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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楚河汉界话中国

   
华夏文明的组织

  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这个组织讲求阶层管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或部族应谨守自己的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与和共主间的亲疏关系,也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以紧密的组织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和关系,便是日后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儒家的思想系统,便是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
   
自成体系的楚文明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蛇兽图腾族的特色是以游猎为生,活动力强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在中央组织上,楚文明也采用集体领导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不过,这个分权的联盟组织,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南北对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的行动。相信在那个时候,黄帝王朝的重要长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许便是由这些部族发展出来的。
  游猎部族的规模通常不大,但活动力强,影响幅员也较大,其政治组织皆属松散联盟。“共主”没有太大的权力,但名义上却可领导颇富作战力的庞大团体,因此他们的声势远大于实力,楚国便是属于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西部开拓时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这种联盟部族的型态。)
  春秋时代,楚国几乎已整合了黄河南岸到长江流域的整个区域,统辖人口之多,也绝非中原各诸侯国所可比拟。而且楚国各部族皆好勇斗狠,善战又认真,没有一个中原诸侯不对他们感到畏惧。幸好,楚国是分权组织,楚王真正能动员的兵力有限,否则即使中原大诸侯联合对抗,可能也不是楚国的对手。
  不过,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国有多强,中原的“共主”也绝不会给予平等待遇。因此当西周王朝建立时,楚“共主”曾基于礼貌向周武王表示庆贺,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赐给他一个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当时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产生争执。
  《史记》上便有如此记载,楚武王熊通曾对东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们的祖先在周成王时,已经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显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给他们的封号,后来干脆也自称为王了。
   
诸侯国的称霸与抗楚

  春秋是这两股文明南北大对抗的时代。这段期间,楚国继黄帝王朝之后,趁中原乱局,再度积极地向中原扩充其势力,所以楚国属于攻击者,华夏文明的历任霸主则属于守势的一方。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中原第一个非周王室的“实质共主”,其攘夷的目标除北方少数异族外,最主要对象便是楚国。管仲以“八国联军”南征,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以和谈收局,主要便在于他没把握凭借实力击败楚国,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即将展开的正式对决,以维持住齐国在中原的霸权,也暂时阻挡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认是齐桓公中原霸权的继任人,所以也尽毕生之力阻挠楚国势力的北侵。泓水之战,他明知必败,仍奋力一击,成了护卫中原的悲剧英雄。虽然此后中原霸权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但宋襄公的拚命,却导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间的政治斗争,致使楚国整合无力,无法挥军北上,否则楚国称霸中原可能会提早数十年。
  晋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诸侯有力量再度抵挡住楚成王的攻势。晋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国接受政治庇护,因此相当了解楚国的优势与劣势。就任晋国领袖后,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间的矛盾,在城濮之战中,巧妙地击败了楚国,也把楚成王的争霸雄心彻底浇熄了。
  晋楚间的长期对抗,虽各有胜负,但却导致两国力量的趋于衰颓。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孙庄王虽称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国霸主之位的美梦,但楚国长年耗损国力,终为东南方新兴的吴国所败。
  吴越先后称霸,象征着长江流域的部落实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实力也稳稳地超越了北方。楚国最后虽再度灭亡越国,统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各地区,但楚国的文明在历经动乱后也更形复杂了。
  由于吴国早年曾接受晋国的经援及军援,因此吴文明中有大量火图腾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齐鲁地区有众多移民进人吴越境内,使马图腾文化也跟着入侵,再加上越国原有的水族图腾,使得原本就颇复杂的楚文明,在并吞吴越后更形多样化了。
   
战国亡雄的格局

  笔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势曾一度衰退,而且国境多次被魏国的兵法家吴起攻破,丧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轻的秦孝公即位后,力求革新图强,任用魏国出身的法学家商鞅,十二年间进行两度革新变法,改部落为郡县,力行中央集权,国力才随之暴增。因此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成为当代首席强权,在国际上被称为虎狼之国。
   
诸子国家的平流竞进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无政府”主义或“微政府”主义的基本人生观。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国力的整合却对楚国构成最大的挑战。面对平等分权的各部族,楚国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将他们共同统辖在楚王的指挥下。“法家”便在这种气氛下发展而成,李斯及韩非都是楚国大儒苟子的学生,也就是说法家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用,乃南北哲学的综合体。不过在无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国,法家的发展并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国,在没有重大包袱的情况下全盘的接受了。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战力大增,声势暴涨,正好合乎全面竞争时代的需要,因而各诸侯国争相效尤,国家主义急速抬头。昔日重视社会阶级伦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义,虽有孔孟等大师级人物的宣扬,仍渐趋没落。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至此破灭,结合南北文化的崭新文明即将诞生。
   
秦帝国的兴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击溃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六大强国,中国再度恢复了统一的领导权,版图则包括一直不属华夏文明的楚地和吴越等地方。经由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洗礼,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政,其权势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拟。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身分和时代需求的称号,秦王政于是自称为“始皇帝”,中国的文明体系至此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过,秦帝国的政治发展并未成功地迈向崭新的文明。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了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失败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成功地促成秦国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统一六国。但将这种制度,硬是用在统一后的庞大版图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却导致了严重的帝国贫血症。军事统一虽算成功,但紧接而来的行政和文化统一则全然失败,统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长期巡幸来宣扬皇权,最后竟累死在巡视的半途上。
  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楚国由于是分权部落国家,因此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楚地的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斗智斗力的楚汉相争

  始皇去世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间,六国几乎全部恢复,但楚军系统的反抗集团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员方面也占了一半以上。
  项羽和刘邦也都属于楚人,项羽更是继承项梁军团的楚军嫡系。刘邦的集团大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
  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主要是来自于刘邦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但刘邦的王朝之所以称为“汉”,却是个偶然的因素。
  秦帝国崩溃后,项羽的楚军掌控大权,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由于刘邦集团首先入关,依约定应为关中王,但项羽担心刘邦声势过大,危及本身领导地位,乃将刘邦分封于“汉”,这便是刘邦国号的由来。
  “汉”是目前的汉中盆地,属四川省的一部分,跟华夏文明几乎扯不上任何关系,当时是个偏远的低度开发区,对中原地区或原来泰国首府的关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冷冻库”。
  日后刘邦在韩信的协助下,复出关中,进入中原,和项羽展开为期四年的楚汉相争。
  为了对抗力量日正当中的项羽西楚军团,刘邦展开诸侯大联盟,最后更以四面楚歌(表示楚军也投入刘邦的汉集团),来瓦解项羽军团的士气。所以楚汉相争,可以视为刘邦的楚庶系联合中原诸侯,以对抗项羽的楚嫡系的一场战争。由于刘邦出身民间,没有传统的包袱,他成功以后,一个融合华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纪,便很顺利地诞生了——这便是影响中华民族日后发展最为重要的大汉文明。
   
气质独特的刘邦

  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王朝的开创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却是意外的低。
  如果说刘邦由于出身低,所以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在当今的民主社会中,刘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够重”。
  中国的史书,绝大多数是官方纪录,只要描写到皇帝,难免都视之为天生“异种”的真命天子,特别是开国君王或盛世名君,几乎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被处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马迁,对汉王朝政权的大老板们,难免有股无法消除的心结。加上这位撰史的血性汉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让他大胆地在其作品《史记》中,对他的顶头大老板汉武帝以及汉王朝创办人刘邦,作了相当坦诚的批判;不但和日后史书上的传统“官方说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们对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较多的认识与了解。
  这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原本是相当珍贵的“原始资料”,只是习惯于恭读帝王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反而被误导了。因此有不少人,对这两位中国史上少见的杰出领袖,有着相当不公平的低估。
  特别是有关刘邦这部分,由于司马迁对汉王朝的“国贼”项羽,不但给予正式地位的承认并编入“帝王本纪”中,对其能力和风范作相当平实的评价;更在比较中,显露刘邦领导风范的不足。
  后世的史学家,立刻根据这份“铁证”,严厉批评刘邦的能力和风格,有人以狡猾、阴险的政客视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于用人及运气好而已(其实这两点在领袖的特质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以前的历史地位和刘邦颇为雷同。基于对平民英雄丰臣秀吉的特别关爱,日本的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普遍较同情短命而悲剧的丰臣王朝,对推翻这个孤儿寡妇的政权,进而建立260余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写成阴险、狡猾好欺诈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冈庄人的长篇历史小说《德川家康》出版后,才以生动的笔调,详细的刻划出德川家康的政治个性和争霸心程,也才使日本民众对德川家康转轻视为尊重,更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热潮。
  本书倒没有如此庞大的野心,为刘邦作彻底的翻案,只是因为笔者本人对刘邦创业个性的一点好奇,希望能以一个崭新观点来对刘邦作一番研讨,更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辈先进和年轻学者专家,共同来关心这位大汉文明开创者的历史命运。
  刘邦的个性的确相当有趣,有时形同无赖、满口粗话、善变又狡猾,但大多时候,他倒相当能压抑自己的脾气,待人宽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计较利害,如同颇有修养的长者。诚如西进关中前夕,楚国长老对他的评话:“沛公,长者也。”或许便是指他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时候他不只对他人宽容,对自己也的确放纵了些,进而显得稍欠“大家风范”。
  不过,他一向讲情义,自认是侠义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便是战国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国贵族快客信陵君,并常以此而自许。从早年的待人处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乡里中下阶层的好汉们敬重,俨然是黑道中较重侠义伦理的大哥级人物。
  每到紧要关头,刘邦倒立刻变得彻底的理性。为了团体目标,他常能忍受相当的痛苦及风险,甚至忍心牺牲部属,绝不迟疑。彭城战败时,为了加速脱离险境,他连子女都能丢出车外。荥阳对峙中,项羽欲烹杀其父以要胁其投降时,刘邦竟潇洒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这种不怕人指责的勇气,已有资格成为历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记》的〈高祖本纪〉中,刘邦从一出场,便是虚张声势、满口狂言,且经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连萧何都批评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只是这些令人讨厌的假话由他讲来,却显得特别的自然,并不觉得特别的可恶,这或许便是刘邦最有魁力的地方了。
  当代名士吕公,在刘邦未成名时,便肯将掌中明珠送给他当妻子。谨慎又富谋略的萧何,从年轻时便特别关照刘邦,最后更奉献了终身的忠诚。自负极高的韩国贵族张良,便公开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谓刘邦真是少见的天生奇才)。”常胜将军韩信也是为他至死不悔。
  从这些史籍记录中,我们绝对可以确信,刘邦虽有点轻浮,但绝不是只懂得骗人及耍小伎俩的普通小狐狸而已。
   
猛狮与狡狐

  早年,笔者曾在日本阅读到一代史学大师汤恩比的访日谈话记录,其中有段说到刘邦的观点,当时着实让笔者大吃一惊。
  这位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竟然表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命运也颇多相似处。凯撒早年受制于庞培及克拉苏,刘邦也被项羽打得团团跑;凯撒在帝国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刘邦也在即位不久,于征讨英布的战争中身受重伤,没多久便病逝于任上。他两人都未能目睹帝国之建立、文明的兴起,但由于他们的远见和领导,人类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凯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刘邦比起他来便逊色多了。由于司马迁的公正记载,这位大汉帝国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称汉民族的后代子孙完全的认同。
  汤恩比的一番话,兴起了笔者对刘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来探讨一番;这位被自家人批评为老狐狸,却为外国学者公认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创业者,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不少人读到楚汉相争的历史,总觉得很纳闷,刘邦几乎常常吃败仗,却是“打断手骨反更勇”,屡败屡战,终能咸鱼大翻身。项羽每战必胜,孩下一场大败,却连生命都输掉了。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运气好坏外,到底还有些什么?
  事实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经常有相当距离。平心而论,项羽称得上是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但不论战略或战术,刘邦的确都高他一筹,这也就是刘邦跟项羽公然表示的“我斗智而不斗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政论家马基维利,在其经典名著《霸术》中写道:
  
  一位胜任的君王,必须拥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凶猛,才不会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诈,才不会掉入猎人的陷阱,但如果两者不可得兼,则宁可拥有狐狸的特色较为有利些……。

  刘邦和项羽的创业个性和争霸历程,正好是马基维利这段名言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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