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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蒙骗我父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觉得他是在等着确凿的证据，而这证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没有第二天早晨用的兴奋剂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为父亲在家。我偷偷地打电话给亨利，约他在克罗比小区见面。我父亲在苏尔克商店门前发现了我们，亨利刚好来得及溜走——但我父亲拿到了可卡因。 从我和亨利交往的开始，我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连扯谎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命令我和亨利再订一个约会，让他第二天，带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园来。然后，他给警察打电话，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到公园去逮捕亨利。他们回答父亲说，他们不能这么干，应该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这样的行动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组织起来的。那么你们就不想抓住一个“少年诱拐犯”了？——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词句。警察要于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当然很高兴能避免充当钓饵这么一个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过我父亲发现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会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楼板上。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被失望攫获了，几乎和我母亲一样。他和蔼地跟我谈，最后他想让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决裂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还没放弃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中。他把吉妮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我的瘾发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坚持不住了，就给亨利打电话。我求他给我带海洛因来。进公寓大楼的楼门需要钥匙，我会从我家12楼的窗子放下一根绳子去，最后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我用那绳子送给他一封情书和我的一条内裤。没有交换物他的兴奋剂是不出手的。这可真是个商人，对吧。 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从晾晒衣服的塑料绳到睡衣上的腰带，一切能结成绳子的东西，我都找到了。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真是长得要命。为了它能足够地长，还得没完没了地打结，没完没了地试验。然后，在毒品瘾中，我胡乱地涂写了一封“情书”。 亨利准时赴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绣花内裤，那是我亲手绣的，把它和那封信塞到电吹风机的套子里，然后把这个空中邮包从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还可以。亨利取出了“应付货款”，又把兴奋剂纸包塞进罩子里。很多人对我们的活计颇感兴趣。可这丝毫不妨碍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着一件事，可卡因。 它终于到手了。我正准备拿去加热，电话铃响了，是亨利。我们闹了个误会，他要的是一条我穿脏的内裤。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对我都无所谓了。为了让那个家伙别再跟我捣乱，我从衣服篮里抓了一条最旧的裤权，从窗户扔了出去。裤权掉进了灌木丛中，亨利本来要走了，又跑回来去找它。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使用绳子那天的前三个星期，一张逮捕证就等着他了，不过是那帮警察没功夫来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师也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边，他就昏头胀脑了。 后来，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证。我实话实说。一方面和其它的买主一样，我才顾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点不忍心这么轻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证明。说来说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贩子们坏多少。他们都清楚，有毒品瘾的人把那点票子都用到买毒品上去了，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个不幸的瘾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轻的姑娘们。我以为，他的位置不该在监狱，而该在精神病院。 一连几天，我都被关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经给我带来了海洛因储备，我没有断毒。一天早晨，父亲离家时没有锁门，我溜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东游西窜，直到父亲又找到我，把我领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揍我。只是他显得更加失望了。 我就对他说，我独自一人戒不了毒。一个人整天给关在家中，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莱夫进了班房，施特拉也进了班房。14岁的施特拉正在铁栅栏后面受罪，这我是听一个曾和施特拉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刚被释放的女孩讲的。施特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义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监狱的红军派的姑娘们。她见过莫妮卡·贝尔贝里斯多次，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觉得恐怖主义分子了不起，甚至他们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还试着参加到恐怖主义分子小组里去呢。在绑架斯莱那尔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讨厌暴力。我永远也不能伤害人，光是看见暴力景象就能让我大病一场。但我还是觉得波阿代尔邦的那些人可能对形势做了不错的分析：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还真的使父亲动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狱并收养她。我还说服她，只要把我们俩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从毒品这个钩子上下来，对他说来也是一样，这是为最后的运气而战了。我在父亲家度过的这段日子里，他用来对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总是好的。但如同母亲一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父亲开始在各社会部门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释放。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还糟。我曾经答应在她来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扫”干净，但我没做到。从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过，她迟早也会这样干的。还真有那么几天，我们认真地讨论“脱钩”的事。接下来，我们却研究出来一种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瞒混我父亲的方法。两个人要容易一点，我们把要干的分开干。我们甚至轮流到赛马场去，或是到选帝侯街去。 赛马场，去搜刮那帮开汽车的。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也不再让我讨厌了。我们这帮有4个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两个蒂娜，她们俩的名子都是蒂娜，这纯属偶然。她们中的一个比我小1岁，刚满14周岁。 这种活我们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干的，一个要跟客人走的时候，另一个就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车号记下来——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意要和我们恶作剧的家伙们胆寒。这不过是防备那些拉皮条的小子们的一种自卫方法。我们不太害怕警察，有些警察路过的时候还从巡逻车里向我们打个友好的手势呢。在我的常客里就有这么一个挺友好的人，那是个非常滑稽的小伙子。他总是要求得到爱情，我就老得向他解释，拉客是一种营生，而不是谈恋爱。 需要这样解释的还不止是这一位客人，他们大部分都愿意瞎聊一通。一开始总是那些老一套的玩意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起这个来啦？总还是可以想别的法子吧，等等。这类的花言巧语最使我恼火了。有些人脑子里还冒出了搭救我们的念头。我就收到过有些人让我和他们合法结婚的请求。而这些美妙的感情却并不能阻止他们利用我们这些吸毒的人的困境来达到他们个人的满足，可他们偏偏又知道原因所在。这些家伙简直就像拔牙的野郎中那样说谎，他们自己已经是过着河的泥菩萨，却还想象着能来帮助我们。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没有胆量去找职业妓女。总而言之，他们对付女人都有些困难，所以便来找雏妓。他们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家庭、他们过的那种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已经彻底地绝望了。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露出羡慕我们的神气，因为，至少我们年轻。他们向我们打听眼下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口味、音乐、言语。流行的服装等等。 有一回，一个50多岁的家伙，无论如何非要吸大麻，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吸。于是他多给了我一笔钱，我们就一起去找二道贩子。我们跑遍了半个柏林，我这才发觉，在我们这个随便哪个街角都能弄到海洛因的城市，却在哪儿都找不到大麻。我们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才弄到一点。这个家伙在汽车里抽了这颗夹心烟。这么一件小事却使他兴奋异常！ 干这一行能碰到一些莫明其妙的疯魔。有个小子曾在骑摩托车时受过伤，他就让人不停地敲那根接在他小腿里的钢棍。另一个展示着一张盖着图章的纸片子，好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一张不育证明——他不愿意用避孕套。还有一个比他们都混蛋的小子，自称是电影界的人物，他想让我先试一下子。后来，他掏出手枪，强迫我兔费侍候他。 我最喜欢的客人是大学生们。他们是用两条腿走来的，总的说来，他们相当窘迫。但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谈论这个社会的腐败。我只陪他们，到他们的窝里去。而和其他的客人，都是在汽车里或旅馆里。那里才真叫惨呢：客人只多给10个马克，而我们连使用床铺的权力都没有，只是加个小床而已。 施特拉和我是用乱写在墙上或莫里斯商店柱子上的密码短语来联络的。用这种办法，在换班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另一个人在干什么；要是父亲发明了什么新招术更好地监督我们，我们也能够知道。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对选帝侯街、赛马场腻了，觉得恶心的时候，我就到一家名叫“少年挑战者”的店里去呆上一会儿。店里分发着一些关于幼年吸毒者和美国雏妓故事的小册子，发放的人说多亏了他们，人们才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就在离雏妓和“音响舞厅”两步远的地方安置下来，以便在现场发展信徒。在“少年挑战者”，我一边喝咖啡，吃煎饼，一边聊天。等他们开始大谈慈悲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利用吸毒者：当他们发现我们走投无路时，就试着把我们招揽到他们的会道门里去。 我也看看选帝侯街和根特奈尔的大家具店的橱窗，它使我想起了属于我和戴特莱夫的一所住宅的旧梦。而这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不幸了。 我已经落到一个吸毒者生涯的最后阶段了。 当很难找到客人的时候，在犯罪面前我也不退缩。噢，我不会走得很远，我天生就不能干这个，我没有那么坚强的神经。有一天，一帮吸毒者想引我到一家银行偷窃时，我就泄气了。我的最伟大的业绩不过是用带有钢指环的手套打碎了一辆小汽车的玻璃，偷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而那还是在喝了四分之三瓶的苦艾酒之后，鼓足了勇气才干的。我通常是帮助吸毒者销赃，我还管给那些普通的小偷运送刚偷到的东西：把它们存放在自动寄存处去，然后再取出来。这能让我赚上20马克，可这比偷东西危险多了。不过，反正我不知道我到了哪一步。 在家里，我向父亲胡吹，说我跟施特拉吵架，我们俩本来说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觉得被另一个骗了。这真是像地狱一样。 很明显，我父亲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阵子时间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学校了，甚至到学校露个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们使我怒火冲天。我变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塞纳区那边平静地闲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亲了。 这正是一个吸毒者山穷水尽之时，烦恼无边，只想自杀。但我从来就是个胆小鬼，没胆量给自己扎上“火潦潦的一针”我还在找出路。 我决心到精神病院去，到那所被人称为“美丽牧场”的戒毒医院去。对于一个吸毒的家伙来说，这几乎是最可怕的玩意儿了。我总听人说：宁肯蹲四年班房，而不要到“美丽牧场”过4个星期。有些吸毒者躺倒在大街上之后就被关到那里。出来的时候，他们讲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天真地想，假如我是出于自愿地去。至少有人照料我吧。在儿童救济会或其它部门，他们不能对一个需要紧急救助而父母又无能为力的姑娘视而不见。而我到“美丽牧场”的决心却有点像企图自尽而又悄悄地希望被救的人，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反思：“可怜的姑娘，我们以前对她照料不够，再也不能这么恶劣地待她了。” 我去找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的决心。一开始，她显得很冷淡，我马上哭了起来。接着，我试着把我的事讲给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这回轮到她哭了。她把我搂在怀里，一直不放开。我们哭得像泪人一样。这可真是舒服极了。我的妹妹也是一样，她也很高兴又能看到我，这夜晚我们俩一起睡在我原来的床上。 很快，我就感到了毒瘾发作的初期症状。 又一次断毒开始了，我已经不知这是第几次了。我大概是断毒次数最多的世界冠军，总之，我不知道有谁，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断了这么多次毒，却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运气。 这几乎和第一次一模一样。妈妈请了假，给我带回来了我所要的一切：瓦里姆、葡萄酒、鸡蛋烤饼、水果。然后，到第四天，妈妈把我领到了“美丽牧场”。这是我坚持要去的，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不这样，我可能第二天又会开始注射毒品了。 他们马上让我脱去衣服，送我去洗澡间，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那里已经有两个完全是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在洗澡。人们把我塞进第三个浴盆，并且在我擦洗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我。在那里，给了我一件仿古的睡衣和一条从肋骨到膝盖那么长的短裤，我要是不想让它掉下来，就只有提着它。我被带到留诊处，接受观察。我是惟一在16岁以下的病人。除了一个大家叫她“洋娃娃”的外，其余的完全是一群疯子。 “洋娃娃”从早到晚找活干，在留诊处，她很有用，帮了护士们的大忙。“洋娃娃”是个和我能聊聊的人，她一点疯样也没有，只是头脑有些迟钝。从14岁那年她的哥哥姐姐把她送来住院起，她就一直留在“美丽牧场”。很明显，她没有接受过治疗，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被留在留诊处了，可能是因为她非常有用的缘故吧，但是，依我看，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头脑有点迟钝，就该让她在留诊处呆上15年吗？ 最初的几天里，我在足足有一个小队的大夫面前接受检查。实际上，这群白大褂中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不顾廉耻地朝我这件仿古睡衣里面偷看。他们的头目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天真地告诉他，我愿意接受几天治疗，然后就去寄宿学校，在那儿我能准备我的学士考试。他不断地说：“好。好。”就像人们跟疯子说话一样。 一些关于疯人的故事冲上了我的脑海。我想，我说过的这些话真能让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自以为是拿破仑的疯子。我突然怕了起来：我会不会也一辈子被他们留在这里，怪里怪气地穿着一件仿古睡衣和一条给巨人准备的短裤？ 但是，两天之后，断毒的病状消失了。我被送到B病区。我的衣服也还给了我，我甚至有权使用刀叉吃饭了（在留诊处，只发一把吃粥的勺子）。我遇到了另外3个吸毒鬼，是3个我认识的姑娘。我们总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很快就被那些老奶奶们命名为：“恐怖分子专桌。” 她们之中有一个名叫丽姬娜的姑娘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不少时光了。她也肯定地说：“美丽牧场”比监狱更糟。特别是在牢房里还能想方设法搞海洛因，而这里，却非常难。 除此之外，现在我们是四个人，过得挺高兴。尽管如此，我慢慢地开始感到不安。每当我问医生什么时候送我去治疗时，根本就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句意思明确的话来。他们总是说：“再看看吧。”或是诸如此类的他们整天向疯子们说的废话。 本来我妈妈和儿童救济会说定，我在“美丽牧场”过四天——以保证我戒除毒瘾——然后再把我送去治疗。但这时，治疗中心答应的床位不再是问题了。而且，我独自断了毒，几乎不再有毒瘾了。 就这样，有一天，他们要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字，根据这个文件，我自愿地在戒毒所医院居留三个月。当然，我拒绝了，我宣布我要马上离开此地：我是自愿而来，那么，我当然可以随意而去。这样，主任医师来了，并且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就将要求当局给我进行6个月的行政拘留。 我觉得上当了。极度慌乱中，我想象着自己已经束手就擒，任这群傻瓜大夫摆布了。他们可以给我贴上随便什么疾病的标签：严重神经官能症啦，精神分裂症啦，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名堂。等把我关进疯人院，就再也没有什么权力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和洋娃娃一样的命运。 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疯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经官能有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和反毒品中心顾问们的谈话至少使我知道了这个：毒品瘾，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强迫性冲动型的神经官能症。一想到这里，我就能解释一些事：明知毒品会使自己完蛋，却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明显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明其妙地疯了。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医生和护士们不能发现我的神经失常。 那些女护士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就像别的白痴一样。我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待她们很凶；医生们向我提问题，我的答案与我当时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我自己，而成为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们一转过身，我就骂自己说的全是蠢话。这回，肯定他们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疯了。 关于医疗，他们建议我的不过是编织。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相信这会有助于我。窗子前自然是装着铁栅栏的。但因为“美丽牧场”不是一所监狱，这些铁条都是弯曲成涡型的，更富于装饰性。这样，只要把头偏一偏，我就能从两根铁条的弯曲部分钻出去。脖子卡在这样一个铁项圈里，我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秋天到了，树叶黄了，红了。每天有一个小时，从两棵树间通过的阳光低低地直射在我的窗刚。 有的时候，我把我的金属茶杯连在毛线的一头，通过窗子，让茶杯在墙上撞来撞去取乐。或者，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我徒劳无益地试着用一根细绳钓一根树枝，想摘下一片叶子。晚上，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来的时候还不是疯子，现在可真是疯了。” 他们甚至不允许我和那些老婆子一起到花园里转一转。恐怖分子还有权每天得到一瓶新鲜空气，而我没有，我有逃跑的危险——其实他们是有道理的。 我在壁橱里找到一个足球内胎，没完没了地朝着一扇上锁的门上的窗子撞来撞去，没准它会被撞碎的吧。不久，他们就把球拿走了。我把头朝玻璃撞去，当然，这是加固玻璃。我觉得自己是一头关在笼子——一个极小的笼子——里的野兽，整天地沿着墙壁跑来跑去。有一回，一种奔跑的可怕欲望控制了我，我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从走廊的这头跑到那一头，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直到筋疲力尽瘫倒为止。 有一天，我偷到了一把刀子。晚上，丽姬娜和我就去挖一扇门，门没插销也没铁栏的窗子，那玻璃连一丝一毫也不动。接下去的那个夜晚，我们先吓住了那些老太婆（她们中的某些人真的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了），让她们不敢唠叨，就拆了一张床，去撬一扇没关好的窗子上的铁栅栏。这个活儿注定要失败，而我们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夜间看守马上抓住了我们。 我的如此表现，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再也没有从这家疯人院出去的希望了。停止使用毒品也是多余，我的健康还是越来越糟：脸色苍白，肌肉松弛，腹部胀大，全身浮肿。从镜子里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张在“美丽牧场”过了15年的人的面孔。我几乎是彻夜无眠，再说，几乎每夜，病区里都会出点小事故把人吵醒。我随时都在伺机出逃。虽然知道这毫无用处，每天早晨我还是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像要到“音响舞厅”去一样：没完没了地梳理头发，涂脂抹粉，甚至连上衣都穿好。 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要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发烧40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2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两天。我的黄疸不是传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标差不多令人满意了，小便不那么红了，面色也逐渐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约每天给反毒品中心打电话，希望他们很快地给我找到一张治疗床位。而一个星期天，在探视时间内，让我吃了一惊：我妈妈陪着戴特莱夫来了，他刚刚获释。 海誓山盟，拥抱接吻，抚爱与祝贺。我们想单独在一起，就到医院的花园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手一样。而忽然间，我们就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站奔走。我们的运气不错，头一个碰上的就是个熟人：基雍姆，他是个走运的小子。他和一个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个医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单单塞满了票子，他还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 基雍姆送了我们一针，然后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到医院。第二天，戴特莱夫又来了，这回我们设法弄“老海”，回到医院已经是10点半了。我错过了见到父亲的机会，他是在飞往泰国之前来和我道别的。 戴特莱夫再来的时候，妈妈又露出满脸的失望表情。这是厉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报所的人来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向他发誓，我有真诚的脱钩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发誓。戴特莱夫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哭了。然后，轮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个星期日， 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为他找到一张治疗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贺他：“现在，一切都好。我也会有床位的，咱们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我提议：“咱们快去快回地到动物园地铁站去一趟怎么样？我想买一本《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的第三卷（这是一本我正在读的恐怖小说），我妈妈没有买到。” 戴特莱夫说：“好极了，老伙计。你真的非得到动物园——只到动物园——去买你的恐怖小说？你不如干脆告诉我你想来一针呢！” 戴特莱夫的这副高傲面孔，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恼火，再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只想把《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说，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当然，他还是陪我去了。在地铁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戏来了：逗弄那些老太婆。这一直使戴特莱夫讨厌。他躲到车厢的另一头去了。我呢，和过去一样，冲他嚷嚷：“哎，老伙计，犯不上装着不认识我，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时，我又开始流鼻血了。一个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铁里落脚，鼻子就流血。这真烦人，而我就老得把血从脸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马上买到了那本书。心情一好，我就建议戴特莱夫该去溜达溜达：“无论如何，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两腿自动地就把我们领到了塞纳区。施特拉在那里，两个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兴得要命，但两个蒂娜正难受异常：她们的毒瘾发作了。她们刚从选帝侯街赛马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她们忘了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们正和他们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过周未。 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从这个泥塘里拔了出来。我不再怕犯瘾，我用不着再去拉客。几个星期以来，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兴高采烈。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纳区里逛，却不想扎一针。 我们走到了库尔夫斯登达姆地铁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他们一直在向我打手势。虽然我有黄疸，但因为我戒毒时间相当长了，所以在四个姑娘中我显得气色最好。还有，我没有穿吸毒者们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来的衣服——纯粹是“姑娘”式的——正为的是区别于那些瘾君子。在医院里，我甚至请人剪了发，剪得相当短。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两个蒂娜说：“要不要我给你们搭上？哪怕他们只给40马克，你们也能两人分一份药了。”不管怎样，处于当时的境地，她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轻松地朝那两个外国佬走去：“你们想要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50马克，怎么样？”我指着两个蒂娜说。 他们俩傻笑着：“不，要你。你，睡觉，你，旅馆。” 我很轻松，不愿为几个铜子而气势汹汹。我回答他们：“好，没问题，不过，这些姑娘，棒极了。14岁，只要50马克。”那个小蒂娜确实只有14岁。 两个外国佬不为我的话所动。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两个蒂娜正在缺毒犯瘾，确实吊不起胃口来。我走回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事情吹了。后来，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这副样子，她们是没法找到客人的。咱们两个去，把他们的火勾起来，后面让蒂娜来干。反正她们要跟客人睡的。和他们要上100克我们可以买半克药。” 施特拉不等劝就同意了。虽然，对她对我这都是最差劲的。不过，至少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我们和外国佬有过什么交往。 我转回来找那两个土耳其人，我的建议马上使他们兴奋起来了。戴特莱夫满面沮丧他说：“行了，你又开始拉客了。”我说：“少胡扯，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你没有看见我们是4个姑娘吗？”我觉得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怜悯，可能真的有一点。但是，不知不觉地，我无疑正在寻找一条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个人解释我们得到努尔马旅馆去，外国佬们在那里有大房间。其它的地方是不会让6个人到一间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个外国佬凑了过来。那两个声明：“他，朋友，旅馆也去。”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高兴的是拿到100马克。施特拉和一个家伙去买海洛因了，她认识一个卖主，卖的半克份额的药分量足，是这块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来之后，8个人继续赶路：4个女孩子和戴特莱夫在前，手臂扣着手臂，把人行道的整个路面都切断了；3个外国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点紧张。两个蒂娜想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应，当然是怕她们把我们蒙了。除此之外，还得想个主意摆脱第3个外国佬，因为我们这笔生意里没包括他。 施特拉转过身，用手指着他，十分干脆地说：“要是这个鬼子也去，我们可什么都不干！”她真有胆量这样对待这个上耳其佬。 可是这3个家伙手拉手走着，什么也不想听进去。施特拉建议我们干脆把他们甩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主意”。我穿的是平跟鞋——这是差不多3年以来的头一回——我是能跑的。可是，想了一想，觉得这办法也不很巧妙：“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那么到哪一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100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6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15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非常热心的家伙，一个相公，一个喜欢鸡奸的医生，这使我放下心来：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这倒更让人信赖。他们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了他们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热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开始给我检查。他想让我谈谈毒品，讲述这一切。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向他要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还给了其它的药。 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两天，第三天，当我的大脑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强迫自己不去思索。两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药。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获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别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还很困难。喜爱鸡奸的医生对我十分关切，弄来了拐杖，我架着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们扔了：我可不愿意拄着双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紧牙关，离开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地铁站的广场上。我接了几个客人，其中甚至有个外国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个希腊人。老实说，我不反对外国人，但我不和外国佬打任何交道，这定约可真有点古怪。不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反正不过如此了。 可能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妈妈来找我。她如果寻找我，就一定会到动物园地铁站来的，所以我才没到库尔夫斯特拉街那边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会有人找我了，这已经不是妈妈焦虑地等我回家的时代了。 我买了一份药，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又干起营生。我需要钱，准备着万一找不到过夜的客人时使用，那时我就得住旅馆。 突然，我碰上了沃尔弗，他是戴特莱夫的老主顾，最近，戴特莱夫不曾到他家去过夜。不过他不再是一位主顾，他对海洛因上了瘾，所以现在跑到生意线的这边来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难，因为他都26岁了。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戴特莱夫的消息。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错，戴特莱夫是在治疗所，没有他，生活就彻底完蛋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他想脱钩，他爱戴特莱夫，他想自杀。总之，他向我唠叨了一大堆吸毒者们常说的废话。关于戴特莱夫的那些昏话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这个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他在戴特莱夫身上有着某种权力。戴特莱夫应该离开治疗所回到他身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戴特莱夫。听到这句话，我不禁脱口说道：“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蠢货！你把你家的钥匙留给戴特莱夫，这样，他就知道，万一治疗所把他赶出来，他就会有落脚之处。要是你真的爱他，你就该想方设法让他脱钧。但是，你不过是个下流的鸡奸犯而已！” 沃尔弗正当瘾发之际，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到他家去过夜又如何？我平静了下来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马上接个客人，给他买上一份药。他特别高兴我能到他家去睡，因为除了戴特莱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 我们一起睡在他的那张大床上，由于戴特莱夫不在，我还能够和他相处。他让我讨厌，但还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莱夫的两个爱人就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尔弗没完没了地重复他多么爱戴，大哭一场然后入梦。这使我的神经焦燥不安，但我还是忍住不发火，因为我需要这张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称，在戴特莱夫戒毒之后他们俩将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没有发怒。再说，左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此外，我想，戴特莱夫和我对他还该有点爱怜之意：如果当初他不是结交了我们，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小相公，偶尔地，到酒馆里买个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仅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打发了一周的时光，注射毒品，地铁站，地铁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尔弗无止无休的哀叹。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打开了公寓的门，在走廊里弄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沃尔弗。我喊着：“别吵了，我要睡觉！”走进来的是戴特莱夫。 我们拥抱。我们接吻。重逢的快乐。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来了！” 他向我解释。像所有新到医疗所的吸毒者一样，人们要他担任三周司晨员。要一个扎吗啡的人遵守时刻，这几乎比要他登天还难。戴特莱夫必须每天在同一时刻醒来，然后叫醒其他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考验。所方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对接受医疗的病员进行选择，是希望把他们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给那些还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莱夫没能经得住这种考验，有三次他没能按时醒来，所方把他开除了。 戴特莱夫告诉我戒毒医疗所是个不坏的地方。不错，挺苦的，但他下回一定能够成功地坚持下来。目前，他打算不动毒品——而且，他马上着手到戒毒医疗所去找一张床位。他告诉我，在那里他遇到了好几个我们过去的老朋友，比如说佛朗克，在他的朋友安哥死后想试着脱钩。安哥死的时候14岁，和巴普西一样。 我问戴特莱夫今天他打算干什么。先来一针再说。我要他给我带回兴奋剂来。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还跟着一个叫比科的人，那是他过去的客人。比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满的一袋海洛因！足足10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洛因。等我醒过神来，马上向戴特莱夫喊道：“你疯了？怎么能往家里带10克海洛因？” “从今天开始，我当毒贩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警察？如果他们抓住你，那你就会再进班房，而且会是几年！” 戴特莱夫不高兴了：“我没功夫想警察，别再给我泼凉水好不好！” 他马上干了起来。用小刀把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小方块铝铂纸上，我觉得纸裁得大小了，并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老伙计，你要注意。它的大小最要紧。货的量不变，可包要大些。记得洗衣粉吗？那么大的盒子，可里面只装了四分之三”。 “你开始跟上我了。我的药量一定要足。人们马上就可以发现，我这里的服务是最好的。” 这时我才想到要问一问这些毒品属于谁。自然是属于比科。这个小流氓！当初，他干的是溜门撬锁盗窃写字间的勾当。刚刚出狱，还处于监管期间，就想利用戴特莱夫这个傻瓜干活来摆脱他自己的困境。他用二道贩子的价格从他在狱中结识的波茨但街的老鸨子千里买了货，他自己不去卖——他也不会卖，他只是个酒鬼——却让戴特莱夫给他干活。 等戴特莱夫把包包好，我开始数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数学从来学得不好。可是我马上就算出只有8克：他把分量给得太大了。如果不核实一遍的话，我们就得掏自己的口袋来付那两克海洛因的钱了。 好办，我们重新干起。因为纸上总会沾着些粉未，我就把它们收集起来留为自用。 戴特莱夫决定把包包得更大一些，并且同时赠送一瓶啤酒，这样可以显得他货源充足。这回他决定只包四分之一克的，最后，共有24包。 我们马上先注射了两包：当然应该品尝一下自己的货物。这可真是质量极佳的海洛因。 晚上，我们把货物带到了特莱保斯。我们把大部分货埋到了大楼后面的垃圾桶旁边，身上所带的决不超过3包。这样，当突然搜查时，我们就不会被划为毒品贩子。买卖开头还不错，头天晚上就脱手了5克，很快人们就知道我们手里有质好量足的海洛因了。只有一个人埋怨我们的货色不好，当然是施特拉。就是这样，也不妨碍她提出当我们的代销客，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居然接受了：她每代我们售出5包，便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克。而结果是：我们自己什么也嫌不到了。我们和比科约定的是，每销出10克，我们可以提成1克半。而我们支付了代销者的服务之后，剩给我们这些二道贩子的仅仅是能够满足每天需要的海洛因了。 比科每天早晨来结帐。每天晚上，我们的钱箱一般能有2千马克——这就意味着比科能拿到1千马克的纯利；而我们，只有1克半的海洛因。比科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除非我们揭发他。 他是很谨慎的。他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捕，如果我们把他出卖给警方，最好是事先准备好棺材。他的波茨坦街的伙伴会承担这项工作。就是在监狱里也逃脱不了，到处都有他们的伙汁。他还威胁我们，如果察觉我们伪造账目，他也会让这些伙计们来干预的。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威胁。 戴特莱夫不愿意承认比科在诈骗我们：“你还想干什么？首先，这可以使你不必去街上拉客。我可不愿意你再去卖淫了，我呢，也不想再去干。那么，我们只好走现在这条路了。” 大部分的小二道贩子的处境和我们相同。我们从没有足够的钱直接向中间人购进十克海洛因。再者，我们也不了解毒品的分配网。我们又怎么能够与波茨坦街的保护毒品的地痞们接上头呢。街上的毒品小贩——他们自己就是吸毒者———般都需要用现金买进毒品，也正是这些可怜的上瘾的家伙最后进了班房。而像比科这样的人，基本上在警察的打击范围之外，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替换的代销小贩，为了每天能注射两针，每个吸毒者都愿意干这个买卖。 几天之后，我们感到在特莱保斯附近不安全了。到处都充斥着便衣警察，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压力。我们重新组织了销售方式：由我在特莱保斯担任推销员，而戴特莱夫拿着货在稍远的地方等候，由我把买主打发到他那里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戴特莱夫毫不在意地在特莱保斯附近晃来晃去，口袋里装满了药包。一辆汽车停在他的旁边，司机问他去动物园地铁站该走哪条路。戴特莱夫慌了手脚，拔腿飞跑，把货扔进了他碰到的第一个荆棘丛中。 他向我解释说那家伙肯定是个警察，因为不会有人不知道动物园地铁站在什么地方。 这下糟了，我们看着每个朝着库丹姆开车的或散步的人都像是警察。我们也不敢去取回扔掉的货：要是警察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怎么得了？ 我们真是陷进了泥淖。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法和比科清帐。跟他实话实说？他不会相信。我想了个主意：就告诉比科我们被外国佬抢了，他们拿走了一切，连钱带毒品。反正事情闹大了，干脆把手里有的这几个钱也花掉！这个混蛋真卑鄙！他每天从我们身上赚1千马克，而我们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得买几件衣服了。我没有暖和衣服，我总不能一冬天总穿着我从医院里溜出来时所穿的衣服在街上逛。 戴特莱夫终于明白了给比科200马克和一文不给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去了旧货市场，看到什么顺眼的东西，戴特莱夫先试，然后我试。我们仅买那些他能穿我也能穿的衣服。我决定买一件黑兔皮上衣。戴特莱夫穿着正合适，显得十分招人喜欢。后来，我们还买了香水，一个人音盒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把钱全部花光——我们不能什么都买，仅仅是为了需要高兴而已。我们把剩下的钱都藏了起来。 我们刚刚回到沃尔弗家，比科就来了。戴特莱夫说他还没有注射，他得先扎一针然后再算帐。当然这不是真话。跟往常一样，一起床我们就注射过了。但是，戴特莱夫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怕得要死。 比科说：“好吧。”然后就埋头去读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戴特莱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海洛因，针还没有从胳膊上拔下来，便坐下了。 我想，好，连着注射了两针，想打个盹也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只不过得马上把注射器从手臂上拔下来。不然血液就会凝在针里，要清洗就麻烦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备用的针。我用一块棉花沾着酒精去擦戴特莱夫臂上的针孔。我发觉他很奇怪：我扶起他的手臂，一放手，他的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我推他，想让他醒过来，他却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他的面孔灰暗，嘴唇青紫。我解开他的衬衫听他的心律，根本没有心跳。 我马上闯到一个邻居家，一个退休的女人，请她让我使用她的电话。为了救急，我拨了警察局应急号：“我的朋友没气了，是因为过量注射毒品造成的。”我告诉了他们这里的地址。这时比科朝我喊道：“他醒过来了，别说了。”我对警察说：“谢谢，不麻烦你们了，警报有误。”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戴特莱夫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已经睁开了。比科问我是否和警察提到过毒品，是不是已经把地址告诉了他们，“没有，没有直接提到，我想他们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我说。 比科像对待神经质的蠢货那样待我。他给了戴特莱夫一记耳光，命令他马上站起来。我要他不要缠住戴特莱夫，他朝我喊道：“闭上你的臭嘴，蠢货！拿水来！”等我从厨房取回水来，我看见戴特莱夫已经站了起来，比科正在训斥他。我真高兴戴特莱夫已经恢复了常态，想去拥抱他，他把我推开了。比科朝他的脸上泼了一碗水，对他说：“来吧，傻小子，快点溜吧。” 戴特莱夫仍旧面色灰白，站立不稳。我求他还是躺下，比科喊了起来：“闭嘴！”而戴特莱夫却对我说：“我没时间了。”他们就这样走了，比科搀着戴特莱夫。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浑身抖作一团。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戴特莱夫死了。我倒在床上，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恐怖小说中去。有人敲门，我从窥视孔朝外看：那是警察。 这时我丢魂落魄，没有从窗户跳出去逃跑，反而开开了房门，我十分勉强地向他们解释：公寓是属于一个鸡奸犯的，他出外旅行去了，把房子借给了我。今天早晨，两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们彼此注射了毒品，其中的一个倒在了地上，所以我叫了警察。 警察问我那两个年轻人的名字，能不能描述他们的外貌，等等。我胡乱地向他们说了。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事情马上有了结果：“好吧，你跟我们走吧，人们已经报案说你失踪了。” 他们对我还不错，给我时间让我把两本小说塞到我的塑料包里并且给戴特莱夫留了个条子：“亲爱的戴特莱夫，正如你想到的，我到底进去了。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你我的消息。温柔地拥抱你。你的克丽斯蒂娜。”我把这个条子用胶纸贴在公寓的门上。 他们先把我带到了弗里特里斯特拉街警察分局，然后送我到拘留所。在那里，他们把我塞进像是从西部片里借来的一间牢房：一面完全用铁栅栏组成的墙，门开门闭总是发出《道奇城的司法官》影片里的那种声音。我把身子贴在铁栅栏上，双手紧抓住铁栏。真是让人丧气死了。于是我躺在了那架纸床上，由于海洛因的药劲还没失去，我很快睡着了。人们给我拿来一个小杯，让我在里面小便，以便化验尿，杯子放在一个小桶里，免得把地面弄脏。无论谁从这里经过都能看见我小便。这一整天，他们既没给我吃，也没给我喝。 下午快过完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来了。在经过栅栏的时候，她只向我投来了无神的一眼。可能有些问题还要和警方解决吧。后来，门开了，妈妈向我说：“你好！”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很紧。外面有辆汽车在等我们。妈妈的男朋友卡洛斯坐在驾驶座上。妈妈把我塞在后排座上，她坐在了我的身旁。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卡洛斯好像迷了路，我们朝柏林驶去。我想：这回可好，他们全都呆了，连到克勒贝尔的路也找不到了。 我们停下来加油。我告诉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面包，她给我买了3个。在开始吃第2个的时候，我感觉不舒服。卡洛斯不得不停车让我到外面去吐。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到儿童教养院去吗？我会逃出来的。后来，我看到了“特凯尔”机场的牌子，这太过分了，他们要把我赶出柏林去。 我们下了车。妈妈一秒钟也不离开我，一直像刚下车那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这时我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二句话：“请您放开我的手好吗？”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放开了我，但仍旧停在伸手就可以抓住我的位置。卡洛斯断后，也保持着警惕状态。我更加萎靡不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他们从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当母亲拉着我朝写有汉堡的通道走去时，我还是朝周围瞥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办法溜掉。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不能试一试了。 汉堡！真让人丧气。我有一个奶奶，一个婶婶，一个叔叔和一个表兄住在离汉堡50公里的村子里。再也不是城里人啦。他们的房子维护得如此完美无缺，真让人作呕。地上连个灰尘颗粒都没有。有一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了几个小时，晚上，我连脚都不用洗，可见有多么干净。 在飞机里的时候，我装作专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说，实际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页。妈妈一直像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甚至都没告诉我，我们要到哪里去。当空中小姐开始那一套惯常的花言巧语时——您的旅途愉快……希望尽快地再次为您服务，等等——我发现妈妈哭了。接着，她开始说话，用机关枪的速度。她一直是为我好。最近，她总是梦见了我死在了公共厕所里，四脚抽搐，到处是血。是让个毒品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认领尸体。 我总是觉得妈妈有心理玄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对我说：“孩子，不要出门，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时，就会发生某些意外：在一次紧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当受骗啦，一件讨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说她的梦境，我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胁，和他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地痞朋友。可能这回是妈妈救了我的命，我不让自己想得太远。自从我错过了出去的机会，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婶婶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因为她要乘下一个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罗里达男子酒”，可是在这个豪华级的饭店里却没有这种牌子的汽水。虽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没喝。 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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