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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来自南达科他,我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我当时的特殊爱好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在课余时间我们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它们都是著名胜地,但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耸的墙和门楼,这些也环绕着当时的北京。墙内,那无穷无尽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上演着。尽管我们在考察中充满了喜悦,但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引起她讲述了她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问我们住在哪里。当知道他们的房子离我们不远,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根下,我们同她一样感到惊奇。他们很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们喜不自胜。

  打这儿开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很快就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学的思成,已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门,他们的父亲都是名人。通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许多领域都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仅仅是消极的看客。而当第二年正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教师时,我们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四人多年来保持亲密友谊将十分明显。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和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费慰梅

  ①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137,2(1993年6月):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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