手底下干了。
  193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转年3月9日,冈村接到了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启程前,他于17日对集中在军司令部的大佐以上军官致词告别:“我任第11军司令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对我表示慰劳,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主要是仰仗了为我信赖的众多优秀部下的劳绩。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对攻打武汉以来,本军总计数万官兵阵亡、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接下来,众官自是一番“拜托啦”、“请多关照”之类的日本式客套。次日,冈村又到南京向西尾和坂垣寒暄辞行,然后乘飞机返回日本。
  军事参议官是日军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实权,是个闲差。按日军惯例,它有时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有时又是高级将领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过渡性职务。两者孰是?冈村在闲差上能闲多久?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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