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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转任副统帅，主管训练很自在； 来往盟国忙演习，不忘青年新一代。 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五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宣告西欧联盟成立。一开始，这个条约仅限于经济事务和促进民主等。苏联于1948年6月封锁西柏林后，西方国家认识到，必须考虑制定西方防务计划。于是，布鲁塞尔条约国的五国国防大臣（部长）和三军首长开始讨论人员和装备问题，并于1948年9月决定建立西欧联盟防务组织，草拟联合行动计划，以对付一旦出现的袭击。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的常任主席。蒙哥马利几乎是不可能拒绝这个任命，因为一方面英国政府迫使他接受，另一方面这也完全符合他的一贯主张：西方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互相协调的军事司令部。因此，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是政府、参谋长委员会中他的同僚和西欧联盟中别的政府的一致愿望，他就接受此项任命。不过，他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他仍是一名英国军官，他的名字仍应留在陆军部的花名册上，不把他的个人事务转给某个国际组织；另一个条件是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下，不由他出任最高统帅。他的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法国枫丹白露，联合总部简称：“联总”。蒙哥马利被任命为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主席后，即去枫丹白露附近住下。他和同僚们走遍西欧，研究各种问题，并制定了对付侵略、保卫西欧的计划，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实现，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愿意提供必要的、经过专门训练的、有健全的指挥机构和可靠的通讯联络系统的部队。更大的困难是，没有真正的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共同利益牺牲任何主权。 蒙哥马利认为，这些国家强调经济复兴，不了解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都是必需的，而且必须平衡得当。只有以军事实力作后盾，政治才能有力量，实力是最重要的。但西欧联盟如果不在政治上意见一致，要想实现经济合并和建立军事实力，是十分困难的。外长们在表示友好与团结的宴会之后，围着桌子坐下来签署条约是一码事，回国后要求各个政府根据条约行事又是另一码事。 当了几个同主席之后，蒙哥马利得出结论：如果要在西欧组织防务。防御布局就必须包括西德。但当时的状况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连能否守住莱茵河这条线都靠不住。于是，他于1949年1日去见外交大臣贝文，请他采取措施，使西德加入西欧联盟，并最后使它加入正在讨论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贝文对蒙哥马利的建议感到十分惊讶。1949年11月，蒙哥马利又去美国向美国三军参谋长、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宣传这一思想。为了把西德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纳入西方阵营，蒙哥马利不断地作出努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蒙哥马利加快了使西德进入西方阵营的步伐，马上向西欧联盟各政府送去有关此事的书面报告。1950年9月，北约理事会讨论了德国参加西方防务的问题，但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随后，北约国家为此争论了4年之久，直至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这个计划为止。最后，西德终于在1955年5月9日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1949年4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西欧联盟防务组织被吸收进这个由美国人统治的新体系。1951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接管了所有北约部队的作战控制权。蒙哥马利成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先后在4位美国最高统帅手下工作，一直到1958年9月退休为止。 在国际舞台上的这10年，是蒙哥马利一生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个时期。在这10年中，由于他那难以改变的个性，蒙哥马利虽然难免同周围的人产生摩擦，但却极少发生大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远离了决策中心的缘故。英国政府让他出任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实际上是对他明升暗降。尽管蒙哥马利有金光闪闪的头衔，但他那个职务并不比一个协调员好多少，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各国政府手里。当北约成为军事实体时，蒙哥马利又戴上了“最高副统帅”的头衔，但他的作用却更显得无关紧要。艾森豪威尔1951年3月12日给蒙哥马利的指示阐明，艾森豪威尔不在时，由蒙哥马利负责全面指挥。但他作为副统帅的职责却使他的权力受到限制：“你担负的主要日常责任是对打算今后拨归本司令部的各国部队进一步做好编制、装备、训练和战备工作，并通过同下属司令官紧密合作，对已经拨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部队履行同样的职责。”在履行这些职责时，蒙哥马利的控制是间接的，“为了帮助你做好这件工作，你可通过参谋长支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整个参谋部。当然，给下级指挥官的一切行政命令，应当通过参谋部颁发。”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的真正副统帅是参谋长——开始是格伦瑟，格伦瑟成为最高统帅后，是斯凯勒。蒙哥马利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东奔西走的军事演习组织者。 因此，他再也没有力量去影响决策中心的各种关系，但他发现新的工作比当帝国参谋总长更合他的口味。在西欧联盟各国总司令委员会，他致力于确保盟国部队能有效地进行防御。尽管他承认，不断地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源可能使某些外交部长烦恼，但这些外长们至少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接到那么多并不需要的忠告。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这个职务似乎是专为蒙哥马利设置的，没有任何实权和责任一点儿也不使他着急，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追求过半军事领域中那种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权力。对他来说，权力意味着向参谋人员和下级指挥官发布命令的能力。他知道，他不善于处理战后欧洲军人与文职政府那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为最高副统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依然享有巨大的声誉和很高的威望。由于他现在不处于北约机构的中心位置，他能够对许多事情进行批评而不至于引起太多的怨恨。他主管训练，而训练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不得不在欧洲东奔西走，忙于检阅各国部队，而这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副统帅的位置对他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蒙哥马利在任“联总”主席时就逐渐认识到，西欧联盟防务组织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常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原子武器已成为西方防务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的氢弹的问世，更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西欧联盟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技术优势。1950年1月，他在向说英语协会发表演讲时，便把这个观与作为演讲的主题。到50年代中期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与他任参谋总长时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5年10月，他在庐皇家联合军种协会发表演讲时说，未来已显而易见地掌握在科学家手中。早在7个月以前，在北约的一次军事演习之后，他对记者们说，核武器将改变战争的节奏。常规力量不会被抛弃，但核武器将决定未来战争的参数。自1945年以来，核威慑战略便一直是西方用来阻止苏联使用其优势常规力量的主要手段，后来，蒙哥马利接受了核威慑战略理论。于是，他与北约和盟国大多数防务专家的看法趋向一致。看法的一致使他更易于同与他打交道的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是，在接受核威慑的思想之后，他却把它推向了极端。他说，在一次全球战争中，只要对军方提出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哪怕有一点点的迟疑，都会造成敌地面部队席卷北约国家领土的严重后果。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核武器。他的这番话曾使许多人非常担心。然而，他在1956年更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说得明确无误。他说：“如果世界上谁敢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应该对他们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应该以我们所拥有的最厉害的武器和所拥有的一切武器，对他们实施打击。”6月1日，丹尼斯·希利在下议院提出质询，问蒙哥马利最近在加拿大的讲话是否反映了北约的方针。10月11日蒙哥马利在澄清他对政治家控制核武器的态度时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会首先使用它们，然后再提问题。” 然而，人们对他这些可怕的说法并没有大认真，因为他已没有任何权力把他那多少有些天真的想法付诸行动。他的话可以被看作是北约参谋军官的个人意见而被置之不理。现在，蒙哥马利已不能在英国政坛激起波澜，而只能引起小小的涟漪。他有关北约政治团结的坦率陈言，并没有在下议院引起多大反响，只有他的核威慑观点，才在那里引起了一些表面的惊慌。 可是，在上议院一次小小的争论中，他却成了中心人物。1945年，工党反对派提议，应该让蒙哥马利交出吕讷堡荒原的投降文件。丘吉尔坚决支持由蒙哥马利保存那份文件，因为是蒙哥马利元帅本人阻止了这份文件落人美国人之手。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蒙哥马利只好孤零零地坐在那十分显眼的贵族席上。丘吉尔使出浑身解数为他辩护。他辩解说，如果未来的将军每俘虏200万敌军就让他们保留投降文件，这对他们将是十分有益的鼓励。最后，这个问题中止讨论，很可能是欣韦尔在暗中进行干预的结果。 北约组织机构臃肿，几个重要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多得远远超过和平时期的需要。文件之多，无以复加，时间都泡在看文件上，军官们大多没有时间思考，影响工作。蒙哥马利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收到一份报告，随后便附上一张纸条，派人送给参谋长。他在便条上写道： “一、您读过这份报告吗？如果我们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有大奖，我将给它一等奖和一枚奥林匹克金质奖章，以表彰它如此大量的陈词滥调、陈腐思想、绕来绕去的长句子、许多人都不明白的非常用词汇以及冗长和累赘。 二、不用说，为北约委员会写的文件必须表达清晰，语言简洁，紧扣主题。我们必须讲事实，并用事实来说明某种道理。重要的是文件内容的质量，而不是文件的页数。 三、当讨论这份文件时，我希望上帝能出席我们的会议。特别是剩下的465页如果也像这35页，我们肯定需要他的帮助。 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的方法是，司令官提出一个简单的计划，然后由参谋人员制定出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过去作计划时一直使用这种方法，并且非常有效。在朝鲜战争期间，一份评估报告估计，苏联人可以在夕夭内抵达英吉利海峡。于是，参谋部准备了一个“短期计划”，但那个“短期计划”却是厚厚的一本书。蒙哥马利对计划人员说的第一句话是：“它都说了些什么？把它写在一张纸上。”计划人员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蒙哥马利宣布，这份计划毫无用处，必须重新制定。这种刻意追求简单和明了的做法，对于纠正北约参谋部那种冗长、累赘的文风，是十分必要的。 蒙哥马利还认识到，如果西方世界要生存下去，西方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欧洲联盟的大陆国家怀疑英国是否坚定，害怕敌对行动一开始，英国就会尽快撤走它的部队。因此，蒙哥马利经常强调西方的团结和国际主义，这有助于驱散他们的恐惧心理。 蒙哥马利同美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经常去美国访问。这些访问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在1946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访美期间，他拒绝谈论北约或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以“那是政治家谈论的问题”把提问者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要去参观药店和观看垒球比赛，并说他上一次访美时，没有发现美国文化的这两种表现形式。蒙哥马利同他的大多数美国上司相处得很好。艾森豪威尔、李奇微、格伦瑟和诺斯塔德都先后出任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虽然蒙哥马利与李奇微的个人关系不怎么好，但他俩在工作和策略方面没有发生过类似他与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发生的那种冲突。实际上，他已不再处于能引发这种冲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慑战略便意味着他总是能与参谋部的其他人意见一致。在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中，唯一一次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1954年。那年12月，蒙哥马利在美国访问。当时，为运载新一代战斗机而研制的巨型航空母舰“福莱斯特”号刚刚建成下水。蒙哥马利认为，这种大型舰只现在已经过时，由于他说话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于众，结果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当圣诞节过去时，整个事情已被美国人忘得一干二净。 蒙哥马利对北约的主要贡献在训练方面。他是训练部队的杰出大师，凡是他组织的演习，不论是为少数高级军官组织的室内演习，还是为大部队组织的野外演习，都能针对参演人员的问题找出他们的弱点。他对细节问题的关注有时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1956年4月，他举行代号为“CPX6”的军事演习，北约国家30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了演习。在3天演习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似乎对军事问题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却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已经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咳嗽糖，可以减少招待会上的噪音。参加招待会的人吃掉了成千上万的咳嗽糖，蒙哥马利也因此可以顺利地进行他的活动而无需浪费时间去发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组织这些演习，蒙哥马利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访问每一个北约国家。但他喜欢这样忙忙碌碌，习惯于作某种非官方使节，在大多数盟国他都代表北约最高司令部。他总是同被访问国家的总参谋长讨论训练和军事问题，而让与政府有关的重要军事问题的讨论在另一个层次进行。当他每年大约在同一时间访问同一些国家时，他的任务已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在50年代，北约常用他那种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约的重要政策。1953年9月和1954年9月，他两度作为铁托总统个人的客人访问贝尔格莱德。尽管他们声称这些访问纯属私人性质，但它们明显地有着重要的国际色彩。这两次访问虽然没有讨论任何特别微妙的问题，但却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关系。后来，蒙哥马利建议去马德里访问佛朗哥将军，但北约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最高副统帅的访问不会起什么作用。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蒙哥马利显然有几分恼怒。 虽然他在“联总”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对他非常适合，但这并不是说某种职务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蒙哥马利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频繁的旅行意味着他很少呆在枫丹白露司令部。当他在那里时，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伙伴。如果出去吃饭，他只愿意去英国大使馆，并且不常去。1954年春天，蒙哥马利参加英国大馆的一次宴会，爱丁堡公爵出席了宴会，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莱文也应邀参加。当时，奠边府刚刚陷落，普莱文显然比较难过。晚宴安排在8点开始，但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为那里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莱文很晚才到，因为他以为宴会是9点开始。大家在等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便开始吃了起来。谁知大家刚一开始吃，普莱文便赶到了。在这种庄重的场合迟到，使普莱文十分慌张。每个人对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气，十分礼貌，一切都十分顺利。突然，大家听见蒙哥马利那细而尖的声音说道：“唉，普莱文先生，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如何？”顿时，宴会上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难堪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显然，蒙哥马利对自己使别人陷入窘境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次是在玩高尔夫球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联手对葡萄牙业余冠军。玩球时，蒙哥马利老是嘲笑对方：“想想，你可是个专家！”蒙哥马利的嘲笑使对方不断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结果，被蒙哥马利和科尔远远抛在后面。后来，科尔告诉蒙哥马利他为他感到羞耻。蒙哥马利却回答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想赢他吗？” 蒙哥马利在当“联总”主席期间，比后来在北约有更大的权力。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最严重的个人冲突。他同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闹翻了脸。争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尔为训练组织的“轻型兵营”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蒙哥马利还是帝国参谋总长时，他们还于1948年7月在一起亲切地谈论西方的团结。在蒙哥马利把“联总”司令部移到白厅的多佛厅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恶化了。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贝尔彻姆误译德拉特尔的一封信引起的。贝尔彻姆把“我强调”译成了“我坚持”，蒙哥马利对这种措词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俩积怨为什么会那样深。在招待会上，德拉特尔拒绝同蒙哥马利说英语，蒙哥马利也绝不用法语同他交谈，这种尴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他俩个性都很强，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尔在1950年告诉利德尔·哈特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蒙哥马利。利德尔·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对他大客气，对他强硬些，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蒙哥马利而言，他总是不知道该怎样调整自己，以适应另一个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别人相处很好，就是不能同别人相处，没有调和的余地。 德拉特尔去印度支那任职后，他俩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当德拉特尔的儿子在印支战场上牺牲后，蒙哥马利给他写去了慰问信。德拉特尔的继任者朱安发现，他同最高副统帅相处也有许多问题，但他们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生个人冲突的机会比在“联总”少得多。所以，朱安与蒙哥马利的争吵没有德拉特尔与蒙哥马利的争吵那么厉害。 蒙哥马利最后10年的军队生涯过得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他不用担心提升，也没有肩负多少重大责任，生活过得舒适、安逸。他的年薪为5170英镑，此外，还有1000英镑的娱乐补助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伊辛顿磨坊的翻修工作已于50年代初结束，他现在已有一个舒适的家，并且配有陆军勤务人员。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定型。他过的是一种公众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他与家庭成员（他的儿子戴维除外）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对戴维仍然是保持一种冷淡的父子关系。 蒙哥马利对他的亲属从来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对他们的疏远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贝蒂去世时，他拒绝让自己的妹妹温莎照顾戴维。在战争期间，他虽然曾答应要参加他弟弟布赖恩的婚礼，但在最后一分钟却决定去看足球比赛而不去参加婚礼。他的母亲仍然是他最不喜欢的人。当纽波特市决定授予帝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荣誉市民称号时，他的母亲决定去参加授称号仪式，于是给纽波特市政会写信，并受到了邀请，但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这件事。当蒙哥马利到达并发现他的母亲在场时，他非常生气。可是，他对此已毫无办法。但他却坚决不让他的母亲参加午餐会。他坚持要这样做，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办，这使非常好客的纽波特市政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1949年他的母亲去世时，蒙哥马利拒绝参加她的葬礼。很难说他母亲的死对他有多大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喜欢他的母亲，当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也许他已经没有多少感觉。那个对形成他的复杂性格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就这样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马利对其他的亲属也保持着距离。当他在多伦多访问时，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饭店去看望他。蒙哥马利的反应是：“他想要什么？我不想见他。”他只是敷衍塞责地同堂侄交谈了5分钟。他的妹妹们同他的关系比他的兄弟们近乎些。但战争结束后，他认为她们对他感兴趣也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成功。 他同戴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他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当戴维在国民兵役训练中获得“荣誉武装带”时，他为他感到骄傲。但当戴维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他儿子的错。但他对戴维的爱是深厚的，儿子婚姻的破裂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父子关系。后来，戴维成为蒙哥马利在伊辛顿少有的几个探访者之一。 那些在战争期间了解蒙哥马利的人发现，他现在同过去一样，对人际关系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同任何人亲近，或建立真正的个人感情。不论是在伊辛顿过简朴的舒适生活，还是周游世界，他都能发挥他那自封的军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经常给《泰晤士报》写信：1950年2月，他抱怨现代滑雪运动已经堕落；同年他规劝人们到威斯敏斯特剧院去看戏剧《旅行的终点》；1952年1月，他呼吁举办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4月，他要求对板球进行更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年他在一次晚宴上发表有关板球的演讲，把板球说成是一种需要领导、纪律和训练的运动。他经常看各种体育比赛，尤其喜欢看朴次茅斯队的足球比赛。 蒙哥马利还从对青年人的关怀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他喜欢青年人给他作伴，对此他毫不掩饰。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培养问题，但他所说的青年人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年5月，他在英国青少年俱乐部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青年需要引导”。他宣布说，当国家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将致力于训练青年人。在战后那些年的各种集会上，他都反复强调“青年需要引导”这个问题，并说他愿意给予这种帮助。他认为，国民兵役法将使英国青年得到很好的培养。 蒙哥马利总是乐于支持青少年俱乐部和其他青年组织，而且他给予的帮助常常是非常实际的。在任北约副统帅期间，他成为遍及西欧的野营活动“康科迪亚”的主席。他本人并不富有，但却常常为培养青少年的活动慷慨解囊，集资捐款。 然而，蒙哥马利对青年人的关心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俱乐部和青年组织，他还同许多青少年保持着个人联系。一个名叫斯图尔特·怀特的10岁小男孩于。1957年给他写信说，他想当海军陆战队队员。蒙哥马利当时身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统帅，却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祝他运气好。蒙哥马利同拉德利划船队的8名队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队在1952年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杯划船比赛的半决赛中，击败了圣保罗队。蒙哥马利来到比赛终点，并让舵手去把发理了。那年9月，拉德利划船队在挪威参加划船比赛，当时蒙哥马利正在那里指挥一次军事演习。拉德利的领队卢埃林·琼斯问蒙哥马利是否愿意乘坐游艇跟一次他们的划船练习。他回答说愿意，并问那位舵手理过发没有。在土耳其访问时，蒙哥马利给他们寄去一些土耳其礼物，并亲手写好了邮包。他在随邮包寄给卢埃林·琼斯的信中说：“蒂莫西·雷克斯和汤普森（我想他们在比赛中得了第二名）现在在奥斯维斯特里，我已给他们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们了。我建议你给每个人一个盒子，给自己留两个。舵手在没有理发以前不能得到他应得的那个盒子！你们在奥斯陆都干得很不错，明年我将以极大的兴趣跟踪你们的情况。”蒙哥马利确实跟踪了他们的情况，当他们8个人中的一个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划船队队员时，蒙哥马利马上写信去问他是不是他所见过的那8个人之一，因为他很想向他表示祝贺。 在他喜欢的职位上，蒙哥马利能够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使一些人心存不悦（包括伊辛顿的居民，他们不喜欢他总是拒绝参加村里的活动），但他对此毫不在乎。1948年以后，他在工作中再也没有与同事们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实际上，他的生活是如此地舒适，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退休。也许他已经感到，假如没有经常的工作加以掩饰，他个人生活中的空虚感将难以忍受。50年代中期，他仍然非常健康，实际上比战争刚刚结束那些年健康多了。他遇到的唯一麻烦是作了几次小手术，除掉背上的痣。1953年12月开始出现他将退休的谣传，但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些谣传纯属子虚乌有。蒙哥马利一心要服满50年现役，半个世纪的服役期不满（1958年8月期满），他决不肯退休。但他拒绝退休引起了一些问题。理查德·盖尔将军为了能接替蒙哥马利的职务，特意延长了他任英国驻莱茵河军指挥官的任期。但蒙哥马利看起来好像要永远干下去，盖尔眼见无望，便只好在1957年3月先于蒙哥马利退休了。1957年9月，蒙哥马利终于宣布，他将在1年内退休。于是盖尔被从牧场请了回来，被任命为蒙哥马利的继任人。 1958年，蒙哥马利告别了他的军事生涯。在离开部队之前，他仍像以往那样精力充沛地组织军事演习。1958年4月，蒙哥马利为高级军官举行了“CPX8”军事演习。为配合演习，还上演了戏剧《玻璃走廊》。然而，蒙哥马利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向北约各国告别上。5月，他在加拿大作告别访问。6月，他访问西德与荷兰。在西德访问时，他表达了把吕讷堡荒原的纪念碑（一块重15吨的石碑）运往英国的愿望，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7月，他访问葡萄牙；8月访问挪威；9月初，访问南斯拉夫，并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热烈欢迎。9月14日，他到尼斯参加丘吉尔的金婚纪念活动。9月15日，朱安元帅授予蒙哥马利军功奖章，并在巴黎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第二天，蒙哥马利飞回英国。英国政府为他举行午餐会，邓肯·桑兹代表政府向他致谢。9月18日，英国陆军委员会在切尔西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 耳边回响着世界对他的欢呼声，胸前挂满各种奖章，蒙哥马利满身荣耀，衣锦还乡，回到了伊辛顿磨坊。正是：戎马生涯五十载，足迹遍及五大洲；功成名就建大业，心满意足把甲解。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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