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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发来电报



  我把承德来的电报拿在手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我深知这份电报的分量,它是一个女人沉甸甸的爱和深情的召唤。可是,我当时的心情也绝对不比这份电报轻松,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沉重。

  去还是不去?

  真是到了一个抉择的关口。

  我可以不去,那样的话,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很快地被人们淡忘。

  过几天,雅抿回来了,我们照样是一个完满的家。我可以悄悄地把这段感情藏在心底,没有人会知道。在儿子面前,我仍然是一个好父亲;在妻子的眼里,我也还是一个好丈夫;同时,我在剧团里的位置和工作也不会受到丝毫损伤。

  可是,我甘心这样做吗?我能这样做吗?

  我对刘晓庆有过诺言,男人说话要算数的。我亲口说过,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她需要我,我就会立刻赶到。
  可是,为什么我又犹豫了?难道我不是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难道我不应该马上飞到她的身边吗?
  我去团里请假。
  团里的老同志毕竟久经沙场,这种小把戏,在他们眼里简直幼稚得不行。
  可当时我却想得很简单。
  由于团里领导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或者说出于对我的爱护,他们没有准假,虽然我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是北京的一个摄制组让我去试一下角色,可是,只要一提到北京,他们就会把这件事和刘晓庆联系在一起。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开绿灯,借口说,团里、支部还有工作需要你来做。其实,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心照不宣了。
  回到招待所,接到妈妈打来的长途。因为刘晓庆同时向佳木斯也拍了一份电报,妈妈打电话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儿。

  我真想跟妈妈实话实说,可是身边有很多人,不便开口;二来,我也想到,当时在母亲的心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赵雅氓的位置,因为她在妈妈眼里是个勤快、善良、善解人意、孝敬老人的好媳妇,而且,她还为陈家生了一个儿子,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使赵雅氓在妈妈心中的分量非同一般。
  我向妈妈撒谎。妈妈在电话里疼爱地骂着我。

  中国不是有句老活一一一“知子莫过于母”?

  我完全可以把我请假未遂的情况汇报给刘晓庆,想必,她可以理解,也不会太伤她的心。可是当时的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有大哥大、BP机……
  她住在北新桥一位老同志的家中,和她联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她在北京只信住两天。

  我拿着这份电报,真是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晚上,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家里,一点睡意也没有,透过窗户,看着挂在天上的月亮。

  那天还是上弦月。

  我不由得想起哈尔滨的月亮、丹东的月亮、凤城的月亮和招待所三○九房外的月亮。

  真是左右为难!

  隔天,我就写了张条子,搁在团领导的桌子上,说:“家里来电话,母亲病危,我得赶回佳木斯去。”

  那时真是,怎么连这种借口都说得出来?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孝子,可是,当今天,我的母亲过早离开我的时候,我想,也许是对当年我拿母亲病危作借口撒了无数谎的惩罚吧!也许是因为我的诅咒,母亲才损了那么多的阳寿。

  哼,还说自己是个孝子呢!

  当时的我就像着了魔,不知为什么,行为总是在和理性发生冲突,也不知为什么,当你做出决定之后,心里仍然会出现很多障碍。

  当我拿了车票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时候,却遇上了我的一个朋友。虽然我已经决定要走了,但是我拉着我的朋友的手说:“走和留对我来说都很困难,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朋友张某某至今还记得这一幕。一九九七年我回长影为《飘雪》做后期的时候,他还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可是我的犹豫和自责并没有挽留住我的脚步。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虽然我从长春一直站到天津,两只脚不停地挪动着,毕竟,连续站十几个小时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这一切都没有难倒我,我依然兴致勃勃地、义无反顾地,按着她的召唤,奔向她的身边。

  到北京后,我找到了“我们的家”,老伊告诉我,刘晓庆已经走了,去了承德。我二话没说,又搭上一班开往承德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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