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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太
　　　　　　　　　　　　晚，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我
　　　　　　　　　　　　们还来得及存一座山，或者
　　　　　　　　　　　　存一片海，我们如果肯下决
　　　　　　　　　　　　心，也许还来得及为我们的
　　　　　　　　　　　　孩子储存一些幸福的远景。

　　我的泪水

　　　　　　　　　　　　　范大哥

　　范大哥是我们的老邻居，十多年前曾经比邻而居，十多年后又都在石门落户，所以每次在路上相遇，总觉得特别亲切。
　　他有着一副东北男儿的高大身材，虽然有五十多岁了，平常仍然总是一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的打扮，骑着脚踏车跑来跑去，晒得红红的脸庞上总带着朗爽的笑容。
　　那天，和他在石门国小的门口碰见了，两个人都是为了给孩子送中饭来的，交换了一些照例的寒暄之后，他忽然告诉我：
　　“我有了老家的消息了，我娘还在！还住在齐齐哈尔呢！”
　　声音里有着一种渴望与人分享的兴奋和快乐。我赶快向他道贺，不是吗？这不是一件很值得道贺消息吗？
　　然后，他就骑上车子走开了。我站在学校门口的夹竹桃下，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阳光里，他的头发原来已经花白了。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多好听的名字！是哪一省的省会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白山黑水呢？一个我只在初中地理课本上读过的名字，一个对我全然陌生的地方，却竟然可能是我朋友的故乡，在那里，住着他三十多年来没能再见过的亲娘。
　　而对一位三十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儿子的老妇人来说：桃园，石门，这些好听的名字恐怕也只能给她一种模糊的概念了吧！一个少小时就离家的儿子，做母亲的每次想起他来，恐怕也仍然只能有一种模糊的思念和模糊的亲爱了吧。
　　忽然觉得世间有些安排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浪费！我和范大哥虽然说是老邻居，但是却从来也没有深交，这么多年了，每次相遇，也不过就是谈天气或者谈孩子那么几句话而已。可是，我却能看过他二十多岁的样子，又能再看到他五十多岁的样子；我能够看出岁月在他脸上所划下的细微的痕迹，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家、他的妻与子、他的事业，甚至还能了解到一些他的兴趣和嗜好。
　　但是，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有一个老妇人却只能在梦里想象她儿子成长后的音容笑貌，再怎么样也无法为地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想着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一位年老的母亲，无论她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把我眼前的阳光、身边的夹竹桃，和那个高大的爱穿白衬衫牛仔裤男子的背影，还有充塞在这整个岛上的丰饶和富足带入她的梦里。
　　想着她的徒劳的努力，我心里也有些什么开始疼痛起来。

　　　　　　　　　　　　　两根扁担

　　原来是一种嘻哈笑闹的气氛的。
　　在芝加哥近郊一间小餐馆里，玫如和秀英请我吃牛排，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了，凑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开怀大笑的话题。
　　当然，我们是尽量压低了嗓子来说话的，可是，遇到精彩处，实在是不能不笑出声来。三个穿戴整齐、看起来都很富泰的中年妇人，却像小女孩一样，在桌前拼命地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大概这本身就已经是一幅很可笑的画面，因而使得隔桌的客人不断地对我们注视，然后也感染了我们的快乐，开始朝我们微笑起来。
　　玫如正在说她的先生，去年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时的一段趣事：
　　“他呀！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一个人旅行惯了，到哪儿去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潇洒劲儿，这次回去，可是把他给整惨了！
　　他去浙江乡下看他的母亲，带了很多东西，下了飞机，他也像在美国的时候一样，把大小七、八件行车都往旁边一搁，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红帽子来。
　　可是，等了好久好久，都没人过来，他只好自己到询问台去问，才知道，这个飞机场不单没有红帽子，也没有计程车。
　　这下子，他可傻了眼了！行李虽然不是很重，可是大包小包的，两个手实在没办法一起拿。而他在要回去之前，只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在哪一天会到，住进哪一家旅馆，可就没说飞机的班次，也没叫他们任何人来接飞机。这下子，举目无亲的，他该怎么办才好呢？
　　终于，一个热心的服务员很高兴地跑了过来，说：
　　“行了！有解决的办法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服务员手上的那一根扁担，也不知道怎样费事才去替他找来的。于是，把七、八件行李分成两份，挂在肩担两头，于是，我们这位先生就扛起扁担开始他回家的第一段路：——从飞机场走到旅馆。
　　唉哟！你们想一想，我家那个老爷，从生下来到现在，什么时候用过他的肩膀啊！”
　　玫如一面说，一面笑。我和秀英都认得玫如的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只抽一种牌子的烟丝，化工博士出身的他，文质彬彬如玉树临风，平日讲话都是轻言细语的。想像着这样一棵临风的玉树挑起一根扁担，两边晃着七、八个大小不同的美同名牌皮箱的样子，我和秀英简直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别笑！别笑！后面还有！”
　　“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旅馆，刚挨到服务台的前面，就听到有人在提他的名字。站在柜台前向服务生打听他消息的那个人他完全不认识，样子很苍老，手上也拿着一根扁担。他只好把行李放下，走过去自我介绍。想不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人竟然是他的二弟，从老家坐火车到旅馆来接他，手中的空扁担就是为他的行李而准备的。”
　　这个时候，有些什么感觉不大对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相见不相识的同胞兄弟，面对面地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扁担，这样的相遇，这样的重逢，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觉得可笑的了。
　　我竭力忍着，可是泪水还是不听话地涌了出来，在打开皮包找到手帕之后，一抬头，正好遇到邻桌客人投过来的惊讶和迷惑的眼光。

　　　　　　　　　　　　　老金

　　老金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直住在国外，最近回来开会，在台湾的朋友合起来请他吃饭，来了十多个人，挺热闹的。
　　这天晚上，大家兴致都很高，聚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聊，老金更是滔滔不绝，向我们报告这别后十年的一切概况：
　　“你们知道吗？我前阵子回去过一次，跑了一大圈哩！”
　　大家当然都明白他指的是哪里，这是一个最时髦的话题，于是，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准备听他的了。
　　老金很知道他的优势，于是，面带得色地开始向我们这些人形容起他所见到的种种来了。他跑得可真远！去了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山那么多水，那些都一直是我梦里的山河啊！
　　我要承认，在我心里，是有一点嫉妒他的，可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平心静气地听他的描述。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命运，我就容忍一下他的优势又有何不可呢？
　　可是，当他再说下去的时候，有些什么使我不安了，他说：
　　“你们知道吗？我去过的好些地方，就是大陆上的朋友也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不是我的外国护照，如果不是我的特殊身份，普通老百姓是绝对进不去的呢！”
　　我还不能很清楚地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开始生气，可是，我知道的是一定要转变话题才行。于是，我小声地央求他：
　　“老金，讲别的好不好？好不好？”
　　我不断地小声央求他，可是老金没注意到我，正讲到得意之处的他仍然滔滔不绝：
　　“真的，在那种地方，不讲特权是行不通的呀！”
　　终于，有些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轰然炸袭。我受不了了，不得不站起来，大声地对他说：
　　“我不听得不得？不听行不行？”
　　老金呆住了，朋友们也都呆住了，丈夫从桌子对面向找投来警告的眼光，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失常的行为，只好一转身跑了出去。
　　外面是清凉的夜晚，敦化南路林荫茂密，我一个人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风吹过来，才发现泪已流满脸。
　　怎么样才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呢？
　　怎么样，才能把我纷乱的不安与愤怒理出个头绪来呢？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回去过的人都是怀着一种严肃的心情的。但是，假如有几个，只要有几个人像老金，假如他在台湾和在大陆都以特权自居并且还沾沾自喜，那么，要怎样才能弥补他所造成的错误呢？
　　对我们来说，事情还很简单，今天晚上生了他的气，明天就可以不理他，实在忍不住了，还可以写封信或者写说文章来骂他，出气的方法总是有的。
　　我听到丈夫从后面追过来的脚步声了，可是，在南国清凉美丽的夜晚里，我怎样也止不住那奔涌而出的惶急的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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