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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地赶到了北京，在九号楼的那套房子里见到了刘晓庆和来北京旅行结婚的妹妹及新婚的妹夫。 那大小郭的弟弟还帮助我们从新街口买回来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因为大家说好了要在北京过年。第一，庆祝我们有个落脚的地方：第二，接待刘晓庆的妹妹和妹夫旅行结婚。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当大的，总要让弟弟妹妹们高兴起来。 就在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时，有人敲门了。 当时．我们按照平时有人来时的处理方式：我和刘晓庆躲进了北面的卧房，由小郭和刘晓庆的妹妹来接待来客。进了屋子，我们把门插上。记得当时，我们在算什么东西，可能是几次演出的账目。 突然，我通过门外传来的声音感觉到事情已经不对头了。 因为，从脚步声判断，进来的不止一个人。以往，但凡有人来访，都是站在门口，很有礼貌。而这一下大约有六七个人呼啦一下就涌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刘晓庆的妹夫靖军拥到一个房间里。 听到外面说后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我和刘晓庆在屋里也有点紧张。 最后，有人敲起了我和刘晓庆呆的这个房间的门，是小郭。“刘晓庆。出来一下有事情！ 刘晓庆拉开门走了出去。 “你好，我是北影保卫科的。 “啊！ 刘晓庆很客气地跟他说着话，但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外面的情绪不对，这时，门突然开了，从门打开的缝隙里，我看到走廊里黑压压地站满了人。 进来几个男人，不由分说，进来以后就咄咄逼人地问我：“你是哪里人？” 当时我有点犯清，“哪里的？你管我是哪里的！我是公安部的，武警的。” “你是武警的？”对方犹豫了一下，“你把证件拿出来。” 我哪有什么证件啊！我当时只不过是借调到武警搞创作的。当然不会有什么证件了。 这样，大家就有一些不愉快。 “你坦白地说，你到底是什么单位的？” “到底是什么单位的？”我在脑子里急速地转着，他们是谁？来干什么？难道他们是为了我和刘晓庆的事情而来吗？ 看着他们公事公办的样子，再加上他们的穿着、我明显地觉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既然是由北影的保卫科干部领着，我想，大概事情不会是冲我来的。即使我是和刘晓庆在一起，可是他们也不会在大白天来捉好，而且，刘晓庆也是独身女人，他们自然管不着。 这时，形势已经分析清楚了。我就对他们说，“我是长影厂的演员，我叫陈国军。 “拿出你的证件来。 我拿出了我的工作证。 可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从他们那警惕的目光中，我感觉到气氛很不对头，而且，我注意到，有两个人的手老是插在兜里，从兜子鼓出的形状来看，显然比手的面积要大得多，经验告诉戮，那可能是手枪。 我随着他们来到客厅。这时，客厅里已站了十几个人。他们不由分说要求我和靖军跟他们走一趟。 我和靖军被弄得不知所措。 我心想，走一趟就走一趟。我们又不是从床上被抓起来的，而且，看他们那阵势，也不像是捉好，走一趟又怕什么，想想从小到大，我除了偷过那一块月饼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违法的行为了，我不在乎！ 我十分坦然地对刘晓庆说，“没关系，没什么事儿。” 我走到楼下的时候，发现楼口周围散落着一些人。这时，我明白了。这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有计划的抓捕。 怎么抓到我的头上来了？真他妈的，他们肯定抓错了。 这样，我和靖军被押上了一辆北京吉普。 北影厂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很近，没两分钟就到了。吉普车一进派出所大院，屋里呼啦冒出几十个警察，首先就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包围了起来。车上的警察迅速地离开了吉普，让我和靖军从车上下来。 刚下车，一个小伙子就过来，让我举起手来，随后就在我的身上摸。 他妈的，我有点急，“你摸什么？” “我搜搜你。 “你笨蛋，我身上带没带东西你看不出来吗？本来是一句开脱的话，但反而又招来好几个人，大家不由分说地把我和靖军拥进了屋里，只是把我们分别关在了两个房间。 “你是哪里的？” “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没有撒谎。” “我干什么撒谎？” 那个人走了出去，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想，他们肯定在要长途。 没过多久，那人进来和一位戴眼镜的人点了点头，好像证明了我的身份似的。 “你叫陈国军？” “是。” “你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对。” “但是，你们单位说你请假回佳木斯了，你为什么到北京来？” 我一听火冒三丈。 这个时候，我已听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和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一回事儿，我所担心的是被他们从床上抓起来，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同居还是不合法的，而且，我又是没有“解除婚约”的人。可是，因为是白天，不存在这个危险。那么，如果这件事不成立的活，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 我跟厂里撒的谎，因为他们这一个电话，就全部戳破了，我的心里自然会冒火。 “你既然在厂里请假到黑龙江去，你为什么到北京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在我休假期间，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其实，可能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个情况：逢年过节进北京，都要经过组织上的允许，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是在重大节日或重大会议期间执行的。在我以后给北影拍戏，摄制组从外地回北京的时候，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要拿当地的介绍信才能登上火车… 可是，我当时这么一说，对方确实哑口无言了。 对方看我这么强硬，而且从一下车就特别不驯服，由他们的职业嗅觉判断，可能我和这件事确实没有关系。 他又问了些我的情况，我说，我演过什么什么电影。警察过来看了看我，也可能还有一些印象，我的身份就这样被证实了。 “那你为什么到北京来呢？” “一来是看看朋友，另外，我本身在武警总部搞创作。”随后，我又不得不说出武警总部调我的过程，不免谈到了张叔叔。 现在想起来确实很抱歉，因为那是当年第一大案，而已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一些人都和武警开会布置这个行动，在这种场合，我的张叔叔被叫来证实我的身份，他一定很恼火，同时，我也知道，武警总部的事情吹了。 为什么形成了这次围捕？ 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 成都铁道公安处的一个人在春节前夕盗走了十几支手枪和苦干子弹。这一下子就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手枪盗窃案，另外铁路警察的监守自盗，这个人在盗窃了枪支之后就不见了踪影，根本无法知道他的讯息，只不过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刘晓庆的地址和电话。 因为当时刘晓庆的父母经常托铁路上的人给刘晓庆带一些吃的用的，而刘晓庆的妹夫由于经常往车站送吃的，和这个人认识，所以他的笔记本里也出现了靖军的地址和电话。靖军这个时候恰巧又来到了北京，这不得不便保安部门很警惕，这些枪会不会也到了北京？当时他们认定靖军是同案犯，而在搜查靖军时顺便把我搜查了出来 由于有武警张叔叔的证明，有长影来的电话、又有许多公安干警回忆起了我曾经演过的角色，所以，他们对我的身份已经确定无疑了。很快，我就被排除在外，天刚黑的时候，就把我送了回来。可是，靖军仍留在了里面。 为了这件事，所有的喜悦气氛都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刘晓庆的妹妹，很可怜！ 你想想，本该是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丈夫被人家抓走了，而且，从动用警察的数目来看，又不是个一般的案件。最可恶的是，为了破案，他们还反复地询问了刘晓庆的妹妹，这无疑又增加了刘晓庆妹妹的心理负担。刘晓庆妹妹对这件事也将信将疑。不知所措，所以真是难过之极。 回家以后，家里一点节日的气氛也没有了，我们只是简单地煮了一点面条，随便吃了点。后来，小郭说晚上还要回家，我们也没有留她，她就回家了，家里只剩下我、刘晓庆，还有刘晓庆的妹妹。 根据情况分析，我党得事情并没有完。果然，在吃饭的时候，靖军又被押了回来，在走廊里没有进屋。 这次回来是拿东西的，慌忙之中，给他捡了些东西。因为没有找到他的毛裤，就把我的毛裤脱下来带给他，还拿了一件旧的军大衣。 记得他站在走廊里，对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有事情的。希望你能照顾一红。 我们是连襟儿，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判断，他是无辜的。所以我跟他说：“你放心吧，你去吧，我会照顾好一切的。 虽然离别是没有眼泪的，可是情感，上的纠扯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尽管我和靖军不是很熟，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我还替他感到难过，在他兴高采烈地到北京结婚的时候，却有这么一件事等着他。 惺惺惜惺惺。在可怜他的时候，我也可怜着我自己。我清楚地知道，这一次北京之行已经在长影传开了，他们不会替我讲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只会说，陈国军在刘晓庆家里被抓走了。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也给张叔叔找了麻烦，所以，我调武警总部的事情已经成了肥皂泡。 来不及细想，警察们簇拥着靖军走下楼去。 当门再次关上的时候，刘晓庆和一红都难过得无话可讲。虽然我的难过不亚于她们，但是，我是男人，很多时候必须以一个顶梁柱的形象出现。我就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讲一些可以让她们舒心的话来安慰她们。尽管我的努力并不成功，大家这会儿也笑不起来。但是，我还是努力这样做。 刘晓庆趁妹妹不在的时候，悄悄地跟我说：“不管怎样，都要让一红高兴起来。” 当天晚上，我破例扮演了一回算命先生。 说起来也好玩，在我刚到长影不久的时候，那个时间没有书看，好多书是不能看的，百无聊赖的我看到了一本《柳庄相法》。反正闲着也没事，就把这本书抄了下来。没想到若干年之后，竟然用上了。 于是，我就俨然一副算命先生的样子，口若悬河。 哈！谁知道当时算的都是些什么，反正，目的达到了，看到一红脸上露出的笑容，我如释重负。 刘晓庆显然也被我这个算命先生给唬住了，也在津津乐道地洗起牌来。 我们觉得那天晚上，家里肯定有人监视，而且，我们还怕，如果晚上再有人闯进来，怎么睡觉呢？ 我让刘晓庆把屋里的灯都闭了，自己则站在厨房里，看着后面的楼。然后，我让刘晓庆和她妹妹到那边房里把灯打开，拉上窗帘，再关上灯。 她们照做了。我一直站在厨房里观察。 我们房间对面的一扇窗户里出现了火柴划出的火光，我还看到了烟头在闪烁。我又闭”了前面的灯，拉开窗帘．计她们在另一个房里点灯。同样，我也在对面楼上发现了人影晃动。 我们就是在别人的监视下度过这个春节的。 自然，我要单独睡一个房间，因为准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当我一个人躺在地毯上，我又开始同情那些正在监视着我们的武警战士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家啊……哎！这个也不说了，各谋其职，各尽其责嘛！ 就这样，我们在北京熬了几天。本来我们是想等靖军回来，然后高高兴兴地把他们送回成都，可是，过了不久，一打听才知道，靖军已经被押回成都。 我们怎么也不能让刘晓庆的妹妹一个人回去，那情景谁受得了呢？夫妻双双来北京旅行结婚，一个人回去，太冷清了，所以，我和刘晓庆决定：我们送一红回去，因为这件事传回成都，对两个老人的打击也会是很大的。 本来，刘晓庆妹妹的婚事，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现在好容易已经结婚了，本来应该回去办事，给亲戚朋友送喜糖的，不想，却出了这么一桩事，新郎进了监狱。 当时，对进监狱的看法和现在还不大一样。由于后来许多迸过监狱的人成了优秀的企业家。人们也慢慢地觉得并不是一进监狱就毫无前途可言了。那时，在那个好坏分明的社会里，哪有好人进监狱的？而且，人们对于进监狱的人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的。那么多年，刘晓庆的父母身边肯定有意见不同者，他们当然盼着把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 为了照顾刘晓庆的妹妹，为了这件事不会给刘晓庆的父母以打击，我们决定一起回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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