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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自我分析到梦的解析

　　本章所要论述的，是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内为使精神分析学进一步完善化和体系化所作的努力过程。这一时期，是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病症研究的基础上，在创造了最初形态的精神治疗法和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精神和立足于实际经验的传统，使精神分析学更稳固地获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他的精神分析学由雏型变为更完整的体系的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经历了五年的时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其成果却远远超过前四十年。如果说以前一切成果都是在缓慢的、默默的努力中取得的，那么，这五年的果实就是以狂飙突进的形式夺得的。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年，人类历史本身也进入了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在那五年中，地球旋转的速度似乎突然加快了，催促着人们在经济、文化、科学方面加紧创造和劳动；同时，人类本身似乎也不安于现状，处处显示出跃跃欲试的竞争景象。社会的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国与国、集团与集团的矛盾。世界大战的战争阴影已经开始出现，在经济、文化、科学繁荣的背后，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作为奥地利的一位犹太血统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按其性质来说是带有根本对立的内容的。这两种压力就是种族歧视、反犹太逆流、社会政治经济气候的动荡对他的消极的压力和科学、文化、经济的进步给他带来的积极的动力。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压力集中到弗洛伊德身上，都转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他更发奋地研究和工作。
　　弗洛伊德极端蔑视种族主义的猖狂活动。当时，在欧洲大陆上，由沙俄统治的领土上首先刮起迫害犹太人的狂热运动。在俄国和波兰的领土内的犹太人首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接着，这种对犹太人的迫害迅速地波及到整个欧洲大陆。弗洛伊德把自己对排犹主义的愤怒转化为埋头进行科学研究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内，他的研究成果一再地遭到了种族主义的偏见的压抑和排斥，但他毫不灰心。在这五年中，弗洛伊德以凯旋式行进的姿态，骑着战马，直奔真理的王国，而把一切偏见、无理的指责和攻击都甩在后面。
　　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发表的《歇斯底里研究》标志着他的精神分析学的建立。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同时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说，《歇斯底里研究》揭示了歇斯底里症背后的那些深层原始意识的根源，但没有回答“在心智演进过程中，它们何时开始成为病态的现象”；换句话说，“在心智的演变过程中，那些原始意识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受到它们自身受压、受阻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对于这些问题，布洛伊尔都企图用生理学的观点去回答。布洛伊尔认为歇斯底里症在本质上是处于被催眠状态的不正常的精神的产物。弗洛伊德则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多种复杂的精神力量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机、目的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歇斯底里症是那些正常的受压抑精神力量在反常的条件下转化为变态心理的结果。弗洛伊德曾经把他同布洛伊尔的分歧看法概括成“被催眠似的歇斯底里”与“防御性的神经质”的对立。
　　为了彻底解决上述基本问题，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五年后不停地进行探索。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线路主要是沿着两个渠道——自我分析和梦的分析来进行的。这两种基本方法体现了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的一贯作风，即重视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精神现象。
　　但是，弗洛伊德决心分析自己的精神现象及梦的现象，也是经历了一段摸索、思考和分析的过程的。在这过程中，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把握住探索的方向。
　　弗洛伊德在出版《歇斯底里研究》以后，一直不断地发问，病态的心理现象究竟怎么产生的？在催眠疗法中，一个人的许许多多内在的和外在的生活细节、事件，究竟又经由怎样的机制程序而慢慢地恢复起来？这些问题是解决精神治疗及分析精神病病源的关键。弗洛伊德一天也没有停止观察他的病人。然后，他把临床获得的经验进一步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经过详细的观察，逐渐认识到：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该病人的人格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些事情就包含着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为羞耻的观念。由于这些不能苟同或引以为耻的观念在不知不觉间形成，所以它会被遗忘，或者说使它不能在意识界中存在。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识界，就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内在的阻力，以极大的力量去驱逐或镇压这些阻力本身。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所作的努力要视病情而定，并和试图回忆的事情的难易成正比。在这过程中，医生所需耗费的功力，显然就代表了病人的内在心理的阻力。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发现是继发表《歇斯底里研究》之后最重要的发展，它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抑制学说”。
　　至此，精神病理过程就进一步明白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心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冲动，但被另外一种强而有力的趋势所反对。我们可以猜想这时所产生的心理矛盾不外走下述一条路线，即两种活力——“本能”和“阻力”在完全意识的状态之下相持一段时间，直到“本能”的冲动被驳倒，而使其力量消失为止，这是一般正常人的解决途径。但是，在患有神经质病的患者身上，由于一种至今尚未明白的原因，上述冲突的宣泄方式就大为不同。在受到一种旨在压抑上述冲动矛盾冲突之后，“自我”受到震惊而退缩回去，从而阻止该冲动跑到意识界，并不让它的动力宣泄出去。结果该冲动所带来的“力量”还是原封不动。这种得不到宣泄的“潜能”就是发生歇斯底里的隐患。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抑制作用。
　　这是弗洛伊德的重要创造。在这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分析神经质机制。弗洛伊德把这一机制比喻为“防御机制”。
　　抑制作用的第一步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步骤。首先，“自我”不得不长期消耗能量，即“对抗能量”，以对抗那些被抑制的冲动的再现的威胁，因此，“自我”最后必然达到精疲力尽的地步。另一方面，潜伏在潜意识里的被抑制冲动，也能找到宣泄的方法，或经由迂回的路线，找到适当的替代物，而使得抑制作用的目的化为泡影。在转换性歇斯底里的病人中，这种被抑制的冲动几经周折，到达全身的神经分支中去，而从不同的地方“突围”而出，遂产生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其实是折中协议的结果。因为它们虽然都是替代品，但由于有“自我”的阻力作用，它们都仍然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都不曾被外来力量所歪曲或改造。
　　抑制作用这个学说是了解弗洛伊德精神病治疗法的关键。它是弗洛伊德的独创和发明，这个学说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正式诞生。
　　根据这种抑制作用学说，精神治疗的目标，已不再是反转那些走错了路线的效应，而是揭开被抑制的冲动的真相，代之以一种决定被驳倒的冲动的取舍的判断行为。由此之后，弗洛伊德不再把他的治疗方法称为涤清法，而是称之为“精神分析法”。
　　抑制作用学说是精神分析学的中心，它直截了当地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心理冲突和抑制作用等动力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由于对病态抑制作用及各种现象的研究，精神分析学实际上把潜意识看作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遍、最简单的因素。这种潜意识就是所谓原动的无意识的“心”。它是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不管是正常的或变态的、外在的或内在的、高级的或初级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不过是这种潜意识的演变结果。依据这种学说，每种意识活动都在潜意识的心中深深地伏有其根株。人们要认识心理生活，要治疗变态心理，就必须探索意识行为及其潜意识的源头之间的联系。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的“心”，或“潜意识”，并不是被动的收容所。它却象蓄电池储存电能一样，随时可以发泄出去，可以主动地产生冲突。弗洛伊德也不赞成把潜意识看作凋谢了的记忆的消极、被动的保管库。潜意识在本质上是原动的。它那不断争取表露或升华为意识的内容，乃是精神活动背后的原动力量。归根结底，意识不过是由深藏的潜意识伏流所产生的心理生活的表面微波罢了。这种潜意识又是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性冲动和感情经验的起源。这些潜意识虽然受到压制，但它们永不断地为得到自我满足而斗争。精神分析学的大部分任务就是考查这种被压制的东西的活动方式及规律，考察它们寻求满足时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抑制作用”学说的初步建立，表明弗洛伊德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要探索人的心理深层的神秘世界。
　　正是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开始在自己身上进行自我试验。这种自我试验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分析”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是从一八九七年七月正式开始的。虽然，弗洛伊德在这以前的理论研究和精神治疗的实践也可以算作是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基础，但是，促使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导火线是他爸爸在一八九六年十月的逝世。弗洛伊德写道：“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热爱他，他的聪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但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我的全部早年感受，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来。”由此之后，弗洛伊德说，就导致他写《梦的解析》那本书。实际上，《梦的解析》乃是自我分析的继续。
　　自我分析过程是从童年生活的自我再现开始的。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发掘，使弗洛伊德发现人类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恰恰就是幼年生活的凝缩物。因此，有目的地再现幼年生活经历，将有助于了解潜意识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这是揭示潜意识神秘王国的捷径。
　　现在，弗洛伊德的心爱的父亲的逝世，把弗洛伊德的内心感情带回到以往的生活经历中。对父亲的怀念使他的脑海中重演了一幕又一幕旧日生活的图画。他想起的旧事越多，越可以在其中发现许多现有的感情和性格的痕迹，他发现自己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无意识动作、习惯性行为及感情都不过是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翻版。因此，弗洛伊德进一步加强了回想、分析和研究童年生活的决心。
　　为了进行自我分析，进一步揭开覆盖着潜意识世界的帷幕，弗洛伊德在父亲逝世后，更频繁地询问自己的母亲，打听自己在小时候的生活情景。他试图从他母亲提供的线索和片断材料中，尽可能完美地回忆那些早已遗忘了的童年生活。他把母亲提供的材料同自己所能回忆到的印象联贯起来，又把自己在童年时代的心理表现同成年后的许多心理现象加以比较。这就为他的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和有价值的启示。
　　他的自我分析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儿童的“性本能”及其演变对于人类一生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当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自己从小就有亲近母亲的特殊感情时，当他发现自己的亲母感情具有排他性、独占住——甚至由此产生妒忌父亲对母亲的关系时，他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人从小就有一种“性欲”。而且这种“性欲”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原欲”，它是人的一切精神力和生命力的原动力之一，弗洛伊德称之为“性动力”或“性原欲”。由此，他进一步创立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的详细内容及其发展过程，将在本书第九章进一步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而这个理论也和他的潜意识理论一样是在自我分析和他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详述其自我分析的信中，宣布“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对双亲之一的爱和对另一方的妒恨。他认为，这是童年心理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一切复杂的精神现象所由以发展的真正“胚芽”，是个人的和种族的“心理生活之树”的“种子”。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都以“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为基本支柱而完善化和系统化。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多人对弗洛伊德产生误解，将他的学说视之为“下贱的性变态理论”，或称之“为社会上一切猥亵行为辩护的污浊理论”。
　　当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理论所必然遭遇到的历史命运，但弗洛伊德毫不畏惧。
　　弗洛伊德自己在回顾这一段对于他的一生及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时，说道：
　　如果撇开涤清法这个预备期不谈的话，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一个人孤军奋斗，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做。这一段时期就是一八九五和一八九六年左右到一九零六年和一九零七年。（见弗洛伊德著《自传》）
　　由于在自我分析中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结果，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中陷入了孤立的地位。这时候，连一向支持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分离。
　　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进一步说道：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和布洛伊尔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所建立的理论还很不完全；尤其很少触及有关病变过程所基植的那些病因上。现在，我已从经验的快速增进的积累中发现在神经质背后的神秘因素；它们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类型的情绪激奋，而是早年的或新近的性经验所引起的。我之研究神经质患者，原是不怀任何偏见的，所以，我的结论绝不是我有意造成，也没有夹杂半点个人的期望成份在内。
　　由此可见，在自我分析中发现的“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学说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奠定了该学说进一步发展的理沦基础，确定了该学说的今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招致该学说在今后发展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历史命运——更确切地说，这一理论核心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形形色色的心理学派彻底地区分开来，并因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别的旗帜上标出了引人注目的、独具特色的象征性符号。而这一基本理论甚至埋下了导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队伍的分裂的种子。在弗洛伊德之后纷纷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人们中，因对“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分歧意见，分成了许多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弗洛伊德本人的学生容格、阿德勒等人。
　　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自己自始至终都很珍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理论。他有一次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自己的半身雕像被陈列在维也纳大学的纪念厅里的话，他希望在那上面刻上古希腊著名悲剧文学作家索福克勒斯（约前496一前406年）名剧《奥底帕斯王》的这样一句话：“他解答了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的谜语，他是本事最高强的人。”
　　但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过程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自我分析一点也不意味着闭门思索、自我分离或自我升华。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分析的过程始终都同自己的科学实验和医疗临床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在临床医疗活动中，也同自己的自我分析一样，逐渐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隐藏在精神生活背后的潜意识上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发现作梦现象同潜意识的活动的密切关系。
　　导致这一发现的关键是两个因素，这就是幼童生活经历在梦中的发现和神经质患者的病源在梦中的显露。这一发现使弗洛伊德看到了研究和分析梦的现象对于探索潜意识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说他在这以前的医疗活动中发现了神经病患者的发病源头是潜意识对于正常意识活动的干扰的话，如果说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了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是幼童时期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他现在所发现的恰恰是上述两个重要的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结合，并使他通过这一结合更明确地找到了探索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途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既然是潜意识心理现象的自我表演，那么，梦的内容就必然包含那些早已被遗忘了的童年经历及导致神经病患者发作症状的心理性病源。这样一来，研究梦的现象就成为了治疗精神病和探索潜意识活动规律的天然“窗户”。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说：
　　当我要求精神病患者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统统告诉我时，就自然而然地牵涉到他们的梦。这就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成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回忆间的桥梁。接着，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的梦当作一种症状，然后利用对这些梦的解释来追溯病者的病源，从而实现对患者的治疗。（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二章《梦的解析方法》
　　弗洛伊德在医疗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同他在自我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相辅相成，使他决心把自我分析的重点转向对自己的梦的分析工作上。
　　弗洛伊德一向重视本人的亲身实践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精神生活既然以深藏于人类心理内层的潜意识为基础，为了深入了解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就非要通过亲自实践不可。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本人心理活动之最直接的见证人。
　　所以，在确认了梦的分析的重要意义之后，弗洛伊德毫不犹疑地着手分析自己的梦，并把这种分析看作是自我分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弗洛伊德说：
　　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的或来源不明的梦都不能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的精神治疗的患者的梦才有资格被我选用。但我基本上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他们的梦的形成程序被神经质疾病的某些特征掺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混杂成分。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精神生活的秘密呈露于众人之前——这显然超出了我的意愿。或者可以说，它超出了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应该做的范围。这是我的苦恼，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舍弃提供这心理学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
　　这又一次表明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准备为科学真理而作出必要的牺牲精神。在他看来，当科学真理的根本利益同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绝不容许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更不能容忍让科学真理屈从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偏见。
　　弗洛伊德对梦的兴趣，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童时期。弗洛伊德自小就是一个很好的作梦者。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弗洛伊德除了细心玩味他自己作过的梦以外，还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和玛莎订婚以后两星期，就在信上对玛莎说：“我有许多难以驾驭的梦，我从来就不曾梦见日间心思所属的事情。在梦里出现的，总是那些在日间稍纵即逝的事务。”这一点，后来成了他的关于梦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之后，他又在信中提到他的一个快乐的梦景。他说，他把这个梦写成笔记，笔记中叙述了梦中的旅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一直是很看重梦在心里活动中的地位。
　　在有案可稽的诸病例中，弗洛伊德所做的第一个梦的分析，是布洛伊尔的侄儿爱弥尔·考夫曼的梦，那是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的事。弗洛伊德把它拿来和他所治疗的弗莱斯的一个病人的幻梦性精神病相比，认为其中愿望的实现这一点，两者是一样的。那个梦后来编入《梦的解析》一书中。这个梦是一个懒惰的医生做的，那个医生为了省得起床，梦见他已经在医院中上班了。这是第一个用来说明“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个原理的梦例。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义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它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的产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三章。）
　　弗洛伊德以自己的梦作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他说，他在年轻时，经常作一些“愿望达成”的梦。例如，年轻时，由于经常工作到深夜，早上就很不愿意起床，他真想多睡一些。“因此，清晨时，我经常梦到我已起床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急，也因此使我能继续酣睡。”弗洛伊德就是在谈到自己的这个梦例时，进一步引述上面提到的那个“贪睡的医生的梦”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是这样引述的：
　　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医院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租了一间离医院不远的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有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甜时，那个女房东又来敲门。她喊道：“裴皮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了”。于是，他作了一个如下的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两张病历表挂在他床头，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二十二岁。”事后，他坦率的承认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同上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引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大量梦例，说明“梦是愿望达成”的原理。例如，他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年轻女人由于终年在隔离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参加社交活动。她曾作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一大群包括道特、鲍格特、普雷弗特以及其他作家在内的人一起，这些人均对她十分友善亲切。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画像一样。……”（同上书）
　　弗洛伊德为了说明梦的上述特征，建议人们进一步回忆自己在孩童时期的梦，或考查自己的儿女的梦。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心灵活动较为单纯，所以作的梦就比成人的梦更简单，因而就更能生动地表现“愿望达成”的道理。而且，弗洛伊德还说：“就象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很简单的“愿望达成”。例如，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举家到荷尔斯塔待远足时，他的八岁半小女儿作了一个典型的“愿望达成”的梦。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次远足中，弗洛伊德带着邻居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爱弥尔同行。这小男孩文质彬彬，颇有一点小绅士的派头，相当赢得弗洛伊德小女儿的欢心。次晨，小女儿告诉弗洛伊德说：“爸爸，我梦见爱弥尔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你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卧铺内。不久，妈妈进来，把一大把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丢到我们床底下。”
　　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的原理是他论证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对梦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正是这一结论把他同以前一切关于梦的反科学“理论”区分开来。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说明弗洛伊德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
　　一八九五年夏，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治疗一位与他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弗洛伊德一家人都与女病人及其家人有过密切的来往，所以，这次治疗给弗洛伊德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主要表现在他怕治不好病，他担心，万一治不好，可能会影响两家的友谊。结果，治疗效果确实不太好。
　　有一天，弗洛伊德的同事奥多医生拜访了这位女患者——伊玛的邻居，回来后与弗洛伊德谈起伊玛的情况。奥多说：“她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犹如指责弗洛伊德没尽到责任。弗洛伊德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弗洛伊德治病的亲戚们，又向奥多说了弗洛伊德的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弗洛伊德并不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在当天晚上，在甚感委曲的情绪下，他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治疗过程详写一遍，寄给他的一位同事M医生。当时，M医生还算得上是精神病治疗的一位权威。弗洛伊德的动机是想让M医生知道，他的医疗究竟有没有使人非议之处。就在当天晚上，即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之夜，弗洛伊德作了一场梦。第二天清早起床，弗洛伊德立即把想起的梦境记录下来。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用将近一万字的篇幅叙述了这场梦，并逐一作了分析和说明。
　　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发掘出隐藏他的精神世界内部的一贯意向，那也就是弗洛伊德所以做这个梦的动机。弗洛伊德说：“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由前一个晚上奥多告诉我的话，以及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的。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表示伊玛之所以今日仍活受罪，并不是我的错，而应该归咎于奥多。由于奥多告诉我，伊玛并未痊愈，而恼了我，我就用这个梦来嫁祸于他。这梦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来使我自己解除了对伊玛的歉疚，这梦呈现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弗洛伊德很重视这场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形式及其与主观的内在愿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场梦所呈现的上述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写给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把这个梦及其解析看作是他“揭穿梦的秘密”的“开端”，并半玩笑地说，有必要为“伊玛的注射”之梦的解析立一个大理石的纪念碑。
　　确实，就在完成了对“伊玛的注射”的梦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决心沿着这条结论的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心理学。就在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弗莱斯，兴致勃勃地提出了“科学心理学研究计划”。
　　在这里，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心理过程分为原发性和继续性两种。他认为，在梦中，原发性心理占据重要部分。这时候，在正常状况下抑制着原发性心理的“自我”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所以，原发性的心理才得以冲破“自我”的监视而自由地活动起来。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相对沉寂”不同于“绝对沉寂”或“完全沉寂”。如果“自我”真的处于完全沉寂状态，睡眠时反而不会有梦。往往是在“自我”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休息的时候，即“自我”处于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状态的时候，被“自残’压制下的原发性心理，即“潜意识”或“下意识”，才开始活动，因而产生了梦。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弗洛伊德已把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获得的成果应用于梦的分析中。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即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理论，乃是关于潜意识的存在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有时也称为“下意识”或无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是人的心理因素大家庭中的“家长”，它统治着整个精神家庭，使之动作协调。正是在意识的管辖和指挥下，人的精神生活才得以正常地进行。
　　意识的下面是“前意识”。这是曾一度属于意识的观念、思想，因与目前的实际生活的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被逐出意识的园地，而留在意识的近旁。在意识活动过程中，属于前意识的观念有时可以“溜”出来，参与人的现实生活。例如，我正在有意识地看书，突然，我的妻子闯进来问我一个电话号码。这号码曾经留在我的意识中，但后来被储藏在“前意识”的系统中。电话号码是在看书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时被挤到“前意识”领域中去的。现在，妻子突然问起时，呆在前意识中的号码，经一种毫不费力的记忆行为被召唤出来。所以，前意识是意识附近的心理，它可以较快地、较易地闯到意识领域中。在完成一定的使命后，它又很快地退到它所属的前意识领域中。
　　在意识和前意识的下面是“潜意识”。这是人类精神心理之最原始的因素。潜意识压在最深处、最低层，但它又是最活泼、最不安分守己的分子。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冒出来，每每想冲出前意识和意识的层面而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但是，在正常人那里，意识和前意识的领域及其关系是稳固的。意识，作为最高统治者，发挥了它的威力，控制着潜意识继续留在最低层。这样，才能保证人的意识的正常活动。弗洛伊德指出，人的记忆行为并不能把原动的潜意识的内容送到意识中来。潜意识同前意识相比，远不是可以轻易地闯到意识生活中来的。弗洛伊德说，人的心理活动中，有一种保护意识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潜意识侵犯的“压制作用”，强迫那些潜意识的冲动留在原处，并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或顶回企图来闯的潜意识。
　　关于这种压制力，在弗洛伊德早期研究歇斯底里症时曾称之为“抑制作用”，并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检查员”。为便于了解这个概念起见，我们可以把心理比作一个三层楼的住宅，在最高的一层住着心理家庭中最高尚的分子。在它们下面是前意识——它们是比较安静而守礼的人们，可以随便地访问他们上面的那些“意识先生”。诚然，有一位警察站在楼梯上，但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般是很少禁止前意识分子通行的。住在最低层的“潜意识先生们”却是一群未受教化的、爱骚动的分子。他们经常吵吵闹闹，要通过那个楼梯，想躲过那位警察的监视；这警察的主要职责就是制止潜意识不要扰乱楼上的“意识先生”。那些不老实的潜意识，有时为了溜上去，就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前意识的形态，或者，乘着夜深人静警察先生因操劳过度而麻痹大意的时候，闯了过去。
　　上面所说的“警察”就是压制或抑制作用的形象化表现。而所说的潜意识装扮成前意识，指的是弗洛伊德的这样一种观点，即潜意识一般是无法进入意识层的，前意识则可以在符合一定规定、经过审查制度的考核之后进入意识层；所以，潜意识为了达到意识领域，往往借着某种与前意识相类似或有密切关连的观念形式，把自己的强度转移过去，掩盖着自己。这种伪装与前面提到的“转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弗洛伊德总结梦和精神病患者的各种症状，得出结论说：
　　“潜意识比较喜欢和前意识中那些不被注意、被漠视或刚被打入冷宫（受排挤）的概念攀上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种手法，潜意识可以偷偷地闯到意识层去。
　　弗洛伊德为了进一步说明心理过程的原动性质，认为有必要用新的概念说明人身上所表现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及意识之间的能动的、复杂的、变动的关系。他说，用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作为分析心理活动的概念是必要的，但还不充分。这些概念容易给人一种心理之静止性的印象。因此，弗洛伊德又发明了三个新概念与上述三种形式的心理状态相对应：原我（又称“爱德”，即id）、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
　　“原我”，是指那些包含着不合理的、荒谬的内容的心理，它与意识的人格无关。“原我”的原字“id”是弗洛伊德从尼采（1844—1900）那里借来的。从字面上讲，它是从拉丁文的非人称的代名词生发出来的。它的原意相当于英文的“it”，即“它”。因此，它可以很恰当地表明它与意识生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潜意识与意识的关系——它本身不属于意识，却又时时处处想表现为意识。
　　说得更确切一点，“原我”就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它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一味要求自我满足。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动中，它很自然地要被压抑、受阻止。事情很明显，如果不对它们压制，任其表现或泛滥，就会使人变为疯狂，不可收拾，以致最后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实生活是不容许“原我”为所欲为的。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原我”的一部分由于在与外界的实际接触中不断遭到打击而失败，它就得到了修改。这部分得到修改的“原我”便成为“自我”。“自我”限制和驾驭着“原我”，以便寻求适当的时机，在现实的原则的基础上使“原我”的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自我”好象成了“原我”的侦察兵和调度员。所以，弗洛伊德说：“就全体说，自我必须满足原我的意向。假如它能制造实现这些意向的条件，它便尽了它的责任。”弗洛伊德把自我与原我比作骑马人与他的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力量，但骑马者具有决定方向和向着该方向前进的指导权。然而，在原我与自我的关系中，有时也出现一些不合情理的情形，即骑马者必须在为自己所要去的方向上来指导他的马。
　　在人的一生中，“自我”往往是在幼年时期慢慢形成的。而在儿童时期，人与其父母之间还保持着强固的感情联系。那时，儿童的“自我”刚刚形成，还没有强固到足以完全驾驭“原我”的程度。因此，儿童还要借助父母的威信压制“原我”的冲动。父母的权威在儿童看来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由于儿童经常受到父母权威的压制，在他的内心中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反映父母绝对权威的精神因素，这就是“超自我”的雏型。“超自我”从儿童时代起，就比“自我”更高一等，可以监视着“原我”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去压制那些它所不容许的冲动。所以，“超自我”的胚胎是父母权威在儿童心理的“内部化”。到了成人以后，“超自我”随着人的生活经验的丰富和知识的完善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巩固，最后，甚至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所谓的“良心”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某人没有良心”，指的就是他没有巩固的“超自我”心理，因而不以理智和意识作指导，以致使他胡作非为。
　　“自我”，在与现实接触的过程中，要在满足“原我”要求与严峻的和不讲情面的“超自我”之间保持平衡。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曾把前意识比作“一道筛子”，立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它不但阻隔着潜意识与意识的交通，而且控制着随意运动的力量，负责那能变动的潜能的分布——其中一部分所谓的“注意力”乃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
　　“超自我”对于意识的严格控制，使意识引起紧张的忧虑。为了免除这种忧虑，“自我”必须有计划、有节制地采取行动，一方面慰抚“超自我”，一方面给“原我”的要求以部分的或间接的实现，有时则给以适当的修改或改装。“自我”所起的调节作用，有时表现为对现实的退让，有时则表现为适当地缓和“超自我”的苛刻要求。这样，经过“自我”调节而得到修改、调整的“原我”的要求就可以适当地表现出来。
　　为了描述“自我”的这种处境，弗洛伊德说：“有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但可怜的‘自我’比这里所说的还要困难，它必须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并且必须得尽力和解这三个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三个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原我’……‘自我’觉得它受到了三面包围和威胁，当它被压迫得太厉害的时候，它的忧虑便越来越厉害。因为它起源于知觉体系的经验，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也愿意作‘原我’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个动作都为严厉的‘超自我’所监视。这种‘超自我’坚持一定的行为标准，根本不关心‘原我’和外部世界的任何困难。假如这些标准未被遵守，它就用紧张的感情来责罚‘自我’，使‘自我’产生一种劣等的和犯罪的感觉。正是这样，为‘原我’所激动、为‘超自我’所包围、又为现实所阻挠的‘自我’努力负起了调剂这种内外夹攻的势力的任务。我们大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时常抑制不住地喊出这种呼声：‘人生不是容易的’。”（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学新论》）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对梦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弗洛伊德说：“一个梦是一个被压迫的愿望之假装的满足，它是被压制的冲动与自我的检查力的阻挠之间的一种妥协。”
　　在梦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发现其中的心理活动规律和他所熟知的神经质病症状，颇有相似之处。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日，弗洛伊德在犹太学术厅对一群年青人作关于梦的讲演。第二年他又对该会作了一次更深入的讲演。这个犹太学术厅是属于一个犹太人组织的团体的，该团体名为“VereinB’ naiB’ ritb”，即“伯奈伯利兹社”。这是犹太人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团体。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个团体经常邀请犹太裔学者作讲演，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该团体的成员之一。在这以前，卡尔·马克思也到那里作过报告。
　　弗洛伊德在这个团体的学术报告厅作了连续两个晚上的关于梦的报告。
　　一八九七年七月，当他开始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在一封信中把对于自己的了解引人梦的诸问题中去，包括梦的成因与法则问题。由于当时心理学界对于梦还没有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那时候，他已经看出梦和神经质病在构造上的相似之点。他在信中说：“梦包含着简要的神经质病的心理学。”
　　对于梦的解析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在“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重要原逐的指引下逐步取得的。这一过程显示，由于对于梦的解析是从医疗实践中直接导引出来的，所以，它和自我分析过程一样，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围绕着潜意识问题而进行。这一特点，使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活动始终沿着健康的、科学的轨道发展下去，以致使他能够通过对梦的解析的完成，终于全面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
　　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要写一本有关梦的书的念头，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上，那是在他的自我分析真正开始前的几个月。可见，自我分析与梦的解析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这也表明，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作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盲目冲动的偶然结果；它们都有一段相当充分的酝酿阶段。早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弗洛伊德就产生了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之最初行动。接着，经过两年的反复实践和摸索，终于从一八九七年夏季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宣布说，他要强迫自己去写一本《梦的解析》的著作，以便彻底地使自己从一年前丧父产生的悲哀心情中解脱出来。
　　弗洛伊德写《梦的解析》以前，不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资料准备。他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写信给弗莱斯以前，就已经查遍了心理学史上有关梦的许多资料。他高兴地发现，在那以前，还没有人把梦看作是“愿望的实现”。他为了深入了解梦的本质，不辞劳苦地翻阅了自古希腊以来许多学者和普通人对于梦的观点。
　　对于以往的各种观念，弗洛伊德始终都采取谨慎的研究和分析态度。只要在这些观点中包含有一点的科学精神，弗洛伊德就给予密切的注意。
　　例如，弗洛伊德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研究成果就十分重视。他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中就曾提及梦。当时他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论，而是一种“精神过剩”的产物。他所谓的“精神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是仍然受到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法则的控制。
　　弗洛伊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赞赏并非偶然。因为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梦的真正本质，但他至少排除了关于梦的“超自然”本质的谬沦，而把梦径直归结为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甚至试图从人的肉体感官的特殊感受中寻找梦的内容的来源。这在公元前五世纪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弗洛伊德发现，在他以前，人们确实不很重视对梦的观象进行考察，以致使他感到从原始时代起，到十九世纪为止，在对于梦的解释的问题上，反科学的、宗教迷信的观念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他深怀感慨地说：“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梦的看法，迄今为止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发出的启示，并因此断言超自然的鬼神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梦是预卜他们的未来命运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形形色色的关于梦的看法的历史性探讨，使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即人们对梦的解释乃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说：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对一般事物的看法。
　　弗洛伊德还看到，人们对梦的看法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正如他所说：“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整个宇宙和灵魂的看法。”
　　使弗洛伊德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当近代科学有了相应的长足进步的时候，那些反科学的迷信观念仍然充斥社会，而那些自称是“有学问”的哲学家们也竟为这些荒谬观念呐喊。
　　我们由此看到，推动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思想动力是他对种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观念的厌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从不相信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性是可以认识清楚的。即使是无形的人类心里活动，也可以在人的机体内找出其内在的客观根源。梦，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或虚幻的现象，它是人体内的复杂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表现，其根源和人的其余精神活动一样，是在心理世界的潜意识深处；而这种潜意识，既不是灵魂的“显现”，又不是人体之外的“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类早年实践活动的浓缩品和沉淀物，不论从个人或人类种族发展系列而言，归根到底，它都是实践的产物。
　　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活动，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使梦和整个人类心理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活动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所以，从一八九七年秋到一八九八年二月底以前，弗洛伊德顺利地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前几章的写作。弗洛伊德在谈到这段写作过程时说：“看起来这一部分还很不错。它使我比预期的更深入到心理学中去，我所增益的部分是属于哲学方面的。”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以前，他终于完成了《梦的解析》的第一部分。显然，这一部分是在经历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之后，一气呵成写出的。弗洛伊德自豪地说，“无疑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
　　三月十日，弗洛伊德对未来要写的部分进行反复思索。他说：“对我来说，愿望之实现这个学说，只给我们心理学的解答，却没给我们生物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答。”他所指的“形而上学的解答”，指的是不久以前已经提出来的关于意识的内在构成的学说。弗洛伊德说：“依我看，就生物学观点而言，梦完全是从人的史前时代（即一至三岁）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也正是潜意识的发源地，亦即是精神神经病病源的唯一出处。而这一时期往往是正常人毫无记忆的部分。这和歇斯底里症相雷同。于是我拟就一个公式——在幼儿时期所见者，可以产生将来的梦；所听者，可以产生将来的幻觉；而所经验到的性事，则产生将来的精神性神经病。人类重复幼儿时期的经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愿望的实现。近期新起的愿望，只有和那时期的事物有相关连时（或者是那时期的愿望的演化物，或者和那时期的愿望融合为一），才会造成梦。”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写作时的那种无时不在钻研的、奔驰般的心灵。弗洛伊德和任何一个有刻苦钻研和谦虚精神的真正科学家一样，深知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不管多么精采、多么深刻，都不能看作到达此点后似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有关的问题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推敲已得的结论，找出它的不足之处，引出另一个考验该项解答的新问题来。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宣称已经完成该书的第三部分，即有关梦的结构部分。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弗洛伊德停下该书的写作，而着手写有关一般心理学的论文。奇怪的是，他从心理学的写作中，发现从变态心理学得来的研究成果，比从梦里得来的，还要有助益。显然，他在写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时，遇到了麻烦。所以，他停顿了一段时间，而且，由于这本书涉及到了他个人及其家庭的许多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的内幕，所以，他似乎躇踌不前，不打算将它们公诸于世。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他试图分辨梦的本质和歇斯底里的症状，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实现愿望的改装。他的结论是在梦里只有被压抑的愿望存在，而在歇斯底里的症状中，则是被压抑的愿望及其压抑物之间的妥协。在这里，他首次使用“自罚”作为例子来说明后者。这件事以后不久，他才在”责罚的梦”中，发现梦中也有那种妥协的存在。
　　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弗洛伊德又突然以“没有特别的理由”，重新燃起对写作《梦的解析》一书的热情，并决定将它出版，还表示要在七月底之前一切就绪付梓。他说：“我想，所有的借故推托都是没有用的，我这个大发现可能是唯一能使我有钱活下去的支持物。我可不能把它占为己有，而去挨饿。”
　　大体说来，这本有关梦的著作写得相当好。有一次，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问他哪些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他从书架上拿出《梦的解析》与《性学三论》来，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过时。但是，那一本书就得流传很久一些。”接着，他又笑着补充说：“我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发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孩子有性感触这件事，每一个保姆都是知道的；而夜梦和白日梦一样，它代表愿望的实现这件事，原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梦的解析》的出版，就象一把火炬一样照亮了人类心理生活的深穴，揭示了许多隐藏在心理深层的奥秘。它不但为人类潜意识的学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也建立了探讨这个远比人类意识更对实际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潜意识的新里程碑。此外，这本书还包含了许多对文学、神话、教育等领域有启示性的新观点，触发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灵感。
　　这本书所涉及的面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它是包罗万象的。它的主题——对梦的研究是以无比精辟的科学方法展示出来的，它的推理是遵循着严谨的逻辑的，所以，它的结论，自出版之日起，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结论作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这在科学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梦的解析》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只有最后一章，即讨论梦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第七章，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总结性的、理论性很高的部分，因此，不但在写的过程中最吃力，而且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最晦涩、最难懂的部分，但它却是该书的精华所在。弗洛伊德在写这一部分以前，本来就先存畏惧，不过写作上了轨道，他就写得很快。他说“象做梦似的”，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于九月上旬完成了。
　　当弗洛伊德把全书写完，把稿子送去付印时，仿佛是和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分离似的，怅然若失。六个月之后，他曾在信上说。每当他遇到烦闷不乐的时光，每想到身后留下了这本书，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了。
　　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他在十月二十七日之前给弗莱斯寄了一份校稿样本。那本书实际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但出版商故意在封面上注明一九零零年出版。扉页上的题辞是录自魏吉尔写的《艾乃伊特漂泊咏》叙事诗第七卷第三百一十二行的诗句——“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这句话显然是指受压抑作用的人的命运而言的。弗洛伊德早在三年前，就想以此作为他计划中要写的论歇斯底里心理学的书中某一章的题目。
　　这本书发行了六百本，却花了八年才卖完。前两个星期只卖了一百多本。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约二百多美元的稿费。
　　这本书出版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在信上说，没有一本科学性期刊提到这本书。只有非学术性杂志在少数地方提到了它。可见，这本书完全被人们忽视了。六个星期之后，《维也纳时报》发表了一篇最愚笨、最恶毒的评论。作者是维也纳柏格剧场前任经理柏克哈特，这位作者自己不学无术，却诬蔑此书“毫无价值”。这个评论判决了该书在维也纳的销路。按着，在一九零零年三月三日的《环顾》和三月十日的《维也纳外侨报》上分别刊登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六个月之后，《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赞许性文章。接着，《白天报》又发表一篇好评。所有这些，就是该书出版后头一、两年内在舆论界的反应。当时，在柏林有弗莱斯的大力宣传，但仍然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该书所遭受到的反应。他说，有一位精神科助理医生根本没有念过《梦的解析》就写了一本书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雷曼教授。这位雷曼教授后来还对学生说，弗洛伊德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
　　直到一九二七年，弗莱堡的霍赫才在他的《做梦的自我》一书中，把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学说加以总结，并把它和关于恶梦的学说一起放在《梦的奥秘》一章里，还说：“那本有名的释梦名著竟然印在厨房破纸上。”
　　《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以后，销路一直不好。科学史上很少有象它那样的著名著作而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一直到十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才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有生之年，这本书出版了八次。最后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
　　在这些年中，这本书一直没有作重大的修改，每次不同的版本只是增加说明和注释，以及增加一些讨论性的问题。
　　这本书的第一次外国文译本是一九一三年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接着就是一九二二年的西班牙文版，一九二六年的法文版，一九二七年的瑞典文版，一九三零年的日文版，一九三四年的匈牙利文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文版。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作。依据弗洛伊德总结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在人的精神活动中，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神经病发作以外，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梦的活动更有利的条件，能如此生动和如此典型地观察“潜意识”的直接表演。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精华的人，都不能不看《梦的解析》这本书。
　　由于不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对人类精神活动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由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偏见和反科学的落后势力的干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当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正着手分析梦的时候，甚至有人讥笑弗洛伊德“走上迷途”。所有这些，恰恰证明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独创、蔑视传统、忠实于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他不是看风使舵、迎合“时髦”的伪君子。在他看来，只要是科学真理，纵然是未有前人开拓的、充满荆棘的荒野，纵然会被人耻笑，也要勇往直前地探索。
　　现在，我们集中地介绍弗洛伊德从梦的解析中创立出来的“自由联想法”。这是弗洛伊德在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独特方法，它实际上也是梦的解析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副产品之一。
　　过去，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中，对于病人往往是采取催促，鼓励的方法。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这种方法对于双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旧的方法也不符合人的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弗洛伊德很快地改用新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他不再催促病人对某一个指定的题目说些什么，相反地，他要患者尽量放松身体与神经，进入所谓的“自由联想”状态。换句话说，他要病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予任何思路的限制或指引。病人必须把他自己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直说出来，不能屈服于自己的判断而把自认为不够重要、或所谓毫无意义的事情弃置一旁。
　　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把因“阻抗”而隐蔽起来的东西带回到意识界来。
　　其实，所谓自由联想并不是绝对的自由。病人的心智活动虽然没有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目标上，但他却仍在精神分析状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应假定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医生的控制之中。患者面对医生的分析和控制，必然产生精神上的“阻抗”现象。他们对再现过去被压抑下去的材料所具有的抗性，可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方式是严厉的反抗。须知，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形，才发明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所以，对于这种严厉的反抗不应大惊小怪。第二种方式是其原有的抗性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使压抑着的材料不直接浮现出来，而以相近似的事情暗喻出来；而且抗力越大，病人所报告出来的联想代用物和分析者所探索的真相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能泰然自若的分析家，当他倾听病人的联想流的时候，对病人所提供的资料，能依其提出之两种可能性而进行不同的运用：假如病人的抗性很轻微，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病人的暗喻中，推论出病人潜意识里的材料、内容；假如病人抗力强些，那么和主题之间的距离也远些，但这时也同样可以从病人的联想中认出其特性。总之，认清病人的抗力，是克服病人抗力的第一要诀。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实际上与解说的艺术有关。要成功地运用解说的艺术，就需要机智和不断的训练。要达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自由联想法优越于以往各种方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省力，最主要的是它能给病人承受最低限度的压力。它可以永远不失去与现实界的联系，不忽略神经质疾病的结构中的任何因素，而且不让任何东西因分析者的主观期望而产生干扰作用。它完全让病人自己去决定整个分析的过程及其材料的配置。与催眠法和催促法不同，使用自由联想法可以使具有连系性的材料，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内和不同的地点上重现。所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虽然这个旁观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自由联想法的这种自我分析过程及其治疗作用可能是难于理解的。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长处就是可以永远不间断地进行。从理论上看，假如不对它的特性加以限制，它总是可以找到联想的对象，不致产生中断。不过，在实际上，也可能会有个别病人，曾在治疗中出现有规则的中断现象。但是，这种特殊的病例并不妨碍对该病例的说明。
　　自由联想法也叫分析法，即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活动得到彻底的解放（相对于原来受约束而言），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流出。而在这样的自由流出过程中，由于排除了外来的干扰，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净化过程，即出现精神活动的纯粹状态。所谓净化或纯粹状态，就是排除了一切外来因素，恢复了精神活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它就是它，是真正的自身。在这样的纯净状态中，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呈现且自动地分离出来。从而，在自由联想过程中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构成精神活动的一切因素（原始的、再生的、分化的、重合的、走向复杂化的、走向简单化以致逐步消失的）都统统呈现出来了。因此，自由联想法又象筛子一样，筛出了精神活动中原来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混乱因素，使我们看出了它们的原来模样。不仅如此，这个筛于还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它的筛孔并不是一个尺寸、一样大小的，而是可因对象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尺寸。因而，它可以把精神活动混合体中的任何大小的“因子”，都顺利地流筛下来。正因为这样，自由联想法所展示的心理现象表面上很混乱，似乎毫无规律、毫无逻辑性，但实际上，它恰恰反映出精神活动本身的最原始的状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联想法就是一种分析法，就是精神分析的典型应用。
　　弗洛伊德在应用上述分析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治疗过程中，无须医生的力量，在病人与分析者之间，就可以产生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而只有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才能有的强烈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而且可能处于爱与恨这两种感情之间的一系列的任何一点上。弗洛伊德把这种感情关系称为病人的感情“转移”。我们在谈到催眠法的时候，曾谈到这种“转移”的现象，现在，在应用自由联想法时，弗洛伊德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转移很快就取代了病人心中的原来的求治的愿望。只要这种转移够真切、够热烈，病人就会受制于医生的影响，并使这种作用成为左右精神分析要务的枢纽。
　　这种转移，对于一个不愿尊重客观的精神活动规律的医生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常现象，或甚至是令人讨厌的现象。但是，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转移的发生恰恰表明精神分析法的效应。因为它表明了精神分析已把患者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疏导出来了。只要医生头脑清醒，自始至终有驾驭病人的能力，并保持乐观，就可以借此引导出病人心中受积压的各种精神因素，使之在这个缺口中宣泄出来。
　　如果医生不能驾驭事态的发展，惊慌失措，这种转移就会变成影响或妨碍治疗的消极因素。弗洛伊德说，当这种转移变成为一种爱意，或转变成一种恨意以后，它又成为抗性的主要工具，而可能麻痹病人的联想的力量，因而就会妨碍治疗的成功。但是，如果想规避这种作用，也是枉然之举。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必然会导致感情转移，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于转移，要认识到它是精神分析导出来的。所谓导出，并不是造出。前者是本来就存在，只因多种原因，隐蔽下来，精神分析解除了阻碍它出现的帷幕或阻力，它就自然而然地流出。而所谓“造出”，是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而被生产出来。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明确地说：“应用精神分析而无转移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能因此认为转移是精神分析的产品，或没有精神分析就没有转移。实际上，是因为实行精神分析，才把转移现象揭露出来、分离出来。转移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它可以决定所有医学影响力的成功与否，而且在每一个人与其人为的环境的关系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和催眠家所说的‘暗示感应性’一样，是一种动力因素。暗示感应性是催眠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不可预期的表现使涤清法遭遇许多的困难。同样地，当病人已不再有这种感情转移的倾向，或已转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如导致早期性痴呆或妄想狂等，那么，想以心理学方法去影响病人也是不可能的了。”（见弗洛伊德《自传》）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法与别的精神治疗法都应用“暗示”或“转移”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对于精神分析法来说，应用暗示或转移，只是引发病人去做一件心灵上的思考工作，让他随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转移抗力。这种思考工作，关系到他的精神状态的命运。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分析者要让病人感觉到转移的发生，要主动告诉病人：在他的转移态度中，正显示他再次经验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内自己与最早爱慕的对象之间的感情关系。要用这种说服来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顾虑。
　　如果医生能真正地按这些要求去驾驭“转移”，它就可以从抗性的最强武器，一变而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工具。
　　当然，对“转移”的处理，乃是精神分析术中最难掌握的一环。只有认真地观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态度，才能抓住要领，加以实施。
　　弗洛伊德已经基本上把握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内在规律恰恰就是在整个的梦的解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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