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我一想到又得重新依赖海洛因就感到厌恶。可是，戴特莱夫吸毒后沉醉于虚幻之中，我要不能这样，我俩无法互相交流，彼此就像互不认识似的。所以，当戴特莱夫又拿可卡因给我时，我就接受了。我们拿注射器，决心再也不吸毒了。我们以为自己过去还未吸过毒，以为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戒掉。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已经又在考虑如何才能弄到第二天早晨用的毒品。 糟糕的事又重新开始了。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会陷到这种地步，还以为能把握一切呢。 有一阵子，戴特莱夫为了我俩去干活儿。当然，这没有持续多久。于是，我又不得不再去街头拉客。不过开头我的运气好极了，我接的客都是过去的常客，这样使我感到不那么恶心。 戴特莱夫见我又不得不去拉客，就把我带到约根的家里。约根在柏林的工商界小有名气。他很有钱，还经常与议员们共进午餐。他已经三十出头但仍显得很年轻。他讲的话用的词全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他也了解年轻人的事儿。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当官儿的”完全不同。 我第一次到约根家里时，见到20多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木桌旁，桌上的铁制烛台上点燃着许多蜡烛，还摆满了各种名酒。他们什么都谈，气氛轻松。而且还注意到坐在桌旁的男男女女们个个都很漂亮。约根像是个头儿。我心想他大概艳福不浅。这套住宅的豪华使我吃惊，里面的每件东西都值很多钱。另外，尽管阔气，主人却还是那么和蔼可亲，我觉得这真不错。 我们受到朋友般的接待，尽管我们是那里惟一的吸毒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一对男女问是否可以洗个澡。约根回答说：“当然可以，淋浴室就是为了洗澡的。” 淋浴室紧挨着起居室。这一另一女朝那走去。有几个男女也跟着他们走进浴室。不一会儿，他们走出浴室，光着身子来要浴巾，我心里想：这伙人真不论！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将来，我和戴特莱夫也搞一套这么豪华的房子，我们也邀请这么一帮可爱的朋友。 不一会儿，几个洗完澡的男女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们全裸着身体或者仅在腰上围块浴中。然后他们互相接吻。一对男女走进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床。一条宽敞的走廊从容厅直通卧室，因而可以看到卧室里发生的一切。在那对男女做爱时，其他的人也来到这张大床上。一些男人开始与女人做爱，还有一些男人与男人做爱。有几个人就在桌子上干开了。 我明白了：这是一处淫乱群居的聚会。他们想让我和戴特莱夫也加入进来，但是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让随便什么人来吻我。他们的举动并不令我感到厌恶，看见他们这样寻欢作乐，甚至我还感到一点刺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单独与戴特莱夫在一起。 我尤其欣赏他理财的手腕。这大概是他身上最使我感兴趣的地方，他给我讲他如何去投资，钱就几乎自动地越滚越多。同时，他又很大方。他不直接付钱给加入淫乱群居聚会的其他人，但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家伙向他要了几千马克去买一条超短裙。约根开了张支票给他，并说：“拿着，你的紧身超短裙。”我有时候去约根那儿，纯粹是去看看他，我不向他提什么要求，他也不向我提什么要求，他是我惟一的这样的顾客。我有时晚上在他那儿看电视，这样一来，我觉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坏。 戴特莱夫和我又回到吸毒圈里。我们不再去参加淫乱群居聚会，对于那些我们已经不感兴趣。我不去地铁动物园站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闲逛。站台上有一百多个吸毒者，他们在卖可卡因。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专门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个碰头的地点。 我们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与他们聊天。有时，我又窜到另一伙贩毒者中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在地铁站台上溜达就像一个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挎着印有大商店名称的塑料包，惊恐地盯着我们，她们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们这些吸毒者要比她们强。这里生活很艰难，人们随时都可能死，再说人也活不到老。然而这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总之，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盘算着我要铮的钱。我一天需要100马克，完全是为了买可卡因。加上其他的开销，我一个月的支出达到4千马克，因此我必须弄到这笔钱。足足4千马克，这相当于一个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岁就要搞到这么多钱。 当然，我只能去拉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但是，当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时，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忍受的。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应付顾客。总之，他们的钱花得不合算，总是由我定条件，我不接吻。 这里有比我花销更大的吸毒者。据他们所说，他们每天需要4克海洛因。这样他们一天就得花500至850马克。可他们总是有办法搞到这笔钱。他们比一个总经理赚的钱还多，而且还不会被警察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错：原来说的是安得烈·维左内克，是阿特兹。 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迸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淋淋，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毒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11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20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丽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时给我零用钱。我几乎全省下来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节省钱，我向来做不到。但这次我做到了。我攒了40马克。我把它们藏起来，我的40马克——40马克，对于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是买一针毒品的价钱，也是我向嫖客们要的价钱。 我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你正在节省的钱不是为了你的第一针毒品做准备的！”我跑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值20马克的T恤衫，仅仅是想摆脱这不祥的40马克。因为我到乡下，就是为了彻底戒毒。 假期的一个月很快过完了。我妈打来电话：“你还想在那儿呆一段时间吗？”我冲口而出：“不。”如果她问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辈子吗？”我大概还会考虑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生活当成梦幻，开头是恐惧，结尾平静而温和。而且这也只能持续一个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备。现在我想回到戴特莱夫身边，因为我们已经像一对夫妻了。 我动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劝我带着那条方格裤子，这裤子现在我穿着正合适。我固执地换上我的牛仔裤，线缝都绷开了。拉链也拉不上。没办法，拉链让它敞着，我就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长外套———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装。 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都在那儿。却没有阿克赛尔。他大概与一个老无赖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热情地欢迎我。他们的确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戴特莱夫，一眼就能看出。我问他：“戒毒顺利吗？你找到了个好工作？”我们仨人全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问：“阿克赛尔哪儿去了？” 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特莱夫低声说：“你不知道？阿克赛尔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点儿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嘿，别开玩笑了。”但是我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轮到阿克赛尔了。以前每个星期，阿克赛尔在那间吸毒的陋室里给我准备一张干干净净的床和被子，而我总是给他带一盒金枪鱼——很蠢的东西——他给我买达努纳酸奶。我与戴特莱夫吵架后，阿克赛尔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哭一场时，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处。因为至少他没有伤害过吸毒帮中的伙伴或向谁挑衅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戴特莱夫向我解释：“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他，针头还扎在膀子上。”这两个小伙子提起阿克赛尔的死，就像在讲一个陈旧的故事。似乎他们不想提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枪鱼罐头盒。我心想我再也不会买它们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莱夫：你现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莱夫告诉我：“阿克赛尔的母亲已经把房子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顾客家里。” 我说：“哦，见鬼！”这消息几乎与阿克赛尔的死讯一样震动了我。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彻底失去了戴特莱夫了。 他继续说：“这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年轻，25岁左右，没有情妇。我对他谈过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随戴特莱夫去买可卡因。我们碰见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真讨厌，在阿克赛尔身上发生的一切真讨厌。”但其他人没有反应。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讨厌，阿克赛尔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公共卫生间。戴特莱大想立刻打一针。我给他帮忙。我等着他给我一点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当面拒绝，说一声“不”向他显示我现在是多么坚定。但他没有给我。我还在为阿克赛尔的遭遇苦恼。戴特莱夫准备针管，又强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仅仅打一小针，大概不会损害我，还可以帮助我忘掉阿克赛尔，也不去想戴特莱夫睡在一个顾客家的事。 “又开始啦？”戴特莱夫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当然容易。我在乡下时，你戒过毒？不是真的吧。伙计，我向你保证我戒过。这只是又开始，非常需要一点儿可卡因。” 戴特莱夫说：“戒毒也不难。我想什么时候戒都可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边说边给自己注射。他在针管里给我留了一点儿。这足以使我神魂颠倒——我很长时间没有沾一点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赛尔。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很高兴看见我长得这么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住了增长起来的体重。 我经常去沃尔弗家，就是戴特莱夫多次讲过的他的那个顾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莱夫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讨厌沃尔弗。他爱戴特莱夫，当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莱夫争吵时，他高兴得发狂，而且总站在戴特莱夫一边。这让我很生气。戴特莱夫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是当丈夫，他让沃尔弗去买东西，命令他做饭洗碗。我被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来为戴特莱夫买东西做饭。 我对戴特莱夫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沃尔弗总的来说还不错，没有其他顾客那么讨厌。 戴特莱夫对沃尔弗发号施令，尽给他颜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当戴特莱夫急需钱时，他才到沃尔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莱夫与沃尔弗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戴特莱夫做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仨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 总之，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继续吸毒，戴特莱夫就不可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顾客们共同拥有他，特别是与沃尔弗一道。从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别的——由于我总是急需钱，所以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子，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吸毒帮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巴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头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含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交谈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吸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蛋。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戴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出来。我俩很高兴，没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马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口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进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车厢里钻。戴特莱夫也吓坏了，紧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干什么，该死的吸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衣警察跟在我们后面进了车厢。很显然，我们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本来不会发现我们：一些人涌向我们，抓住我们的衣服，一面发疯似地大叫：“警察先生们，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西部片中的违法者。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一个警察对我们说：“用不着再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把戏了。跟我们走，快走。” 他们把我们押进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入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入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物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吓我一大跳！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荡。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进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戴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出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子找不到了。我们溜进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我用抽水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管。 陌生的毒贩子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瘫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子，我完全处在云雾里。 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这只狗。当然了。他要价70马克，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同意40马克。简直太好了：我吸毒时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给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们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吉妮跟我平分一块排骨。“间谍”到了约会时间就来了，他真给我带来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这些值100马克呀。 我们又去地铁动物园站，还是没找到戴特莱夫，但我们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兴，尽管我们经常吵架，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来到露天咖啡厅。巴普西的脸色很不好，两条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31公斤，可她的脸蛋还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讲了戒毒所，说那里面真不错。施特拉不想听我讲。她说：她生下来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发火了，她以为大伙儿要一块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费劲在治疗吸毒的机构给她找了个床位，可她又溜走了，虽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状况很糟糕。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随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牵着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贵的商店买东西，因为只有它晚上还开门：我为狗买了两袋食品，为我自己买了一大堆快餐甜食。买完东西，我给戒毒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命令我回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朋友去，没有讲明是一条狗。 我对此没有过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会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吗？我能想象得出我妈看见我半路偷跑口来时的脸色。我妹妹回来了，她不愿意在我父亲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间和床。流浪吗？我很少那样做。去顾客家里住吗？这意味着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个机器人似地亲吻。我还没有在一个顾客家里过过夜。因为我总是在决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别无选择。 回到家——我们总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们对我很冷淡，但也没有说长道短。他们甚至对吉妮也没说什么。这里已经有12只猫了。 我去地下室找来旧被子，在我的床边给吉妮搭了一个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处拉屎尿。它从不爱干净。这个小动物有颗痣，我也有颗痣。我喜欢吉妮，所以我打扫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补充训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惟一使我烦恼的就是训练时要与吉妮分开。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着长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谈话的人。现在，我总算有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 我又逃跑过两次。最后一次持续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觉——她妈妈为了戒酒住在私人诊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这期间，我才得知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丈夫的家伙就这么溜走了，甚至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我俩早就向往去巴黎。我们曾希望在蒙马特租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戒毒。我们从未听说过巴黎的吸毒者，还以为巴黎没有这些。我们想象巴黎只有艺术家、高雅的人，人们经常喝咖啡、饮酒。 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就这么去了巴黎。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独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开始那套把戏，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给戒毒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妈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让他们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来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们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疗中，就像着了魔似的。我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我又得到了测谎器证实的荣耀，当我说到训练对我大有益处时，测谎器的挂钟从未晃动过。我对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快成功了。”我没有给我妈打电话。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着小伙子的衬裤，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妈给我拿东西来。 一天，我爸打来电话。“你好，克丽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刚得知你的地址，还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很惊讶，你第一次对我感兴趣。” “告诉我，你还想呆在那帮家伙那儿吗？” “当然。”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喘过气来。他又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顿饭。我同意了。 半小时后，我被叫进办公室。谁在那儿？我亲爱的父亲，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他。他跟我来到我与另外四个姑娘同住的房间。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怎么口事，乱七八糟的？”他总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样，真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床铺未叠，到处扔的是衣服。 我们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应该签一张单子——领走克丽斯蒂娜的契约。” 我爸气极了，大声嚷道：他是父亲，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他女儿应该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退出来想到治疗室去，同时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让我呆在这里。” 戒毒所的人听见我们的叫声都跑来看，他们全部支持我。我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我爬上屋顶。那上面有一个专为通烟囱的工人留的类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发抖。 真有两辆囚车开来了。警察和我父亲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担心，都在喊我。但没有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来。警察和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我母亲的办公室。我哭着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对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是我的监护人。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让爸爸把我带走。我想呆在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发誓。我求求你，帮帮忙吧。妈妈，我应该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死了。应该相信我，妈妈。” 我妈用不耐烦的声音说：“不。我无能为力。”“咔哒”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着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而现在他们又高兴来管我，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凯西的妈妈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恶的父母连举手之劳的忙也不愿意帮，却以为只有这样对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