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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说：“不再写诗了。” 她把二十五年的诗作选了三十几首，再加上近年陆续发表的新作近三十首，结成一集。 用很工整的字体手抄的诗稿，一张一张夹成厚厚的一本活页。 “这就是诗人的一生吗？”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心里不免有这种惊动和感伤。 这些年，我和席慕蓉成为很好的朋友。最初是共同喜爱山水，常常走告有关美丽风景的地方，相约一起游玩。有时候背起简单的食物，走很长的山路去写生。最近是分享了她寻找故乡蒙古的喜悦、愤怒和痛苦。 做为朋友，席慕蓉的用功常常使我惭愧。多年来，开车如驱马，在台湾山野奔跑写生，她的用功还包括手抄诗稿字迹的工整，活页装订的一丝不苟，也包括她画画时对工具选择的严格。到了最后装裱，她也从不放弃慎重的态度。往往画挂起来了，觉得框装配得不妥还是拿下来撤换。 在教育的系统中席慕蓉也遵循着一条合理的路，从师范学校美术科到师范大学美术系，出国在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一直到回国任教于新竹师范学院，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 席慕蓉在现实中走了一条完全遵循世俗规则的路。 她相信制度、规则，她也相信纪律。因此，用功地在制度规则中把自己发展到最好的状态。 从现实的意义来看，席慕蓉的世界是一个圆满幸福的世界。事业、婚姻、孩子、甚至她所关心的社会，她都以合理的方式去努力使它们圆满。 但是，圆满竟然也是一种遗憾吗？ 我读席慕蓉的诗，读到在幸福之中犹有盼望、渴想，有泫然欲泣的感伤。 我们去看烟火好吗 去 去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梦境之上如何再现梦境 ——《请柬》 在台湾社会从战后初期打拼的年代过渡到物质的繁荣富裕，席慕蓉的诗普遍反映了大多数人在富裕幸福之外的另外一种遗憾吧。 从最基本的意义来看，诗，是喜悦的声音，诗，也是感伤的声音，两千多年前在桑树下田陌间工作的男女的调笑、渴望、追求、怨艾一一被记录，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经。 既然我该循路前去迎你 请让我们在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 我会学着在甲骨上卜吉凶 并且把爱与信仰 都烧进 有着水纹云纹的彩陶里 那时候 所有的故事 都开始在一条芳香的河边 涉江而过 芙蓉千朵 诗也简单 心也简单 ——《历史博物馆》 席慕蓉的诗在方字上很少晦涩难懂之处，也很少有情感幅度特别极端的辞汇。如同她在现实生活中相信相仿制度规则一般，她在文字语言的世界也遵循一种古典。 在台湾社会初步进入物质富裕的阶段，大部分的人，在幸福的基础上并没有太多彻底变化的要求，他们心中的诗往往是在基本稳定的要求下一点点心事的意外。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一棵开花的树》 这是一般喜爱席慕蓉的诗的读者可能最熟悉的句子。 严格的来说，台湾战后的大众基本上生活在没有诗的状况。社会中所谓的“诗人”，无论在文学圈子中如何喧腾，其实并没有与大众生活发生真正密切而广泛的共鸣。 传统诗歌中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宗旨也早已不再是诗人的目的。诗人似乎多半宁愿在极其个人的空间里做文字的营造。 席慕蓉的诗却是她合理幸福生活中的意外。她在绘画中往往牵制于学院出身的某些包袱，有时过度相信方法、规则，然而在她的诗中却恰恰成为她规则的解放。 阅读席慕蓉的诗，可以观察到两种矛盾的交错，一种是文字上的平实古典，另一种是心境上对浪漫的狂想。 七○年代至八○年代恰恰是台湾从平实的社会进入富裕的年代。 席慕蓉的诗在那一平实而又开始狂想的年代呼唤了整个诗的读者，或者说，是整个一代的心事的呼唤使席慕蓉出现了。 文学圈子中对大众形态文化的忽视，甚至恶意的贬损，可以看到台湾所谓“文学圈”的不够健康。席慕蓉在七○年代以后诗集的畅销也许是引起诗的圈子中少数人对她采取恶意逻辑的一例吧。加上她的女性身份，更使习惯的文学圈子加重了对席慕蓉诗作的成见。 梁代的钟嵘在编《诗品》时发现只有一位女诗人班婕妤，很感慨的在诗品序中说：“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在这短短的感慨在此后一千多年当中并没有任何转机。男性依然以他们霸道的方式，不只独霸政治、经济，也同时独霸着文化与诗的国度。两千年间，能够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诗人事实上只有李清照一人而已，然而此后撰写文学史、诗史的人连钟嵘式的感慨都没有了，只当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已。 席慕蓉大约从来没有想过要领导文风或改革社会一类的事，女性主义的运动也似乎与她无关。但是，七○年代，席慕蓉却是以极其女性的诚实与狂想呼唤起了一整代人的梦想。 席慕蓉说，出这本诗集，要替自己二十五年的诗做一个总结，从此——“不再写诗了。” 席慕蓉也许觉得诗死亡了。 然而，诗的死亡也可能是真正诗的复活吧。 如果我们对诗不怀成见，那么，温婉幸福可以为诗，激愤屈辱当然也可以成为诗。 诗有时随着年轻华丽的生命早早逝去，如王勃、李贺，如Rimbaud。但是，诗也有时要在沧桑的生活中峰回路转，越走越宽阔，如杜甫、苏轼，如普希金。 我曾经按照年表读杜甫、苏轼，四十五岁以前几乎还没有写到最重要的作品。 因此——来日方长，席慕蓉如果以后继续写诗，绝不算是对自己的反悔；或者说，诗，本来就是对自己不断的反悔吧。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于东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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