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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接到了刘晓庆的信，就匆忙收拾了一下，直奔阿里河与她见面。 想任何人都不会再对香山的红叶“感冒”了。 我坐在开往内蒙古的火车上晃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当大兴安岭出现在晨晦中的时候，我真的大吃了一惊。 在小兴安岭，山的感觉非常强烈。火车在层层叠叠的山岭里芽行，两侧是高高的山林，涧水在铁路边流淌着，翻卷着白花。 可是，在大兴安岭却没有这种感觉。左右望去，只是在开阔地上有一些五六十米高的小丘陵，而且，山势也不像小兴安岭那样阑娜多姿，小兴安岭海拔低，全部都是阔叶林，而大兴安岭上全是清一色的针叶林。 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虽然落叶松上的松毛叶还没有落下来，但是，已经从绿色变成了棕褐色。虽然地面上的小草还恋恋不舍地挽留住几分绿色，但那种点缀在大面积的棕褐色里的绿色，仿佛一声无奈的叹息，更增添了晚秋迟暮的感觉。那天早晨，天色阴沉沉的，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好像还有细微的雨丝从天空飘落。其实，这就是降雾，这种天气常常会延续几天，使人们无法看到太阳，那低低的云彩仍让人窒息，让人有一种压抑和沉重的感觉。 阿里河车站是个很小的车站，小到连站台都没有、乘客要从高高的列车上跳到铺满细沙的路基上。 站前的沙土路上走着许多穿着蒙族服装的人。有人赶着牛车，车上装着铝制的奶桶，还有人牵着马…… 整个阿里河可能没有一座高楼，印象中好像都是平房。由于是处在大兴安岭山脉中，反而看不见山的影子。只有远处绵绵的落叶松在不断提醒着你目前所处的海拔高度。 街上的，人也不交谈，只是在那里各顾各地走着。 一切都静极了！ 在这布满阴云的氛围里，在这秋雨的早晨。在湿潞潞的空气中，一切都静极了！静得好像都没有了呼吸，没有了生气。 按着刘晓庆给我的号码，我拨通了那个电话… 哈！阿里河真小。 我在车站的路口。看到远处不到一百米的一溜平房里跑出一个人，穿着一条肥大的黑棉裤，在那一大早晨格外醒目。 她三步井作两步跑过来，可能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又停了下来，疾步走着。热恋中的情人总是恨不得一下子要把对方咬在嘴罢。 可是，当她跑到我身边，却一下子不高兴了，她责怪我。“为什么留这么长的头发？为什么留这么长的胡子？”一下子，我有点不知所措。她让我到路对面的招待所找她，她则去借别人的工作证，准备用别人的名字替我登记一个房间。 没有办法、我只有听她的。我来到了路边的一个理发店：。 也许是地处边疆的关系，这里的理发店还保留着我小的时候理发店的陈旧式样，一张带着轮于、可以躺靠在上面的椅子，那面镜子还是有磨花花纹的。 没出五分钟，才花了一块钱，我就把头发胡干部整理停当。 阿里河，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到过的很多地方… 小时候，因为父亲是军人，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记忆中，我们一家好橡永远是随着父亲搬来搬去，只要上级一个命令、我这个小随军家属就知道、该收拾行李了。北安哪，华南哪．海伦哪……那些小县城现在大概已经变了样子了。可是阿里河还保留着我记忆中的小县城形象，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阿里河实际上是个很有名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噶仙洞。在历史上，北魏的拓跋氏鲜卑族的首领在带领队伍南下的时候，在噶仙洞壁上留下了题词。所以，它是中华历史上很重要的地方，只是由于坐落在边睡，坐落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山脉里，所以，这里一直不很繁荣。那个招待所也是一排低矮的平房，临街，房间也很便宜，两三块钱。 关上门，又是我们两个了…… 接下来的事我总是不知道该怎样说。说多了，怕这本书不能和大家见面，说少了，又怕大家觉得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是那么乏味。 哎！阿里河的小房间…… 由于组里的两个男主演没有在，不能排戏，所以，刘晓庆几乎可以一整天地陪我。 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条黑棉裤。虽然刚刚十月，但在大兴安岭已经要穿棉裤 可是，那条裤于做得又短，裤脚又细，这样，拍戏的时候，只要一膛雪，雪就会往脚脖子、鞋里灌。 相逢是美好的，只是……哼，那条讨厌的黑棉裤，穿起来是那么费劲，脱也不好脱，真是碍事！真不知道是因为服装设计师没有当地的生活经验呢？还是因为刘晓庆希望自己漂亮一些，特意不让做得大肥？我真想给她改一改，可是刘晓庆不同意，而且身边也没有工具和材料，最后，只好作罢。 在阿里河，我们主要商议下去北京武警总部的事情。我向刘晓庆通报了长影厂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个时候调到北京武警总部，是最佳出路了。所以，我们决定加紧进行这件事情。 刘晓庆说，要给我织一套毛衣，后来，的确也织完了，那是一套很不错的毛衣，又厚又密实。她说，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给男人织毛衣，她的这套毛衣和这番活，着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 为了织毛衣，她把手都磨破了。 不知道女人为什么都爱织毛衣。也可能，她们在一针一线里编织了希望，编织了爱、也编织了做女人的感觉吧。 后来，这套毛衣中的上衣被她给拆了，只剩了一条裤子… 离婚时，在整理衣服的时候，我找到了这条裤于。由于织得大厚，在北京根本没有必要穿，但我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纪念品留了下来。 在后来婚变吵架时，我曾经说：“你怎么变得让我都不认识了？你还是当年的刘晓庆吗？刘晓庆是不是被外垦人换走了，而你，只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外星人？” 说这些话，固然是因为我无法理解她的许多举动，更是指责她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变化。 当然，好坏的标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下一样的。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整理了一下她写给前夫王某的信，才发现，她也曾经给上某织过一套毛衣毛裤，那么我的这身，并不是“史无前例”。 但是，即使不是“空前”，是“绝后”也不错嘛！ 可是不幸的消息总是接蹬而至，又有人告诉我，我们闹婚变的日子里，她在苏州也是大大织毛低想来，芽过刘晓庆亲手织的毛衣的男人里，我既不是第一个，电不是最后一个。 手是她的，只要她愿意，还可以继续织下去。 说来也怪，人的感情有时候是很复杂的。自从我和她离婚以后，恍然之中，我总是有一种错觉：以前，我娶的那个爱人死了，而我，却和一位陌生人离了婚。 也许一个人的性格都有两重性。一段时间里，会表现成这种样子；另一段时间，就会表现成另一种状态。 并不是我想诅咒准，但我总觉得，我爱过的那个人确实已经死了。这也许是我不敢正视现实的懦弱的想法，是逃避的心理依据，可是，她真的在我心里死掉了，真的！我曾经爱过的那个人真的不存在了，真的！那绝对是另外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绝对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 在阿里河只能呆两天。第二天上午，他们组里有活动。刘晓庆不能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们统共只呆厂一天半的时间。第三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厂，这样在星期一下午下班之前。我就可以出现在单位里。时间都是预先筹划好的，我们在那个小招待所里是只争朝夕。 我的火车是第二大黎明的，我很早就起来，结了账，走出了招待所。 在阿里河那条主十道上，路灯一字排开，在闪着光。她的房间外面就是一盏路灯，把她的房间照得很亮。屋里已经熄灯了。我知道她一定在里面睡得很香。 我仔细地看了看呵里河，体味着内蒙古这个熟睡的小城。转身去了车站。 深秋的早晨还是有些湿涌脯的，听得见自己的脚踩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候车室只不过是一间简陋的平房，里面零零星星摆放下几张凳子。有些等早车的人蛤缩在黑暗里，相互偎依着打瞌睡。 由于吃饭不方便，我昨天晚上没吃东西。现在，车站里倒有一个卖麻花的，于是，我走过去，买了一个麻花。 麻花是北方人的食物。我们那儿的麻花和天津的大麻花还不一样，酥得很。现在的不行了，记得“文化大革命”前那时的麻花，掉在地上，就会摔碎。那种麻花真是好吃！ 我刚要把那个麻花送到嘴边，突然，旁边的人拉丁我一下。 是一个穿着蒙族服装的小女孩，头上扎着一条绿头巾。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一只脏乎乎的小手，手心却白得出奇。 我就是受不了这个，连忙把麻花全部都给了她。因为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而且，并不是很光彩。 那是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期间，吃树皮吃豆饼的年月，那时，我刚刚九岁。 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对面小铺前面停着一辆手推车，车上的食品箱子里装的是月饼。 那个年代的月饼要是拿到现在，可能很多人看都不看。那是一种用棒于面做的月饼，又黑又硬，而且，连红糖馅儿都没有。只不过是代乳粉糖，当时这些月饼就摆在黄婊纸上。 我突然发疯似地从马路这边跑过去了，随手抓起一块月饼跑得很远很远，三口两口，我就把这块月饼吞到肚里去了，可是月饼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一点也没尝出来。 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不光彩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一定也像我当年那么饿。 哎！阿里河的一切，总是使我想起童年，使我想起那个普普通通的，随着父亲的调令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故乡，去结交新朋友的小男孩。 由于是在夜色中登上火车的，我没有来得及看一下阿里河的全貌，就在摇晃的车厢里，在硬条凳上进入了梦乡…… 猛的，车身一晃，我睁开了眼睛，眼前已是一片金黄，一轮红日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似乎还在那里睡眼惺松地摇晃着，列车也晃晃荡荡而又一往无前地朝太阳走去。 天晴了！ 在阳光的沐浴中，我抬眼望去，啊，大兴安岭终于露出厂本来的模样。 那密密的落叶树林绵延不断，阳光照在针叶上挂着的水珠。一闪一闪的，仿佛树上插满了银针。不时的，有一两只喜鹊拍打着翅膀冲向蓝大，在空气里留下几声吉祥的叫白。山野中的草地也比以前绿了很多。而且，似乎能听到嵌在草地里的小溪中鱼儿跳动的声音。缠绕在山峰间的白雾，像飘在新娘头上的婚纱…… 一切都是那样美好，压抑的感觉和阴缠的天气一起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烟消云散了…… 坐在车厢里，感觉着太阳的温度，感觉着太阳在我脸上的爱抚。我可以睁大眼睛看着天边的朝阳，它是那样的柔和，柔和得可以使你忘掉它就是太阳，而时时产生一种想伸出手去触摸它的欲望。 啊，大兴安岭…… 这时候，你会不由得想起著名作曲家吕远的那首歌：“走上边高高的大兴安岭……” 我在心里“听着”歌曲。望着那草地间偶尔出现的花奶牛，望着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挤着羊奶的蒙族姑娘……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但愿，会像这晴朗的早晨一样，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逻想…… 回到长春以后，我找到了一个借口，又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去找我的那位张叔叔。然后，到了武警总部政治部，帮他们筹划影视部。 当时影视部里只有我和一位姓王的剧作家。当然，他领导着我。为了能够证明我的实力，我还写了一个电视短剧。反正，一切似乎都充满希望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在北京和长春两地的跑动更频繁了。 两面做人真不容易。在武警总部，我不可以把调进的原因全部说清楚，而在长影厂，又要面对喋喋不休的询问和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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