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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死亡——复活 叮喀，进步…… 怎么回事？ 这是历史的大钟在敲响。 加拉，这口大钟在说什么？ 一些“主义”响过一刻钟后，就要敲响一些个体的时刻了。萨尔瓦多，那是你的时刻民 战后的欧洲使自己垮于各种缺少政治的、美学的、道德的严密性的“主义”和它们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垮于缺乏综合和信仰的怀疑主义、武断、软弱、不定型。由于它已咬了专门化的禁果，它相信了解一切井信任那属于“集体的”一切无名的懒惰。我们所吃的就是我们的粪便。欧洲已吃了一些D主义盼和一些革命。它的粪便有战争的色彩和死亡的气味。它忘记了幸福是个人和主观的东西，忘记了它可怜的文明在废除各种限制的借口下已成了它自由本身的奴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历史将很快证明唯物主义是最浓缩的仇恨的毒药，人民终将会因为‘已而在现代生活的纠缠人的、气味难闻的、肮脏不堪的地铁中窒息死亡命 加拉促使我对到意大利旅行发生了兴趣。我每天都觉得有着帕拉第奥和布拉曼特的文艺复兴建筑是人类精神在美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最完美和最出乎意料的成果。我想看看和摸摸这智慧的具体体现。加拉同样让人动手在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上建造个三层，这样就在这儿有了另一种手段，它使我能对外界感兴趣，使我能排解苦闷，使我能恢复自信。 “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重新学习。”我说，“技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甚至再没有时间学习像以前的人那么描绘。我从没达到某个勃克林的技巧。” 可坚持不懈的加拉，用无数充满灵感和热情的坚信论断，向我证明了我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与现在我这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者”不同的人。我们把时间精力全花在欣赏拉斐尔作品的复制品上。在他那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是在一种极为完整的综合程度上，我们同时代人都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战后的分析性近视分解了整个“古典的作品”，在牺牲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把每个分析出来的因素当成了自身的目的。 战争把人变成了兽。他们的感觉衰竭了。人们只看到那放大的和失常的东西。炸药发明之后，人们就不注意那没爆炸的一切了。人们本来尽可以在拉斐尔、彼鲁基诺、彼埃罗·德拉·佛兰切斯卡面前睁开眼睛，而他们却只通过契里柯的那些图解性小册子了解透视的形而上的忧郁。愿人们能想到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已经不同他超级的视觉清晰性在一起了！这种超级的视觉清晰性以其客观的诗意和独创胜过了所有诗人加在一起的充满隐喻的浩大辛劳。一件古典的作品运用一切也包含一切，它是各种价值的等级化总和。古典主义意味着整合、综合、天体演化论，而不是分散、实验、怀疑主义。它跟新古典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不断“回归传统”无关（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一点地从瓦砾堆中、从对各种“主义”的反感中涌现出来），恰恰相反，它是对我“征服非理性”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是对加拉使我恢复的信仰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 这些想法必然成为我应邀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一次演讲的内容。离开利加特港之前，我们跟给我们住宅加顶的屋面工和泥瓦匠一起喝了杯酒。他们正在争论政治问题。 “在那些有趣的事情中，”一位说，“在那些我认为是有趣的事情中，无可怀疑，最有趣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确实是种很有趣的想法，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也会满足于一种按照我的趣味略加修正的相当自由的社会主义。” “而我，”另一位说，“只有一种事情让我喜欢，这就是完整的不受约束的爱。一切的恶都来自人们无法尽情做爱。” “至于我，”第三位说，“唯一令我喜爱的事物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为了它，我在什么事情面前都不会后退，就连推翻有轨电车也不会让我后退，这是我已有过一些实践的事情。” “既非工团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第四位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式的解决办法。”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 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嘈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找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找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 “请进厂找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 “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 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 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围…··”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盲善辩。中途，找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②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膨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找们说： “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首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膨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精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设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 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水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赵河》的一夜。达尔等往巴黎给我U］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亲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按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烟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现了隆起的伊比利亚的生殖器，它就像一座塞满了仇恨的白色炸药的大教堂那么巨大。埋葬、挖掘！挖掘、埋葬！要重新挖掘！这就是在这个焦急不安的西班牙中产生的内战的肉欲。人们将看到西班牙能受苦、能让人受苦、能埋葬、能挖掘、能杀人、能让人复活。要找寻传统就得扒开土地，要做到重受国家藏在它深处的珍宝的诱惑，就得糟蹋一切。人们会在挖掘特鲁埃尔地区的情人们时使肉体复活，人们会在相互残杀中相爱。总有一天，一位民兵会带着一名十二世纪修女的木乃伊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再也不愿跟这个木乃伊分离，将把它作为壕沟中的吉祥物拿走。我的一位老朋友会看到下葬的高迪身体，一根绳子套着他的脖颈，由兴高采烈的一个顽童拖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他可能会补充一句，高迪好像涂了防腐香膏，保存得很好，哪怕他脸色显得不太好。其实，这并没什么可让人吃惊的，因为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在维奇，士兵们每天下午把大主教的头当足球踢…… 整个受难的西班牙升腾起一股气味，这是香火的气味、烧焦神甫的气味、受破刑宗教肉体的气味，它混合着私通人群的汗水的强烈气味，并伴随着死神。无政府主义者体验了他们从不相信的梦想。他们走进公证人的办公室，在桌子上大小便。在许多村庄里，人们建立起极端自由的共产主义制度，烧掉了钞票。 内战既没能改变我各种观念的进程，也没能改变它们的升华趋势。它只是更强烈地把整个革命的可怖深嵌在我心上。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反动派”，因为我像惰性物质一般无所反应。我想仍旧成为达利。在我周围，舆论的旗狗狂吠着，希望我表态：成为希特勒分子还是成为斯大林分子；不，一百次不。我是达利分子，只是达利分子！到死我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任何革命。我只相信传统的崇高品质。要是革命有利于某种事情的话，那就是通过它抽搐的痉挛，重又恢复了传统失掉的各种因素。通过内战，人们将重新恢复西班牙特有的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大家怀着信仰的骄傲和勇气战斗，无神论者和教徒、圣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刽子手和受难人，全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来自属于各民族中的贵族的这样一个种族囫。 从战争一开始，我伟大的朋友，“不幸死亡”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终尔卡就在佛朗哥分子占据的格拉纳达遭到了枪杀，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赤色分子贪婪地夺走了这一事件，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利用它。太无耻了！尤其洛尔卡是大地上最不问政治的诗人。他作为革命混乱的赎罪牺牲品象征而死去了。这三年间，人们并非出于观点而杀人。人们是因个人的理由而杀人，因个性的理由而杀人。在我看来，洛尔卡具有转卖和出租的个性，这尽够使他在所有别人之前被随便哪位西班牙人射杀的了。 他的死和内战的各种反响令巴黎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使我决定离开一阵子。我动身去意大利，在我的祖国察看死亡和毁灭时，我则在察看未来之谜、文艺复兴之谜。这场战争过后、显露在天际的欧洲大灾难过后，我应当成为第一位宣布文艺复兴这一词汇的人。 我的意大利之行，被接近我的人愚蠢地解释成是我思想轻浮和我浅薄的一个例证。只有几位密友猜到了，恰恰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灵魂投入了一些最严酷和最关键的战斗。我在罗马漫步，手里拿着本司汤达的著作，为我本人也为司汤达，对想重视凯撒的城市的现代罗马平庸的资产阶级深感气愤。新城市的各种都市化的需求毁掉了各个时代真实的活生生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神话。人们刚开辟出一条直达梵蒂冈的长长的现代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肮脏小巷，才能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从而使心灵受到震撼，这种情况不见了；现在人们提前一刻钟就瞥到它了，这就像国际博览会建筑师的可怜头脑构想的那样。 我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一季，诗人爱德华·詹姆斯邀请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一座花园旁边，据说瓦格纳就是在这座花园里获得他仍B西发尔》的灵感的。我已想到我的幽灵般的《疯狂的特利斯坦河。随后，我移居到古罗马广场的贝纳斯爵士家中，我在这儿度过了两个月；接下来在西西里岛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找回了一些我的卡塔卢尼亚和非洲的记忆，我画了（非洲印象》。我根本不了解罗马社交界的生活，我的孤独以及加拉几乎就是一切了。我仅仅见过几位难得的英国朋友。葛莉塔·嘉宝由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陪同，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一天晚上，我碰到她独自一人参观朱理教皇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她缺乏优雅的样子和她相当皱巴的大农让我吃惊，昨夜，在贝纳斯家中有人谈到过她缺少媚态。我不认识她，没向她问好，是她首先非常可爱地朝我微笑，使我不得不低头致敬，接着继续在博物馆里参观。刚一出来，我就发觉她跟在我身后。我特地随意转了几个弯，可我发觉她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像真的情形有点太滑稽了。该跟她重聚还是该逃掉？人群这时向墨索里尼演讲的威尼斯广场拥去，夹在骚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快就动弹不得了。在阳台上，领袖讲完了结束语，人群在每一停顿时就朝他热烈的欢呼。看到嘉宝满怀激情行法西斯礼，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坚持不懈地望着我，仿佛在责备我不伸直手臂敬礼、仿佛在责备我太扭捏。终于人群闪出个缺口，她来到距我不过一米的地方，一些大腹便便的罗马人墙挡住了她。嘉宝向我做了个我不理解的手势，拿出一些明信片，从那些举起的手臂缝隙中向我展示它们。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就是反常和令人烦恼的。那些明信片表现了罗马的名胜，她用手把它们弄成扇形一张张给我看。我突然受到了震动。在这些关于这座永恒城市的风景中，我看到一张极为色情的照片。接着又是一张，随后她带着假装的纯洁神态，用一种优雅的害羞动作合拢了这堆明信片。真无法让人相信！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明白了我虚构的故事。她只是我误入歧途的想象的葛莉塔·嘉宝，再者她跟这位明星肉体上也很少相似之处。这个女人是位裸体模特儿，是我的一位模特儿的朋友。她一定是从那位模特儿处了解到我收集色情画＠。她碰到我，在博物馆里认出了我，想向我提供她本人的收藏，于是就追赶着我。 这个明显的混淆令我不安。我的脑子有了问题。一些时候以来，我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加拉发现我太孤独了，把我带到了山区；在接近柯尔蒂纳和奥地利边界的特列一克罗西，我们住在一家旅馆。她从这里回到巴黎呆了十五天，把我一人留下来。 就在这儿，我收到来自卡达凯斯的坏消息。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我三十来个朋友，特别是利加特港的三名渔夫。我该决定重返西班牙继续我这些自己人的命运吗？我始终呆在房间里，一直担心加拉不在时我会生病。我得补充一句，四面八方环绕的山峰真把我迷住了。或许应当去西班牙！但那时，我应当加紧享受我所有的健康，以便在这一牺牲的过程中拥有最大限度的活力。我怀着恐慌，严格地照料着自己，为了一点点不正常的粘液，我就匆忙往鼻子里滴几滴药水。我白天都花在漱口上。最微小的丘疹或湿疹全让我慌恐，夜晚我擦抹护肤霜。由于监视疾病和担心炎症而不停地摸着阑尾，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细致地检查我的粪便，心跳着像挂钟一样准时走进厕所。六天来，每当我坐在那儿，看到那挂在墙上的白色马约里卡陶器粘着一大块鼻涕，我就心神不安起来。除此之外，厕所是清洁的。只有这块鼻涕让我恶心。最初我注视着别处，装作没看到它，可它越来越强迫我注意它。这块鼻涕显然是有暴露搞的东西。它卖弄风骚地紧紧缠着那个马约里卡陶器，我不妨冒昧说一句，不可能不看到它。另处，它还是块相当干净的鼻涕，具有略带绿味的美丽的珍珠灰色，中间有点儿棕色。它末端呈尖形，从墙上翻立起来，好像撩拨人们对它采取行动似的。六天过去了，而我却无法同我的顽念做斗争。第七天，我开始行动。这块鼻涕破坏了排便给我带来的那种满意的快乐。我鼓足勇气，用一块薄纸裹住食指，用最猛烈的动作捏着这块鼻涕，想把它弄下来。一股难忍的疼痛袭上我的手指。这块鼻涕像针一般坚硬，刚深深刺入了我的肌肉。血立即涌流出来，疼得我泪水直流。在我的房间里，我想用双氧水给自己消毒，不过最严重的是一部分鼻涕仍贴在指甲下的皮肉上，我不知怎么能弄出它来。疼痛有所缓解，可出现了阵阵刺痛。感染开始了！我像死人般面色惨白，下到餐厅，跟旅馆老板说明我的情况。从我开始住到这儿起，这个人就尽力亲切地同我讲话，可我十分冷淡地回答他，使他无法再继续下去。面对着我这么意外的新态度，他殷勤地连声回答我。他希望仔细看一下我的手指。 “别碰它，”我说，“请只看别碰。这严重吗？” “这东西好像扎得很深。”他说，“可这是什么？是木刺吗？是根针吗广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跟他泄露这块微黑的东西是鼻涕。只有萨尔瓦多·达利才会遇到这种事！一块鼻涕嵌入了这只变得发紫的手的皮肉，必须在破伤风感染身体其他部分前把这只手切下来。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陷入最阴暗的绝望之中。内战的任何一种折磨都无法同我这天下午经受的这一想象的酷刑相比。我想象着手被切了下来。怎么处置它？有装手的棺材吗？要立刻理掉它吗峻从没这样生活过：总想着跟我分离的手将在一个匣子里腐烂。极度痛苦使我浑身冒冷汗，我站起来奔向厕所，跪在那儿查看鼻涕的碎屑。事实上，我发现并查看了它们。怎么搞的！它不是鼻涕。它不过是一滴干的胶水，无疑是安放马约里卡陶器时掉下来的。 我的恐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我能从指甲中除掉那深深嵌入的碎屑了。这之后，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我明白我不会去西班牙了。我死里逃生。仿佛是羽斯曼小说中的主人公德·艾珊特（他在动身前，完美地想象出到伦敦的旅行，结果他不需要去那儿了）一样，我刚体验了内战的所有暴行。无想象力的人感到需要周游世界或等待欧洲的战争以便形成对地狱的观念。至于我，呆在原地，碰到一块鼻涕，而且还是～块假鼻涕，就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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