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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斗——参与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我的位置——同说梦相抗衡的超现实主义物品——偏执狂批判的活动——反对自动性 我的战斗 反对的：赞同的： 单纯复杂 单一多样 平均主义等级制 集体个人 政治玄学 音乐建筑 自然美学 进步持久 机械梦幻 抽象具体 青春成熟 机会主义马基亚弗利式的狂热 菠菜蜗牛 电影戏剧 佛萨德侯爵 东方西方 太阳月亮 革命传统 米开朗淇罗拉斐尔 伦勃朗维米尔 野蛮的物品超级文明的1900年的物品 非洲现代艺术文艺复兴 哲学宗教 医学巫术 高山海滨 幻影幽灵 女人加拉 男人我本人 时间软表 怀疑主义信仰 我一到巴黎，就体会到我在戈曼画廊举办的展览很成功，它的主要后果是给我带来了一群敌人。这些敌人是谁？差不多是所有的人。现代艺术向大众发出动员令，反对一种狂暴大胆的、不可思议的、不和谐的、破坏性的作品。总之，这不是现代“年轻的”艺术。人们刚刚一下子理解了我厌恶我的时代。《艺术手册》必定到最后一分钟还无视我的存在，而那些套着虫蛀的护腿、胡子上沾着鼻烟、上衣上配戴着荣誉军团勋位玫瑰花形徽章的老先生则拿出他们的单柄眼镜，更仔细地看我的画，并产生想带走它们，把它们挂在他们餐厅的梅索尼埃绘画旁边的念头。五十年来，这些不倦地爱着绘画的老人喜爱上了我，也理解了我。他们感到我在这儿是来保卫他们的。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保卫，因为他们已经是股力量了，而我不过是站在他们一边，站在将成为胜利者的传统这一边罢了。 我到达巴黎时，知识界受着拍格森主义已经衰落的有害影响的侵蚀，柏格森主义歌颂本能和生命冲动，它导致了过高评价一些粗劣的美学观。非洲野蛮地奔涌在巴黎的智慧之上。人们崇拜黑人艺术，这要感激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在看到一幅拉斐尔作品的继承人们落入这些反常的现象中，我羞愧和愤怒得满脸通红。我必须找到解毒剂，找到对抗这些精神上的奴化、糊涂、恐惧的产物的旗帜。为了对抗野蛮的物品，我打算大力推广那些“现代风格”的、欧洲的、文明的、颓废的物品。我永远把1900年时期看成是希腊罗马颓废时期的心理病理学的后果。我暗想，既然这些人拒绝听人提美学而只热衷于生命冲动，我就要向他们指出在一件1900年物品最小的装饰细部中，怎么会比他们野蛮丑陋的偶像有更多的神秘、诗意、色情、疯狂、痛苦、夸张、伟大和生命的深度。有一天，正好是在巴黎，我发现了一些1900年的地铁出入口，不幸人们正在折毁它们，要用一些无特色的可怕建筑物替代它们。摄影家布拉赛拍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柱廊装饰构件的照片，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代风格”竟这么像超现实主义的。人们开始到跳蚤市场寻找1900年的物品。没花多少时间，1900年的影响就让人感觉到了。请人把餐馆现代化的马克西姆餐厅停止了施工。那个时代的一些歌曲重又在扮成1900年样式的杂志中流行起来，人们对1900年腐朽的过时方面打起了注意，把它用在一些天真和幽默的影片中让我们享用。几年后，艾尔莎·夏帕列里达到了它的顶峰，她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了高盘在颈后的发型。 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着巴黎按照我的命令发生的变化。但是同以往一样，我本人的影响大大超越了我，我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它源于我。几年后发生了同样的现象。我第二次到纽约，发觉大部分大商店的玻璃橱窗从我首次推广的超现实主义的资料中获得了启示。我的影响的持续不断的戏剧就是它逃脱了我的掌握，而我既无法疏导它，也无法享用它。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服从我命令的巴黎中。我读到一篇反对实用建筑的文章时，我就明白这源于我。要是某人在不论什么场合谈起：“我担心这会造成现代感。”这仍是源于我。公众还没下定追随我的决心，可我已经毁了他们的信念！现代艺术家确有理由仇恨我啊！ 我不断地被窃，无法利用我的各种发现。我发起的“现代风格”，我只能到街上去了解它的传播情况：花边、影片、夜总会、鞋子都配合着它。大批工匠靠制造它们谋生，而我却漫步在巴黎，什么都不能干。大家都能这样实现我的想法，而我却不能！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找人帮忙和到哪儿找人帮忙，在耗用数百万元和大量明星拍摄的1900年的那些影片中找到一个群众演员的位置，而人们竟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这是我那些发明的令人泄气的时期。我绘画的销售跟现代艺术的共济会发生了冲突。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一封信，使我预感到最坏的情况。我必须换个方式谋生。我拟了一份自信是绝对有效的发明清单。 我发明了： 配有能照自己的小镜子的人道指甲； 橱房用的透明人体模型，在它们的体内注上水，水中游动着一些模拟血液循环的鱼； 根据顾客印模浇铸的电木家具； 旋转的电扇雕塑； 供穿过令人厌烦的景色之际用的、安装在汽车上的万花筒眼镜； 新闻记者使用的摄影面具； 可除去面部各种缺陷的多功能化妆品； 便于行走的弹簧鞋； 触觉电影，借助一种极其简单的机械装置，使人能触到所见的一切，如纺织品、皮毛、牡须、肌肤、沙子、狗等等； 满足肉体和精神最隐秘乐趣的各种物品，其中一些应能引起强烈的反感，使买主把它们抛到墙上摔得粉碎，而另一些则使买主愤怒得把牙咬得咯咯响，就像～把餐刀使劲刮擦大理石时人们所感到的。受到极度刺激的神经，会使买主随即把一件物品抛到墙上，在粉碎时它会发出非常动听的声音； 人们不知摆放在何处的各种物品，它们造成一种不满足感，直到人们摆脱掉它们时才会终止。受虐狂有可能使这些物品大为畅销； 各种连衣裙，它们配有人为的附件和形体的垫料，这些附属物聪明地放在裙内，用来创造某类女性，她们配合着男人最色情的想象； 添加在背部的假乳房，它们很可能在一百年内使时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不同形状的浴缸，甚至还有水人为落下去的无浴缸的浴缸； 一份供汽车用的种种流线型形状的目录，十年后所有高级轿车车体制造商全会采用这些形状； 这些发明是我们的受难。尤其是加拉的受难，她怀着狂热的献身精神，在午饭后。胳膊底下夹着我的计划出发，开始了一场令每个人都难以忍受的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她在晚上回来，脸色发青，累得要死，受难使她变得更加美丽。我问她： “事情不顺利吧广 她极为耐心地对我讲了一些，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略过。我们常常哭泣，随后到住宅区内的一家影院去，在那令人头脑麻木的黑暗中排解我们的烦恼。永远是同样的故事：开始时，他们觉得我的发明荒诞离奇而且没有商业价值；随后，在加拉尽力坚持，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了发明的实际利益时，他们又反驳她说，哪怕这东西确实有利可图，那也无法实现，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令人沮丧，我们必须放弃这个计划，再重新开始。 “要是人造指甲不顺利的话，那就再试试触觉电影、万花筒眼镜或流线型汽车吧户 加拉匆匆吃完午饭，没忘了使劲在我嘴上吻一下，跟我说：“勇敢点厂然后就出门进行她那乘公共汽车的十字军远征了。而我则整个下午呆在家里，画我的不合时宜的、反现代的画，这期间我的头脑中闪现着无数难以实现的计划。 然而’‘…·然而我的各种计划或迟或早地都被别人实现了，它们一般总是搞得那么糟糕，使我再也不会想到它们了。一天，我们了解到有人刚抛出了一些夜晚用的人造指甲，另一天，我们看到了在街道上行驶着一些流线型的汽车。一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有人刚刚在橱窗里摆放了一些当作活鱼缸的透明人体模型，这很像一件达利的作品。”这又是一次提到我的好时机，因为不少次有人断言我在自己的绘画中抄袭了他人的观念！一些无名者借口干得更好，把我的观念弄得毫无新意，从这时起，人们才喜欢了我的观念。可怕的法国人的见识控制了我那很快出名的名字，使它变成一种有如吓麻雀的稻草人的东西。“噢，达利！是的，他很惊人，不过他是个疯子，这是行不通的户只要我这么想，这就行得通！我想从这个赞美我害怕我的社会夺到一点金色的糠，好使我和加拉能生活下去，不再受需要钱这个使人心力衰竭的幻影的威胁，这种威胁从托列莫里诺斯那时起一直存在着。虽然说我不挣钱，可加拉却用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钱成功地创造了奇迹。耳朵肮脏的、拖着瞒珊的长长脚步的、披着积满污垢被单做成的斗篷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没进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既没认识回锅的炸土豆片，也不用担心受煤气电力公司职员的轻视。这些人手里拿着收据，在空荡荡的厨房门边挤命按铃。我们从不向日复一日的平庸乏昧让步。多亏了加拉精明的安排，一切都成为使我们两个心灵更亲密的机会。由于没什么钱，我们吃得有节制，但却很好。我们不外出。加拉自己缝制她的连衣裙，而我本人则奋力工作，花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平庸的画家都要多上百倍。我为响应某些难得的同志，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准备一些新的展览。加拉有时责备我为太低的报酬工作，我回答她有这样一些同志存在是更加美妙的事情，既然我是一个天才，而天才注定是要饿死的。 “如果说我们生活得适度，这是由于你和我利用一天的每一步钟做着不间断的超人努力，多亏了它，我们终于初露头角了。” 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今天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通过把达利的观念“庸俗化”，生活得极为宽裕。如果说完整的达利显得像一种加了过多胡椒、难于吸收的食物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常用的办法就是在最差的冷菜中撒一点儿达利。撒一点儿达利在云彩上、在风景中、在忧郁里、在幻想中、在谈话里，但仅仅是“一点儿”，因为这使一切都有了种有刺激的诱惑味道。随着纯粹的达利变得更狂暴、更吓人、更非商业化，这一切就变得更商业化、更挑逗人了。我暗想：忍耐点儿吧，要坚持下去。加拉跟我一样固执，毫不妥协，在她鼓励下，我不仅没后退一步，反而前进了五步。到了成功的那一天，各种各样的老鼠、各种各样脏耳朵的波希米亚人、各种各样的轻松生活的粉红面颊的人就会爬到我们脚下！生活的艰辛和节制完成了赋予我们一种形式的任务，而其他的人则在便利中解体了！这儿是可卡因，那儿是海洛因，处处是一些酒精；处处是酒精和鸡好，可卡因、海洛因、酗酒、鸦片、鸡好变成了昙花一现成功的当然工具。罪恶共济会的会员抱着一种感情上的忠诚相互支援，反抗对孤独的共同恐惧。大家生活在一起，流汗在一起，撒尿在一起，直到第一位垮掉的人伸直后背让一把友好的匕首刺进去。 我们的力量、属于我和加拉的力量，就在于合乎卫生学地生活在这个杂处的环境中，不抽烟、不注射麻醉剂、不吸毒、不睡大觉，永远只是两个人，就像我在童年和青春期那样。我们不仅与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共产主义者、疯子、资产阶级保持着距离，而且还与他们保持着等距离。我们处在中央，呆在这儿，保持着我们的清醒。 我们也注意为自身永远保留一处不时用来逃避的自由天地。这处自由的天地就是卡达凯斯，我们几个月躲藏在那儿，把那如同巫婆的锅一样沸腾的巴黎抛在身后O动身前，我往这口锅里丢了些会在我们离开时烧熟的菜、一些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口号。为那些鸡好者，我重新实现了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浪漫主义。为那些吸毒者。我提供了一种有关即将入睡的各种形象的完整理论并谈到了我为彩色的梦发明的面具。为上流社会的人土，我使一些司汤达式的感情冲突流行起来，或是用革命的禁果引诱他们。为超现实主义者，我提供了另一种禁果，这就是传统。 动身前，我准备了一份最后那些拜访的单子：上午，一位立体主义者，一位君主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者；下午，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土，他们是从相互最为憎恨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晚上，留给我和加拉！这些晚上显示了我们所憧憬的那一切，在餐馆，周围的一对对伴侣，看到我们怀着度蜜月的情侣特有的温柔和激情讲话做事，时常感到吃惊。我们谈什么？我们谈那属于我们两人的孤独，谈回到卡达凯斯的前景。在那儿，我们将有一堵布满阳光的墙为我们挡风、一眼井给我们供水、一些石凳让我们坐。我们用偏执狂批判的方法建造了那些最初的楼梯并继续进行这个共同生活的悲剧性美好工作，这完全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去奥塞站，像蜜蜂一样负载着许多东西。历来，我旅行总是带着一大堆资料，十来只塞满书籍的手提箱，一批各种昆虫和艺术珍品的照片，一些没完没了的笔记。这次旅行，我们也带了巴黎住所里的一些家具、一些油灯，因为那儿没有电。我的那些画箱和带滑槽的大画架也占了我们行李中相当的地方。安家的两天，一直很兴奋。墙壁还是潮湿的，我们不得不用油灯的热度烤干它。终于，第二天晚上，我能躺在夜晚改成床用的大沙发上了。地中海沿岸的北风像疯子那样在外面呼啸。“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妞坐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锻铬小凳上。她跟我们讲着神秘、老爷、一篇老爷刚写成的论威廉·泰尔的文章。 “威廉和泰尔，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位是卡达凯斯人，另一位是罗萨人……” 她来给我们做汤，但由于关于威廉和泰尔的谈话会持续展开下去，她就去拿来鸡、盘子和刀，以便坐在我们面前杀鸡。随后，她坐好了，继续解释欧仁尼奥·多尔斯最近的这篇论文，她利落地把刀插进鸡脖子的动脉血管。鸡头落在一个陶盘里。 “没有谁会相信我就是‘身强体壮的女人’。我明白这种情况。他们不像我们三人这样不受世俗z见的束缚。他们没有灵性。他们只能看到留在纸面上的文字，更多的东西就看不到了。毕加索非常爱我，尽管他很少谈及这件事；他能为我牺牲！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哥德的著作……” 鸡又抽搐了二三下，接着便僵硬了，爪子一动不动地伸起来。丽第妞拔着它的毛，细细的绒毛在我们房间里飞舞。再一刀，她把胸膛剖开了，用流淌着鸡血的手指拉出内脏，放在玻璃桌上的一只盘子里，距一本非常珍贵的论述乔凡尼·贝利尼的书很近。看到我不安地站起身挪那本书，丽第妞严厉地对我说： “不会染上血迹的。蜜比血更甜。我本人是血，而别的女人是蜜。此刻我的儿子正在反对着血，追赶着蜜。” 这时门开来，那两位儿子出现在门口，第一位留着红棕色胡子，脸色非常沉郁；第二位装出一种不变的假笑。 “她马上要来了。”第二位说。 “她。”也就是我们的女仆，丽第妞为我们选中了她，她将从第二天起照料这个家。一刻钟后，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来了，她闪闪发光的黑头发就像马鬃似的。她的面孔可能是列奥纳多画的。她的眼睛显出一点点疯狂的劲头。以后我们会得到这种疯狂的种种戏剧性证据。那么多次我觉察到疯子吸弓响子！我所去的地方，总有疯子和自杀者在等着我，他们组成了一个仪仗队。他们本能地知道我属于他们，尽管他们也明白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点就是我不是疯子。然而，我散发的气息吸引着他们，两天后，在这如此孤零零的利加特港，我的小房间里已挤满了疯子。这种势态有使人难以生活下去的危险，我必须采取些措拖。每天，我七点钟起来画画。由于一打开门就会影响我工作，再没有谁进来了。我看到他们都呆在外面。那些疯子在住宅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只允许他们在星期天跨进门槛。利加特港那些讨厌的人中，有那么一位拉蒙·德·海尔莫撒，他很像个五十岁上下的阿道夫·门茹。这是个世界上最懒的人。他总是重复着： “有这样的一些年头，大家什么都不干！一事实上，对他来说，这样的年份从童年起就一直持续着。一旦他看到别人工作，他便会摇晃着脑袋说： “我不懂他们做这一切怎么会不觉得疲倦厂 这种无所事事使他在卡达凯斯的渔夫中获得了某种声望。大家像说格言那么讲： “只怕拉蒙答应干这件事厂 要是他答应了，他会让他们全体都感到沮丧。他的懒惰仿佛是当地的一种光荣，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独创现象。这个寄生虫是所有渔夫的骄傲。可当他们拖着沉重的网，在一个夏天的午后穿过广场，发现拉蒙坐在一家小酒馆的露天座上品着咖啡、酒和雪茄时，他们决不会错过发怒的机会，向他抛去一连串臭骂，可这一连串臭骂只不过让这位受难者露出一些很难理解的微笑。由于知道他无法谋生，有钱的人就给他些旧衣服和钱，他用这些东西勉强维持着生活。多亏这些旧衣服，他总像是位绅士。有一些年，人们看到他穿着件英式便装上衣。镇长让他使用一处有点儿破旧的大住宅，他得跟路过的流浪汉们分享这处住所。他能让他们收拾房间，打几桶水，不过很难看到这些流浪汉。我好几次到他的住宅去看他。院里长着两棵漂亮的无花果树，上面挂满了腐烂的果实，拉蒙甚至不愿花点力气摘它们，他不喜欢它们。雨从穿孔的屋顶滴落进来，屋内到处是水。数不清的跳蚤开始了战斗，一群猫则追逐着那些老鼠。一大，加拉召唤拉蒙，让他用水泵打水，灌满洗衣物的小木桶。每天他只要干～小时就够了，而且还能在日落后天气凉爽时于这件事。第二天后，小木桶总没有水，可却能听到水泵有规律的声响。我到现场去看发生了什么故障，却发现拉蒙躺在一棵橄揽树下，正在熟练地撞击两块铁模仿水泵吱吱嘎嘎的声音。一个绳子的机械系统使他能花最少的气力于这件事。每天，我都看到他来收集我们剩下的饭菜，我问他： “拉蒙，这怎么样？” “不怎么样，很差，达利先生，越来越差了！” 他的胡子下挖出一种淡淡的角黠微笑。拉蒙有种天赋，能怀着对什么都不遗漏的细心，以《伊利亚特》的那种史诗调子来讲述世上最乏味的事情。他最好的故事是他提着一位台球冠军的小箱子进行的三天旅行。他一分钟一分钟讲述它，要讲完得花上三天。经过巴黎那些激动的、紧张的、充满着弦外之音、恶意和圆滑的谈话后，拉蒙的故事达到了一种心灵平静的境界和一种爱讲轶事的高度，这会让人感到无比的厌烦。同样地，利加特港渔夫们那种完全荷马式的闲谈，对我那厌倦了“思想”和装模作样的头脑来说，也属于一种富于营养的现实。我和加拉，我们整整度过了好几个月，相伴的只有丽第娘、她的两个儿子、女仆、拉蒙·德·海尔莫撒以及在利加特港停泊小船的十来名渔夫。每天晚上，这伙人，甚至包括女仆，全都返回卡达凯斯；我们独自呆在这处荒凉的海湾岸边。清晨五点，我们的灯经常还亮着。月亮将要融入白昼，一名渔夫敲打着门。 “我看到了灯光，我想给你这条狗鱼。你明早就会有条很新鲜的鱼了。这块石子是我为加拉太太捡的。我知道她喜欢这些奇特的石子。萨尔瓦多先生，你工作得太多了。前天你也睡得很迟…… 于是他跟加拉讲了起来： “萨尔瓦多先生应当眼点儿泻药。我昨天就已经同他讲过了。他抱怨的这些失眠，全是他肚子引起的。他应当一劳永逸地把它排泻光，那就不会再想它了！天空像鱼眼睛一样明亮了！从这个月亮着，我们会有好天气的。晚安……” 这个渔夫走了，我看着加拉，恳求她： “你去睡吧，你胭死了。我再画半小时。” “不，我等着你。睡前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整理。” 不知疲倦的加拉编织着我杂乱无章的浪涅罗伯的布匹。她刚把资料和笔记整理好，我就为了找一件东西重又把一切弄乱了，而这件东西并没什么用处，不过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罢了。我几乎总是把它留在了巴黎，不顾比我更明白我工作需要什么的加拉的劝告。钟敲五点，月亮离开了亮起来的天空。加拉绝望地匆匆打开那些费了很大劲才整理好并关上的箱子，她明白我们再不能睡觉了。要是我不睡，她就也不睡，怀着比我还紧张的心情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因为我本人经常为了从我的戏剧中获得快感，甚至为了懂得受苦而故弄玄虚。 “加拉，我回我这些画，尤其有你的心血。”有一天我对加拉说。 我决定永远签上我们两人联合的署名。我们就这样在利加特港连续生活了三个月，我们像两个癌瘤那样紧抓住这三个月，一个在时间的胃里，另一个在他的喉咙里。我们不愿有一点时间流逝，除非毁灭性的紧逼耗尽这些组织的生命。我们折磨时间，迫使他想到我们。每天，没有一个小时能逃过我们的搜索。我们关心着这些滑溜的锋利岩礁、枯燥的利加特港、饥饿的猫、生病的公仆、兴奋的疯子、穿绅士装的满身跳蚤的拉蒙、十来位面对死亡的时刻显出一派高贵的漠然置之态度的渔夫、抠鱼肠子的黑指甲、长满苦艾色老茧的坚硬的脚。差不多一刻钟路的光景，在那把我们分开的丘陵后面，在那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房子里，隐藏着父亲的强烈敌意，我能猜到它的各种气味。我在散步的途中，从远处看到父亲的这所房子，我觉得它就像浸在怨恨中的一块糖。 利加特港、苦行和孤独的生活的象征··二…正是在这儿，我懂得了使自己变穷、懂得了约束和润肺我的思想，使它变得像斧头那样锋利。这无暗偷也无烧酒的艰苦生活，这染有一种永恒光彩的生活··’…巴黎的胡言乱语、城市的智慧、和平街的首饰都无法抵抗这有加密涅瓦前额一做全面的智慧，这种智慧已有千年之久，永远是从容宁静的。到利加特港生活了两个月后，我回复一日看到那些天主教的永恒基础在我的思想中耸立起来。风景和我们的灵魂仿佛沐浴在一种拉斐尔式的光芒中。每天晚上，我们到我们偏爱的那些地方的一处去散步。 我对加拉说：“应该把我们的并再挖深五米，好有更多的水。我们将在新月下钓沙丁鱼。我们将在井边种植两棵桔树·。··” 这些话消除了漫长一天给我们带来的疲劳。我们的目光停留在那万里无云的浩瀚天空中，它像圆屋顶一样笼罩在我们头上，在期待着用偏执狂批判方法歌颂它的光荣的壁画。啊，那懂得用石头圆屋顶应和天空圆屋顶的文艺复兴多么让人怀念！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曾在若干世纪里庇护过人的灵魂、思想和良心的宗教、美学和道德的圆屋顶到哪儿去了？今天，灵魂呆在外面，在街头，像狗一般！人们发明了一种机械脑：收音机！我们用跟诺斯特拉达穆斯、帕拉切尔苏斯和埃及星相学家们闪电般迅速的视觉现象相比是极为缓慢的速度从欧洲、从中国收到的所有这些可怜的噪音，对我们能有什么用！从一个半球传到另一个半球的这些大喊大叫的康嘎舞曲和战争公报，对一位能听到天空中天使与大天使的战斗的人来说，能有什么用呢？电视机对只想闭上眼睛去瞥见那些最难有形无形地接近的地区、并使梦中的每一处巴格达都从尘埃里重现出来的人，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会相信肉体复活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什么？要是一头驴开始飞翔、要是一棵无花果树长出些翅膀，这或许会使我们惊异一阵子，得到瞬间的消遣，正如像飞机般被抛到空中的一块飞翔的烙铁并不值得赞扬，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会飞的机器感到惊讶？在人把他的灵魂当成飞翔时，飞翔对一个机器来说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道德的怀疑主义和精神的虚无！信赖着战后机械的伪进步之时，想象力的迟钝贬低了精神、解除了精神的武装、损害了精神的名誉。机械文明将被战争和曾建设了它并将充当炮灰的群众毁掉。是的，我想到了你们、有着在田径锦标赛中获得威望的体育英雄洋溢激情的快乐面孔的、各民族热情而又忠诚的年轻人，想到了你们这些愚蠢行为的伙伴！ “加拉，把手给我。我怕跌倒了。黑天了。这次散步让我太累了。你认为女仆能找到今天晚饭吃的沙丁鱼吗？要是明天天气继续这么暖和，我就脱掉一件羊毛衫。我们吃点儿安眠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了。明天，在这个时刻重来之前，我得完成些东西··” 我们回到家。一缕烟从我们的房顶飘起。鱼汤从容地切在火上。我们希望她会在里面放些蟹……我们向前走着，我们紧抱在一起走着，心中怀着做爱的欲望。我突然感到一阵让我浑身颤动的喜悦。 “上帝啊，你我都不是罗丹，这太幸运了！” 每当我完成一幅油画时，我们俩一致特许我们跟渔夫一起到克鲁斯海解的岩礁处，有～块海上的比利牛斯山区人刚死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烤沙丁鱼和排骨，长久地观察思索这些岩礁非常有助于那“软与硬的形态学美学”的诞生，这就是高迪的地中海哥特式美学。我相信高迪跟我一样，在他的青年时代看到过这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岩礁。我也在这儿看到了我已在本书中多次指出的偏执狂变形原则的具体体现。岩礁暗示的各种形象，随着你的进退而变化着形状。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渔夫们早就把这种感觉表达了出来，他们给这些海呷、海湾和崩塌的岩石堆起了不同的名字：骆驼、鹰、修士、死女人、狮子头。 我们摇奖前进时，我们的朋友向我们指出那些变形： “萨尔瓦多先生，看，现在在一匹骆驼的地方，仿佛是只公鸡了。” 骆驼的头变成了鸡冠，它伸长的下唇显现出一个像。岩礁不间断地改变着“所模拟的事物”。我在这永恒的伪装中，发现了赫拉克勒斯包含在“自然喜欢隐藏自身”这一谜般公式中的这种自然的害羞里的深刻意义。观察着这些不动岩礁的变动形状，我思考着我思想中那些特有的岩礁。我希望它们像布拉瓦海岸的岩礁一样，是相对主义的、在精神空间中极少变动的、自相矛盾的、装疯卖傻的、伪善的、假装的、含混的、具体的、没有梦的、没有“神奇事物薄雾”的、像花岗石一样能度量的、可查明的、有形的、客观的、物质的。我所企望的事有一些哲学上的前驱，如希腊的诡辩派、西班牙的圣依纳爵·德·罗耀拉的耶稣会思想和德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幸，后者缺乏思想的本质要素——讽刺。此外，黑格尔还是革命的一个胚胎…’· 卡达凯斯渔夫摇奖的那种懒洋洋的方式，掩藏着耐心和消极，它们也是讽刺的形式。我暗想要是我打算作为战胜者回到巴黎，我就应该不从我的小船上下来，前额上保留着利加特港光线的光彩，直接驶往巴黎。如同酒一样，精神运输起来也很难，太多的晃动会弄坏它。正是用这些懒洋洋的荡桨节奏，人们能在一些更平静的日子里，运输传统的稀罕的酒。再没有什么会比现代运输手段的速度更让人变蠢的了，再没有什么会比记录的下跌更让人沮丧的了。当一天就能在地球上转一圈时，那多令人烦恼啊！当我们能用一小时或一秒就做到这点时，那是何等的灾难啊！相反，要是有人告诉我们巴黎至马德里的路程要用三百年才能走完，那会多么让人眩晕啊！可这是从浪漫主义到梅里爱啊！三百年稍微多了点儿。理想的速度存在于那些在意大利送哥德和司汤达的驿车的速度中。在那时，每一段距离还考虑到留给智者短暂的休息时间，使他能充分地领会各种风光、形态、情绪。 摇桨吧，萨尔瓦多·达利，摇奖吧！最好还是让别人摇桨，让这些卡达凯斯的正直渔夫摇桨。你知道你想去哪儿，他们将把你送到该处。就是通过摇桨以及受到一群偏执狂的正直水手的包围，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 应当回巴黎去，我们终于把钱花光了，必须再挣些“铜板”，才能尽快重返利加特港。所谓尽快也得三四个月之后了。我尽力最充分地享受这些充满着临别哀歌情调的最后日子。人们开始感觉到如同胡乱复活的秋天一样虚弱和樵泞的春天。无花果树枝上的黄花，就像复活节的校形大烛台上的蜡烛那样闪着光亮。节日用的蚕豆变得柔软了。一天，我用这种很像是包皮的蔬菜做了一餐饭。卡塔卢尼亚人有一种烹调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很开心，它是用肥肉、很油腻的血肠、一些巧克力和几片月挂树叶来做的。我吃完蚕豆，看着那块平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我的面包，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它了。我拿起这块面包，吻着它、吮着它，接着突然一下子用牙咬掉了面包头。这块面包立在桌子上了。我刚重新创造出哥伦布的鸡蛋：萨尔瓦多·达利的面包。同时我发现了面包之谜，即它可以不被吃掉地站立着！这个如此有用的、象征着营养和神圣生命的东西，我想把它变成无用的、审美的东西。我要用面包制作各种超现实主义的物品。有什么事能比在一个面包背上适当挖两个规整的洞并在里面嵌入一对墨水瓶更容易的呢？有什么能比看到溅出的鹤鹅牌墨水渐渐在面包上形成印迹更降低色调和更美丽的呢？在这个面包墨水瓶架上，面包皮被切开了一个长方式小块，绝妙地插着羽毛笔。要是人们总能有颇为新鲜的上好面包心擦拭笔，只需每天早上更换面包就成，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一旦我回到巴黎，我就抛出了这新的谜语般的口号： “要面包、要面包、只要面包。” 人们不无幽默地寻思是否我变成了共党主义者！可他们已经猜到了达利的面包并非用来救济大量家庭的。我的面包是极度反人道主义的面包。它象征着豪华的想象对讲究实际的世界中的功利主义进行的报复。这个面包将是贵族的、审美的、偏执狂的、矫饰的、耶稣会的、与众不同的、令人无力的面包。两个月的沉思、工作、研究和写作，导致了在我离去的前夜出现这一表面上无价值的、受到启示顿悟的行动。直立在我桌子上的面包头总结了我生活中这个时期的心灵体验。这就是我独创性的所在。 有一天，我说过：“瞧，一个拐广而大家认为这不过是幽默、是随心所欲。五年后，大家开始明白了它的重要性。现在，我说：“瞧，面包户大家就理解了它的意义。这是因为我总有能力把我的思想实际体现出来，它达到了使那些物品具有魔力的程度，这些物品是我在经过无数次思考、研究和启示后才决定用手指点明的。 回到巴黎一个月后，我跟乔治·凯勒和彼埃尔·柯尔签订了一份合同。没多久，我在后者的画廊里展出了我的《无形的躺椅～马一狮子》，这是我在克鲁斯静观沉思的果实。诺埃尔子爵买下了这幅画，让·柯克多买下了《亵渎圣体饼》，安德烈·布列东买下了我的《威廉·泰尔》。我的作品开始让艺术批判家们感到不安。可实际上，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人士显得被触到了痛处。过了些时候，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买了《欲望之塔》，这幅画表现在一个狮子头旁有～男一女，他们赤裸着身体，以一种犯罪的色情姿势搂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 我开始越来越经常参加社交界的晚宴，人们抱着混合赞美之情的几分害怕接待由加拉陪伴的我。我利用这种场合安置我的面包。一天晚上，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府上，听完一场音乐会，一群十分优雅的女人把我包围起来，我觉得她们特别受不了我的这类胡言乱语。我对面包的着迷使我梦想创立一个面包的秘密协会，它的目标是系统地把一些疯子变蠢。那天晚上，饮着一杯杯香按酒，我阐述了它总的路线。天气极为理想，我们都呆在花园里。一些流星不断划过夜空。我觉得看到了我那些最美的女朋友在笑着，她们的灵魂就反映在她们闪光的首饰上。这些笑从非常美的麻木的嘴里迸发出来，三年来它们从没这么笑过了。另外～些女人克制着，因为她们发觉我可怕；或是只愿挂着几分怀疑微笑着，设思考过，不想装出完全领会的样子。这些笑像螺钢珍珠扇一样展开着，送来～阵令人快慰的清风，我有分寸地接受它，以便在轻浮和讽刺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儿。 确信已成功地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我便强调我的“秘密协会”的话题！这个计划很天真，我也知道这一点。可我无法不想到这个计划。人们求我继续讲下去：这个面包的故事是怎么回事？你发明了什么？大家怀着一种不正常的狂热态度笑了起来。我不得不让步…… “要实现的第一点，就是烤一个十五米长的面包。假如有个尺码够大的烤炉，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除了它的尺寸外，这个面包完全应当跟每个法式面包一样。第二点，要找到一处能安放它的地方。我认为得选择一处不太热闹的地方，这样它的出现会显得更加怪诞，因为唯有它那要让人变蠢的目标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建议把它放在王宫花园。在夜间，两队秘密协会的成员，要装成安装管道的工人，把这个面包运到这儿来。得用一些报纸包起它，外面再用绳子捆扎上。一些秘密协会的成员会租下一个朝向王宫花园的房间。他们的职责是观察和记录公众当面看到这个面包的各种反应，给人们提供详细的第一手报告。事实上，预见到这样的一次行动会在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中造成极其伤风败俗的后果，这是很正常的。在特定的场合下，尽管有用绳子捆扎着的报纸，某个人肯定能发现这是个面包。这个异乎寻常的东西就这样显露了出来，使人们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它，人们将会把这个面包运进警察局的化验室进行分析。它含有爆炸物吗？没有。它含有毒药吗？没有。这是一个面包商的广告吗？是哪个面包商？不是，这也不是广告。渴望有难以解答的奥秘的报纸将夺取这个问题，社论作者将投入最荒谬的论战。有种看法把这视为精神病的表现，上层人士会认为这是真实的。好多论点将相互冲突起来。实际上一个孤零零的疯子无法烤这个面包，也无法单独把它运到王宫。要是这是个疯子，那么无论如何他就必定表现出实践的意识，他要获得一些助手的合谋和保密。因此，这是一个疯子或一群疯子所为的假设并没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似乎这确涉及了一种如谜的社会倾向的表现。不过既然谁都无法理解它的效果和它的意义，那又怎么来解释这面包象征着什么呢？这显然不会是共产党的一次暴动。它到底证明了什么？除了这个面包是神圣的，大家要它做什么？不，这太愚蠢了！把它设想为是学生们的一个玩笑，也完全无法说服什么人。一群超现实主义者的混乱状态和他们拙于实践的情况，同样会使他们无法搞出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出于更有力的原因，学生们也不会干这件事。人们有可能会想到达利和他的秘密协会，不过那可能性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各种争论还处在高潮之际，一件新事又会出现：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出现了一个二十米的面包。一下子，新闻记者就会想出存在着一个秘密协会，用它来解释这第二个面包的出现。摄影师们将开始窥测第三个面包的来临。不应迟迟不给他们提供第三个面包，这样才能使新闻本身感到焦虑并吞食越来越长的面包。同一天同一时，在欧洲的不少城市中，将会出现一些三十米的面包。第二天，美国的有线电报将宣布发现了一些陌生人把一个新的四十米长的‘法式’面包放在从萨伏依广场到圣莫里兹旅馆的人行道上……显然，这样的一些神秘展示会带来好处，它们诗意的效果无疑将是惊人的、并能创造出一种从未见过的集体歇斯底里和混乱的状态，它为了等级制君主政体的利益，系统地毁灭了这个理性世界的逻辑……” 大家总是怀着高傲的优雅女人特有的专注和轻率的态度听我讲话。我差不多在各处都能看到所有女人在使用我的术语。 “亲爱的朋友，我很想使你变蠢……” “两天以来，我无法确定我的里比多，你呢产 “我嘛，我去听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会。这真美妙！这真讨厌！这真是件五行广 我到处都辨认出我的句子和观念。那些东西是或不是“食品”。布拉克最近的那些画“纯然是崇高的”，如此等等。这些源于卡塔卢尼亚的丰富用语是我独有的，人们在两次社交界的闲谈之间，怀着幽默感从我这儿借用了它们。然而，我故弄玄虚的”意义就像小小的寄生虫那样在他们的头脑里迅速地移动着。 “得啦，达利，现在为什么是面包，总是面包呢？” “这个嘛，”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应当询问的是偏执狂批判的方法。” 于是人们请我解释我偏执狂批判的方法，我发表的那些论文实在太费解了。我今天得承认当时我自己并不很明白这个发明会成为什么样子。它“超越了”找，正如我许多发现一样，找只能在后来才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我一生都在听别人重复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户 有一天，我彻底挖空了一个面包头的内部，在里面放了个小佛像，用一些死跳蚤把它完全盖上。接着我拿了块木头堵住面包头的开口，抹上水泥，把一切固定住，并在上面写下了：“马的果酱。＠。这是什么意思呢？ 室内装饰家让米歇尔·弗朗克给我提供了两把最纯粹的1900年风格的椅子，我用～个巧克力扳代替了其中一把的情背，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随后我又用一只门把手接长官的一只脚，使它失掉平衡。另一只脚则永远插在一个啤酒杯里。我称这个不舒服的物品为“大气之椅”。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大力宣扬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具有象征作用的荒谬物品，用来对抗讲述梦的东西、自动书写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最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这些物品的出现和流传向有用和实际的物品展开了一场竞争，这种竞争是那么激烈，使得人们相信目击了一场愤怒的公鸡的战斗，正常的物品经常在战斗中被拔光了羽毛赶去。很难抵御超现实主义的巴黎人，在他们房间里迅速塞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初看起来，它们很不和谐，不过每个人都能用手去接触和操纵它们。人们来触摸裸体，并从我的共中汲取这一天主教的真理：物品是种“圣宠的身份”。 超现实主义物品的风行＠，扫除了那非常令人烦的自动性叙述和梦的影响力。超现实主义物品造成～种现实的需要。人们不再想要“美妙地讲述的事物”了，他们想要用手制造的美妙的东西。“从未见日上”，很快就引起中欧的超现实主义者、日本人和各国后来者的兴趣。大体而言，我用自己的物品杀死了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及总的现代绘画。米罗说过：‘俄想谋杀绘画片我暗中在绘画的两肩里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帮他谋杀了绘画。然而我感觉到米罗明白我们的牺牲者是“现代绘画”，而非古代绘画；在最近重看过梅隆的收藏品后，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古代绘画的状态是极为良好的。满怀着对超现实主义物品迷恋之情，我在一些快镜照片的启示下，画了几幅表面上正常的绘画作品，我给它们添加了点梅索尼埃的东西。疲倦的公众立即上了钩，而我暗想着：“再等一下，别怕，我就要向你们讲出真情的……” 这个新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我和加拉，我们在一个半月内为回到卡达凯斯存够了钱。我的威望已经相当稳固了。批评家们已经把超现实主义分为达利之前和达利之后的了。人们只依据达利来观看和判断……柔软、衰落的装饰、粘糊糊的东西、跟生命有关的事物、腐烂，这全属于达利。一件难以预料的中世纪物品，这是属于达利的。勒南～幅画中奇特或痛苦的目光，这是属于达利的。一部有着通奸的乐队指挥和坚琴演奏家的荒唐的影片，这还是属于达利的。巴黎的面包不再是巴黎的面包了。它成了我的面包、达利的面包、萨尔瓦多的面包！ 我的影响的奥秘之一，就是它永远是奥秘。说到加拉的影响的奥秘，那就是它是双重的奥秘。不过我有保持奥秘的秘诀。加拉则有在我的奥秘中对我保持奥秘的秘诀。人们时常认为发现了我的奥秘：谬误！这不是我的奥秘，这是加拉的奥秘！ 我们缺钱这件事也是我们奥秘之一。大部分时光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一直体验着由缺钱带来的苦恼。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就是不显露这个奥秘。别人的怜悯被扼杀了。加拉说，这种力量不在于唤起怜悯，而在于唤起羞愧。我们会死于任何人都绝不会知道的饥饿。“至死都保持天才和风度”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很像这么一位没有东西吃的西班牙人，当中午的钟声敲响时，他回到家中，坐在空荡荡的桌前，既无面包也无酒。他等着别人吃完午饭。空旷的广场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出～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人们从每扇窗子里看到那首先吃完饭的人正穿过广场。我们这位老兄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刻站了起来，唇间叨着根牙签，边剔着牙边在广场上漫步。人们必定相信他吃了饭，否则他不会塞住牙缝。 一旦钱开始稀少了，就应当增加小费，决不让它低于中等水平。人们能省掉某些东西，但人们不能适应种种东西。人们能不吃，但不能吃得讲。从马拉加那时起，我成了加拉的学生，她向我揭示快乐的原则。她也使我懂得了全部的现实。她教会了我穿衣、下楼梯不数次跌倒、不丢钱、吃饭时不把鸡腿抛到天花板上、辨别我的那些敌人。她是宣告了我古典主义的平衡和匀称的天使。我并没丧失个性，就清除了束缚我的那些怪病。我意识到了我的行动。 生活能够把我变得坚硬，取代这种作法，加拉为我构筑了一个寄居蟹的壳，从而使我能把我的外部镶嵌当成一个堡垒，而在内部，我则继续在柔软和超级柔软中变老起来。于是在我决定画一些表的那～天，我把它们画成软软的东西。这经历了疲劳的一夜。我头痛，感到极不舒服，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本应同一些朋友去看电影，但到了最后时刻，我决定留在家里。加拉踉他们一起出去了，我则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是用一块上好的卡芒贝尔乳酪结束晚餐的，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在桌子上支着胳膊肘呆了一会儿，想着这块稀乳酪的“超级柔软”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站起来，走进画室，依照我的习惯最后看一眼我的作品。我正在画的这幅画表现的是利加特港周围的一处风景，它那些岩礁仿佛被黄昏的透明光线照亮了。前景上，我勾勒出一棵截断的无叶橄榄树。这处风景应当作为某种观念的背景，可这是什么观念呢？我需要一个惊人的形象，但我还没找到它呐。我熄了灯，走出画室，这时我完全“看到了”解决的刃、法：两只软表，其中一只悲哀地挂在橄榄树枝上，虽然头痛，我仍准备着调色板，动手工作起来。两小则后，加拉从电影院回来了，这幅或许是我最卓越作品之一的画已经完成了。我让她闭上双眼坐在画的前面。 一、二、三，现在看吧，你会……”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画，这回轮到我观察她了，她的面容反映着她那种惊奇的赞美之情。于是我确信了我的形象的效果，因为加拉从不会弄错的。 “谁看过都会忘记的。” “那么，我们睡觉去吧。我头痛得很。我要吃点儿阿斯匹林。电影院上映什么片子？它好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早晨，我收到一家影片公司的回绝信，我向它提交过一个认真准备的小脚本，事实上，这个脚本最为深刻地总括了我的各种观念。只读了最初几行，我就明白这是个否定的答复，我没再读下去。画完我的油画店，我更平静地拿起了这封信，从中我读到这些先生觉得我的观念非常好，可是这部影片不会“受大众欢迎”，因此不可能投入商业化的生产，无论如何，观众决不会喜欢这么有力地打乱他们的习惯。 几天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家伙买下我这些软表，我给它们起了《永恒的记忆》这个题目。这个家伙举起两只黑色的大翅膀，它们就像格列柯的大使的翅膀。要是人们没看到他的黑色翅膀，那么作为补偿，人们决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白麻布西服套装和他的巨大的巴拿马草帽。他名叫朱里安·列维，这个人想让美国了解我的艺术。朱里安·列维向我承认，他认为我的作品非常独特，但它是反大众的、也是卖不掉的。他要把我的画挂在自己的住宅里，供自己享受。《永恒的记忆》并没有证实这错误的预言，它被卖掉了，并一再被卖掉，最终进入了现代艺术馆，现在它无疑是该馆最受大众欢迎的画。我时常在外省看到一些绘画爱好者复制它，而他们见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幅黑白照片。在食品杂货店和室内家具店，它也被用来招徐顾客！ 过了些时候，我出席一部所谓的喜剧片的放映式，这部影片重复了我那个小脚本的大部分观念。它是愚蠢的、制作得很拙劣，真是非常糟糕……我的“观念”显然是被糟蹋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观念不时把那些唯利是图者开得要死了，因为在进行彩排前这些观念在他们手里爆炸开了。如同拉罗斯词典上的那位女子，我吹着我各种危险观念的花朵。但我只让它们有毒的病菌随风播撒。人们无法不受惩罚地模仿萨尔瓦多·达利。那胆敢这么干的人将死于它！虽然被偷窃、被诈骗、被抄袭，要是我无法挣钱，那么作为补偿，我仍然能感到我的威信每天都更加距顶峰近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我和加拉，我们将再去利加特港，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月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半月去西班牙，两周在巴黎，后者是为了在我们回来时静观情况的变化。自从我被家庭赶走后，父亲不停地追逼我，试图使我无法在卡达凯斯生活，仿佛我们只要一出现就是他的耻辱。 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全排骨划和他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找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找的口才。找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市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一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放意退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③进行对比，去海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找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好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找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仍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 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 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介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想到：“今天我们要去听这个达利、这个讨人喜欢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的奇谈怪论，他具有让他的同类吼叫的天赋，听他谈话我们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携带着妻子女儿来了。我的漫谈持续着，下流话同某些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混在一起了。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下流活，它们终于使一位像圣哲罗姆那样消瘦、严肃和漂亮的无政府主义者站起来打断了我，他在重地提请我注意我们并非在窑子里，而且听众中还有一些妇女。我回答他一个无政府主义中心不再是一所教堂，而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场听我训这些话，他们的妻子同样也可以听我讲这些话。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人们静下来，可是我以自己特有的、而且还是亵渎神明的赤裸裸方式讲出了一连串新的下流话，使整个大厅中的听众像狮子一般吼叫起来。坐在讲台上，我难于分清这吼叫意味的是愤怒还是快乐。我认为最适当的心理时机到了，我朝呆在幕后的助手打了个手势，他们抬着面包出现了，引起的惊异之情超出我的所有希望。当把这个长面包固定在我头上时，喧闹增加了，并开始变成一场普遍的殴斗，受到这种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我开始背诵我写的一首关于“腐烂的驴子”的卓越诗歌。一位面孔红得像龙虾的白胡子无政府主义医生，被真正的精神病大发作折磨得发了狂。要有十来位男人费很大力气才能制止他。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在这场全体参与的最后事件之后，晚会就在一片大混乱中结束了。组织者们都显得很满意。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彩厂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 “找，”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找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人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morros de con，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找，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广 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厂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为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 “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广 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铝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 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喷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芙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干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美。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鹦鹉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按酒。总有不少客人，这儿人是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土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 “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全部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入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根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地方。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缺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找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f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神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找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找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动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 “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巴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例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按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 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想这会让那些来采访的记者惊讶。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谈着这些没教养的不知趣的记者，他们嚼着口香糖，不停地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每个人部声称找到躲避他们的办法，可这不过是虚伪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非常渴望受到记者的采访。我恰恰相反，不停地重复着： “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难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广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找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 “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广 “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 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 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 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传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掺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监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论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到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演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找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 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城脚板件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留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 睡觉前，我由～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谊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 “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某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谊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谊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 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条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于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c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一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乎乎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上们在研究点金五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 我在米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会。这次庆典在美国很出名，它接着在外地不同的城市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庆典。主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的这场舞会，使一些美国人头脑中萌发出的疯狂奇想得到了宣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内几乎不会感到惊异了，可那晚在红公鸡举办的舞会L显示出的相野和疯狂也让我感到吃惊。～些社交界的妇女头上套着鸟笼，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裸露着出现了。另一些妇女装扮出吓人的毁容和伤疤，把一些保险别针插在皮肤上，厚颜无耻地剥去了她们的美。一位苍白瘦长的、颇为风趣的妇女，在她的缎子连衣裙中央佩戴着一个“活的”嘴巴。一些眼睛长在面颊上、后背上、腋窝下，就像可怕的肿瘤。～位男子，穿着带血迹的长睡衣，头．上平稳地顶着一个床头柜。他打开床头柜门时，一群蜂鸟飞了出来。在楼梯中央，以不稳定的均衡方式放置了一只装满水的浴缸，水随时都可能溢出来，令来宾们担心。晚会期间，有人把一头巨大的剥皮公牛拿进客厅，一些拐支撑着它被剖开的肚子，里面塞满了十来台留声机。加拉扮成“美丽的死尸”出现了。她头上放了个如实模仿婴儿的玩偶，一些蚂蚁吞食着它的肚子，一只闪着磷光的螫虾紧夹着它的脑子。 第二天，我们天真地动身去欧洲，我说天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如梦的”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饲＼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味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 “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讯问：“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广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完美建筑”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文目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文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伦敦带给我一种拉斐尔前派精神的光彩，我无疑是唯一能辨别和品味这种情况的人。彼得·沃森最爱好建筑和家具。他买广了最让人想到罗赛蒂作品的每一件毕加索的作品，而毕加索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极为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理所当然地买了一些达利的作品。贝纳斯爵士像潜水员那样用幽默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毫无表情地出席波利尼亚克公主在她那由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装饰的大客厅里举办的高质量音乐会。在塞尔特第一位妻子米西姬·塞尔特的家里，烧煮着巴黎最有营养的闲话。在玛丽一露易莎·布斯凯特的家中，每星期四晚上，在一间宁静的灰色沙龙里，人们品尝着另一些闲话、文学的和社交界的闲话，我有时在这儿见到沃拉尔，甚至还有保尔·波瓦列特。在春天，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天气非常美妙，人们在花园中听到客厅里在演奏一首弦乐四重奏曲。客周”里，蜡烛照亮着那些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具有不吉利的食粪性的芳丹一拉图尔的无比的色粉笔画。各种小蛋糕、糖果、甜食陪伴着一切。在诺埃尔子爵夫人家里，情况则与此相反，这儿是文学和绘画的对位、黑格尔的传统、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尼斯塔夫·多雷、罗伯斯庇尔、萨特和达利。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但比在别处更在重。 还有雷金纳德·费洛斯夫人家的舞会和晚宴。人们在这儿没看到她穿柯克多为她设计的连衣裙、没听到格特鲁德·斯坦因讲话，真感到双重的沮丧。 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和亲王夫人具有最无可争辩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跟那西班牙风度、那“外貌们样强烈。在亲王夫人身上，这种态度是奥布里’比尔兹利异国情调的优雅形象有点儿变质的残渣。她总穿着一种我不了解的会残暴压迫时装的过时服装。正如她的过时仿佛属于新闻一样。她是具有最确切的巴黎式优雅感的女人。 波获伯爵和伯爵夫人保管着整个这一世界戏剧的钥匙。进入他们家中，就是进入剧院。看到挂在管风琴银光闪闪管子上的一幅毕加索灰色时期（原文如此——一译者）的作品，就足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艾蒂安·德·波蒙像戏剧的主角那样讲话，穿着极为昂贵的鹿皮鞋。每一舞蹈编排的策划、加基列夫的策划和其他俄国芭蕾舞的策划，都诞生在他那树上挂着一些假花的花园里。人们能不受损害他在他们家见到玛丽·罗兰册、德·拉·罗克上校、列奥尼德·马西纳、谢尔盖·里法尔（他疲惫死了，就像是尸体一样）、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西班牙大使和超现实主义者。巴黎的“上流社会”变成了各类人大混杂的场所，它预示着1940年的战败。受到大众欢迎的、失败主义的、粘糊糊的费尔南代尔②的牙床，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同身穿最精美的勒隆长裙的娜塔丽·帕莱公主高贵的、幽灵般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亨利·伯恩斯坦在这种卡萨诺瓦式的风流夜总会的昏暗光线下，面对着～盘意大利面条，以富于预言性的闲话，讲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和感伤的结局。贝贝·贝拉尔的胡子，继我特有的胡须之后，是巴黎最聪明的画家的胡子。他到处游荡，胡子上沾染着鸦片，身上有种混合了勒南味的罗马本期的颓废气息。在这个仍装点着对路易十五各种回忆的巴黎（以阿尔图罗·洛佩斯家族的一对阿兹台克人和巴西人的夫妇为代表），一切都为拉斯普廷作风、贝贝一花花公子派头、加拉一达利方式做好了准备。除了他那些稀有的卓越绘画之外，贝拉尔身上有三种我觉得是美妙动人的情况：他的肮脏、他的目光和他的聪明。鲍利斯·柯沙诺怀着愤怒和坚定的态度，刮掉了他的哥萨克式胡须。他“照亮了”俄国的芭蕾舞，他道过歉，迅速地吃着，在餐后点心端来前就匆匆走掉了，无疑他将到别的地方吃餐后点心。他满脸通红时，面孔就变成鲜红色，同他雪白的礼服衬衫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好像是一面法国国旗。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具有十分鲜明的耶稣会式的西班牙人的智慧。他让人在距利加特港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住宅。勒一马一容格无疑是欧洲最贫穷也最奢华的地方。我和加拉，我们去那里呆了几周。夏末，巴黎的整个团体都跑到那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日子，它们不过是对这无法模仿的辉煌战后岁月的一种怀旧式回忆。 这种受到萨尔达那舞蹈音乐和布拉瓦海岸的各种海上景观摇晃的狂喜生活，不幸被发生在帕拉莫斯到费格拉斯的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打断了。阿历克斯·穆第瓦尼王子和茶桑男爵夫人因此而丧生。阿历克斯的妹妹鲁西，受到悲伤的折磨，四年后也去世了。要衡量我多么喜爱她，只需说她跟收藏在海牙博物馆中的那幅维米尔的少女肖像如同两颗珍珠一般相似就足够了。 愿人们不要急于太肤浅地判断战后的这个绝望而又浪漫的欧洲的主角们。在重审那些动不动就自杀的诗人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之前，要先过掉一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在大灾难后活下来，而我们热爱的这个大陆将沉没在既无纪念也无光荣的当代历史的废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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