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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弹 诺贝尔奖能够改变科学家。对于有些人来说，奖章是一个标志，表明他们已不是昨天的无名小卒，一夜之间已经成了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得奖证书代表着一种通行证，他们将进入新的领域去闯荡。当然，对于几乎所有的奖主，得奖意味着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从此开始，成果将不断减少，研究的中心也逐渐模糊。 鲍林对名声已经习以为常了。回国以后，面对堆积如山的信函，大把大把的请帖，新闻媒体争先恐后的采访，他丝毫也没有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当然，这次得奖确实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已为世人公认，登上了科学成就的顶峰，因而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学术地位。有了三万五千美元的奖金，他也不必再在经济上求人了。 这样，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再一次投身于政治活动的天地。他以前曾经迫使自己在政治上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不想丢掉自己的饭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杜布里奇劝说过他，说他的活动对加州理工学院不利。现在，鲍林心里想，倚仗诺贝尔奖的崇高声誉，他再也用不到有这方面的思想顾虑了，加州理工学院不至于要解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吧。几个月来慷慨地向他献出的赞语和颂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旧的伤口已逐渐愈合。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所在的学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岛的核试验，还有奥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鲍林又重新回到社会行动主义的轨道。诺贝尔奖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这一道路。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反对核武器的政治活动在鲍林的思想和行动中将会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所说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与科学已不沾边了。” 鲍林一回到加州，重点就开始转移。他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这次周游世界后，他开始真正相信，再也不会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和平，氢弹使战争成了不可想象的事。鲍林写道，现在的危险并不是战争，而是由核武器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不顾后果地促使人类素质不断下降呢？”他这样问道。与此同时，他着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导致发病率上升和畸形儿童数增加。“为了限制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试验，进行国际谈判极为重要。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他坚信自己的声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读过有关的资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与遗传学家交谈，并且与日本科学家交换过意见。对各种动植物进行的试验已经证实，基因会受到放射性的破坏，而且还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受到照射的放射性越强，这种破坏就越严重。放射性减小，其破坏程度会直线下降。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只有放射性完全消失，这种破坏才能真正停下来。因此，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给人体健康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风险虽不大，但确实是存在的。 这是有关数据显示的结果，不过仍需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加需要过硬的证据。当然，已有足够的证据让人担忧了。鲍林和许多科学家相信，核武器试验及其放射性尘埃的增加，对人类健康是一大危险。对动物所作的研究已经表明，放射性能破坏卵细胞和精细胞，导致生育方面的缺陷。另外也有一些证据显示，放射性能损害体内其他类型的细胞，使癌症的发病率上升。尽管这么说，毕竟几乎还没有人直接考察过，放射性微量增加，比方说，放射性尘埃增多，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不过，鲍林在自己的谈话中很少有模棱两可的说法。他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因此受到全国上下的注意。他在讲话中断言，“白血病是一大危险，”并且声称，放射性尘埃也许足以在易感人群身上诱发这种形式的血癌。 1955年春季的一段时间里，鲍林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已广为人知。日本学者毫不含糊地说，比基尼岛试验的决非普通的氢弹，不但其能量要比普通氢弹大好几倍——其威力足以穿透低层大气而将尘埃喷射至同温层中，悬浮在那里的尘埃可以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且它形成的放射性尘埃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种核武器试验所产生的散落物质。 看来，在比基尼岛投放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日本人对放射性尘埃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尘埃中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同位素，其中有些同位素只能是铀裂变的副产品一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因为普通铀比较稳定，在标准的原子弹中无法使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家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提炼出一种稀有且爆炸性更强的同位素。物理学家认为，普通铀一定要有大量能量的激发，才能进入爆炸反应的状态。。 现在看来，这就是比基尼岛发生的事。很清楚，在那里进行的爆炸试验使用的是一种三级装置：先是用广岛式裂变弹激发一种聚变型氢弹，然后用其产生的能量使其外层的普通铀发生裂变。这种裂变一聚变二裂变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用很少一点钱就能极大地增大氢弹的威力。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使鲍林那样的科学家感到惊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简单地利用价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点铀，就可以造出这样一种威力无比的核弹来。 用这种办法得到了后人所称的“铀弹”，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肮脏程度难以想象。铀弹的研制激起了新的一轮世界范围内激烈反对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平主义者罗素，有感于比基尼岛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一份由他本人、爱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学家签署的反对核战争的声明——这也是爱因斯坦临终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公开文件。当罗素来函征求鲍林的帮助时，鲍林正好有事在外，几天之后，他就致电表示赞成这一声明，因此，他成了这份声明的第十一位签署人。后人将这份声明称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 “人们担心，要是有许多氢弹投入使用，那就会带来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将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缓慢的折磨，”这份宣言这样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涌现。然而，我们会不会选择死亡，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彼此之间的争吵？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记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进入新的乐园的道路将畅通无阻；要是你们做不到，那么你们面临的将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的用词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早期岁月。那时，科学家面对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样的动机，一样的紧迫感，一样的感受。只有科学家将事实真相告诉公众，人们对核武器的厌恶才会带来有序的新世界。爱因斯坦的逝世，在献身于和平事业的科学家的精神领导这一问题上造成了一种真空。罗素只能在英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美国，就要由鲍林来举起这面旗帜了。 已经到了1956年，根据鲍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核弹和放射性尘埃的资料。他专心致志地查阅政府的报告、有关核战争的书籍、关于遗传机理的科研文献以及人们对核武器试验的见闻等等，夜以继日地寻找着有关的真理。 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为了消除公众的担心，声称大家每天都处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围中，因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阳辐射和宇宙射线中，就有自然状态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们说，在这种“基底辐射”的基础上，由于核试验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无论怎样说，低剂量辐射与人类疾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此时并没有任何过硬的资料。6月，原子能委员会总干事刘易斯·斯特劳斯在一次内科医生的会议上保证，到那时为止，所有核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尘埃总量，使每一个具体的人受到的额外辐射量，并不比一次Ｘ光胸透更大。他说，有人声称，核试验污染了大气，将来怪胎会增多，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鲍林认识到，原子能委员会对有关资料的解释是片面的，因为它将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总体的人群上。低剂量辐射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不对人口总体作测算，这种影响确实是微乎其微的。鲍林说，如果认为全世界每年发生的总共150万例胎儿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辐射造成的——作为遗传学证据，这是一个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质疑的假设——那么，因核武器试验使其基底辐射增大1％，就会造成每年多生出来15000名畸形胎儿。个人承受的危险较小，但总体上累积起来就是15000名畸形婴儿，这一数字是触目惊心的。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一类数字。 尽管原子能委员会不肯提供确切的资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只好埋头于分析放射性尘埃的情况。这方面得到的信息越多，公众就越感到放不下心来。铀弹爆炸以后，其外层物质生成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放射性产物，其中一种则很快引起了美国公众的警觉：锶90。这是一种生存期很长的同位素，在原子试验以前，地球上从未看到过。锶90很像钙，因而就特别危险。研究人员很快就能表明，雨水穿过放射性尘埃落到地面，锶90就会被青草吸收，牛吃了这种草，就会通过牛奶传给人体，沉积在人体骨骼中，特别是正在发育的儿童骨骼中。锡叨一旦进入骨骼，就发生衰变，从而使周围组织受到辐射。在1956年这一年中，鲍林和另外一些科学家为千百万户家庭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儿童牛奶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试验一枚核弹，不再是本国的事情；它的影响会随风飘散到整个世界的四面八方。 鲍林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其范围已不只限于发表一些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他参加了科学社会责任学会。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和平主义左翼团体。另外，他又重新活跃在人权领域，曾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国会宣布1950年国内安全法违背了美国宪法；他还积极发起成立美国人自由公民委员会。1955年11月，他被召前往华盛顿，这一次是以友好证人的身份作证，在一个根据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力而成立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前，说明他在护照问题上受到的种种阻挠。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长久以来一直反对麦卡锡的托马斯·赫明斯。 赫明斯的小组委员会召开了若干次听证会，鲍林的大名又回到了新闻媒体上（《帕萨迪纳报》的醒目标题是：“鲍林诉说国务院‘荒唐事’”），照例又引来了一系列反应。富尔顿·刘易斯是一家保守报纸的专栏评论员。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很密切，他攻击鲍林的证词有偏见，因为他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阵线的活动，并且历数了一长串这类活动的名称。第二个月，相对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国会的另一部分中有一个名叫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的机构，它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美国共产党：是何物？干何事？——美国人必读的手册》。书中罗列了82名“共产党阵线最为积极的典型的倡导者”，鲍林是其中之一。看来，诺贝尔奖也决不是抵御政治迫害的挡箭牌。 鲍林还发现，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私下里捕前咕咕的抱怨，此时又一次演化成公开的咆哮。由于鲍林的缘故，两名董事会成员里斯·泰勒和赫伯特·胡佛已先后辞职；此时，约翰·麦科恩这位南加州国防工业方面飞黄腾达的人物，带头发难要求驱赶这个颇有争议的科学家。杜布里奇坚定地执行他一贯采用的方针：在公开场合，支持鲍林发表意见的权利——特别是在核试验问题上，杜布里奇本人对其军事上的价值也持怀疑的态度——而在私下里，对他手下这位桀骛不训的系主任施加压力，让他降低一下讲话的调门。 鲍林的朋友们又一次构筑了为他辩护的防线。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上，哈罗德·乌雷称鲍林是一位“极其卓越而又正直”的人物。他还向公众揭露，鲍林曾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剥夺了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提供的资助。比德尔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友杂志上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为鲍林辩护。他称赞了鲍林的自主精神，痛斥安全和忠诚审查的制度。然后，他尖锐地声称：“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位真正懂得学术自由含义的院长，为此我感到骄傲……董事会没有在疑心病前低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甚至鲍林手下的办事人员也站出来为他辩护。其中有一位秘书到当地一家百货公司采购物品，与营业员聊天。当这位营业员得知她在为莱纳斯·鲍林工作时。问道：“您是为那个共产党分子干活的？” “不，他不是共产党员，”鲍林的这位秘书答道。“如果说有人清楚的话，那我应当最清楚，因为我分管他的私人档案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在他的往来信件中，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材料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她扔下了原想购买的东西，愤然离开了商店。 鲍林此时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对于杜布里奇关于学术责任之类的谈话也已经习惯。无论在私下里谈话，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他都说得非常清楚，他不主张政治上的急进冒险主义，也不打算在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中散布左翼思想。与此相反，他劝学生们听一听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年轻人应当成为数学家，老年人应当是政治家。” 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为了和平和结束核弹试验而奋力抗争着。 先天性白痴 鲍林政治活动的任务日益繁重，但他仍能抽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他亲自掌管研究组蛋白质结构的课题，对核酸结构不时地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他终于与科里一起，对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结构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在每一对碱基中增加一条氢键——同时，他最后完成了对教会实验室进行装备的艰巨任务。 多年来，他一直在谈论将化学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可能会得到哪些发现。利用他创造的分子型疾病模型来解释镰状细胞贫血症就是一例。他在斯德哥尔摩时，甚至还听到有人议论，能不能考虑授予鲍林一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以表彰他的这一成果。他非常清楚，镰状细胞的研究极为重要，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疾病的治疗可以得益于与此相似的分析。虽然依泰谱新近离开帕萨迪纳去国家医学研究院工作，他将非正常的血红蛋白这个课题带走了，但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用分子模型进行研究。鲍林简要地考虑了一种攻克癌症的方法，但也估计到已有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他曾想到过肌肉营养不良症，然而他最终决定还是不碰这个课题为好。 1955年夏天，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事情。他以前曾经读过一些有关大脑生理的资料，特别关注具体分子参与大脑功能活动的方式。无意中他读到了对一种少见的生化缺陷的论述，这是由于氨基酸中苯基丙氨酸的新陈代谢失调引起的，血液和小便中可以找到这种物质以及其他有关的成分。不知何种原因，这种生化失衡现象就会导致思维障碍。这一疾病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苯丙酮尿症（PKU）。 鲍林读到这一材料后，马上就想到，这种情况是因为缺少一种酶而引起的，这种酶有助于苯基丙氨酸的新陈代谢。换句话说，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分子型疾病。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研究工作的切人点。也许他能够证明这是由于一种酶的缺失引起的结果，要是能将这种缺失的酶分离出来，就可进行专门的研究、“当然，不能奢望这类研究就能马上得到医治这种病症的方法——我们的主要着眼点是获取与大脑疾病的本质有关的基本信息，这对以后寻找新的医疗方法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在给表弟理查德·摩根的信中这样写道。后者当时是加州精神病治疗中心的一位统计师。 苯丙酮尿症将一种特殊的酶与一些严重的认知障碍性疾病联系起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敞开了大门：在分子学水平上研究精神性疾病。鲍林请摩根帮助做一些奠基性工作，他这位表弟则介绍他认识了医疗中心另外几位精神病专家。这些专家有可能向鲍林提供一些其他精神病患者类似的生化异常症状的资料。鲍林发现，精神性疾病在美国的所有住院病人中所占的比例也许有10％，然而谁也没有根据他建议的思路作过实验的尝试。利用他提出的分子型疾病的模型，很有可能对大脑工作的机理出人意料地作出重要的发现。 摩根在太平洋州立医院安排了鲍林与几位当地精神病专家的会见。这家医院是洛杉矶地区专门医治精神病的机构。鲍林的这次访问为自己提供了一次冷静思考的机会。他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住在那里的全是智力迟钝或有精神缺陷的儿童。有些小家伙患的是苯丙酮尿症和脂肪软骨营养不良症，也有一些少年存在着原因不明的智力障碍。鲍林一向认为人的思维能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么多人因失去这种能力而造成的后果，他在内心深处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看到，有些人的讲话和推理已完全失常，有些人的行为和动作则非常怪异，这些典型的生理症状反映了思维过程的内在功能已丧大。人类智力的丧失乃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他相信，这是双螺旋受到损害或酶功能失凋造成的结果，这是构成分子的部件发生错位而给大脑带来的危害。他可以帮助找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他也许能够治疗或预防至少是其中某几种疾病。 这家医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数是先天性白痴，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该院治疗部主任认为，这类病症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传性缺陷引起的。他对鲍林说，这些父母本人也许完全是正常的，不过，可以从某些特定的外表将他们区分开来——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耳朵、双手以及其他器官的外形。他还告诉鲍林，这同样是一个有待研究而且很有希望出成果的研究领域，他们医院中有几百个先天性白痴，而患有苯丙酮尿症的患者一共是14人。 鲍林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一切。拜访这家精神病医院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起草了一份要求巨额资助的报告，请求福特基金会提供80万美元，以便在分子学水平上对精神病作为期七年的研究。一部分钱将用于寻找造成苯丙酮尿症的异常酶，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种诊治这种疾病的简单方法。另一部分研究工作将涉及到运用流行的尿分析方法检测这种疾病的病程；还有一部分钱将用来研究造成先天性痴呆和其他精神性缺陷生化异常的机理。 鲍林虽然没有争取到所需的数额，但他提出的资助要求仍然得到了慷慨的回报：第二年春天，他得到通知，福特基金会将向他提供为期五年总数为45万美元的资助。这是又一笔巨额的资助，也是将鲍林在化学上的观点推进到一个全新领域所作的又一次开创性努力，同时也是最新的一个证据，表明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和化学工程系在世界上最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 但是，全校引起的反应却异常平静。鲍林的研究组人员，新来的教师和学生，他们曾经帮助过他开展蛋白质研究，因而完全懂得鲍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较早时候被诺伊斯雇用的那些教师，对此事却持嘲笑怀疑的态度。从这样一些智力迟钝的儿童身上收集尿样，这与化学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医学研究的领域，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为什么要在医学研究上多管闲事？诺伊斯曾经建造了物理化学的殿堂，而鲍林作为系主任却要把这座大厦毁掉，竟然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愈来愈离谱的事情上。请看一下教会实验室工作场地安排的情况吧。那些宽敞的新套间全被用于免疫学研究以及现在即将进行的医学研究课题上，至于那些坚持科学核心领域中工作的物理化学家和分析化学家，只能拥挤在年久失修的盖茨实验室和克莱林实验室大楼里。在这些老资格的教职员心同中，鲍林打破了化学系的平衡。再说，其中还有一个个人品质的问题。鲍林雇用的许多人都服服贴贴地支持他研究的目标，善于独立思考的人都走了，捞到这些工作岗位的都是一些实验技术也懂一点然而决不是教授材料的人。另外，还有一些是左翼思想浓厚的医生，他们也被雇来认事他的医学项目的研究。在这些老资格的教职员眼里，在新近雇用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就是杰克·罗伯茨，这是一位在有机化学领域里正在升起的新秀，他十分熟悉核磁共振的使用方法。罗伯茨是这些老资格教授可以相处的一个新人。 化学系内部的抱怨反映到了杜布里奇的办公室，杜布里奇抱着同情的态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并不反对有关精神病研究的课题，尽管他也认为这是远离化学核心基础的研究。不过，他真的非常担心鲍林在化学系系主任这个位置上总体的表现。鲍林似乎不再关心他这个系的事情了。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似乎不再置身于加州理工学院里一样，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全国各地的旅行，除了日程上已经排得非常紧张的政治性和化学学术性讲演外，现在还要去各式各样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团体作报告。而在这里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不受控制了。此时，正值弗洛伊德主义及其繁复的分支盛极一时的岁月，许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都相信，精神性疾病的根子扎在患者的经历中，而不是扎在分子中。1956年5月，鲍林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发言，触犯了与会的许多听众：“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精神病源出于化学。”接下去，他又特别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认为这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结果。在此之后的提问阶段，他又承认还不能证明这一点，但他是凭自己的“直觉”进行工作的。 杜布里奇吃不准鲍林的设想是不是无的放矢，对于他的董事会来说，比这更为重要——而且更令人烦恼——的是鲍林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有些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比方说，1956年，鲍林出现在《青年人须知》这一档电视节目中，他告诉美国青少年说，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使他怀疑上帝是不是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地不满核武器试验，而且反对的态度愈来愈激烈。到1956年年中，科学家已经普遍同意鲍林的观点，就是大气层中放射性增加是一件坏事——6月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放射性有一个安全剂量这一个概念是没有道理的，”这份报告特别警告说，长期的遗传性影响可能是锶90在骨骼中积淀下来的结果——但是，对于鲍林这样的观点，即这是对人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危险，当时人们尚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国家科学院调查组尚未发现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说明放射性尘埃会引起白血病和其他疚病发病率上升，尽管他们得出结论说，不能排除放射性尘埃对平均寿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但他们仍然一致认为，就对人体健康的危险而言，与医疗上Ｘ光照射相比，放射性尘埃算不了什么。 鲍林根据对动物所作的研究，收集了进行限定剂量的辐射而得出的有关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推断。他反复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和修正，终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每一次对试验总体增大辐射的剂量，都会缩短某一个体的寿命，不是引发癌症，就是导致“未老先衰”的现象。他计算了总体的平均值，得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每增大1伦琴的辐射量，平均寿命就要缩短两三个星期。他在后来所写的几十次报告和文章中都引用了这个数字。 他知道怎样进入报纸的大标题。有一天，他接到内华达州多诺帕市一名妇女打来的电话。她告诉鲍林，她认为，那里严重的放射性尘埃导致了她七岁的儿子生了白血病，并且夺走了他的生命，还有许多人眼睛病也与此有关，当地的报纸却拒绝刊登这一类观测得到的材料。鲍林受到这一电话的启发和促动，提笔写信给多诺帕《时代—繁荣报》编辑，附上了他对当地居民可能受到伤害的估计。在那个放射性尘埃积聚的地区，放射量增加了5伦琴，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大约要缩短3个月，鲍林这么说。他还告诉编辑，将这个数字乘上当地的人口数，你就能作出估计，这些核试验剥夺了内华达人的寿命总共是一千年。这一项估计终于进入了报纸的大标题。鲍林还提醒一位进行调查的新闻记者，注意一下内华达受放射性尘埃影响的地区癌症的发病率。这些内容后来都在全国性媒体上进行了报道。 大多数科学家都套用国家科学院提出的口径——放射性尘埃有危害，但危害不严重——鲍林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人们的嘲讽，被人看作为喜欢吵吵闹闹瞎起哄而且有点歇斯底里的少数派领袖，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作为实现明显的政治企图和达到和平主义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少数激进分子的眼里，鲍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另一方面，竭力主张增强国防的人则变本加厉地强化了宣传的攻势。他们一再向公众保证，放射性尘埃是安全的。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斯特劳斯，还有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受人尊敬的放射物理学专家威廉·利比，到处宣称核试验对基底辐射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故意缩小锶90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凭空设想了这样一个问题让人们选择：一方面，人类中为数极少的几个人健康将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有待于验证，也许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停止进行核试验，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甘拜下风，然后让共产党独霸全世界。为了给自己的论点增加更多的份量，他们还用冷战式思维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俄国人的地面部队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只有美英两国的原子武器才能够遏制他们。如果停止核试验，西方社会就会丧失这一重大的军事优势，赤色的潮水就会压过来。 这一类公关宣传是非常奏效的，它成功地将建议中止核试验的鲍林式人物与反美亲共的立场联系起来了。这种宣传使阿德莱·斯蒂文森在1956年秋季争当总统候选人的计划落了空，因为他主张停止这类核试验，并且将其作为他竞选的策略之一。此外，这种宣传也使大多数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封起了自己的嘴巴。“对于政府某些压制的行为，大家已漠不关心，这是颇为令人吃惊的事，”鲍林在1956年对一位作电视采访的记者说。“据我的估计，十年以前在谈论时事，特别是谈论原子弹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人，十人中只有一人仍然敢于讲话，其余的人都闭上了嘴。” 那么多人后退了，鲍林也就成了全国范围内反对核试验的带头羊。他到处发表讲话，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对微量辐射可能带来的影响宣传自己的看法。他对放射性尘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作出了令人震惊的估计，进而还论述了对今后几代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原子能委员会所作的保证。一些政客和记者重新开始对鲍林的信誉进行攻击，但是，鲍林依然精神抖擞，整个身心再次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表明鲍林对核试验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所作的统计分析是错误的。要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是决心要斗争到底的。 爱娃，琳达，鹿窝牧场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最小的孩子克莱林现在也上大学了——爱娃·海伦对鲍林的影响更大了。她现在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出外时也形影不离，为他润色每一次讲话，帮助他树立信心，强调他作为一名全国的知名人士，其重要性与日俱增。爱娃是鲍林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政治上的良师，鼓励他勇往直前的伙伴。她的观点对鲍林产生的影响，比成百上千政治家、行政长官和报刊评论员对他的影响还要大得多。他俩的关系经受了艰难时世风风雨雨的考验，他们携手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同享成功带来的喜悦。这一切都使他们彼此之间更加心心相印了。 爱娃此时也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了。她现在能更加主动地帮助鲍林在某些问题上更加完善他的看法，鼓励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活动，使他关心和注目的视野更加广阔和清晰。此时，鲍林仍然是这个两人世界的发言人，仍然由他公开地表达两人共同的情感。不过，对于他应当说哪些话，爱娃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指导者。当然，爱娃本人一直没有这样说，一直到后来她才承认这一点，她的话说得很简单：“我想我向他介绍了一些他也许一时没有看清的事情。” 在鲍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俩开始到乡下找一个地方住下来，也许要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两人可以单独在一起，逃避帕萨迪纳的工业烟雾和压力。他们驱车飞驰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婉延曲折的海滨公路上，周围是名为大苏尔的崎岖多山的丘陵地带。一幕幕如画的风景映入他们的眼帘，犹如置身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世界。他们在紧靠公路的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停了下来。眺望远方，是浩瀚的海洋，俯视脚下，是一块呈山角状的巨大陆地，它伸展到广阔的水域中，满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的美丽景色，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小溪，靠近海岸有一所小屋。“这可是一块完美无假的宝地，”鲍林对妻子情不自禁地说。 他们发现，这儿原先是放牛的牧场，面积一共是122公顷，可供出售。他们找来了地产商，和他一道沿着牧场的一条土路，在布满车辙的路面上颠簸着开车下山。他们在牧场上走了一大圈，感到很满意。这座小屋建造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里面仍然保留着一具巨大的木制炉灶，还有一些用了很久的家具；另有一间风雨飘摇的谷仓。牛群在牧场上自由自在地溜达，旁边还栓着两匹马。鲍林夫妇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地方。 他们用鲍林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将牧场的一切全买了下来，其中也包括那具木制的炉灶。他们将这个地方改名为“鹿寓牧场”。从此开始，他们要尽量抽时间到这里生活。这里，是他们两人的避风港，反正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可以待上整整一星期而不见第三个人影。这里，他们可以栖息在一片高高的岩架上，下面是大海，浪涛拍岸，海风呼号，小鸟惆瞅，除了这些大自然的声音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分心了。鲍林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个个问题，不用担心受到别人的干扰，爱娃则在厨房里一心烘烤她的面包。有时候，两个人手搀着手，在牧场的草地上长时间漫步，谈论着那些说不完的往事。 孩子们算是长大成人了，但仍不免让人操心。1956年夏天，照例经过了一番周折，鲍林又得到了前往欧洲的护照。公开的理由是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典礼上作主题发言，纪念伟大的化学家阿佛加德罗的百年忌辰。当然，鲍林顺便也需要关心一下孩子们的情况。 彼得新近与一名姑娘结了婚，鲍林夫妇从来没有与她见过面。彼得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现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此时他正因为碰到了困难而发愁。鲍林停留的第一站是英国，在那里他要和肯德鲁谈论有关的情况。通过交谈，鲍林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二个儿子在蛋白质研究领域里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结果，彼得转学到伦敦大学无机化学专业继续进修。 琳达的问题甚至更麻烦。她1951年开始在里德学院上学，不久，她就从一个娇小姐变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学生。这个学校是位于波特兰的一所规模不大的文科大学。琳达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确难以理解这些年轻人，”鲍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琳达在里德学院毕业以后，动身去英国探望彼得。父母原以为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不料她却留在彼得那里不走了。她从彼得的朋友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一群年轻而又爱好聚会的美国籍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也夹杂着少数很有意思的英国青年。开始时，鲍林每月寄给琳达100美元作为生活费，后来看到她无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张飞机票，命令她马上回国。她却把这张飞机票退掉了，兑成了现钞；继续留在那里，并且还在一对夫妇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奥迪尔。琳达在他们家帮助熨烫克里克的衬衣，并负责照顾他们的几个小孩。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当夜幕降临后，琳达这位来自异乡的美国姑娘，柳腰细身，一头金发，成了剑桥社交场合众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轻美丽，独自一人在欧洲闯荡，周围男友云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经匆匆忙忙赶赴英格兰，与一位动物学教授会面，与他和另一位朋友在爱丁堡的一所尖顶小屋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后来，1956年春天，她终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安顿下来了，不时地听一些艺术类课程，有时则泡在咖啡厅和博物馆自娱。 1956年6月，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与父母见面的琳达，终于在罗马与父母会合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爱娃在琳达来到的那一天日记上写道。作为父母，他们对女儿近年来的作为很不高兴，但又不想让过去的事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琳达注意到鲍林收到了意大利共和国的通知，邀请他参加纪念阿佛加德罗的隆重典礼。她陪同父母在意大利各地游览观光了一个月。他们下榻于第一流宾馆，在最高级的餐厅里用餐。然而，当他们开口要女儿一道回到帕萨迪纳的时候，琳达一口回绝了他们。她在意大利又停留了一个月光景，然后，钞票逐渐用光，再加上患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归国之路。 琳达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逐渐康复。鲍林夫妇尝试了新的办法来对待女儿。从琳达回家的那一天起，他们故意让她经常与鲍林的一个研究生长时间待在一块。这是一位聪明俊俏的青年，专业是地质学，名叫巴克莱·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达才真正安下心来：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学院科里手下干活挣钱，有时候也为卡姆做晚饭。鲍林高兴地注意到，卡姆“往往在我们家不想离去”。两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1957年的一个阳光艳丽的日子，鲍林手挽着琳达，当着两百多位来宾，缓缓穿过他家梅德尔寓所面前的草坪，将她领到卡姆跟前——此时，卡姆已是地质系助理教授——就这样，卡姆和琳达结了婚。 请愿的权利 1957年的一年里，由于政治活动和广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鲍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办公桌上，邀请书堆积如山。都是要他去作报告，谈论化学、医学和核武器等方面的问题。邀请单位有中学、妇女组织、医院、大学、学术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纽约市教师联合会给他发奖，表彰他为教育界争取自由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斯威尔·派克纪念会聘请他担任该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医疗化学家协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理科教师拍摄了关于化学键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请他担任特邀的佳宾。与此同时，他开始修订《化学键的本质》一书，另外还要安排在夏天再访欧洲。 鲍林一如继往，主张禁止核武器试验，并一再重申放射性尘埃会给人体带来危险，这与罗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谋而合的。这些活动似乎正在发生一定的影响。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专家去世界各地游说，呼吁禁止这一类核试验。4月，英国工党警觉到锶90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开始在禁试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尼赫鲁向世界正式呼吁，支持禁试活动。德高望重过着独居生活的内科医生施韦策①，一生都在非洲中部为百姓治病，也在电台里向全世界发出呼吁——鲍林将其称为“一份伟大的文件”——要求公众行动起来禁止核试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西德联邦议会和罗马教皇都齐声要求停止核试验。 ①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187l—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管风琴家、赤道非洲传教医师，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着有《文化哲学》、《使徒保罗的奥秘》等。 他们的呼声得到了英国原子科学家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的支持。根据这份报告的估计，每次试验百万吨级的核弹，就会有一千人死于由此引起的各种疾病。鲍林又将这一证据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告诉在场听众说，他对放射性尘埃作了测试，由此得到结论，由于核武器试验，有一万个人将会死于白血病。如果保持当前的试验水平，那么由于遗传变异而生病的比率将会上升1％。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比尔·利比得知这一数据后立即致函鲍林，想知道鲍林是在哪里得到这一估计数字的，信中还加上了一句：“我在有关的武器试验问题上负有非常严肃的责任，因此我渴望知道我们是否犯了什么错误。”鲍林回信说，他这些意见是在一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随口说出的，利比可以查阅他公开发表的报告，他曾根据对食物链中锶90的含量所作的估计进行过计算。 对辐射引起伤害的程度进行估计，当然不能把话说死。况且，有关数据都是根据初步的科学调查测算出来的，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完全可以用扭曲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一领域里的估计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鲍林在1957年写道，“但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最坏处看想，决不能用最好的可能性麻痹自己。”为了引起全国上下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重视，鲍林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不厌其烦地将他这种从最坏处着想的观点广为宣传，几乎使其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地步。 原子能委员会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但强调了与之相反的极端，只谈少数人可能面临的风险，目的是向公众保证，核试验带来的危险性并不比戴普通的夜光手表更大。 事实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鲍林基于总体的统计数据而得出的估计——核试验将会导致成千上万个婴儿患有先大性毛病——对公众的影响更大。1956年秋天，大多数美国人还不赞成禁止核试验，然而到了1957年春天，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要是其他国家也答应，就应当禁止核试验。 鲍林感到风向已改变，因此，5月15日，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纪念日集会上，发表了一篇火力很猛的反核演说。他谈到了变异基因与镰状细胞贫血症和苯丙酮尿症之间的联系，并将这种变异现象日益增多的危险与放射性尘埃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同时还引述了施韦策的呼吁。他对与会听众说：“我相信，谁都不应当成为完善核武器这一研究项目的牺牲品。”此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结束时，他引用了他本人非常喜欢的一段富兰克林①话：“如今，真正的科学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有时候我甚至后悔自己生得太早了。我们无法想象一千年以后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天哪！但愿道德科学能够得到理性的发展，以至人与人之间不再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人类最终将学会做真正的人，尽管他们今天还不够格。”在场的师生员工都站了起来，长时间地欢呼和喝彩。散会后，听众将鲍林围了起来，他们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有益的事。 ①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曾参加起草美国独立宣言（1776），出使法国（1776—l785），缔结法、美同盟，与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独立的和约，参加制宪会议（1787），研究大气电（1746－1747），发明避雷针。 那天晚些时候，鲍林与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教师聚在一起，拟定了一个计划。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康顿，另一位是生物学家巴里·康门纳。鲍林在全国各地与人们交谈，得知科学家对核试验的危险已形成共识，然而许多人不敢讲话，因为政府对不同政见人士采取了压制的方针。原子能委员会故意缩小核试验危险的策略也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鲍林在康顿和康门纳的帮助下，决定采用请愿的方式呼吁停止核试验，让大家听到科学家的声音。三个人各自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然后又一道商量，决定采用鲍林的行文比较简明、语气也比较温和的文本寄出去，标题是“美国科学家致政府和世界人民的呼吁”。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美国科学家，郑重建议，现在就签订一份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这就是呼吁书的开头语。在接下去的五小段文字中，说明了核试验的长期危险是使遗传变异现象增多（行文有意不提一些更有争议的影响，如癌症等）；警告人们注意核扩散的危险；建议将禁止核试验作为裁军的第一步。呼吁书结尾部分称：“我们和全国同胞一样，深切地关注所有人的福祉。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因此有特殊的责任让大家也了解这种危险。我们认为，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立即签订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那天晚上，他们将原稿重新打印，油印了好几百份，然后寄给他们认为有可能签署的科学家。短短一个星期时间，他们就收到二三十个人的签名，其中就有马勒①，他是全国最受尊敬的遗传学家之一，也是放射性具有遗传变异作用的发现者。这还仅仅是个开始。鲍林将这件事情带回帕萨迪纳。在此，他在爱娃和另外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又将请愿书抄写了几百份，寄给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实验室。几个星期之内又征集到两百多人的签名。 ①马勒（Hermamn Muller，1890—1967），美国遗传学家，认为基因是生命的基础，证明X射线可诱发突变，获1946年诺贝尔医学奖。 鲍林欣喜若狂。在这些签名的人中，包括了国家科学院五十多名院士，有些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相当多的人是重要的遗传学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也有一些人避免表态。有些学者不喜欢呼吁书中某一具体的观点，有些学者则认为，科学家一般来说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但是，总体的反应令人鼓舞地表明，美国科学家反对核武器试验。6月3日，鲍林向媒体发表了请愿书，同时向联合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送了抄件。 十年以前，为了禁止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从那时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得到如此多的科学家热烈的响应。鲍林这份请愿书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政府官员和报刊评论员都急于弄清楚禁试辩论中出现的这一突发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鲍林抓住这一时刻，使这一事件更具戏剧性色彩，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医学节目中告诉从事采访的记者，放射性尘埃在今后20代人中将会给20万名儿童带来精神障碍或身体缺陷，100万人将会缩短五到十年寿命。 很快就有人起来贬低鲍林的请愿，并对请愿书作者散布怀疑情绪。请愿书正式发表后几天，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我已注意到，有许多例子表明，有些科学家似乎喜欢离开自己内行的专业领域，参与这场有关核试验的争论，看来，很像是一次有组织的事件。”美国报刊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和负责撰写社论的编辑非常敏感，‘有组织的事件”就意味着“受到共产党的驱使”。格罗夫斯将军谈到鲍林的专业时说：“除了他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以外，我真不知道他心怀何种目的。我决不会请足球教练谈论如何管理一支重要的棒球队。” 接下来的一步也就可想而知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众议院会议上诋毁鲍林为苏联宣传；几天以后，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传唤鲍林，要求他说出请愿书背后有没有共产党组织撑腰。“能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在华盛顿的一些代表受到一点教育，本人将乐于奉陪，”鲍林这样对记者说道。华盛顿的政治论坛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与此同时，参议员克林顿·安德逊和林登·约翰逊正式举行原子能问题的联合听证会，他们不希望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主席詹姆士·伊斯特兰德在他们的问题上插手。在安德逊与伊斯特兰德“摊牌”以后，鲍林到国会出庭的事就无限期地拖下去了。 也有几位科学家对请愿书表示了否定的意见。伯克利的两位受人尊敬的化学家，肯·皮哲和乔尔·希尔德布兰德，公开指出，在鲍林的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中，对放射性的影响真正内行的人不到1％。这就促使鲍林作出了反击，他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实际上都是与核试验问题相关的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且请愿书是根据放射性专家公布的研究结果作出判断的——就拿我本人来说，鲍林提醒记者道，我就得益于希尔德布兰德和皮哲作出的判断和试验。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仍然千方百计淡化核试验的危害。在请愿书发表后几天，利比再次提醒国会的一个调查组称，与人们每天承受的辐射量相比，与美国一旦拱手相让原子武器的优势可能带来的毁灭相比，放射性尘埃造成的危险是“微不足道的”。 鲍林6月11日动身赴欧前，又再次反击。“当利比博士和原子能委员会其他代表人物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表一系列误导公众的声明时，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保持沉默。”他对记者说，他将与另外一些人联系，帮助他起草一份新的请愿书——这一次，他要征求全世界的科学家签名了。 看来，鲍林的请愿书确实已经让美国政府处于被告的地位。在伦敦，谈判已经开始，苏联和美国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商谈禁止核试验问题了。这在一两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公众舆论已经公正地倾向于鲍林的一边。鲍林开始抱有这样的希望：1957年夏天也许就能达成一项禁试协议了。 第一次出访苏联，成了鲍林这次欧洲之行的高潮。多年来，他一直希望亲自考察一下苏联人实验的具体情况，因此，当他接到邀请，与另外九名美国科学家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生物化学会议时，他欣然接受了。在访问期间，鲍林还一直担任发言人的角色。他打算在自己的生物化学报告中，简要地回顾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那时，这一理论在苏联仍受到冷落，李森科的思想还是官方的信条——然而，一位翻译企图要他相信，在会上鼓吹西方遗传学将铸成大错，对此鲍林非常恼火，压根儿就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事实与此正好相反，当他在会上直接批评李森科的思想时，他发现在场的俄国人似乎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除了作一些专门的学术报告外，鲍林还在莫斯科的一个礼堂里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讲演，录制了一篇供电台广播的有关和平问题的发言，其中公开反对核试验。他和爱娃还抽了一些时间旅游和观光。他们发现，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他们来说，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我惊奇地感到，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岁时在东俄勒冈时的回忆，”鲍林说。“俄国人看来很像美国人——当然，不是像美国东部纽约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长在西部的真正美国人……就像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更加渴望着和平。” 另外，那里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鲍林在莫斯科会议上碰到了一位德国病毒学专家。这个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盘缠都忘在出租车上了，情绪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出租车司机赶来了，把这些失物还给了他，并再三致歉没有早一点送来。人们表现出来的诚实，科学家在苏联受到的热情接待，这些都给鲍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鲍林发现，科学家是“顶尖人物”，在这个国度里，是最受人们尊敬、工资收入最高的职业。这也是优越的理性社会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次访问带有官方的性质。他没有见到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立的“精神病医院”，也没有人请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劳改营里的情况。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国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个月前反核试运动还如火如荼，此时却突然偃旗息鼓了。 鲍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他出访苏联期间，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被媒体炒作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德·特勒，出面为原子能委员会辩护，使许许多多的人相信，为了完善一种“干净的炸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特勒是一个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吃尽了苦头。他坚信，要是不发展核武器，俄国人就会毫不迟疑地征服世界，他认为他本人有责任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特勒还说，一种干净的炸弹，在其爆炸的过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变，因此几乎不再会有放射性尘埃。他对艾森豪威尔讲，这样的炸弹在战场上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工具，既可以杀伤敌军士兵，又不会飘散出放射性物质，甚至也没有损坏设施和建筑之虞。他说，这样一种炸弹，如果允许继续作试验，那将用不了四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干净的炸弹，作为一种宣传，让人们不再担心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鲍林说。一方面，有人寄希望于这种放射性尘埃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苏联的谈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协，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伦敦进行的核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一些新问题——小石城发生的种族骚乱，苏联人造卫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么关心核试验问题了。 秋天，几个主要的大国利用这一形势，竞相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核试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爆炸的核装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数量要超过两倍多。苏联的人造卫星刺痛了美国政府，使它对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人造卫星证明了苏联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发射核弹头的技术。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美国宣布将在1958年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试验。 人们对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鲍林为此深感失望。为了应付这种具体的情况，他开始动笔撰写一些科普文章，论述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拒绝刊登他的文章，“因为这样的讨论会涉及到那么多的灰色区域”——另一方面，鲍林继续争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对核试验的请愿活动。 1957年秋天，他陆续收到许多科学家的签名。鲍林注意到，其中欧洲科学家的反应非常热烈，因此，他查阅了科学家人名录，希望征得更多人的签名。他雇用了一个兼职的秘书，并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他的报酬。这个人负责打字。油印、翻译和邮寄请愿书等。鲍林和爱娃还亲自动手，同时又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帮助。他最终可以确信，不但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正在争相传阅他的请愿书——具体地说，鲍林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在48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至少有一名科学家签名——而且名字一定要核对无误。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到1958年1月初，他已经征集到43个国家中九千多人的签名，其中许多人属于东方集团的国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未签名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劳伦斯·布拉格爵士，他给鲍林来信说，他没有签名，只是因为“我才疏学浅”；还有一位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写道，“亲爱的莱纳斯：关于您11月6日的来信以及随函附上的请愿书，也许您能想象到，我从心底里不喜欢您这一套做法。因此，我的崇高愿望就是您这一举动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不过，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数量已经足够了，其中有3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百上千位来自我们这个星球上许多较高水平学术团体的著名人士。这就保证了这份请愿书具有鲍林所希望的份量，足以让世界的注意力转到禁试问题上。 1958年1月13日，鲍林出席了在纽约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一次宴会，他借机将附有全部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萨尔德。随后，他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表达了科学家们渴求和平和不再有放射性尘埃的愿望。 事实证明，公众舆论再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禁试大旗下，鲍林似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国际利学界舆论动员起来了。他所作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全球学术界人士的团结，成了世界各地人们议论的主题，同时也为反对核试验的积极分子注入了新的勇气和希望。 特勒 在胡佛眼里，鲍林一贯带头闹事，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制造恐慌，惹是生非，蛊惑人心”。争论继续进行，胡佛已能断定，保守派专栏作家已经掌握了鲍林与共产党阵线的联系，他们在文章中开始质问，鲍林到底是怎样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到处征集签名的。一家报社的编辑写道：“有人曾为本地的一所学校董事会的请愿书征集过一二十个人的签名，他们一定清楚，像鲍林这样大张旗鼓地征集签名，不花上成千上万个工时，没有几十万美金，是根本办不到的。”鲍林在回应这第一轮攻击时说，他组织这次请愿活动，全是在他家厨房餐桌上进行的，总的开销大约是250美元，主要是买邮票用去的。“当人们理解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急于想为它做一点事情时，就像全世界科学家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要得到成千上万个签名就比较容易了，”他说道。 然而，最厉害的攻击却来自特勒。作为对鲍林的请愿活动的回答，他写了一篇题为“核试验刻不容缓”的文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编辑在2月号的封面上加上了这样的标题：“特勒博士批驳9000名科学家。”鲍林读了这篇文章后，怒不可遏。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说明请愿书中那一句话说错了；只是装腔作势地重弹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陈词滥调，要大家别害怕放射性尘埃；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声辩说，为了制造完美无缺的“干净炸弹”来压压共产党的气陷，一定要继续不断地试验下去。 鲍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时候，就对特勒这个人略知一二。当时，这个匈牙利青年正在学习量子物理的启蒙知识，鲍林曾称赞他是一名科学家。但是，后来特勒成了科学界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头号吹鼓手，鲍林就不再将他当人来尊重了。正当有人提出研制氢弹应当谨慎从事的时候，特勒却摇唇鼓舌主张加快这一方面的进程；在剥夺奥本海默参与机密权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证词就起到了恶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劳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亲密顾问，因此，在制订美国核试验计划的过程中，他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科学家；特勒脾气暴躁，固执己见，因循守旧，经常声言自己掌握着从绝密档案中筛选出来的权威资料；为了使历史上首次禁试谈判偏离正确的轨道，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干净炸弹”的概念。如果说，爱因斯坦曾为自己的同事制造出原子弹而感到羞愧，那么特勒却为之感到骄傲。“在我看来，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区别，”特勒说，“就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和一种过时武器之间的区别。”他看不起那些谈论和平的人。他曾见到希特勒在征服匈牙利时这么做过，而且他还相信，俄国人盘算着并吞世界上更多地方的时候，也在这么做，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制服他们。“要是我们放弃核武器，”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就为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特勒和鲍林，真可谓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观点，都有百折不挠的执着要求，都能头头是道摆出有很有据的科学事实来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场。1958年春天，两个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争斗的舞台构筑在洛杉矶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电视台老板为特勒和鲍林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小时的论辩。在摄像机面前，鲍林看上去身材颀长，身穿挺括整洁的高级西服；另一方面，特勒显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浓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大伯。 两个人都被允许发表一个开场白。鲍林首先开头。他一开口就转入攻势，无情地批驳了特勒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批评其中“许多说法毫无事实根据，还有不少说法严重误导公众。”比方说，特勒曾经指摘鲍林讲过不可能研制出干净炸弹的话，实际上鲍林绝对不会这么说话，因为他对这一课题了解不多。 特勒发音低沉，语速缓慢，仍然带有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开场白平静地回答了鲍林的责问。他说，他曾看到鲍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有关干净炸弹的意见，也许是记者误解了鲍林的看法（这家报纸的确报道过鲍林将生产干净炸弹斥之为“无稽之谈”）。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事，特勒说道。人人都说要和平，但怎样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样。说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一些光明正大的国家裁减了军备，而希特勒却受到姑息而强大起来了。特勒又说，俄国人说过要埋葬我们，我们不研制核武器，就无法制止他们这样做。只有进行更多的试验，我们才能造出干净的炸弹，开凿运河，开发矿产，让原子弹为人类造福。“有人声称这种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据说是癌症和白血病——据我所知，目前尚无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特勒最终得出结论说。“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有其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上已有危害；进一步说，极为微量的放射性反过来也可能是有益的。说到底，没有变异，怎么会有进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们在核试验问题上那么谨小慎微，恐怕这个世界就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话头，脸上浮起了笑容。“作为一名伟大的革新者，鲍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现那样的情况吧。” 鲍林没有料到特勒竟会那样地镇静和机敏，因此作出的反应听上去就比较尖刻。与特勒的声音相比，他的嗓门更高更尖。此外，鲍林还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竟然设法为赫鲁晓夫讲过的“我们将埋葬你们”这句话进行辩护，声言这位俄国总理谈论的是政治进程，并不是指战争。接着，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过，放射性尘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变异——相当于鲍林本人估算数字的十分之一，不过，他们已经承认放射性尘埃存在着危险。 特勒反击说，估算上的这种差距正好表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处于情况不明的状态。既然数字上可以有那么大的悬殊，那么认为无法找到一个确实的病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试验会带来风险，我们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气中释放更多的工业烟雾，在膳食中加入一种新的食品添加剂，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比这要大得多。他甚至还读到过一篇报道，说人在穿紧身衣裤时，由于精液的温度提高了，也会造成相当数量的变异现象。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如今穿的裤子比放射性尘埃要危险得多。 辩论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鲍林根据统计分析提出一条条具体的批评意见，特勒在反驳这些意见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俏皮的话，作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喻，并且设想未来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后将是怎样的情况。鲍林给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则是一副悠闲自在和滑稽风趣的样子。 辩论结束以后，鲍林感到自己的表现糟透了。特勒避实就虚，运用了公关的技巧，让人听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并且给美国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们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工企业界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认识。有人称，这方面的人正在考虑进行核战争，制订着计划进行战术性核攻击，计算着到底有多少百万人将会被杀死，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牺牲未来几代成千上万个年轻人，目的是要加速推进他们政治和经济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研究一下和平的事业。 然而，特勒比这些人所起的作用还要坏，鲍林心里这样想，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鲍林的请愿书表明，科学家一般说来都赞成削减军备的竞赛。科学家应当带领人们走向一种理性和和平的未来。但是，经过这次辩论后，鲍林认识到特勒是另外一种科学家。“特勒博士主张继续进行核试验，因为他相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作用，”鲍林在辩论后写道，字里行间几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叹。鲍林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在他为科学界设想的方案中，在一个沿着科学道路前进的天地里，科学家应当发挥积极向上的作用。此时，在鲍林的心目中，特勒虽然是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也是一个战争狂；他是从科学天堂里降临到尘世间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在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争论中，这是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对手之间唯一的一次面对面辩论。“从那时起，我拒绝再次（与特勒）见面和辩论，因为我认为他辩论的手段不正当，”鲍林说。 鲍林试图通过报刊继续展开与特勒的斗争，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一阵地上也处于下风。特勒几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诸如性活卿样的一些重要杂志上发表所写的文章，而鲍林的文章却遭到退稿的处理，理由是整个领域争议性太大，充满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鲍林曾写过一篇短文投寄给《生活》杂志，批驳特勒的观点，结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写过好几篇文章，许多畅销的杂志都拒绝刊登。他能够发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周刊》。 他又尝试了另一条途径。新闻媒体可以拒他于门外，但要是出版一本书又怎么样？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书名为《我们的核未来》；鲍林想，他也可以写一本书，不但有助于抵消那本书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开的答复。1958年3月初，他废寝忘餐，奋笔疾书，整整花了两个星期，完成了厚厚一叠书稿，将他在前几年里了解到的有关核武器和放射性尘埃的知识，一无遗漏地作了精辟的论述。 这本书以《不再有战争！》为名问世了。这是一部集科普读物、政治论文和悲剧故事于一身的奇书。开头几章简易通俗，深入浅出，是鲍林教授开设讲座的讲义，阐述了原子裂变和聚变、放射性尘埃的生成、遗传变异与放射性之间的联系等内容。其中还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开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亿人身上一共有10万个基因——构成了人类的完整基因库——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径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个球。不过，鲍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数据，将自己对遗传性受损所作的一切估计，力求用一种温和的字眼记录下来，并且对每种情况下如何推理和论证都作了精心的考虑。只是偶而在几个地方给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戳几枪。特勒有一种说法，认为接受一点放射性也许对基因是有益的，鲍林在答复特勒的这种意见时，引述了霍尔丹①所作的比喻：我这台钟走时不准，是不是设想一下，对着它发射一颗子弹，这样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来不走了。 ①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有贡献，1957年移居印度，着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 书写到一半，作者的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特勒、斯特劳斯、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备竞赛。“时下公众好像又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就是科学家对事实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鲍林写道，“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原子能委员会经常发表误导公众的声明。其中有许多声明是正确的，但让人得到的印象却是错误的；有时候，一些声明本身就是荒谬的。”然后，鲍林列举了许多误导公众的声明，并且一一进行了批驳。 特勒声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害，并不比一个人超重一盎司给健康造成的危险更严重。但是，鲍林质问：谁能说清楚超重一盎司给健康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鲍林说，特勒的说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利比曾说过，丹佛这个地方的海拔较高，那里的人受到的辐射比较多，但尚无证据表明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来得高。这种论调也是非常荒唐的，鲍林反驳道，因为目前的医学还不够精细，尚不能准确地预测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微小数字。利比还说过，“在美国，现在还找不到一例可用来证明，由于核试验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准确无误的，鲍林写道，因为你无法断定放射性尘埃与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儿缺陷之间有着因果的联系。但是，这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似乎一点危险也没有了，而在实际上，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认，放射性尘埃，说得轻一点，至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现象，况且对全体国民的健康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危害。 这本书最后几页让读者缔听了原子科学紧急委员会的警世之言，这也是鲍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吁书。“‘不要杀戮’这一戒条难道对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是否要将其解释为‘不要杀戮，但大规模杀戮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杀戮，但国家领导人说可以时杀戮还是可以的’？”鲍林说，如今这个世道，道德沦丧、争权夺利、穷兵黩武等等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只有道德回归才能拯救人类。鲍林写道：“但愿我们这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在处理各种世界性事务时，首先把道德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即便美国在一夜之间正义就占了上风，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实现和平呢？“我提议，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也可以采用解决其他问题那样的方式，”鲍林写道，“关键在于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们去探索。”他建议在美国内阁中确定一位负责和平事务的部长，并用军费开支的10％作为这方面的预算，这笔资金“可用于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研究计划，召集科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时间，切实地探索一下解决世界上各类问题的方法，找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途经。”每一个国家都应建立探索和平的机构。可以通过联合国领导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组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首先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样一类国际性协议扫清必要的障碍，然后再进一步探索结束各国之间战争的方法。鲍林写道，更大更新的武器决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只有国际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在鲍林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六个月前进行的大型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开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恶化，人们的担心也随之加重。锶90的含量不断上升的新闻报道，又使公众舆论倒向鲍林这一边。几十个地方性抗议团体开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名为“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欧洲和日本，反对核武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迅速蔓延到各个角落。这些活动对各国政府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对付放射性尘埃。 鲍林在完成这本书的手稿后，又开始思考采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试验停止下来。通过请愿书和演说，鲍林已经成了反对核试验活动中国际上公认的领袖。他的通讯网络日益扩大，设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尔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统的美国人，维生素Ｃ的发现者，像鲍林一样，也是一位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的科学家，他致函鲍林，建议召开由美国、乌克兰和苏联等国科学院代表参加的一种科学界高峰会，讨论如何使这几个国家“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并以此作为争取和平的第一步。鲍林热烈赞成这一个想法，并且很快就将其修改为成立“世界科学议会”的建议，从许多国家召集而来的代表将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调整世界的政治结构，使它与科学进步相适应”。 3月，森特一哲尔吉读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装备美国潜艇的计划，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这一种科学议会。他写信给鲍林说：“谁也无法保证这些潜艇的指挥官一定是道德水准很高的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潜艇会沉入海底，待在那里一定会厌烦得要命，只好整天饮酒作乐。世界的命运就这样掌握在几十个唱得酩酊烂醉的人手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点燃鞭炮，寻找一点刺激。”鲍林和森特一哲尔吉向国家科学院递交了召开世界大会的建议。 鲍林一直与罗素和其他有关的科学家保持着联系。这些科学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对核武器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国际网络。作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的继续，这些活动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开首次由东西方各国科学家自主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讨论超越于各国自身利益而又共同关心的核武器问题。这一次会议——称为“普格瓦什会议”，这是以富有的实业家塞拉斯·伊顿开办的一家加拿大房地产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后来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罗素认为应当将其拓展成一系列会议。由于鲍林是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签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预料他会成为参加首次普格瓦什会议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个。但是，会议开始，他仍在欧洲访问，未能与会。不过，他在1958年会见过罗素和另外几个人，一道策划了在维也纳召开下一次普格瓦什会议。 鲍林继续频繁地在公众场合亮相。他与利比在爱德华德·穆罗主持的《今日观察》节目中唇枪舌战，并且还接受了多家电台记者的采访。 1958年3月，苏联人呼吁立即停止所有的核试验，这无异于在政治上投下了一颗炸弹。这一时机是经过精心考虑定下的。那时，苏联人刚刚结束了持续时间很久极其肮脏的一系列核试验，美国人则正要开始新的一系列试验，人们对放射性尘埃（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试验造成的）的担心正好达到了高潮。当然，考虑到一份新的禁试建议已经递交给有关方面，这种时机对鲍林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和普格瓦什会议的代表们给禁试活动又加上了一把火。4月4日，苏联人提出建议后三天，鲍林、罗素、克劳伦斯、皮克特、托马斯①，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其中还有来自马绍尔群岛的六名代表——联名上诉联邦地方法院，要求禁止原子能委员会预定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鲍林等人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法律程序，说明国会从来就没有授权政府当局向大气层释放放射性尘埃，以致于威胁到“人们生活的权利和养育正常孩子的权利”。鲍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已在向苏联和英国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 ①托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国社会党领导人（1926—1955），六次竞选美国总统均告失败的社会党总统侯选人（1928—1948），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革，维护个人权利，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创始人之一。 上告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由于主要目的是唤起公众注意，因此鲍林对此还是颇为得意的。如果政府的行为荒诞不经，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法庭予以矫治呢？在这一案件中，他非常信赖律师林肯·威林。不过，威林要他作好思想准备，这个案子将会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反对核试验的活动现在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但将时间花在正义的事业上总还是值得的。为了这一事业，他可以花去自己每一分心血。即使是那些对他的行动持否定态度的报刊，在他看来也无关紧要。《时代》杂志将鲍林和其他反对核武器活动分子的照片刊登出来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到底是尚未出生者的卫士……还是受自由的敌人操纵的傀儡？”鲍林看了以后，脸上竟然浮起了冷冷的笑容。反对核试验的力量积聚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也许，一些用滥了的攻击手段，比方说，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进行迫害。造遥和中伤，不再会有什么效果了。 1958年4月初，鲍林仔细地查阅了有关放射性尘埃的最新文献，无意中读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材料。比尔·利比本人在向瑞士医学科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透露了造成放射性尘埃污染的一种来源：一种被称为碳14的寿命很长的同位素。这在以前从来没有报道过。利比对这种物质是非常熟悉的；好几年以前，他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就已经发现，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碳14衰变的特点，精确地测定文物的年代。 但是，对于这一新信息，鲍林更感兴趣的是这种物质正向空中泄漏的数量——每一次相当规模的核爆炸大约要泄漏160磅。碳元素几乎是构成一切生物分子的基本材料。鲍林知道，人体内处理碳14与处理普通碳的方法是相同的，可以按它们在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比例吸收到人体组织中。碳14的寿命很长，大约在八千年以上，因此到遥远的将来都将会构成威胁。鲍林很快就算出，到那时为止所进行的核试验，已使地球上碳14的总量增加了10％左右。如果让这种物质以这样的速度进入体内，它的放射性衰变就会大大提高遗传变异的速度。任何“干净的炸弹”都无法消除这一种物质而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碳14并不是裂变产生的，而是中子和空气中的氮原子发生反应的结果。但是，至今尚无人指出这种危险性。鲍林急急忙忙地就把其长期的影响算了出来。 4月28日，鲍林在华盛顿由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了他对“放射性尘埃中一种新威胁”作出的发现。鲍林告诉记者说，到那时为止，核试验所产生的碳14可能在未来三百年里创造出五百万名有缺陷的儿童，另外还有几百万人因此生癌症。第二天，鲍林所称的“新威胁”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作为头版新闻登了出来。 利比对此很恼火，因此立即进行了反驳。他声言，鲍林的估计离开目标十万八千里，因为大多数碳14最终都进入了海洋，人类因核试验而接触到的碳14，在总量上增加还不到1%——他对记者说，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两天以后，一批哥伦比亚地质学家致函《纽约时报》称，鲍林在作估计时，使用的是碳14在整个地球上而不是纯粹在空气中的含量，这一数字就是造成模糊不清的起因；根据他们的计算，鲍林对碳14所作的估计比实际数字要高50倍。他们写道，来自碳14的实际威胁，只不过等同于向上爬升几英尺时增加的辐射量所带来的危险。他们在结束语中说：“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夸大事实的言论，只能模糊公众的视线，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鲍林认识到自己在计算中出了错，因而将估计的破坏值降低了5倍，但他仍然坚持碳14会对未来的新生儿造成长期的威胁。 他原先的估计有错误，但经修改后所得的数据是正确的。六个月之后，原子能委员会悄悄地发表了一份报告，对放射性尘埃中碳14在长时间里造成的遗传性危害进行了估算，其结果与鲍林修改后的数据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这毕竟给鲍林的信誉造成了损害。有人抓住他夸大其辞的把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利用他这一次失误，有意回避这样的事实，就是他在碳14问题上就本质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5月11日，鲍林出现在《与记者相见》的电视节目中。这是一次关于公共事务的采访，在全国范围内作实况广播。鲍林打算利用这一机会说明他对放射性尘埃的看法。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节目主持人劳伦斯·斯皮伐克照例会向特邀佳宾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他这档节目就是因为这一点而赢得过很高的评分。 在这一节目开始时，由四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开门见山地要求鲍林说明他反对核试验的动机。当鲍林试图说他与利比在数据上所持的不同态度时，一位来自赫斯特报系的记者打断了他的话。他问道，为什么美国人不应当相信利比和特勒？他们两位都是科学家，“从来就没有与共产党的阵线和事业发生过丝毫的牵连，不像你那样与他们有长期的联系。”当鲍林想要回答这一问题时，这位记者又提出了更多有关共产党阵线的问题，使他无法把话讲完。其他记者也插了进来：他选择时机用碳14的有关数据来抨击干净炸弹的试验，难道不是非常奇怪的吗？他不是支持过罗森伯格一家吗？鲍林不得不就罗森伯格案的细节与斯皮伐克展开了一场小型的辩论。接下来，问题转到他是怎样为请愿书筹集资金的问题。鲍林回答说，全是他本人出的钱；此时，有人质问道：“那末，全世界共产党的报纸都在那一天宣扬了此事，你该作何种解释？”“那是报界的事情——”鲍林回答道，“恐怕你比我了解得更多吧。” 预定给他的半小时已过，他始终未得到机会就放射性尘埃问题说上几句实质性的话。鲍林和爱娃昂首阔步走出了演播室。这根本不是公共事务性节目，这是一场事先不打招呼的审讯。两人都气愤极了。 辞职 杜布里奇也非常气愤。他手下的化学系主任竟然在全国性电视上叫嚷要为已经定罪的间谍作辩护，他感到，这下更难继续护卫鲍林了。 杜布里奇亲眼目睹了鲍林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鲍林变得不那么负责了，讲话更大胆，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抛在反对核试验的斗争上，影响到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他看到，鲍林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在政治上将自己置于不受人欢迎的地位，与学校赖以取得资助的政府机构作对，造成了学校董事会内部的不团结。 鲍林在政治上愈陷愈深，他和杜布里奇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冷淡。不过，其中的原因倒不是杜布里奇不赞成鲍林的立场，他和物理系主任罗伯特·巴契，像学校里其他教授一样，都声明过反对核试验。“我想，有人感到有些……——这里用到了介于不满和不安之间的一个字眼——莱纳斯没有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其他同事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这些同事也运用了一些不那么声张的方式，就和平问题向政府进言，”鲍林的一位同事诺曼·戴维森这么说。鲍林这个人豪放不羁，一意孤行，对于学校这个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优秀成绩，忘了给予充分的肯定。 杜布里奇还不赞成鲍林所用的策略。学校里似乎很难看到鲍林的身影。作为系主任，许多事情都等着他去做：主持有关的仪式，进行必要的社交和应酬，寻求资助人，等等。研究工作也没有做好。以前在化学键方面所做的工作已是昨日的辉煌，相比之下，更多化学家已经把目光盯在分子轨道的理论上——鲍林却始终没有把这一课题放在心上——他当时正在研究的许多课题，例如，在分子水平上寻找精神病病根，似乎已走入死胡同。系里教职工对办公房间的分配和科研重点的确定，一直在嘀嘀咕咕地埋怨。反正鲍林不在场，他也难以听到这么多意见。 在这段时间里，鲍林奔走在世界各地，他的名字常见于报刊的标题中。 算起来，前后已经有三人因对鲍林不满而辞去了校董的职位，其中一位就是约翰·麦科恩。一天清晨，这位共和党要人打开报纸，读到了另一篇由专栏作家撰写的报道，涉及到鲍林参加共产党阵线发起的和平运动的情况，一怒之下，他辞职离开了校董会。他打电话给杜布里奇发牢骚，时间是清晨6：30。电话铃惊醒了还处于梦中的杜布里奇。麦科恩对着他愤怒地责骂鲍林是一位大逆不道的化学家，接着就咔嚓一声挂上了电话，随后又给其他校董打了电话。有些态度比较温和的校董对麦科恩这次发牢骚很反感，因此不愿意跟他继续谈下去。这样，麦科恩退出了学校董事会。 但是，时间到了1958年，杜布里奇听人说，麦科恩已被内定为斯特劳斯的继承人，即将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杜布里奇和他手下的物理系主任巴契，两个人都与原子能委员会有着许多业务上的联系。 6月初，鲍林被请到杜布里奇的办公室。日常闲聊已没有必要，杜布里奇单刀直入回顾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接着，他对鲍林说：“你应当清楚，科学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以国际问题的权威自居。”鲍林重申，在自己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有发言权。两人都承认，鲍林使学校卷进了许多麻烦事。杜布里奇再次要求鲍林收敛一下自己的活动，然而遭到鲍林斩钉截铁的拒绝。但是，杜布里奇需要向校董们出示自己的保证，表明鲍林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受到约束的。杜布里奇想起了一年以前鲍林曾主动请求辞去系主任职务的事，因而随口说了一句：“现在我想可以答应你这个要求了。”鲍林马上立起身来，走了出去。 鲍林担任化学系系主任已经二十多年了。毫无疑问，无官一身轻，他终于可以摆脱这类使人头疼的行政事务了。的确，这是他本人在一年以前主动作出的抉择，辞职以后，他就能用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和平的事业。 6月10日，他上书杜布里奇说：“自己担任系主任职务……已有21年了，我认为应当把这副担子交给另外一个人……请允许我利用这一个机会，再次向您和学校董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使我在过去的光阴和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作为学院教职工队伍的一员，我感到高兴，同时我也希望在这里继续愉快地工作十年的时间。” 不久以后，他的口气却有所变化。“我被要求辞去了化学和化学工程系主任的职务，辞去了克莱林化学实验室主任的职务，”鲍林说道，“我也就真的辞职了。”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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