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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进在盘山路上。 当时还没有那条著名的隧道。 窗外的阳光射进来。满头大汗的我抱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在那里昏昏欲睡。 这次沙头角之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连想买几本书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只是看到了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香港警察，没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在沙头角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了。我不知道刘晓庆是否理解了我不舍得花钱的心情，我却被她替我家里人着想的行为感动了。一想到我拉着刘晓庆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情景，就禁不住发自内心地高兴。 回到了宾馆，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安于介老先生托人造来了一台电视机，名片上还写了祝贺新婚之喜的字样。香港的这份报纸确实发行量甚广，我们在感谢安子介老先生的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安。因为这本来是一条假消息。却让我们的安老先生破费，真是受之有愧。 安老先生曾在一九八四年的年底到北影来采访过刘晓庆，他和徐子明先生曾经就《我的路》这本书和刘晓庆聊了很多，也可能老先生也想借此表达对那次采访的感谢之情吧！ 另一件事情就是郭先生从香港回来，受刘晓庆之托带了一些女人用的小东西和一双很漂亮的日本产的皮鞋。那双鞋整整花了五百港币。好家伙！这是我长这么大拥有的最贵的一双鞋了。可是，如果退回去，既有失礼貌，又显得我们太小气了。“刘晓庆高兴得不得了，这双鞋可报了她在沙头角的一箭之仇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那双鞋从买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虽然它在我的皮鞋中已经不是最贵的了，但说来也怪，我依然会像一个农村的二哥，遇到什么正式场合，才把它拿出来穿一两次。所以，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跟新的一样。 多少年以后，我和刘晓庆离婚打官司的时候，我一病不起。在深圳流落街头的时候，脚上穿的也是这双鞋。 又过了两天，刘晓庆如期随代表团出国了，我和制片主任就拍片的一些问题再次和深圳市委接洽。 可是，我们到了市委宣传部就发现，接待我们的人不再表现得那么热情了，而且，也和我们谈到了审查剧本的问题。可是这一切，我们都和梁湘市长谈过了，不知为什么，这次又重新提了出来。我们一打听，原来，梁市长也出国考察了。 其实，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态度和《无情的情人》没有关系、而是和“刘晓庆影业公司”密切相关的。 在我们到来之前，深圳市委宣传部一直在筹划这个影业公司，没想到刘晓庆来插了一杠子，居然想成立一个“刘晓庆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劳动不就白费了吗？ 他们对我们的排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很快和深圳中里各个方面就这件事结成了一个联盟，大有趁刘晓庆不在赶走我们的声势。 那个时候，刘晓庆哪有一天下来电话呢？经过了黎明前的黑暗的爱情，一旦到了自由的天空，就更加甜蜜了。当天晚上，在和刘晓庆通话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她。为了从大局考虑，我们继续在深圳稳扎稳打，”等待梁湘市长回来，而刘晓庆则在香港寻找新的投资伙伴。 梁市长没有等回来，刘晓庆在香港却意外地碰到了两个人，一位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总孙长城，一提到孙总，我心里总涌动着一股难以压抑的敬意。我的前两部影片，都是掏他监制的，仅就这一点，足可以使他在我的艺术殿堂中占有最高的位置，甚至，在许多我期盼未来成功的时候，也只是希望我能有一个涌泉相报的机会。另一位就是招商局的老总袁庚。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招商局有的是钱，我们只是想打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发行不景气的局面。袁庚坦率地对刘晓庆说，“你有改革电影制度的志气，可是又有实际困难，我们会支持你们的事业，你要好好干。 “一定！刘晓庆激动地回答，“我也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生活得很好，只是热衷于电影事业，想闯一闯。《无情的情人》是个好本子，但是多少年来一直上不了银幕，这很不正常。这是一部很好的戏、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是后来一篇叫做《刘晓庆和她的情人》的文章中记录的刘晓庆和袁庚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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