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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战的首都——重庆。 当史迪威还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历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们的女儿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然而，曾在史迪威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重庆山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 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困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做“异党分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象，专门报喜不报忧，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里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史迪威兴奋地给马歇尔将军写报告，说中国到处可见大批吃苦耐劳，生命力强盛的民众。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再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很难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委员长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乌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委员长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委员长亲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的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委员长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委员长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委员长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蒋委员长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委员长交待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 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缅甸眉苗。 英国总督府临时迁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国将军亚历山大爵士刚刚飞抵小城。他是来接替因无能而被撤职的赫顿中将担任英缅军总司令的。 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在英伦三岛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法国西海岸创造过一场轰动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从而成功地挽救了三十万英法联军的覆灭命运。但是，英雄的事迹并不是英雄本身，英雄本身依然是个破绽百出的人。因此当美国人史迪威初次对这位英军总司令作了礼节性拜访后，就挑剔地评论亚历山大“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 自然，傲慢自负的亚历山大爵士同样有理由蔑视这位不带一个美国兵的美国将军。他挑衅地对史迪威说： “先生，您怎么甘心听从那些没有教养的黄种人的使唤呢？” 史迪威反驳：“先生，您自己不也在一个黄种人国家当差吗？” 亚历山大哈哈大笑：“将军，那就让我们为白种人的利益联合起来吧。我是说，把你的那些中国军队统统赶上前线，别让他们老躲在后方。” 史迪威抑制住怒火：“这么说，您已经决心放弃缅甸了？” 亚历山大：“不错将军。你知道，印度对不列颠的利益更为重要。” 史迪威起身告辞：“够了先生，您想再创造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吗？对不起，我可没法帮您的忙。” 会晤不欢而散。 史迪威电告中国委员长，称英国人是“难以合作和不可靠的伙伴”。 无独有偶，中国人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很快也显露出棘手的苗头。 杜聿明，字光亭，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其实他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架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委员长。 同古战役前夕，史迪威赶到眉苗指挥部走马上任。初识杜聿明，他对这位中国副手评价颇高：“……兢兢业业，对战术懂行，随时准备进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而最初他以为所有的中国军官都具有相同的品质：“……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从不讨价还价和自高自大”。（引自［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出使中国》）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错觉。 一次应亚历山大邀请，史迪威和杜聿明前往英军防区进行礼节性视察。在一处阵地上，一名英军上尉看见中国将军抽的是美国“骆驼牌”高级香烟，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质问道： “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继而恼羞成怒，险些拔出枪来要枪毙那个白人上尉。对西方人来说，任何坦率的谈话都是正常的，不管对上级还是下级。但是中国人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从那天以後，史迪威一连好几天都从杜将军眼睛里看出一种受了伤害的深深的敌意，起初他并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杜将军器量狭小所致，但是过了许久以後，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原因远非个人品质使然。 同古战役开始後，史迪威同杜聿明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阻击和牵制敌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摘自《史迪威日记》）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反对。 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国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远征军是委员长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 杜聿明一面将敌情电告委员长，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 同古大战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其实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只是他同蒋介石冲突的前奏。这段冲突的历史，不仅表现了个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更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则上的冲突。 同古战役一结束，史迪威就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飞往重庆。他要把缅甸前线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面向委员长讲清楚。 一九四二年四月，缅甸盟军统帅部决定，以曼德勒为依托，集中中国方面三个整军（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英国方面五个整师，共计二十五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 曼德勒会战的宏大构想首先出自重庆蒋委员长对时局的判断。蒋委员长并非不愿意打仗，而是必须在保存实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与敌决战。中国有条著名的军事原则，叫做“避实就虚，与逸待劳”。现已查明，侵缅日军共有四个师团，近十万人，从东西路长驱直入。如果以盟军优势兵力猛攻其中一路，大获全胜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势居高临下，背靠滇缅公路，进可以出击，退可以就地防御。委员长选择曼德勒作为会战的理想战场，确实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不怕英国佬捣什么鬼。 曼德勒大会战的计划同样迅速得到英国盟军的认可。在英国人看来，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肯打仗，愿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战略、计划、方案、方针他们统统都赞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安全地从容不迫地撤退到印度去。 同盟国之间这种不牢靠的战斗友谊无疑将断送这场匆匆拼凑起来得的大会战。美国人史迪威由于担任了名义上的总指挥，因此注定要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扮演一个名声扫地的耻辱角色。 四月三日，日机首次空袭曼德勒，炸死数百平民。许多天后，街道上还能看见许多无人掩埋的尸体和烧毁的车辆。大火同时还烧毁了一处油库和内河码头，致使水陆交通瘫痪了一个星期。 八日，委员长夫妇偕史迪威、罗卓英同机到达曼德勒。委员长在重庆亲口向史迪威保证说，他将正式授予这位美国将军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中任何军官的权力。尽管这个空头支票后来没有兑现，担是委员长的安抚还是逐渐平息了史迪威的怒气。他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蒋夫人站在两个敌对得起男人中间，满面笑容地挽着史将军的胳膊。 罗卓英，字尤青，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八期炮科毕业，陈诚系骨干。罗卓英是这样一个有非议的人物：军事上迄无建树，官场上官运亨通。此次受命出征远征军总司令，事先被交待明白，位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委员长认为这样可以缓冲史、杜之间的矛盾冲突，委员长选中罗卓英出马还有另外一番深意。罗卓英军事上平庸，因此不交与指挥权，但是罗卓英与杜聿明分别来自对立的陈诚系和何应钦系，可以起到互相牵制和约束的作用。委员长不是信不过杜聿明，而是任何人大权在握都令他不敢放心。 对史迪威来说，情况就简单的多。委员长夫妇只在曼德勒停留两日，十日返回重庆，临行前告诉史迪威，他只需取得罗卓英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出现任何障碍。史迪威相信了委员长的话。美国人天真地认为战区总参谋长理应对远征军总司令行使指挥权，并且罗卓英满口答应表示服从。这样，雄心勃勃的史迪威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打败日本人的曼德勒会战中。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西路战线一片混乱。 十二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缅甸向导带领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战术，神速地穿过英印军布下的三重防线。日军好像神话中那枝射开山门的响箭，直直地射中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滨河大桥，堵住了英缅大军的退路，将英印军主力两万多人全部装进了口袋。 十六日黎明，亚历山大总司令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落入敌人包围圈，大为惊慌。他断定日本人一定使用了空降战术。总司令一面命令炸毁油田，一面匆匆组织突围。一连两天，仁安羌油田上空浓烟滚滚，爆炸声不绝于耳，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倒坍，变成一堆堆焦黑的废铁。 突围完全是徒劳的，军心大乱的英缅军的进攻在日本人的强大火力面前被碰得粉碎，留下一片片狼藉的尸体。至十七日傍晚，英缅军除了在敌人阵地前面丢弃了大约两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移动一步。 入夜，善于夜战的日本人派出小股队伍进行夜袭，于是仁安羌到处都是射击声和喊杀声。英缅军士兵在黑暗中乱作一团，自相残杀，第一师师长斯利姆少将在无线电里绝望地喊道： “……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人能挽救我们，除非上帝显示奇迹。” 然而，奇迹出现了。 午夜刚过，一只满载中国士兵的车队在坦克掩护下突然出现在滨河大桥阵地以北。天快亮时，桥头阵地被收复。一个团的中国军队在十多辆美制坦克掩护下继续向日军进攻，猛烈的炮火把猝不及防的敌人打得纷纷溃败。 上午十一时，亚历山大将军得到报告：日军阵地被攻克，一个大队敌人被全歼。 口袋打开了，死里逃生的英缅军败兵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过桥去。他们丢弃了不计其数的车辆和武器，然后没命地向北溃退。中国军队在他们身后的仁安羌又坚守了三天，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外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最后主动撤离战场。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胜利虽然远远够不上辉煌，但是他们毕竟在关键时刻把敌人防线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从而拯救盟军主力免遭覆灭。 这支中国部队番号为第六十六军新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少将，四十一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因此获得英国皇室勋章一枚。 仁安羌之战历时一周，日军功亏一篑，仅仅占领一座空城。第三十三师因此受到军司令官严厉训斥，联队长作间河大佐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对一个疯狂崇拜天皇和战争的日本军官来说，打败仗不仅意味着失去立功和晋级的机会，而且意味着在军队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美国三星上将约瑟夫·Ｗ·史迪威又一次在缅甸盟军各集团军之间奔忙起来。他被受权在曼德勒组织一场会战，一场旨在打败日本人和挽救缅甸的决定性战役。他期待创造奇迹，把日本人赶下太平洋。中将一生中崇拜的偶像只有一个，就是法国统帅拿破仑。 与上次不同的是，在他身后那些参谋队伍中，又多出来一群穿灰布军装的中国人。为首的便是个子矮胖的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 委员长登机前面授机宜。他叮嘱罗卓英：“我们吃的是美国饭，不是英国饭。你务必牢记。”罗卓英困难地挪动矮胖的身体，开始在亚历山大、史迪威和杜聿明的三方夹缝中努力起到弹簧垫圈的缓冲作用。 在缅甸盟军的指挥系统中，亚历山大居首，史迪威次之，罗卓英名义上排第三。但是无论亚历山大还是史迪威、罗卓英都约束不了杜聿明。杜聿明直接受命于委员长，握有远征军的指挥实权。这样，中国远征军的实际统帅就成了远在重庆的中国总司令，其他人的命令一概无效。 四月中旬，接应第二百师从同古突围的新第二十二师完成掩护任务，回到彬文那既设阵地。史迪威与杜聿明在确定会战方式的问题上爆发争吵。杜聿明坚持“逐次抵抗”的方针，步步为营．史迪威鉴于西路英缅军已有溃退趋势，决定集中兵力在曼德勒外围与敌决战。两人相持不下。罗卓英站在史迪威一边，他很乐意有机会压一压自己的同胞的威势，并且不失时机地把争吵汇报给重庆。 委员长从重庆发来十个字的方针：“保存实力，切勿轻举妄动。” 争吵不了了之。杜聿明继续“逐次抵抗”，史迪威只好望洋兴叹。 四月十六日，仁安羌英军告急，刚刚入缅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星夜驰援，解了英缅军之围。这个胜利给迄今尚无建树的史迪威带来一点小小的安慰和振奋。 十九日，史、杜二人在西进乔克巴当（咬勃东）还是防御裳吉（东枝）问题上再次爆发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杜聿明拒绝服从西进，擅自率领第五军三个师退至眉苗裳吉，并摆出随时准备撤回国门的架势。西线英缅军防线已垮，面对如潮涌来的日军，只有新三十八师且战且退。这一严重态势大大消弱了史迪威对胜利的信心。这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紧急报告，报告悲观地指出：英国人其实早就把缅甸一笔勾销了，中国人同样不会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日本拼死作战，结论是缅甸的全面失败将不可避免。 好像特地为了证实史迪威的预见，四月二十日中午，曼德勒正面防线的英缅军再次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开始撤退，并在瓦城（曼德勒）大桥上装了炸药。盟军的卑鄙举动彻底动摇了中国人残存的信心。 蒋委员长当晚从重庆发来急电，命令远征军将会战计划改为“纵深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指出“防卫重点是腊戌”。 这样，中英联合作战即曼德勒会战的宏大计划就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指责中流产了。联合战线的崩溃标志着集团军彻底决裂：华军固守国门，英军西逃印度。史迪威回天乏术，只好天天带着那群参谋到处布置“纵深防御”。 与缅甸盟军混乱不堪和勾心斗角的状况相反，头戴钢盔的日本大军好像一股股强大的钢铁洪流，沿着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快速推进。在将军们的作战地图上，粗大的黑色箭头已经指向敌人纵深和后方，将敌人分割包围，碾得粉碎。帝国大军的意志无坚不摧，不可阻挡。天皇士兵怀着必胜的信念宣誓，他们要让日本帝国的太阳升起在缅甸，升起在中国，升起在亚洲的每一个地方。 四月二十日，西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向乔克巴当作试探性进攻，遭到新三十八师反击。英缅军继续撤退。 二十一日，中路日军两个师团在上百架飞机掩护下进攻曼德勒外围央米丁。中国军队逐次低抗，伤亡较大。 同日，与曼德勒相距一千公里的东线乐可陷落，守军第六军所属五十五师全线败退，致使东部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第二天史迪威才得知这个消息，他顿感事态严重，连夜驱车赶到腊戌第六军司令部。 腊戌不仅是重要的军火基地和中转站，而且是滇缅公路的门户和远征军回国的唯一通道。委员长再三指示“确保腊戌”，看来的确不乏英明之处。史迪威在腊戌意外发现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将军竟然不在司令部，而是穿着睡衣在城里搓麻将。这位中国军长甚至连五十五师已经丢了乐可城也不知道。史迪威极为震怒。他下令罗卓英立即查办甘丽初，将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交军事法庭枪毙。这个命令被打了折扣执行。甘丽初受了申斥，陈勉吾被责令夺回阵地。 根据盟军得到的情报，侵略日军应有四个师团，其中三个师团摆在曼德勒正面方向，还有一个最精锐的第五十六师团却在半个月前突然从缅甸消失了，去向不明。这一异常情况引起远征军指挥部的焦虑。由于盟军丧失了空中侦察的必要手段，面对地域辽阔的缅甸战场，指挥部好像一艘在大雾中航行的轮船，随时都有因航道不明而触礁的危险。 二十四日，一股数目不详的敌人隐蔽通过缅甸东部山区，突然攻占远征军侧背的战略要地裳吉（东枝），夺取大批囤集的作战物资。裳吉是保卫腊戌的门户，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火速增援。激战两天，收复裳吉。日军退出城外，去向不明。 裳吉收复，好比关上后门，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另一个紧急情报又传到总指挥部。经查明，沿泰缅边境袭击裳吉的敌人正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所属第一一三联队，师团主力仍然去向不明。裳吉以北是一片重重叠叠的山区，区域广大人烟稀少，中国军的防线主要设在曼德勒外围及彬文那、央米丁一线，后方空虚，如果被日军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指挥部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柄看不见的达摩克利之剑分明已经悬在头顶，叫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派出大批搜索分队和下达许多紧急命令之后，指挥官们在惶惶不安的等待中度过难熬的一昼夜。 二十八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全体指挥官呆若木鸡。腊戌以北二十公里的南泡山谷发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 日本人胜利地完成了迂回缅北的千里大奔袭。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腊戌在激战后失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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