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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来的老茶壶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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