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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岁月



  《我的路》挨批以后,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患得患失敲晓庆对报刊的评论特别敏感,而且,好像自从刘晓庆落难之后,方方面面、好好坏坏的意见像一块块石头,纷纷而至,目之大,绝对出乎我们的想像。

  这其中的很多原因,我不想在这里细讲,当然,最主要是两种观念的较量,有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很符合当时那个客观环境的,有许多情况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背景下,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也自然会有争论。即使是刘晓庆书中提到的人物,对这件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本来,当初我和刘晓庆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时帮助过我们以表示感谢。可是,事与愿违。看来,许多人虽然愿意帮助你,他们也许并不想炫耀,当你让他们的帮助显明昭著的时候,他反而会感到不自在,会不由自主地开始疏远你。

  老伊把房子要回去了

  或许是因为老伊要离汗摄制组,准备回家了:或许是我们那里大自在了;或许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总而言之,我从那里离开了,但是对于老伊,我还是很感谢的,感谢他那么多为我们做的一切。

  离开老伊以后,我和刘晓庆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她在崇文闪呆过,在新疆办事处住过。还在团结湖借过朋友的房子。反正那时候,我们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又要搬到别的地方,真的有一点流离失所的感觉。
  我和刘晓庆一定是那种可以共患难的人。越是艰苦的环境。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越牢固。我们这种寄人篱下,近乎于沿街乞讨,找地栖身,朝不保夕的日子,把我们两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记得后来,我们在牛王庙借到一处比较安定的房子。屋外是风风雨雨。躲进小楼,剩下的就是平和的恩恩爱爱了。

  我们谈到了很多以后要做的事情。首先,我要尽快调到北京,然后,就是马上离婚。我们自然也谈到了结婚的问题。

  这个时候,《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已经收尾,刘晓庆很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导演李翰祥。李导演却给她泼了很多冷水。李翰祥告诉了刘晓庆很多香港女演员的做法。后来,他把这些事写在了一本书里,在我和刘晓庆闹婚变的时候,《羊城晚报》上还转载这本书,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火》,《垂》两片结束,北影厂让刘晓庆上了王好为的一部戏——《南国红豆》。
  刘晓庆和王好为导演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她很佩服王导演。在《潜网》的时候,她认为王导演的艺术感觉非常不错,而且,那时候,工导演总是不停地给她规定读书书目.她内心里也很感谢。在那个阶段,准备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刘晓庆,也在如饥似渴的学习着。
  刘晓庆一直关心着社会上对《我的路》的反映。只要报上一有什么批评的文章,就使她好几天都高兴不起来。为了让刘晓庆快乐,我经常要出一些节目逗她…

  当时虽然演出赚了一些钱,但我们都舍不得花,把所有的钱都存了起来,平时呢?还是抠那点工资。
  我拿什么给这个我一直担心养活不了的爱吃的小人头呢?
  那时候,我当伙头军,经常会跑到街上买一些带皮的猪肉,然后用来烧梅干菜。

  我总是尽量地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谈她准备接的《北国红豆》,谈她即将扮演的鲁雪芝。我还教刘晓庆怎样烧东北的大土炕。
  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特别好的节目——《鼬鼠的故事》。我突然发现,原来刘晓庆那么爱看动画片。每到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凑到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盯着荧光屏看。当时中国还没有放过《米老鼠与唐老鸭》,所以一部《鼬鼠的故事》就足以让我们欣喜若狂了。我们尤其喜欢小匪鼠的笑声,哎呀,真的笑得很乖哟,呵呵……
  其实,即使是平静柔和的生活,也不是永远没有争吵的。当许多报纸都转载着读者的批评信的时候,我曾向刘晓庆提议:“你要不要以你的名义在报纸上发点东西”?
  “什么东西?”
  “或者是承认自己考虑不周,或者是希望人家原谅什么的。”
  她激烈地反对着,她一直认为我这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一个软骨头的建议,在很多年之后,她依然拿这件事来笑话我,因为在我们共患难的那么多年里,我只有这一次,让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我的表现也就成了一个后把儿。
  其实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她担心,希望她不要受到更多的攻击,希望她能够生活得更顺利一些。我当然不是先知,当然没有从那本小册子里看到它会带给刘晓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

  又到了分手的时候。我回了长春,刘晓庆和她的《北国红豆》摄制组也离开了北京,到内蒙古的金河林业局,开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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