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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玛丽·多尔瓦尔成了于勒·桑多的情妇。 ●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 ●《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 1843年，乔治·桑：“过去诺昂充满欢乐和笑声，它现在变多了。我快满四十岁，让严肃主宰诺昂……此外，最不幸的是，我们的朋友，身体不好，使大家习惯于忧愁，或者至少是沉思……” 1845年，乔治·桑：“生活是个大伤口，它很少愈合，也从不见好。我很伤心，也很忧愁。但是，我因此更喜欢那些值得人爱的人……” 时间的长河把乔治·桑和她曾热爱或仇恨过的人，都带到死亡的瀑布。 1837年，卡西米尔就从嫡母杜德望男爵夫人那里，继承了吉勒里的领地，条件是要偿付遗留的大量债务。他成了一个拮据的大业主。 他生活在加斯科尼省，住在城堡里，很少外出旅行。他喜欢这里茂密的树林、碳类植物和葡萄园。邻居们把他看作是当地的神甫和好上帝。 同奥洛尔一起生活，他学到了很多他的朋友不具备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他喜欢引用名言，谈起自己的不幸很有分寸。吉勒里的居民很难相信妻子离开他是因为他平庸和粗野。大家觉得他态度温和，息事宁人，身材相貌都不错。 有个名叫布瓦斯马丁的中年妇女爱上了卡西米尔，试图获得他的爱，却是枉费心思。因为卡西米尔太了解热情女人的危险。一天，他给儿子莫里斯写信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布瓦斯马丁夫人死了……” 话说得绝情，但是卡西米尔过去受到过绝情的对待。 孩子们每年都到吉勒里来过一段假期。从1844年起，他和女管家姘居。她给他生了个女儿罗斯。他本想正式娶罗斯的母亲，而且一直深深地爱她。但是，因为奥洛尔还活着，合法的手续都不能办。 由于姘居的原因，卡西米尔不能参加宗教仪式，他感到很痛苦。然而，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撤，还尽领主的本份，参加圣诗班的合唱。他承受过可笑的重压，而不失体面。 于勒·桑多继续在世上走他的路。 痛苦的初恋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他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发生过的事。然而，桑多完全是多亏了乔治·桑的帮助。与乔治·桑相识时，他只是个没有才华的无名小卒。1839年他出版了小说《玛丽安娜》，读者们这时才承认这个真正多情的作家。这本书的成功，抵消了他以往在情场上的失败。杂志社、出版商纷至沓来，向他约稿。 女人也找上门来。他成了玛丽·多尔瓦尔的情人，因为多尔瓦尔对维尼另寻新欢表示厌倦。但她仍是乔治·桑的女友。说来也很奇怪，钦佩这位狂热可爱的女喜剧演员，成了小于勒和第一位情妇之间的唯一联系。 初与桑多有来往时，多尔瓦尔是总想着维尼：“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我痛惜我的爱情。我不能用别的什么取代它。我并不喜欢桑多，只是尽力地爱他而已。但我觉得难以成功。” 后来，她觉得自己逐渐老了，就热烈地爱于勒。多尔瓦尔给桑多的信中说：“啊！我是多么爱你啊！你使我的双眼迷惑，精神愉快，感官兴奋，内心欢乐。”1831年乔治·桑由诺昂寄出的信，内容大体也是如此。 1840年，他陪情妇巡回演出时，曾这样写道：“我们亲爱的玛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小于勒最希望的是娶一个富家小姐。他对海军军需官的女儿波利娜·波蒂埃的嫁妆垂涎三尺。 于勒的姐姐是玛丽·多尔瓦尔的知己，她收到了多尔瓦尔的一些哀怨的来信，信中说：“我伤心，而又无法解脱。两个月前，他把我留在外省，回来写他的书。我回来了。我得知波蒂埃夫人和小姐也在巴黎。我极度心烦意乱，对您的弟弟说起这事。他对我说，那是真的，我心灰意懒地回到家，整整三天，我都极其焦虑不安地等待于勒！他来了，并对我说要跟我分手。我很惊讶。我叫道，我不能活生生地与亲爱的人分开啊！他回答说，他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菲莉茜，请把我对他的爱同我的痛苦加以比较吧！我不得不把这些告诉您。” 1842年，于勒在南特结了婚。当时，玛丽·多尔瓦尔正在巡回演出。 收到桑多的结婚请柬后，她到乔治·桑那里痛哭一场。这两个女人痛苦地谈起有关往事。 这个金发鬈曲的青年，头已早秃，写了些道德小说。人们说他要进法兰西学院了。 拉杜什继续在欧内村过着孤僻的隐居生活。他从远处痛苦地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既有辉煌成就，也有屈辱失败。他写信给表弟杜维纳，谴责一个女人竟然把他的痛楚写进小说。但是，他希望和解。1840年，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小说。 乔治·桑没有读她启蒙良师的小说，但是，她让别人去读，并且知道他对自己并无恶意。因此，不久之后，在创办《独立杂志》时，她请拉杜什先生合作。 乔治·桑致杜维纳的信中说：“我见到了拉杜什。他仍然优秀迷人，现在我们完全和解了。如果他不那么任性的话，那他就是贝里地方报社最严肃、最有才华、工作最出色的编辑。但是，怎样才能让他相信，我们没有合伙拆他的台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怀疑和故作姿态后，他几乎是轻易地重新感受到了这种友谊。但是，乔治·桑觉得他被激怒，满是暗伤，对当时的政治、风俗与文风表示气愤。这种极度的精神苦闷持续了十五年。 有一些人被生活所困扰，但有些人却是自寻烦恼。可怜的拉杜什是后一种人。 奥洛尔·杜德望的第二位良师是圣·勃夫。他已是权威的批评家。初出茅庐，他的威望即被承认，视为合法，如今更加声威大震。他在贵族圈子里大受欢迎，那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与他过往甚密。他向贵妇们透露文学界的内幕，讨她们的喜欢。 乔治·桑冒失地让圣·勃夫保管她与缪塞的来往信件。圣·勃夫把那些信放在一个大信封里，背面写上贵妇的名字，然后分别转寄给她们传阅，且他几乎不擦去她们的名字。那些信就这样传遍了贵妇的小客厅。圣·勃夫尽管风流韵事不多，但也有过几次艳遇。娇媚的霍尔滕丝就投入过他的怀抱。 禁欲主义以男子的睿智， 回报那无比温馨的礼物， 只有您，或者阿斯帕西 才能梦想起那些话语， 夜晚的抚爱，或早上的幽会。 他擅长于写这些拉封丹式的诗句，比过去题献给阿黛尔·雨果的哀歌写得更好。 他对乔治·桑显得彬彬有礼、谨慎和冷淡。实际上，他对乔治·桑不再表示敬重。 当一个朋友对他说：“啊，给缪塞的信写得美极了！乔治·桑女士是个好心肠的人。” 他却回答说：“是的，她有一个很好的心肠和一个很大的屁股。” 而且，他很风趣地引用了一句话：“她吞下了她的情人之后，并没有把他们扔下河，而是让他们都到了她的小说里去了。” 这都是私下偷偷说的。而他评论乔治·桑的文章，仍然谦恭有礼，甚至加以颂扬。 至于皮埃尔·勒鲁，是圣·勃夫亲自把他介绍给乔治·桑的。而现在他却说：“这个勒鲁搞的哲学，像在沼泽地行走的水牛一样粗野。” 维克多·雨果也说：“要是皮埃尔·勒鲁善良，那他也许是最好的男人。” 乔治·桑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勒鲁渐渐地丧失了威信，乔治·桑却继续支持他。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成了门生的情人了。而乔洽·桑却矢口否认，并很肯定他说：“某些人声称，爱情产生了奇迹。我很愿意在思想上仰慕他，至于哲学家浓密的长发，我一根也没动过。这头发跟土耳其皇帝的胡子一样，与我毫不相干。我生活中最严肃的东西就是严肃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像一个平庸的女人，暖昧地迷恋医生或仟悔师。” 乔治·桑拒绝做为男人的勒鲁，而做为哲学家的勒鲁太感激她了，不能不原谅她。 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您真好，您的友谊对我大有裨益！没有一个词不直透我内心深处，没有一句话不使我白天黑夜反复回想与思考。我多么感激您的信任啊！啊！不！恶狗不应沿着您的血迹跟踪您。您的痛苦是神圣的。要活下去，并且要取得胜利，至于我，很悲伤，我讨厌的只是您信中写的再见这个词，尽管我吻过这个词，并因此而感到欣喜；因为它胜过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我也就十分喜爱它。您说，‘心和思想都属于您’。我本来就很模糊地喜欢这个‘属于您’，我对您说过，感情、理智和行动这三个方面，都是虚假的。没有什么‘存在’，更真实的了；‘存在’包括这三个方面，并在友谊和爱情上同样表现出来，只是两种表现有所不同罢了。那么您的‘再见，是什么意思呢，啊！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个‘属于您’，最好是不确指的，可以加上一些限定词‘也许’、‘勉强的’、‘今生或者是来世’等等。而我呢，我要用尽气力，由衷地对您说：‘属于您。’” 虽然乔治·桑不是属于他，但是她尽力为他做事。不然，她怎么会撇开慷慨的出版家布洛兹的《两世界评伦》，而去和这个没钱的勒鲁创办什么《独立杂志》呢？ 拉姆奈嘲讽地评论他俩的合作： “据可靠消息透露，乔治·桑和勒鲁主办的一本新杂志，就要出版了。他们想要和《两世界评论》展开竞争，他们也许是只承认一个世界吧。恐怕还不到这地步，说实在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们将要改造这个世界；而且，当这个世界被改造之后，我们大家在那里将会如鱼得水。我要说：谢天谢地！但是，哎呀！我们的人已经破坏了这个世界。除非他们的杂志饶有趣味，我也许从中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安慰。至于说新的宗教，那令人发笑的新玩意，在这讨厌的年代里，也许是会取得一些成功的。” “有人刚把勒鲁和《独立杂志》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个人比以往更加陷入创立一种宗教的构想之中，而且相信会成功。据他说，十年后，私有制在法国将会被完全铲除。他的杂志将按照这思想去办，他把自己的著作，起码是著作的某些部分，第三次重印后塞进创刊号里。除了一些尽人皆知的事之外，人们还从中看到耶稣基督明确地允许通奸。因此，很多原来约好的撰稿人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乔治·桑。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乔治·桑对这个启蒙者十分忠诚。她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真担心，她原来的才智在这本小说里表现得太少了。怎么能随便去糟蹋这样罕见的天赋呢？” 乔治·桑的天赋，根本没有被糟蹋。《康絮爱萝》堪称佳作，它充分显示乔治·桑是伟大的小说家。她早期的作品《印第安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拉姆奈说得有道理，勒鲁对乔治·桑在政治上颇有影响。乔治·桑自青年时起，就错误地认为，世界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解释。勒鲁自称能提供公式，使乔治·桑喜出望外。 布洛兹原则上要发表乔治·桑所有的稿子，却提了很多反对意见。勒鲁批评乔治·桑尤其不应该同意布洛兹改动她小说的文字。乔治·桑于是收回了她的稿子。 乔治·桑写了一本《奥拉斯》。在这部小说里，她把一个珠宝首饰工人保尔·阿尔塞纳同一个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对照。奥拉斯像青年时代的于勒·桑多，有时像马勒菲依。这个年轻人聪明，有才干。但是，他空谈伟大的事业，却不脚踏实地去干，并且尽情玩乐，耗尽了贫穷的父亲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他抛弃了出身贫贱、为他怀了孕的情妇，去追求夏依子爵夫人。这位夫人的形象完全是冷酷的玛丽·达古尔： 她干瘪瘦削得吓人，牙齿长得不好，但她有一头难得的秀发，常常饶有兴致地特别细心地梳理。她的手干瘦细长，却像大理石一样白净，手指上带着世界各地制造的戒指。她有某种风韵，博得许多人的欢心，总之，她具有称之为矫揉造作之美。她自炫博学多才，标榜与众不同。她涉猎群书，甚至阅读政治和哲学书籍。她把早上从书本上看到的，或者昨天从几个严肃的人那里听到的，重复给其他尚未知晓的人，好像是谈论自己的看法。说真的，听她这样一讲，真是稀奇极了。总的来说，可以把她的表现称之为装腔作势，不懂装懂。 夏依子爵夫人出生于银行家的家庭。她家的爵位，是在摄政时期买来的。可是，她却要显示自己出身贵族世家，甚至连扇柄上都饰以花环和盾形纹章。和少妇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傲慢无礼，令人难以忍受。她眼红女友们以金钱为目的的婚姻。此外，她相当热情地款待年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和他们在一起时，她无拘无束地大摆贵族架子，还在他们面前假装不着重功罪。反正她的牙齿、乳房和心肝，都具有人为的贵族气派…… 玛丽·达古尔气得直跺脚。李斯特再次劝她沉住气，保持沉默。既然李斯特宽容了《贝阿特丽克丝》，达古尔也能装出与《奥拉斯》毫不相干的样子。李斯特相当严峻地加上一句：“可以肯定，乔治·桑描绘夏依夫人卖弄才华、搔首弄姿、装腔作势，显然就是要刻划您的尊容。”这证明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说得有道理，李斯特长期以来不喜欢《贝阿特丽克丝》。 《奥拉斯》发表在《独立杂志》上。布洛兹擅自删改乔治·桑的文稿，乔治·桑决心摆脱他。同时，乔治·桑也是为了帮助勒鲁获得成功。第一期，她送去了《奥拉斯》和一篇研究诗人的文章；第二期，送去《奥拉斯》的后半部分和《乌托邦主义者拉马丁》。后来，又献上《康絮爱萝》。她确是极其慷慨地献出了她的财富。最妙的是，她认为《独立杂志》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勒鲁的学说。 《独立杂志》只有李斯特等几个朋友感兴趣。杂志没有人订。勒鲁销声匿迹了二十几天，校样没有修改。可是，乔治·桑认为勒鲁还是有威望的。 “最近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很长的信，他极其悲伤。我知道，他为了完成事业，也许还为了维持家庭生活，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是他恐惧和忧虑的原因。今天，我给他寄去了五百法郎，我们不能让他倒下去，他思想的光芒不应该在这场战斗中熄灭。不应该因为缺少几张钞票，就让惊恐和失望征服他。让他讲出真情，道出沮丧的秘密吧。” 在拉夏特尔，乔治·桑和朋友创办了《安德尔侦察兵报》。肖邦给报纸捐赠了五十法郎。这份报纸起初打算在巴黎印刷，但是勒鲁买了一个印刷厂，乔治·桑就把《侦察兵报》委托给他办了。肖邦十分怀疑地观看，并嘲讽地评论他的东道主的善良举动。 在乔治·桑和肖邦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障碍。他们彼此相爱，有坚实的基础，肖邦爱乔治·桑，而乔治·桑以一种温柔的母爱对待他。乔治·桑很欣赏肖邦的音乐才华，而肖邦很敬重这位大作家。 然而，“这不再是爱情了”，这对情人的熟人玛丽这样写道，她是个成熟的少女，而且是肖邦的学生，她说：“这不再是爱情了，至少对于乔治·桑这一方来说是如此，而是体贴和忠诚，其中随着时间的不同，夹杂了惋惜、悲伤和懊丧。” 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第三者的话，这体贴与忠诚本来已经足够，并能保持下去。乔治·桑总是感到同她的这个孩子和朋友密不可分。而非常敏感的肖邦，又不能忍受感情的不专一。 莫里斯这时已是个大人了，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母亲经常和肖邦在一起，他觉得是件大丑事，心里很痛苦。 1844年，索朗芝已满十六岁。她在混乱的家庭纠纷中成长，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也不尊重任何人。她有时嘲笑肖邦，有时向他卖弄风情，并且还很成功。因为家中只有她不把肖邦看作是惯坏的孩子，她让肖邦着了迷。 索朗芝的脸型和肤色，都很像她的曾外祖母玛丽。这个有男子气概的美人，生来就冷酷和古怪。她总是随心所欲，前后矛盾。索朗芝有点疯癫，像母亲一样大胆，才华却不及母亲。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性情太暴躁了。”当索朗芝还是个孩子时，乔治·桑就这样写信责备她。 性情乖戾依然如故，好的心肠却难得见到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情人之间，都同样地关系紧张，富有戏剧性。孩子长大了，独立自主，使父母惊讶和气愤。以前讨人喜欢、任人摆布的孩子，现在成了冤家对头。 像乔治·桑这样的母亲，期待着孩子们顺从和尊敬，做为对自己无可置疑的牺牲精神的报偿。莫里斯给予了她期望的一切，而索朗芝则染骛不驯。母亲不能容忍女儿的独立性，而她自己在少女时，就强烈要求这种独立自主。因此，母女亲情破灭就会导致仇恨。 在一段时间里，乔治·桑再也不能容忍索朗芝，试图离开她，把她托付给肖邦的学生玛丽小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玛丽出身名门望族，却缺乏金钱。她被肖邦未婚妻那个不专一的哥哥勾引和遗弃。这使她变得情痴迷迷，好说谎话。她喜欢说长道短，谈论丑闻。 乔治·桑很生硬地禁止玛丽小姐对索朗芝谈论某个先生的身材怎样，另一个先生的小胡子又怎样。乔治·桑认为，爱情的挫折引起的愤恨，决定了玛丽小姐令人不快的变化。 “要我全都对您说了吗？那时您是个风骚女人，现在您的眼睛仍然可怕地闪烁着淫荡的光。男人们都注意到了，要是您对这无所谓，那我也一样。但我要把您同索朗芝分开，一直到那阵轻微的歇斯底里的发作过去，直到您任意选择了一个情人或丈夫。”这是给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封信。 她太伤心了，绝不原谅乔治·桑。 然而，玛丽小姐要挑起肖邦对乔治·桑的反感实在太容易了。为了主办《安德尔侦察兵报》，皮埃尔·勒鲁把一个赞同他的政治观点的年轻人带到拉夏特尔。这个年轻人叫维克多，常在诺昂逗留。肖邦因此不由得嫉妒起来。两人之间产生了摩擦。 1844年，肖邦的姐姐和姐夫在诺昂暂住，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两个女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但是，这次来访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持续很久。肖邦的情绪变得更坏了。他越来越阴郁、敏感和嫉妒。乔治·桑写道：“他比往常更加作弄人，更加吹毛求疵。” 乔治·桑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把自己的痛苦写进一本书，以此宽慰自己。她的对头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了，写了一本《内里达》的小说，撕碎了李斯特的心。乔治·桑则在她自己的小说《吕克里齐姬·弗洛利亚尼》里，用改头换面和前后颠倒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她和肖邦这一对古怪的情人。 女主人公吕克里齐姬有过很多奇遇，她像乔治·桑一样原谅自己。她不是一个妓女，因为她献身于情人们，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甚至对朋友们也一样。她爱过很多人，但从未真诚地希望共同生活，也从没幻想永远忠贞。她的热情持续八天，甚至只有一小时。但是，每次她都以为是白头偕老。 然而，在她以为自己情场生活就此结束时，却遇上了一个令人爱慕、温柔、敏感和善于办事的青年，一个漂亮的天使，脸蛋长得像忧郁的美人，单纯、轻盈，显得贞洁热情。他的名字叫卡罗尔。卡罗尔王子喜欢自己幻想出来的女人。别人爱他胜过他爱别人。他迷人的脸蛋使人产生好感。他身体虚弱，使充满母爱的女人对他感兴趣。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思想偏狭。 当然，卡罗尔钟情于吕克里齐姬，而吕克里齐姬照顾他像照顾自己的一个孩子。卡罗尔羞怯而狂热地爱着她，对她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吕克里齐姬相信，这种上天注定的爱情是永恒的。她献身给这个王于，他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幸福的时光。后来，令人喜爱的卡罗尔暴露了他自私的性格，变得嫉妒、偏狭和令人难以忍受。 但是，卡罗尔越是气愤，越显得彬彬不礼和自我克制。 经常赌气，终于损害了不幸的吕克里齐娅的健康。她的美貌消逝了，变得又黄又瘦。情人不尊重她，虐待她，使她未老先衰，令她痛苦不堪。她不再爱卡罗尔了。一天早晨她突然去世。 因此，小说结束得艰涩、生硬，比起现实生活，显得不够真实。这是对肖邦的一个教训与警告。奇怪的是，肖邦竟一点也不觉得小说写的就是自己。一天晚上，乔治·桑给德拉克鲁瓦和肖邦朗读《吕克里齐娅·弗洛利亚尼》。 后来，乔治·桑否认吕克里齐娅就是她的形象。但是书中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年轻时就到乡下隐居，抚养孩子，这情形很像她本人。 德拉克鲁瓦谈起那晚的事说：“我听这部小说，感到很痛苦。刽子手和受刑人都同样使我感到吃惊。乔治·桑显得十分自然，肖邦也不住地称赞小说写得好。我们午夜一起离开。肖邦要送我一程，我抓住这个机会，深听一下他的印象如何。难道他真的对我装样子？不是的，他确实没听懂。这个音乐家仍旧热情称赞这部小说……” 某些熟悉的朋友抨击乔治·桑。 1847年5月，霍尔滕丝在给圣·勃夫的信中说：“我没有告诉您，我对《吕克里齐娅》多么气愤……乔治·桑完成了牺牲钢琴家的丑行。她向我们抛出肖邦，透露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可耻细节。她态度冷淡，翻脸不认人，真是毫无道理。尽管女人变心会使情人远离，但她们不会过分加以指责。现在看来，吕克里齐娅冷酷的愤慨是不可宽恕的。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天才人物，怎么会被歪曲成这个样子？” 霍尔滕丝直率憨厚。她写信告诉乔治·桑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了圣·勃夫，乔治·桑却很自然地否认在他创作卡罗尔王于时想到肖邦。她写信说： 您的责备比称赞更使我感动。因为，我认为称赞是朋友们的一点礼貌与爱恋的表示，而责备则是出于真诚关心的忧虑与坦率。因此，我赶快回信告诉您，您的信使我感到很难过，我应该读它两遍。 哪个魔鬼使您产生这种想法呢？是玛丽·达古尔？……要是她了解肖邦，她应该明白，那不是肖邦。如果她不了解肖邦，从何而来这样肯定的解释呢？ 但是，您怎么会了解他，并在这小说的人物中认出他呢？应该说，是某些用心恶毒的人搬弄是非，给了您这个错误和荒谬的消息吧！ 我现在身体很好，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要轻率地离开我的朋友，八年来，我们肝胆相照，他对我的友情是无法估量的。我是在他身旁写成这部小说的，并且，逐段逐段念给他听的。在创作过程中，我俩共同工作。接受或者拒绝他的意见，是常有的事。 表面上看，我们相互了解，但是还不如公众对我们的了解。故事的确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如果不是您，而是别人批评我，那么，我只是付之一笑。但是，您严肃地责备我，我因此也严肃地答复您。卡罗尔王子可以是十五个不同的人，就像是所有完整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那样。因为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给热衷于文学的艺术家，提供艺术实践中的一个对象。 我相信我曾对您讲过这些；而且，我很惊奇，您也是一个艺术家，竟同平庸的读者一样，有这种幻稚可笑的看法：他们总想在小说中看到真人真事，希望主人公的面貌是按照他们熟悉的人描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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