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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尔盖渴望见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的狂热焦躁、莫名其妙的愿望中，似乎有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 ●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但是我觉得，您最好教教我，当我想吻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时应当说什么……以及类似的话。” 伊莎多拉·邓肯在7月离开伦敦之前，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算过命。那个衣着入时的算命女人对她说： “你将要长途旅行去一处天空淡蓝色的地方。你会富有，非常富有。我看到遍地黄金，有百万，甚至亿万黄金。你将结婚……” 听到这里，伊莎多拉对算命人淡然一笑，不愿再听那些无稽之谈了。因为，虽然她知道自己将要远行，而且她也想象自己能富起来，即使成不了亿万富翁，也能成个百万富翁，然而，她无法认真地听到有人对她说，她会在伊甸乐园的这一边结婚。 她到了俄国之后，发现卢布的价值跌到那么低，即便买一盒火柴，也必须花费一笔数量惊人的卢布。按照这种情况，伊莎多拉确是比百万富翁还要富上许多倍。而且，此时那个算命人的最后一句话应验了，她于11月初在这里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 谢尔盖·叶赛宁生于1895年。像伊莎多拉·邓肯一样，他也是一个不幸家庭的孩子。在他童年时，父亲就和母亲分居了，起因是母亲又生了孩子，而父亲不承认是自己的。这样，小谢尔盖基本上是由爷爷和奶奶带大的，所以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孤儿。 在青少年时期，叶赛宁并不热衷于玩闹和诗歌，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喜爱女性。大约在15岁左右，他爱上了一位朋友的妹妹安娜，甚至梦想长大后与她结婚。后来，他和另外一个乡村姑娘玛丽娅·巴尔扎莫娃有过一段恋情。 1913年，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厂，叶赛宁结识了年轻姑娘安娜·伊兹里亚德洛娃，不久他们便同居了。1915年初，他们的儿子尤里出世了，叶赛宁刚刚19岁便当上了父亲。但几个月后，他便离开与他同居的女人和他的儿子，离开莫斯科，动身到彼得堡求名去了。 1915到1917年间，叶赛宁名气大增。1917年秋天，他第一次结婚，他的妻子吉娜依达·拉依赫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但当时她去彼得堡一家报社当秘书和打字员。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4年，其间吉娜依达生了两个孩子——女儿塔吉娅娜1918年出生，儿子康斯坦丁生于1920年初。1921年10月，他们离了婚。 谢尔盖·叶赛宁生性风流。即使是在与拉依赫、邓肯和托尔斯塔娅（他的第三个妻子）的婚姻中，他也到处留情。不过他对女人的态度并不热情和友好。在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情诗极少。这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有人甚至猜测叶赛宁有同性恋倾向。 叶赛宁被认为是10月革命后的作家群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他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对蓝眼睛和两道拧在一起的金黄色眉毛。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阿尔蒂尔·兰波身上的某些素质。小时候，他曾在叔父的农场里看马。他既漂亮又早慧，因此引起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庄——梁赞州的康斯坦丁诺沃村中的主教的注意。这个神父培养教育他，并把他送到圣彼得堡的学校去读书。叶赛宁在那里依然那么英俊聪慧，引起了诗人克洛耶夫的注意，便收他为徒。有人甚至把叶赛宁引荐给皇后。皇后对这个初露头角的金发碧眼的年轻诗人的兴趣，似乎不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积极投身革命。革命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并加入了由诗人和小说家马里恩戈夫创立的追求词藻华丽的意象主义派。 在马里恩戈夫写的一部名为《一部没有谎言的小说》的小说中，记述了两位诗人在艾尔米塔什公园的一个夜晚。著名的未来派艺术家、卡梅尼剧院的舞台制景人乔治·亚库洛夫向他们走来，并且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引荐伊莎多拉·邓肯吗？” 叶赛宁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她在哪儿？在哪儿？” “在这儿。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叶赛宁一把抓住亚库洛夫的手说： “立刻带我们去见她！” 我们起身去找伊莎多拉。从镜厅找到冬季剧院；从冬季剧院找到夏季剧院；从夏季剧院找到轻歌剧剧院；从歌剧院又回到了公园，找遍了所有的长椅。但是哪里也没有伊莎多拉·邓肯的影子。 “真糟糕！她准是已经走了。” “这儿，乔治，到这儿来！” 于是，我们再一次跑到镜厅，又去了冬季剧院，然后从冬季剧院再到轻歌剧剧院，然后是夏季剧院，最后回到公园。 “乔治，这儿，到这儿来！” 我说：“怎么了，谢尔盖？什么事让你这么焦急？” 叶赛宁闷闷不乐，心烦意乱。此时此刻，在谢尔盖渴望见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的狂热焦躁、莫名其妙的愿望中，似乎有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这个女人将在他的生活中起到那样巨大、那样可悲的作用。 过了一些日子，伊莎多拉到亚库洛夫的工作室去喝茶。 房间里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诗人，但叶赛宁未在其中。主人很失望，因为叶赛宁在伊莎多拉离开之前没有到来。 亚库洛夫安排在下周举行一次晚会，并询问伊莎多拉是否愿意再次光临。 伊莎多拉与这些狂放不羁的艺术家朋友们在一起感到如鱼得水，所以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这样欢快的晚会在那个时代是极少的，而且机会难得。因此，在晚会的那天晚上，伊莎多拉穿上了她最喜欢的鲜红礼服，做了头发，洒了香水。她像是在巴黎去赴朋友、女演员塞西尔·索雷尔家的晚宴一样。 伊莎多拉在午夜后来到亚库洛夫的工作室。当时正在那里的马里恩戈夫描述了她进门时的情形和后来发生的事情： ……她慢慢地向前走来，仪态端庄。她用那双晶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她的目光凝视着他。她那小巧的嘴对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摩着他的鬈发说：“金色的头。” 当我们听到伊莎多拉说出这几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天使。” 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凌晨4点，伊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伊莎多拉在她的工作室中招待一些朋友。在灯光幽暗、蓝色的帷幔直达屋顶的房间中，一片宁静，一片近乎虔诚的寂静，因为伊莎多拉刚刚跳了一段肖邦的玛祖卡舞。观众们看到，在他们眼前，一个优美的动作融化为另一个优美的动作，真是美的化身。钢琴的最后一个音符逐渐消失，伊莎多拉走向沉默无语、激动不已的朋友们。他们朦胧的眼睛表达了他们的谢意。这时，十二只脚重重地踏在楼梯上，六个醉醺醺的声音传上楼来。他们沙哑地笑着，说着醉意的笑话，破坏了那一刻神圣的气氛。 叶赛宁和三角琴从不离身的科乌西科夫领着一群意象主义诗人闯进了房间——伊莎多拉宁静的殿堂。 要是在别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会用比鞭梢还尖利的话语把闯入者驱逐出去，而此时，她却欢迎这些酒神和诗神的喧闹的信徒。 伊莎多拉见到他们高兴极了，她通过一个友好的翻译对叶赛宁说：“我要专为你跳个舞！” 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要钢琴师弹一曲肖邦的华尔兹。她觉得这首曲子会投合这个金发诗人那颗抒情的心。她踩着舞曲的节拍翩然起舞。 欢乐的情绪多么热烈！优雅的舞步多么诱人！ 音乐停了，她走向前去，脸上挂着天真的微笑，两眼闪光，双手伸向正与同伴高声谈话的叶赛宁，问他是否喜爱自己的舞蹈。 翻译转达了她的意思。叶赛宁说了些粗鲁野蛮的话语，他的话引起了他那些醉醺醺的朋友们一阵阵粗鲁野蛮的高声狂笑。做为翻译的那个朋友显然有些犹豫地对伊莎多拉说： “他说你的舞跳得——很糟……他自己能跳得比你好！” 在翻译还没有把整段话向神情沮丧、含羞受辱的伊莎多拉翻译完时，诗人已经站起来，像个疯子似地绕着工作室跳起舞来。 三角琴响了起来，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艺术家同伴大声地叫好。 由于这群喧闹的醉鬼的闯入，音乐、安宁、优雅、美丽——一切都从这个殿堂中消逝了。不一会儿，那些在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还接受了祝福的朋友们，也跟着醉鬼们闹了起来。 1921年11月7日，苏联将庆祝二月革命四周年。卢纳察尔斯基问伊莎多拉，她是否愿意在将于那天晚上在大剧院举行的节日演出中表演舞蹈。 由于他们希望她是节目中唯一的舞蹈表演者，所以这次机会对她不顾那么多的诽谤和反对而来俄国的举动真是一次极大的荣誉和赞颂。于是伊莎多拉告诉友好的卢纳察尔斯基，能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第一次公开演出，她将引以为荣。全部入场券将免费在工人组织和红军中分发。 伊莎多拉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乐曲《第六（悲怆）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而且，她还依照《国际歌》编了个舞蹈，做为对观众的特别敬意。节日庆祝的组织者们得悉伊莎多拉的节目内容之后感到有些不安，是《斯拉夫进行曲》使他们担忧。他们知道，古老的沙皇赞歌《上帝保佑沙皇》中的几个小节编进了柴可夫斯基这一进行曲的乐曲中。尽管是在精心挑选的观众前，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但也足以激起可能引起反革命示威的熊熊大火的情感的火花。于是派卢纳察尔斯基同志去看一看，舞蹈家对这一乐曲的表演上是否有对国家不利之处。他来参加最后的排练，看着伊莎多拉在柴可夫斯基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摹拟表演俄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最终的解放。他离开剧场时，依然沉浸在舞蹈家所创造的感人的力量和罕见的悲剧美之中。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是十倍于那个数字的热情洋溢的苏共党员想要一睹广为谈论的邓肯的舞蹈。 《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所有的工人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报道了她是那样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这些读者们当然都渴望能抓住这个机会免费看她演出。 就这样，1921年11月7日，伊莎多拉·邓肯为免费的“工人”观众表演了以柴可夫斯基乐曲伴奏的舞蹈。然而，入场券是谨慎地分发的，观众包括优秀党员、各部的人民委员、政府官员、各工会的领导和官员、红军代表，和所有的外国记者，等等。而在剧场外面的雪地里，站着伊莎多拉真正想为之表演舞蹈的人：那些不走运的工人；一群失望地跺着脚、簇拥推挤着的男男女女。一队警惕的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只能抵挡住他们不冲入剧场的大门。 节目的第一部分是在此种场合例行的政治讲话。当然，在这方面，俄国与其他国家庆祝政治独立日时的情形完全一样。但是，尽管俄国观众喜欢精采的讲话——越长越好——这次节日庆祝活动的观众却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卢纳察尔斯基的讲话上。他们尽量耐心地等待着邓肯在《斯拉夫进行曲》中出场。当卢纳察尔斯基以热情洋溢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讲话、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时，观众们全体起立，精神抖擞地唱起《国际歌》来。 关于伊莎多拉在庆祝节目中的演出，莫斯科《消息报》是这样评论的： 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节日的艺术表演了。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的庆曲。伊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在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和摹拟音乐杰作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也是一次对革命的表演。 管弦乐队没有一刻按照艺术家的节拍演奏；没有盲从的伴奏。相反，管弦乐队自由地演奏；而邓肯以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动作完成、解释和形象地说明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悲剧性节奏。人们可能会对某些部分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但即使如此，用舞蹈表现《悲怆交响曲》这部巨作，这部交织着欢乐与悲伤、生与死、热情与新生的交响曲，这部时而堕入感情的深谷，时而登上胜利高峰的交响曲，使剧场自始至终处于热烈的气氛中，是个巨大的成功。 我们必须着重提一下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这不仅仅是一部斯拉夫风格的进行曲，也不仅仅是一部极端爱国主义的进行曲。它是一部泛斯拉夫主义的帝国主义进行曲。由于这部进行曲中反复出现沙皇赞歌的旋律，它的基调是反革命的，但伊莎多拉对这一乐曲的表演维妙维肖，极富艺术表现力。她那无与伦比的表演使人再一次看到，一个富有灵感的艺术家对这样一部风格陈旧的作品所能够给予的理解和表现。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衬托下，邓肯刻画了一个拖着脚镣的奴隶。他佝偻着身躯，忍受着压迫，身负重荷，精疲力竭地跪倒在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首被诅咒的沙皇赞歌的头几节的旋律中这个奴隶的表演。他抬起重重垂下的头，他的脸因仇恨而可怕地扭曲。他用尽全力挺直身躯，掐断镣铐，然后从背后抽回扭曲而僵硬的手臂，伸向欢乐的新生活。所有的人都理解了这段表演的寓意。舞台上的奴隶行列是打碎枷锁的被压迫的俄国人民的悲惨道路。说来很反常，在邓肯的表演中，沙皇的赞歌使人觉得是具有革命性的。在这一赞歌的背景烘托之下，革命取得了胜利。 《斯拉夫进行曲》激起的情感平息后，管弦乐队奏起《国际歌》。 伊莎多拉款步走到舞台中心。此时，最激动的时刻到了，观众们在整个晚上都对伊莎多拉的舞蹈入了迷。伊莎多拉身披红色的衣裳，脚跟坚定地挺立在那里，宛若一尊庄严而优美的雕像。接着她开始形象生动地表演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开始了，人类充满了兄弟般的情谊。 人们全体起立，热情地唱起了他们的颂歌的歌词。此时此刻，他们看起来像是这首古老合唱的再现，为舞台上中心形象的英雄姿态唱着赞歌。 伊莎多拉形象地表演完第一段乐曲后，唱着歌的观众们看到艾尔玛从舞台一角走了出来，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后面跟着一个又一个——100个穿红色束腰上衣的小孩子。每个人都把右手高高举起，亲密地紧握住前一个孩子的左手。他们在蓝色帷幕的衬托下慢慢移动，组成一条艳丽的活动饰带。随后，他们在宽阔的舞台上围成一个圆圈，稚嫩的手臂伸向灯光，伸向他们环绕着的崇高、勇敢和光彩照人的伟大的教师的形象。 在莫斯科大剧院成功地登台露面之后，伊莎多拉开始与她的新学生一起工作了。然而，工作室中极冷，所以孩子们的课程只好停下来。孩子们被告知，要等到能弄到充足的燃料来给那个大房间正常和连续不断地供暖时，他们才能回到学校上课。 由于这个学校是一所公立学校，而且是新成立的，所以，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直到最后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要耽搁许多天。要是学校的钱柜里有钱，他们就可以出去买足够的木柴来度过这些难关了。然而，就是那样的解决办法，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私人贸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颁布。 然而，不久以后，这个新政策实施了。它从大体上改变了俄国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这个学校的面貌。伊莎多拉那个建立一所杰出的免费学校的宏伟梦想，尽管有一个明智而仁慈的政府的支持，却逐渐破灭了。因为，虽然位于芭拉乔娃私邸的这所学校于1921年12月3日在名义上正式开学了，并挂上了“伊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这个光荣的名称。然而，那个名称和那所房子虽然宽大，却没有火炉取暖的房间，这大概是政府为帮助伊莎多拉实现俄国之行的计划所真正免费慷慨提供的仅有之物了。 是富于同情心的卢纳察尔斯基，亲自来告诉满脑子只是理想的伊莎多拉，政府已改变了主意，他们不能再继续支持这所学校。他们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目前允许商店开门营业，而且将要准许剧院在上演节目时收费，因此，大概也会许可邓肯为花钱买票的观众演出。如果那样的话，邓肯应当能够在目前把学校办下去。也许过一段时间，在较为安定时候，政府会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帮助这所学校。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卢纳察尔斯基将会以亲切友好的关注来照顾这所学校的。 于是，伊莎多拉在苏维埃俄国住了六个月之后，面临着下面的两种抉择：她可以告诉有关当局，他们不惜牺牲她在西方世界的声誉，邀请她来开办他们明知不可能或不愿支持的学校，是有意愚弄她，因此她只好回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继续她的营业性演出生涯。要么，她仍然留在莫斯科，为使这个刚刚成立的学校继续生存下去而奋斗，因为学校中的40个聪明伶俐、惹人喜爱的孩子，逐渐开始喜欢他们的课程了。 伊莎多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为了使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去，她将到俄国各地，甚至西伯利亚的荒原去演出。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寒冷、饥饿和成长中的新国家中，怀着坚定的信念所创办的学校。 于是，在1921年底前，伊莎多拉·邓肯开始举行营业性演出。这些演出是在济明剧院举行的。尽管这个剧院比莫斯科大剧院大得多，三个晚上的每一场演出，全都被真正喜爱舞蹈艺术的热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舞蹈演出的头一场，邓肯重复了11月7日节日庆祝时演出的柴可夫斯基的曲目。 她的第二天演出，跳的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乐曲。 勃拉姆斯的《华尔兹组曲》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使邓肯不得不重演了一次。 第三天晚上，她又一次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并像往常一样，以《国际歌》做为压场节目。这时她表演的《国际歌》是独舞，舞中表现出更深沉的力量。 邓肯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她的小学员们买了木柴和食物。她还为圣诞节买了一株冷杉树摆在大厅里。 她没有钱去买通常的礼物，去买闪闪发光的装饰丝带或五彩缤纷的明亮易碎的灯泡之类的装饰品，但是，兴高采烈的孩子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彩纸剪开、折叠和盘绕起来，做成各种各样精巧别致的形状，然后用这些折纸把深绿色的树枝打扮起来。 看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快乐的孩子们，围着他们的第一株圣诞树欢快的地跳舞，给了伊莎多拉的痛苦一些补偿，使她在失望的苦涩中，多少尝到了一点甜蜜。 圣诞节的第二天，主管外交的人民委员的助手利特维诺夫的夫人，前来看望伊莎多拉，并请求她在当天晚上为一批劳动人民演出一场舞蹈。这是个特殊的场合，是只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会议。卢纳察尔斯基要发表讲话，哈拉汉和其他领导人也将出席。 尽管伊莎多拉很清楚，这样的演出不会为她的孩子们赚到任何食物，甚至连一片黑面包也得不到，她最后还是同意为这些工人和农民举行一场免费演出。 转天，伊莎多拉收到了利特维诺夫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天真地表示要以某种方式报答这位艺术家。这深深地感动了伊莎多拉。通过这一单纯的举动，伊莎多拉再次感到，自己的一切疲劳和痛苦都得到了补偿。 利特维诺夫夫人的信是1921年12月26日寄出的： 最亲爱的，最光荣的人！ 您的《斯拉夫进行曲》是使人铭刻在心的舞蹈。看到您，我仿佛生活在百年的巨大痛苦和奴隶制的枷锁下，但是最终出现在阳光之中。然而，我仍在颤抖—— 我多么渴望在今天晚上见见您，只见一小会儿。但是，我丈夫又回去工作了，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独自外出，我可能会在街道上被人剥光农服的。 哈拉汉也去观看了演出，他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我从未想象过，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会有如此富有人情味的生动的关系。现在，您已经真正给予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某种他们自己专有的东西。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们——所有的士兵和妇女都把围巾盖在头上。 我在冥思苦想，我自己不能给予您任何东西。我知道您不会拒绝。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我对装饰相当在行。您要我给您绣点什么，或为您做几幅窗帘，或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恳求您！我做不出精细的针线活或通常的绣品，然而，我可以给您绣一些有醒目而质利花纹的东西——请您告诉我您想要什么吧！我已经用镶有动物和小鸟图案贴花的乳白色平纹细布为我的婴儿室做了所有窗帘。也许，您想给您的宝贝儿们要一些？图案漂亮极了。 再见，我无比美丽的朋友。 西格达·瓦莎 伊维·利特给诺夫 12月的一个晚上，叶赛宁把他的朋友马里恩戈夫带来见伊莎多拉。她把他们引入自己的房间。看到两位客人审视房间时的惊讶表情，伊莎多拉说： “这是芭拉乔娃的……糟糕的房间，很糟糕……伊莎多拉买了三角围巾和披肩……许许多多的俄国披肩。” 伊莎多拉床边的桌子上摆着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戈登·克雷格的。这张照片似乎吸引了叶赛宁的视线。他从桌子上拿起照片，仔细地看着。 “他是你的丈夫吗？”叶赛宁问。 伊莎多拉半用法语半用俄语说：“是的，丈夫，克莱格……他是个坏丈夫。整天写作和工作。克莱格是个天才。” 叶赛宁把食指放在胸前：“我也是个天才。叶赛宁是天才。克莱格分文不值。”说着，他把那张照片悄悄塞进了一堆旧报纸和几张乐谱的下面。然后他对着照片说：“别了！” 伊莎多拉像着了魔，也把“别了”那个词说了一遍，并且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现在，伊莎多拉，跳舞吧！”叶赛宁说。“为我们跳舞！” 他感到自己像是希律王在命令莎乐美跳舞。 “好吧，我就为你们跳舞。” 伊莎多拉穿上叶寒宁的外衣，又戴上他的帽子……一段他们从未听过的肉感的音乐，使人骚动不安的音乐……伊莎多拉扮演巴黎的流氓，她的围巾充当那个女人。一段可怕而绝妙的舞蹈。围巾那细长的粉红色躯体在她的两手间扭动着。她用神经质的手指扼住了它，它那柔软光滑的圆脑袋悲惨地垂了下来，伊莎多拉把她假想舞伴的尸体抛到地毯上，结束了她的舞蹈。 后来，叶赛宁成了她的主宰。她像一条狗一样去吻他抬起来要打她的手，去吻他那燃烧着仇恨而不是爱情的眼睛。然而，他只是那个舞伴，就像那块粉红色的东西，是一个没有意志的悲剧性的舞伴。她跳着……是她在领舞。 叶赛宁递给他的朋友一个八音盒，那是一个小孩玩具。 “上上弦，米哈依尔，我要跳舞了。” 米哈依尔上了弦，八音盒奏起了《巴琳娜》。 叶赛宁脱下他的漆皮鞋。光着脚在地板上又蹦又跳。伊莎多拉用充满柔情的眼神看着他说：“多有俄国味儿！多有俄国味儿！” 斟满香槟酒的杯子来回传递着，叶赛宁的舞步加快了。 “妙极了！”伊莎多拉叫道。 叶赛宁停了下来。他那白皙的前额上淌着大滴的冷汗。他的眼睛也是冷峻的，睁得大大的，几乎黯淡无光。 “伊莎多拉！烟！” 她递给他一支烟。 “香摈酒！” 她给他一杯香槟酒。 叶赛宁一饮而尽，然后又干了第二杯。 伊莎多拉搂着他的脖子，她的手臂很温柔，有些太柔软了。她喃喃地说：“叶赛宁很壮，非常强壮！” 诗人来访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时，伊莎多拉开始感到自己的词汇量在这样的场合已不够用。为此，她请了为学校的孩子们教英语的女士来每天给她上难学的俄语课。 这个善良的女人，得知伟大的伊莎多拉将要做她的学生，欣喜若狂。她为了给伊莎多拉上课，特意打扮了一番。在第一堂课的约定时间里，她出现在工作室时，就好像是从19世纪后期的彩色画片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学生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老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用这些陌生的单词相互问答。在第一节课结束时，伊莎多拉知道如何用俄语说： “这是什么？” “这是铅笔。” “什么样的铅笔？” “这是红铅笔。” 而这些对诗人的求爱竟毫无用处！ 第二天，那位女士来了，手插在小手笼里，保存很好的绿天鹅绒中散发出一股熏衣草和广藿香的淡淡的幽香。她进来后，开始复习前一天的课程。 这时，伊莎多拉打断她，说：“是的，那很有意思。我肯定孩子们会喜欢那种课程。但是我觉得，您最好教教我，当我想吻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时应当说什么……以及类似的话。” 戴着手笼的女士震惊了，她目瞪口呆。教那种语言？她感到胜任不了这项任务，于是便从不知害羞的舞蹈家那里辞职，专心致志地去教决不会想到接吻等类似事情的小孩子了。 从那时起，伊莎多拉采用了先把词组用英语写下来，然后由家庭各成员为她翻译过来的形式学习俄语。 伊莎多拉开始用自己说不利落，别人也听不太懂的俄语信口说起来。后来，叶赛宁自己也帮助她讲俄语。但是，恐怕他教伊莎多拉的不总是来自“纯洁的俄语的源泉”。 当自成一派的意象主义小集团看到，他们的成员谢尔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而且在他们眼中她简直是一个由夏娃和夜妖合为一体的女人，他们开始寻求办法和采取措施来拆散这对恋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觉得伊莎多拉·邓肯会对诗人产生不良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嫉妒那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和自由。这个团体还从事印刷业务，并开办了一家商店，这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退出了团体，肯定迟早会有别人跟他学，这对写诗和他们的业务自然会有损害。这个小集团必须保持完整。 大约12月底，出现了一个能把叶赛宁从他与那个女人的关系中拯救出来的机会。这个集团的一位好友将要被派往波斯，他同意带谢尔盖一起去做此长途旅行。其他诗人拟定了计划，并决定谢尔盖到火车站前不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像与他开一个大胆的玩笑那样，他们将让他去波斯旅行。 火车将要开出的那一天，叶赛宁到火车站来向他的朋友告别。他在火车正要开动的一刹那才到。他被大家举到车上，行将离开的那个朋友伸出手臂接住他，这时火车嚓嘎嚓嘎地开走了。其他诗人在月台上站了好久，看到他没有跳车，就顺着铁路线走回了莫斯科。 马里恩戈夫和集团中的其他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计划成功了。然而，没出几天，从距首都两天路程的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真见鬼，你们把我弄到这样的境地……我要在这里换乘的私人汽车已经出发去波斯了。罗斯托夫糟透了。向伊莎多拉和艾尔玛问好！我想，我离开以后，她们周围的空气一定清新多了，她们肯定已经把我忘了。托里，你这个白痴。我听了你的话，也聪明不了多少。 谢尔盖 第二天，叶赛宁又回到了莫斯科，而且，1922年初，他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与伊莎多拉·邓肯同居。 伊莎多拉的家里总是挤满了五花八门的狂放不羁的俄国艺术家，有意象主义诗人、雕刻家、音乐家、室内装饰师等等。几个美国人使这些艺术家活跃起来了。那些美国人大多数是记者，还有少数美国救济协会驻莫斯科人员。 叶赛宁似乎总是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到某个地方去赴他害怕会迟到的约会。由于他这个习惯，伊莎多拉送给他一块漂亮的小金表作礼物。她想，他的背心口袋里有了准确的时间，他就不会总是跳起来，赶紧跑到没人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叶赛宁是个执拗任性的小孩子，而伊莎多拉则是个爱着他的母亲。她的深情的爱，足以使她宽容和原谅一切粗俗的咒骂和傲气。在伊莎多拉多情地向叶赛宁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经常遭遇到后者无礼而粗暴的拒绝。这样的爱情与幸福的场面之后，伊莎多拉常常喝得醉醺醺地，许多天不到普列特奇斯坚卡去。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些时候。到了2月，伊莎多拉接到列宁格勒一个剧团演出主办人的邀请，去那里演出几场节目。她问谢尔盖·叶赛宁是否愿意与她一起去列宁格勒。他那时正处于田园诗般的情绪中，所以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两人一起动身到北方去了。 然而，在他们出发去列宁格勒前，一天晚上，叶赛宁的朋友们无情地取笑他的“订婚礼物”——那只“贵族化”的金表。然后他便来到伊莎多拉的房间，把表还给了她。 伊莎多拉拒绝接受那只表。她对他说，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管那些愚蠢的朋友和他们那些离奇古怪的狂放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得把她的照片放在表壳里。她给了他一张自己护照上的快像。 叶赛宁天真地表示喜欢这个主意，并把装着照片的表又放回口袋。几天以后，为了某件使他不高兴的事突然发起脾气来，他像训练有素的掷铁饼运动员那样，竭尽全力把金表猛地扔到房间的另一头。 在叶赛宁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后，伊莎多拉慢慢走到角落里，悲伤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摔坏的表壳和表壳中七零八落、无声无息的机件。从那些小碎片中，她捡起了自己含着微笑的像片。 到列宁格勒后，他俩来到达恩勒特勒旅馆。在那里，伊莎多拉按照她的惯例预订了最好的一套客房（几年后，就是在这套客房的卧室中，诗人叶赛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一安顿下来，就像往常一样有许多朋友来拜访她，向她表示敬意。来访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美国人，他们曾在伊莎多拉的某次美国之行时见过她。 一进门，他们就脱去厚厚的毛皮大衣。其中一个人没太留意，把大衣随手扔到一张椅子上，大衣又从椅子上滑落到地板上。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弥漫起一股什么东西烧着了的特殊气味。大家在房间四下看了看，但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于是继续交谈下去。那股气味依然没有消失，甚至越来越刺鼻了。但是，屋里没人再注意这股气味，直到客人们起身离开。这时，他们发现，从椅子上滑下来的那件大衣，掉在了一个小电炉上，这个电炉是伊莎多拉买来给房间加温的。崭新漂亮的美国毛皮大衣上逐渐烧了一个大洞。 伊莎多拉说：“你瞧，梅特林克是对的。物体确实是有灵魂的。这可能是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美国的代表提出了抗议！” 达恩勒特勒旅馆的地下酒窖很有名，其中储存着所有战前最好的一品脱、一夸脱和两夸脱装的美酒佳酿。 叶赛宁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也很快发现，和伊莎多拉一起旅行，赐予他某种特权，他想什么东西，就可以随意吩咐。 结果，伊莎多拉演出结束回来后，经常发现叶赛宁面前堆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空酒瓶。他们在达恩勒特勒旅馆逗留期间，叶赛宁还不止一次地被男服务员们强行弄回房间，因为他们发现他在餐厅里脱得一丝不挂地四处游荡，酗酒闹事。 就是这一时期，在列宁格勒的一系列演出中，发生了一件使伊莎多拉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场演出是专为在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举行的。挤满剧院的3000名水兵中，大多数是1917至1918年的革命中的老兵，他们是来自“曙光”号巡洋舰和其他领导起义的军舰上的水兵。 伊莎多拉演完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舞蹈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燃起的闪烁不定的火柴光，根本无法把剧场照亮。观众席上发出了脚步声、笑声、喊声和口哨声。过了一会儿，由于观众越来越喧闹了，后台的一个人设法找到一盏点蜡烛的灯笼。他们把灯笼拿到台上伊莎多拉站着的地方，她正为日场演出出现这样的结果感到点儿紧张。伊莎多拉将灯笼高高举过头顶，向前走到舞台边，问水兵们愿不愿意为她唱几首他们的歌曲。舞台上有人把她的要求译成了俄语。 在瞬间的沉默后，从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厅中，伊莎多拉听到一个独唱的声音。那声音洪亮圆润、充满活力、坚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的开头两句： 敌人的哨声在我们四周呼啸， 黑暗的势力企图把我们压倒…… 观众们得助于黑暗的鼓励，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习惯于大合唱，于是，跟着领唱者一起唱了起来。深沉热情的洪亮歌声从黑暗中涌上来，倾泻在舞台上。 台上，伊莎多拉独自一人沉默无语地站着，心底里一阵激动，甚至比第一次听到巴赫的咏叹调，或尼基施指挥的柏林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还要激动。因为，从这些看不见的纯朴的人们口中涌出的大合唱音乐，比任何用乐器演奏的音乐更具有人情味，更辉煌雄壮。 一首接着一首，他们唱遍了他们所有的革命歌曲。舞台上，伊莎多拉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永不退缩的手臂仍然高擎着烛火摇曳的灯笼，她的面颊上热泪滚滚。 这场即兴音乐会进行一个小时之后，电灯终于亮了。这时，伊莎多拉对水兵们说：“当众多的人合唱时，歌声永远是美妙动听的。然而，我从未听到过这样世间少有的、这样充满质朴美的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所听到的歌声。” 3月，伊莎多拉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每天的情形都大体相同。她的学校走上了常规。她不在莫斯科时，由艾尔玛照管这所学校。她的情事也按着自己的方向发展着。叶赛宁像从前一样常来常往。伊莎多拉经常接待朋友、记者、美国救济协会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来访。 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打来的电报送到了她的房间。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电文： 多拉·格雷·邓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头一天晚上，伊莎多拉便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正在生病。但伊莎多拉没想到母亲这么快便永远离开了她。 从那时起，伊莎多拉在莫斯科越来越坐卧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由于两个原因，这样做是必要的：一是她的健康状况、一是学校的资金问题。她认为，能弄到足够的大笔资金的唯一途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而且，可能的话，带上一些最好的学生，以显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抱着这样的目的，她打电报给纽约的一个演出主办人，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这个人回电说，他很愿意安排这样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无法安排。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邓肯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在莫斯科办了结婚登记。 对于所有认识伊莎多拉·邓肯并了解她的婚姻观的人来说，听到这条通过海底电缆发往外部世界的新闻，都感到大为震惊。 但是，那完全是一种形式而已！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观。 伊莎多拉想带着叶赛宁离开俄国。首先，因为叶赛宁病得很厉害，需要得到专家的检查和治疗；其次，她认为他是个诗人，需要开阔新的眼界。可惜她不知道，让这个俄国农民离开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那是一块他从西方世界的闲荡中归来之后为之哭泣和亲吻的土地！ 伊莎多拉想带着叶赛宁离开俄国。她想让他看看欧洲的一切美丽的东西和美国的所有奇迹。然而，虽然她知道她可以与她那金发碧眼的诗人丈夫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住在饭店的最讲究的套房中，接待知识界的名流，且他们中间没有人会无礼地询问他们俩是否有结婚证书。但是，她也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生活在美国各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饭店的老板更爱多管闲事。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并非她杞人忧天。 因此，为了做一次平安而富有成果的旅行，伊莎多拉·邓肯履行了合乎苏维埃婚姻法的手续，在官方证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下一步是得到护照和签证。 直到此时，伊莎多拉才发现，自己进入俄国时带来的护照找不到了。她曾经把护照交给莫斯科的一个人民委员会官员。美国国务院发给伊莎多拉·邓肯小姐的护照，不知是埋在外交部某个无人问津的办公桌中满是灰尘的文件堆里，还是在离开俄国外出旅行的另一个人的手中。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谈话、讨论和抗议之后，伊莎多拉所得到的是一张能使她通过俄国国境而不会遭到任何好管闲事的“契卡”官员干涉的纸片。 至于交通工具，邓肯已决定，值得纪念的蜜月旅行应该乘飞机去。她被告知，自从莫斯科到德国的航线开辟以来，还从未接待过任何私人乘客，而且票价也高得惊人——至少IO00金卢布！但那也阻挡不了她。她要去，她说，如果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行动的话。 “顺便提一下，”她的朋友说，“在你登上飞机开始这次冒险旅行之前，你最好写个遗嘱。” “废话！”她说。“我这辈子从未写过遗嘱。” 但是，望着她的新丈夫，她改变了主意。她拿起桌子上的一本已撕去大半的廉价笔记本，匆匆在本子的四页纸上，写下了下面的这段文字： 这是我最后的遗言。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和所有物遗留给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如果我们同时去世，那么，此项财产遗赠我的兄弟奥古斯丁·邓肯。 书此遗书时神志完全清醒。 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见证人：施奈德 艾尔玛·邓肯 1922年5月 9日于莫斯科 翌日清晨，这对富于冒险精神的夫妇从普列特奇斯坚卡ZO号乘车前往托洛茨基小型机场。 飞机正在停机坪上等待他们。学校的秘书施奈德为一家杂志写了下面这段记事： 天气寒冷刺骨，天上阴云密布，并下起雨来。然而，就在飞机起飞的时刻，太阳透过云层，射出了光芒。机场上有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和各国记者。两个大衣箱已经装进机舱，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的头两位私人乘客，登上了他们的头等客舱。伊莎多拉穿着特意为这次旅行做的套裙，但叶赛宁却不得不穿上航空公司借给他的飞行服。 整9点，螺旋桨转了起来。舱门也关上了。伊莎多拉从舷窗里望着她的学校的孩子们，并向她们挥手告别。飞机沿着跑道滑行。突然，机舱门又打开了。一张吓人的苍白的面孔出现了，喊着要午餐的篮子。叶赛宁拼命挥动着手臂。有人跑着追上了飞机，就在飞机离地前的一瞬间，设法把篮子递了进去。一会儿，飞机成了天边的一个小黑点。他们走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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