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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少女杜拉


  一九零零年十月十四日,弗洛伊德写信给他的好友弗莱斯,提到他得到了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有一个新病人,她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慧之门。”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弗洛伊德给弗莱斯的另一封信,提到上述病历已完成。他说道,完成了这次治疗并整理完这一病历之后,他已经精疲力尽,“我终于感到自己需要吃点药。”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的全部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一病例的主人公乃是一个被称为“杜拉”的女歇斯底里患者。
  这一病历整理完以后,弗洛伊德一直用很长的时间来思索和分析。弗洛伊德承认,“在未经其他专家验证以前,我便把研究的心得、特别是那些会引起人们惊异和不满的部分加以出版发表,确实有点唐突。尤其,现在我要先发表一些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始资料,也将难逃指责。会指责我未交待清楚病人的具体病况,还会指责我擅自公开病人不欲泄露的秘密。”
  弗洛伊德虽然不在意各种批评,但病历本身的发表也存在着各种难题。难题的一部分是属于技术上的,一部分是属于环境本身。如果说歇斯底里病症是根源于病人的生活中某些痛苦的经历及其在病人心中引起的创伤的话,那么,公布他们的病例就必然牵涉到病人的私人生活的秘密,也会联系到与病人有关的某些人。
  在技术上,主要的困难是弗洛伊德无法当场记录病人关于病况、病因的供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当一位医生一天必须对六个到八个病人进行治疗工作,而且唯恐病人动摇信心及影响自己对病情的观察起见,不愿当场做笔录时,这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种种困难,使弗洛伊德拖延到一九零五年才把杜拉的病历拿去发表。
  在这一阶段,弗洛伊德完成了《梦的解析》以后,完成了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体系化。但是,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弗洛伊德面对被孤立的境遇,毫不气馁。他深知,打破被孤立状态不能靠乞怜,也不能靠权威人士的仁慈,唯一的出路是继续奋战,把自己的成就向前推进一步。
  当时,他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有两方面:
  一方面,他要使刚刚体系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起来。在理论上,急需加以完善化的部分是潜意识和性的问题。这两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心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集中地探讨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常态心理”以及性心理。常态心理的研究,在这以前一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薄弱环节,以致他的理论被人们归结为“变态心理学”。对常态心理的研究成果,扩大和巩固了潜意识理论的阵地,使潜意识真正成了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还要在实践上进一步论证、检验其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后,很多人对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效果拭目以待。正是在这一形势的要求下,弗洛伊德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公开发表自己亲自治疗过的病例,以论证其理论的实践效果。从一八九九年底发现杜拉病例到一九零五年发表《少女杜拉的故事》,其时间经历之长,恰恰表明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弗洛伊德为了真理的利益,才最终不顾一切地把连续四年反复犹疑的病例公诸于世。
  为了消除公布病历给病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弗洛伊德在公布病历前采取了种种措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挑选一位住在偏僻市镇的病人,她的人生际遇不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人不会知道她。从一开始我便慎守她的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获我信任的医生知道她是我的病人。我一直等到她的治疗终止四年后,在听说她的生活起变化,且对有关的事件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渐趋微弱时,方才出版她的病历。我不采用可能会引起非医界人士注意的真名,且把这病历出版在纯科学与技术性的杂志上。”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口欲期、肛门期、性蕾期、同性期、青春期等几个阶段。三岁至五岁的儿童对男女之性别开始感兴趣,这是他们的“心——性”发展的萌芽阶段,因此称为性蕾期。此阶段的儿童常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排斥同性父母,形成“三角关系”;即男孩喜欢母亲,害怕父亲,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或称“三角关系潜意识情意综”。在正常情况下,男孩会慢慢地转而与父亲接近,向父亲学习如何做个男人;而女孩与母亲亲近,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做个女人,渐渐进入“同性期”,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但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让性蕾期儿童无法顺利发展自己的心理,例如,一个父亲过分地宠爱自己的女儿,不让她与别的男孩子玩,或者母亲一直对女儿不好,让女孩子无法接近母亲(男孩的情况则正好与此相反),那末,“心——性”发展就无法顺利进行,这就潜伏了未解决的症结。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徘徊于三角关系之中,常常有意识地结交结了婚的男人,或者怀疑自己的丈夫又有了女朋友,不断地闹着三角关系。而且,由于性蕾期所遭遇到的挫折,使她在“心——性”发展的过程中停滞下来,无法达到性成熟;一方面很想与异性接近,另一方面又很惧怕发生性的关系,矛盾重重。《少女杜拉的故事》所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病人。
  所以,在杜拉的病例中,既可以深入地研究潜意识,又可以具体了解性的发展对心理的影响,是把握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最好途径。
  《少女杜拉的故事》的题目本来是《梦与歇斯底里》,是由病人的两个梦例组成的。“说明该病例的资料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一个梦(一个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在治疗末期)。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被我记录下来。因此,它们可做为解释与回忆线索的关键。”“梦是潜意识通达意识层面的途径之一。由于某种心理因素被意识反对而遭受潜抑,这就有可能造成病源。简单地说,梦是避开潜抑作用的迁回之路,它是潜意识进行间接表白的主要手法之一。以下对于一个歇斯底里女子的治疗经过的片断描述,就是企图表明梦的解析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杜拉这个病例上的应用,有必要概括地介绍杜拉的身世。
  杜拉得病时已经十八岁,家里还有一位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她的父亲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大企业家,他很喜爱杜拉。杜拉的父亲比她大二十二岁。杜拉六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因此举家迁往南部一个气候良好的小城。在那里,他的病很快就复原了。由于考虑到医疗上的方便条件,他们继续在那里居住了十年之久。弗洛伊德以“B城”作为该城的代号。由于父亲患病,杜拉对父亲的感情更深。弗洛伊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杜拉儿童时代所处的特殊背景,是她长大后得了歇斯底里病的客观条件。
  杜拉十岁时,她爸爸得了视网膜脱落症。两年后,他又发展成为轻微的精神错乱。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劝他和他的私人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找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初步诊断杜拉的父亲患散发性血管病。另外,由于弗洛伊德得知他在婚前有过特殊感染,便推断他可能得过梅毒。所以,弗洛伊德给他服用大量抗梅毒剂。不久,他的病被治好了。
  当时,弗洛伊德还认识杜拉的一个住在维也纳的姑母,她的姑母也有神经质,但还没有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后来,弗洛伊德还偶然地遇到杜拉的一个伯父,是一个患有焦虑性精神病的单身汉。
  弗洛伊德没有见过杜拉的母亲。但从杜拉的父亲和杜拉给弗洛伊德提供的材料来看,弗洛伊德推断她是一个“没教养的女人”。弗洛伊德还估计杜拉的母亲有“家庭主妇精神病”的征候,她不能体谅儿女们的生活情趣,一天到晚忙于料理家务,使家里“干净得几乎到了使人不能使用或享受的地步”。弗洛伊德把家庭主妇的这种特殊行为称为“一种强迫性清洗行为”或“强迫性清洁癣”。但是弗洛伊德曾说“这种妇女对自己的病完全缺乏自觉,所以缺乏强迫性心理症的构成条件”。
  杜拉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鄙视她母亲,并且常常无情地批评她。”
  弗洛伊德怀疑杜拉的歇斯底里症带有遗传的因素。他不认为遗传是精神病的唯一病源,但遗传因素有时可能成为精神病的一个病源。
  从杜拉的家族经历中,弗洛伊德发现她父亲、伯父、及姑母身上都存在着神经质病的劣根性。她母亲也有一点神经质,因此,杜拉的遗传病源是来自父方和母方两方面的。弗洛伊德还发现,她父亲早年所得的梅毒症也是她精神病的一个重要病源。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又一重大成果。在弗洛伊德以前,医学界一直没有把上一代梅毒看作是下一代神经病变的可能病源。
  弗洛伊德第一次见到杜拉时,她才十六岁。她正苦于咳嗽及嗓子嘶哑。当时弗洛伊德曾建议她进行精神治疗,但未被采纳。第二年冬天,她心爱的姑母去世后,她便留在维也纳和伯父、堂妹们住在一起。隔年秋,由于父亲已完全恢复健康,全家离开B城。起初搬到父亲的工厂所在地,不到一年后便永久住在维也纳。
  杜拉那时正处于黄金时代,她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姑娘。但她往往成为父母间争吵的根源。她显然对自己和家庭都不满;她对父亲的态度并不友善,因为父亲这时已把感情转向一个有夫之妇,她对母亲的态度尤其恶劣——因为她母亲要她帮忙作家务事,对她感情淡薄。有一天,她母亲惊慌地发现她留下的一封诀别书。她在信上说,她不能再忍受她的目前的生活状况。
  她的父亲是一个颇具判断力的人。他猜测杜拉井不一定真正要自杀。但有一天,他找她交谈后,便发现她突然神志不清,过后,她又丧失记忆。于是,不管她的反对,他决定把她送到弗洛伊德那里进行治疗。
  在杜拉的病例中,她父亲的清醒和机智很有利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她父亲告诉弗洛伊德,当他和他家人住在B 城的时候,曾和一对住在该城多年的夫妇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这对夫妇就是后来对杜拉和她父亲的生活起着重要精神影响的克先生和克女士。克女士对杜拉的父亲很好,很亲热地、仔细地照料他的病,以致她父亲称克女士是他的“救命恩人”。克先生则很照顾杜拉,经常陪她散步,给她送些小礼物。杜拉照看着克家的两个小孩,简直象他们的母亲一样。
  当两年前杜拉和她父亲来找弗洛伊德治病的时候,他们正要和克家一起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杜拉本来打算在克家住几个星期,而她父亲则打算几天后就要回家。但当她父亲准备离开时,杜拉突然决定要跟他一起走。后来,杜拉对她母亲说,希望她告诉爸爸,克先生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大胆地向她求欢。她父亲和伯父为此而责问克先生,克先生坚决否认他有这个企图或念头,克先生还表示怀疑说,可能那是杜拉的一种性“幻想”,因为据他说,他早就发现杜拉对性很感兴趣,经常看性爱生理学书籍。
  杜拉的父亲对弗洛伊德说,可能是这件事给杜拉很大的精神压力,精神不安,并有自杀的念头。她一直强迫父亲与克先生和克女士断绝关系。
  弗洛伊德还发现,杜拉所受的精神创伤早在她十四岁时就已经开始。那时候,有一天下午,克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弗洛伊德说:“无疑地,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男人亲近过的十四岁女孩性激动的情况。”然而,杜拉那一刻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感,但她始终保守这个秘密,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一直到这次由弗洛伊德治疗时才说出来。
  杜拉的这些歇斯底里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得很严重。弗洛伊德发现,杜拉在每次遇到心理挫折时就会产生咳嗽、嫌恶感、失声及厌世感等症状。
  经由精神分析的过程,弗洛伊德发现杜拉有严重的心理症——未解决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症。因为杜拉迷恋父亲,常与母亲作对,形成了“三角关系”;杜拉既羡慕、又妒忌父亲的情人克女土,一面暗地模仿她,一面又想从她手里把自己的父亲抢回来,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关系;而杜拉又拼命与克先生接近,与其妻对抗,又形成另一个三角关系。总之,杜拉与人的关系,始终离不开“三角关系”,充分表现出她的行为受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症的影响。
  每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都牵涉到两方面——心理因素和身体因素。如果缺乏某种配合性的身体因素,再透过有关身体器官的某种正常的或病理的过程,它就不能产生。另外,如果这些身体器官的某种过程不含有心理上的意义,它就不能重复发生两次以上。而这种重复出现的能力又恰恰是歇斯底里症的一个特点。
  关于歇斯底里症的上述特征,弗洛伊德在杜拉的身上看到了典型的表现。例如,杜拉在歇斯底里症发作时总是出现失语症——她不会说话。弗洛伊德记得在十多年以前就学于沙考特时,也曾视听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写代说。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流利而快捷,或者比他们自己以前任河时候都写得好,杜拉也有这种情况。
  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心理上的需要以生理上的代价来补偿的结果。在杜拉身上也是这样。
  当杜拉发现心爱的父亲同有夫之妇克女士有染时,她自己为了弥补感情上的创伤,也同克女士之丈夫克先生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克先生每次出外旅行,都要给她写信,并给她寄风景明信片。她常常是最知道他何时归来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她甚至比他太太还灵通。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来代替交谈,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弗洛伊德说:“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放弃说话的方式;因为在她看来,既然她不能同‘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它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写字却获得了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进行联系的唯一途径。”当然,弗洛伊德指出,并不是所有患失语症的患者都是同杜拉一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重要的问题是发生身体器官病变的某种过程同心理上的痛苦经历的特定关系。
  由此可见,歇斯底里身体症状是心理症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由于存在着某些因素,使潜意识的念头和身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合理,而且使这些关系更采取典型的形式。就精神病的治疗而言,最重要的是发现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心理素材,症状的解除就取决于医生能否找到它们在心理上的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种症状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从最初进入到最后反复地表现在器官性行为上,是要经历很长时间的。起初,一种症状就象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那样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它们到处遭到抗击。这就是它何以容易自动地在时间的流程中消失的原因。起初,从心理活动的利益来看,它们找不到有利的地位。但后来它们就可以慢慢地找到一个继起的用途。有些心理势力利用它以得到方便,如此一来,身体症状即拥有一种附带的作用,从而可以紧紧地赖在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因此,这种症状的存在慢慢地在病人的精神生活中找到了它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和理由,病人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感到这些症状的存在“有利”于他们的心理要求。这样一来,这些症状从最初的被抗击变成为有机可乘的栖身者。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患者的症状的潜伏期,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童年时代。因此,进行精神分析时,了解情况的范围不能太狭,要尽可能了解更多、更久远的材料。弗洛伊德说:“甚至在童年时代,生病的动机常常就已开始活动了。”
  弗洛伊德还从杜拉的病例中,进一步坚信了如下观点:所有的心理症患者都是具有强烈性异常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潜抑,而进入潜意识。结果,他们的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和文献上所记载的性异常行为全然一样。心理症可以说是性异常的消极表现。心理症患者的性结构同遗传因素和他们生活史上任何意外的因素联合起来,发挥其功能;同时,那些遗传因素和意外因素又反过来妨碍着性功能的正常发展。那些引起歇斯底里症的动机力量,也可以从被潜抑的正常性活动和潜意识的性异常活动中找到发泄。弗洛伊德说:“因此,潜意识激动势力要求解放的冲动,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任何已有的发泄通道。”那些激动势力并不在乎这些通道是否已经改变,也不在乎这些通道是新近有的还是旧有的,它都要尽量地加以利用。因此,弗洛伊德又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歇斯底里症状在身体那方面的因素比较稳定,而且不易变动;然而心理那方面的因素是多变的。”
  通过对杜拉的研究,弗洛伊德进一步证实了他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即所有的歇斯底里症的前身都是潜意识中的幻想,而这些幻想的内容多半是关于性方面的,其产生和演变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性动力。
  潜意识的幻想是原始的心理因素进行无规律的活动的结果。潜意识具有主动性、非逻辑性、非语言性、非道德性,是极端的以“我”为中心的。它的唯一愿望就是达到自我满足。潜意识不停顿地活动的结果,可能导致两种前途:一种就是始终被压抑在潜意识中,无法发泄出来;另一种是上升到意识层面,而一度成为被意识到的幻想,然后又由于它与现实生活间的不可调和性,被意识力量有目的地遗忘掉,从而再次通过潜抑作用被驱入潜意识中。这样一来,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就可能得到删改或修正。而且,由于有部分潜意识幻想曾经在意识层面活动过一段时期,所以,它被打上了现实生活中某些特点的烙印,而当这些潜意识幻想重新被驱入潜意识领域中时,也把这些后来获得的内容“一起带回老家去”。所以,在歇斯底里症的幻想中,掺杂着原始性欲和现实生活中某些因素相交叉的特点。
  弗洛伊德在研究杜拉的病例时,看到了先前的潜意识幻想经历在意识领域中的活动后重新被压回潜意识中去的具体特点。
  弗洛伊德在给杜拉治疗时,发现她的白带多。由此,弗洛伊德估计她有手淫恶习。但杜拉否认自己有手淫行为,不过,几天之后,她做了一些使弗洛伊德不得不认为是她要“忏悔”的事情。那天,弗洛伊德发现她在腰上戴了一件她从未在其他场合戴过的小荷包。当她在沙发上谈话的时候,她一直在玩弄着它。她打开它,放一只手指进去,然后又关起来,如此反复不已。弗洛伊德在旁边观看良久,乃向她解释“象征性动作”的意义。
  弗洛伊德把人们不由自主的、潜意识的、未经大脑的或漫不经心的动作称为“象征性动作”或”意外动作”,这些动作实际上表现了潜意识的念头或冲动。它们是潜意识升华到外表上来的表现。一般说来,意识对于这些象征性动作可能会采取两种态度:如果我们能为象征性动作找到明显的动机,则我们会承认它们的存在;如果找不到理由供意识去解析,则我们将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曾做过它们。
  弗洛伊德把杜拉玩弄小荷包的动作同她的其他表现——自责、流白带、六岁后的尿床等等综合在一起,认定她有过手淫习惯。
  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症状是在青少年禁戒了手淫习惯后一段时间产生的,它成了手淫的代用品。这就表明,手淫的欲望在潜意识中持续着,一直到另一个比较正常的满足方式出现为止。这种手淫的欲望是否能通过结婚或正常的性来往而得到满足,决定着歇斯底里症是否会出现。比如说,如果结婚后仍不能得到性满足——男方有阳萎或女方有性冷感等,那么,弗洛伊德说:“性动力就会重新流回它的干涸了的老河道上,同时,再度出现歇斯底里症状。”
  弗洛伊德由此得出结论:潜意识幻想与其人的性生活史有密切联系;它实际上和其人在手淫的时候所出现的所有性幻想相同。手淫的行为包含两部分:一个是幻想的创造,另一个是手的操作以便在幻想的高潮中得到自慰性的满足。这两部分首先必须相互衔接。本来那种操作纯然是一种自慰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从身体的某一特殊性感区的兴奋中获得快感。后来,这种操作渐渐和爱的愿望相结合,而变成幻想情况的部分实现。如果其人后来不再作这种手淫配合幻想的满足方式,那么,该行为就会被放弃。可是,这样一来,先前曾一度呈现在意识层面上的幻想就重新被压人潜意识中去而变成潜意识的幻想。
  由于潜意识原本具有主动活动的特点,所以,这些被潜抑的幻想就在潜意识中横冲直撞,切盼着有朝一日找到一个发泄的通道而从潜意识的密闭的王国中冲刺出来。也许其人仍然坚持禁欲而无法使他的性动力冲动到更高的境界,只好在地下运行着。弗洛伊德说:“在这种情形下,它会生长、蔓延,并在其人爱欲的所有冲力的鼓动下,它将获得至少一部分内容的表现,而这种表现乃形成病的症状。”
  由此不难理解弗洛伊德所说的那句话:“潜意识幻想是所有歇斯底里症的前身。”歇斯底里症只不过是经“转化作用”而表现的潜意识幻想。
  所以,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人应该把注意力从症状转向衍生症状的那些幻想上。精神分析的技术主要就是要从症状推论至潜意识的幻想,然后使病人意识到它们。通过这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明显的症状上溯到隐蔽的潜意识幻想,就可以发掘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患者的性冲动活动能量。弗洛伊德从杜拉及其他歇斯底里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他们的潜意识幻想的内容都是与性异常者在实际上的获得满足方式一模一样。
  潜意识幻想与症状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多样和曲折。这主要是因为潜意识幻想在寻找自己的表现出路时,往往不是直截了当,而是会遭到种种阻碍。通常在心理症形成并持续一段时间后,一个特殊的症状并不对应于一个单独的潜意识幻想,而是对应于数个;并且,这个对应也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梦的运作过程是很相似的。
  因此,歇斯底里症的分析必须诉诸于解析梦时所应用的那些具体步骤。歇斯底里症既然是潜在幻想经外射与“翻译”而在运动系统的动作中表现出来的“哑剧”,既然这些幻想的性质与梦的性质相类似,那么,我们自然可以顺着梦的解析方法的通道,借着对病人的梦的分析,去发现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及其活动规律。
  一般说来,在歇斯底里症这个“哑剧”中所表现的潜意识幻想,已经不是原本的样子,而是已经被改造、歪曲、篡改、化装、转化了的,就象梦的表现形式是梦的原意的“改装”一样。弗洛伊德在研究梦的基础上,研究了潜意识幻想发泄成症状的具体途径,从而丰富了他自己从梦的解析中所获得的成果。
  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潜意识幻想的表达方式时,总结出四点:
  第一,症状是多种幻想的“浓缩”。也就是说,在症状中往往表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如果说症状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动作的话,那么,它所隐含的却是极其丰富和极其复杂的多种潜意识幻想。因此,必须善于从症状的简单图画中,分析出其背后所包含的多种潜意识幻想的结构。这一点,和梦的情况基本上是相似的。浓缩作用是潜意识表现自己的一个主要形式。
  第二,病症发作时,病人自己的某些动作同时扮演幻想中两种人物的角色。例如,弗洛伊德遇到这样一个女病人,她一只手撕破她的衣服(男人的角色),同时却以另一只手按住她自己的衣服(女人的角色)。
  第三,以反向倒错表现激动因素,就象梦中把某种性质改变为相反的性质那样。例如,在歇斯底里发作时,拥抱的幻想不是直接表现为正常的拥抱,而是以抽搐的双臂向后抱,直到两手在脊椎柱上相合为止。
  第四,幻想中的事件在次序上发生颠倒。这也和梦中一样,有时,事件的结尾变为开头,而开头变为结尾。例如,弗洛伊德遇到这样的女病人,她有性挑逗的幻想,这一幻想的内容是:她在公园里读书,她的裙子略为掀起,因此她的一只脚露出来。这时一个男人走近来和她搭讪,他们于是到某处去性交。这个完整的幻想中的图景,在这位病人发作歇斯底里症时,完全表现为颠倒的形式:开始是相当于性交时的抽搐动作,然后她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坐下来看书并回答想象中塔讪的话。
  从以上所提到的最后两种歪曲作用来看,可以看出受潜抑的材料,在它借着歇斯底里的发作而找到发泄口的情况下,也遭遇到多种强大的压力的阻挠。这一阻力迫使它变形、变相或完全相反。
  潜意识幻想的凝缩、变相、转化等等,是潜意识的自卫性手段,其目的在于躲过意识的控制,而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弗洛伊德在治疗杜拉的过程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验证的结果表明,其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发现不足之处。弗洛伊德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一书的“后记”中说:“我只能向读者保证,我自己研究心理症时并未以任何心理学体系作为框框。因此,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看法,直到它们适合于解释我所收集到的事实为止。我不因我未曾作出臆测而骄傲;我的理论所根据的资料是经过广泛与细心观察而收集到的。”
  弗洛伊德在研究杜拉的病例中,表现了他的高度的智慧、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他一方面认真地倾听病人及其亲友的口供,另一方面他又不迷信这些材料,更注重于事实。
  我们从杜拉的病例中,不仅检验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而且,还看到了弗洛伊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弗洛伊德的这些特点,使他注定能从被孤立的暂时困境中解脱出来。从一九零五年到一九一零年,是弗洛伊德从被孤立走向被国际公认的过渡时期。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完结,不是别人对弗洛伊德“恩施”的结果,而是弗洛伊德本人努力奋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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