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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张振岩便是现署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提到此人,胡雪岩不能不关心,因为左宗棠既然有意要驱逐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眼前就会跟张树声直接发生利害冲突,有机会倒要打听打听这个人。

  “听说张制军是秀才的底子,由军功起家。现在京里一班清流,架子大得不得了,行伍出身的老粗,能吃得消他们?”胡雪岩又说:“以前在广东,还可说是天高皇帝远,现在驻扎天津,南来北往由海道经过那里的翰林不知多少,他这个总督恐怕很头痛吧?”

  “张振轩倒不算老粗。他是廪生出身——”

  “原来是禀生。”胡雪岩觉得说张树声是行伍出身老粗,未免失言,因为他知道廪生在秀才之中,仅仅次于拔贡,一县之主,县衙门里可以领一份钱粮,童生进学,亦须廪生作保,照例亦须送一份谢礼,反以资深的秀才,不但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品行也要端正,否则学政是不肯将这个有限名额而有丰富收入的廪生,轻易畀予的。

  “张振轩这个廪生出身,后来占了很大的便宜。”沙一心继续谈张树声的经历,“他起先在李合肥的淮军中,名气不但比不上程学启、刘秉璋、郭松林、刘铭传,甚至还不及潘鼎新。可是由军功保到五品,改了同组,由武入文,这就占便宜了。同治四年夏天署理淮海道;刘六麻子是直隶总督,官拜一品,可是他情愿不要这个一品官员,回合肥老家去吃闲饭。雪翁,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这道理胡雪岩懂。“刘六麻子”是刘铭传的外号,他的故事,胡雪岩也听人谈过。原来一省绿营兵的最高弄官是提督,通称“军门”,在军队里很神气;一遇见督抚就矮了半截,因为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巡抚挂兵部侍郎衔,都算是兵部的“堂官”,也都是提督的上司,一品的提督要受二品的巡抚的节制;而且正式见礼时,要用“堂参”的大礼。刘铭传自命为儒将,刻过一部《大潜山房诗集》,认为武官即使一品亦不值钱,所以告病开缺,潜居在他的“山房”中。“是的,武官不值钱。张振轩那时虽只是一个道员,可是一升直隶臬司,一帆风顺,同治十年就以漕运总督署理两江总督。他之得意,李合肥自然很提携他,关系交情不同泛泛,反以这回李合肥丁忧开缺,特保张振轩署理,自然是有作用的。”“啊,啊,我懂了。”胡雪岩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替李合肥暂且看家。”

  “正是。不过,李合肥不知道,昔日部属,已非吴下防蒙,张振轩跟清流结交上了,那是大前年——”

  大前年——光绪五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沈葆桢病殁在任上,朝命以两广总督刘坤一调任两江;留下来的缺,由张树声以广西巡抚升任。

  广州是八旗驻防之地,广州将军叫长善,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他他拉氏。此人很风雅,乐予奖掖后进,尤其是没有满汉的畛域之见。将军署的后花园,颇有花木之胜,长善常常邀请广州的一班少年名士作文酒之会。前年庚辰科会试,闱中由工部尚书翁同齸主持,实学真才多能脱颖而出,其广东的梁鼎芬、广西的于式枚便常常作长善座上客,而且都点了翰林。

  在广州时,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亦常受长善的招邀,所以跟于式枚、梁鼎芬,还有一个文名盛於于、梁但禀表会试不幸落第的江西人文廷式。都是极熟的朋友。这时张华奎随父到直隶总督任上,便经常进京,与于、梁、文等三人盘桓。

  虽说他乡遇故,旧雨情深,但张华奎却是另有企图。原来这几年言路的势力极大,尤其是一班兼讲官的翰林,一言九鼎,连慈禧太后及恭王都不能不听,这班人就是“清流”,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号为“翰林四谏”。于式枚、梁鼎芬虽是翰林后辈,但文名久著,所以亦常与清流有往还;而张华奎便是凭借了于、梁的关系,得以上文张佩纶、盛吴这一班响当当大清流。

  这张华奎是个举人,年纪虽轻,人很能干,而且赋性廉和可亲,加以“北洋分所”积存的“公款”很多,凡是应酬京官,无不可以报销,使得张华奎愈发长袖善舞,清流们集会,不论是在松筠庵,还是“畿辅先哲寺”,或者陶然亭、崇效寺这些名胜之处,乃至于八大胡同“相公”的下处,筵宴所需,都是他来备办,有事需要奔走联络,张华奎更是义不容辞,因而得了个“青牛腿”的外号。

  “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民间家家有“春牛图”,春为东,东为木,木色青,所以“青牛”也就是春牛。画春牛图时,头、身、角、耳、腹、尾、胫、蹄、部位分明。因而好事者,用青牛的各部分,来形容清流中人,牛头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他门下两张——张之洞、张佩纶是牛身、牛腹。也有人说,李鸿藻是驱牛的勾芒神,张佩纶才是牛头,因为他头上的一对角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华奎因为替清流效奔走之劳,所以名之为“腿”;但也有人说,他连“清流腿”都不够资格,只是“清流靴子”为“清流腿”服务而已。

  不管是“清流腿”还是“清流靴子”,张华奎很受人瞩目是事实。不过因此而引起了李鸿章门下的敌视,认为他“图谋不轨”,第一是因为他常巴结翁同齸,而翁同齸一向是与李鸿章不睦,同时清流多为北派领袖李鸿藻门下,而翁同齸是南派巨擘,对政事的见解,一向是有差异的;第二,张华奎拼命拉拢清流,显然是在为他父亲培养声名,目的是想取李鸿章而代之。

  这些加油添酱的谗言,不断传到合肥,在“闭门读礼”的李鸿章不由得也动了疑心。他的一班徒党,因而开始谋划逐张迎李之计,不久便找到了可乘之机。

  原来张佩纶满腹经纶,颇有用世之志,张华奎便向他父献计,仿照当年左宗棠奏调袁葆恒来提高本人声价的办法,不妨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专门督办水师。张树声同意以后,张华奎极力向张佩纶游尽;那时产洋的水师,已拥有好几艘铁甲兵轮,规模壮阔,前程无量,张佩纶怦然心动,终于同意了。

  于是天津、保定等处,很快地传出消息,还说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后,将大加整顿,“四道八镇”,一律要参。直隶总督属下,有四名道员,八名总兵,总兵驻防之地称为“镇”;四道八镇便是直隶文武官员的经制,当然全部都是李鸿章所派的。

  不道在此要紧关头,张树声父子一则操之过急;二则不明京朝掌故,以至于走错了一步。原来封疆大吏,准许奏调京官到省任职,但不准奏调翰林。这个禁例在乾隆年间更为严格。因为翰林如兼日讲起居注官,随传在皇帝身边,一言一动,无不深知;而且有机会看到各种奏章,参预国家机密,如为疆吏所奏调,便有泄密之虞,因而有此厉禁。

  到得洪杨以后,禁例虽不如以前之严,但第一要看请奏调的人,够不够分量;第二要奏调的时机,是否确有需要。当年左宗棠是封拜相的勋臣;奏调袁葆恒总理粮台,又有正当大举西征,用兵深资倚赖的理由,自然容易照准。如今张树声的资格远不如左宗棠,且亦非军务所必需,因而请奏调张佩纶的折子一到军机处,竟奉旨驳斥。这一下不但张树声以封疆大吏碰这么个硬钉子,大伤威望,张佩纶的面子更加难看。

  照张佩纶的想法,他应该是“诸侯之上客”,张树声应该北面以师礼相事,如今答应帮办北洋军务,已嫌委屈;张树声果然有心延揽,应该设法疏通军机,用“特旨”派他到北洋,才够面子。加今上谕中责备张树声“冒昧”,确是太冒昧了。

  李鸿章一系的北洋官僚,看到张树声碰钉子,自然高兴;又听说张佩纶对张家父子有不满的表示,更是大喜过望,认为挑拨离间的良机,决不可失。恰好张树声上奏的那天有“考差”——两榜出身的京官,须经考试合格,才能放出去当乡试主考;一任考官,所得可以维持一两年的生活,所以绝少有人放弃考差;但张佩纶因为有丧服在身,不能派任考官,考差自然不必参加。这个缘故,外人不会知道,因而别有用心者,就可以造他一个谣言,说他故意避考,在家等待准为张树声所请的上谕,以便走马上任。这个中伤的谣言,传布得很快也很广;张佩纶的清誉大损,不免恼羞成怒,自然是迁怒到张家父子身上。

  “丰润学士的气量小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定会复仇,张振轩弄巧成拙,直督一定保不住。”沙一心说:“现在只是在一个可以让李合肥夺情回任的理由,这个理由一找到,张振轩就要交卸。”

  这段内幕,对胡雪岩很有用;原以为李鸿章即会回任,也是父母之丧二十七个月以后的事,不过只要有理由,随时可以回。照此看来,左宗棠想驱逐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应该加速进行才是。

  其时沙一心的瘾已过足,便由胡雪岩陪着到湘云老四妆阁中,飞觞醉月地闹了一回酒。沙一心起身告辞,余客亦知胡雪岩与古应春第二天一早要左宗棠巡视制造局,都说要走,只有林茂先在湘云老四那里“借干铺”。

  “沙一心这个人很有用,”在归途中,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你以后不妨跟他多联络联络,他对淮军及北洋的情形很熟,有事可以请他打听。”

  “我的原意就是如此。小爷叔放心好了,我会安排。”

  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县城外,濒临黄浦江的高昌庙,本来是一片荒地,自从曾国藩奏请设制造局以后,人烟日起,造一条石子马路,东通县城南门。不过左宗棠这天仍旧是在天前宫后辕前面下船,沿黄浦江直达制造局的专用码头,制造局的总办,候补道李勉林用他的绿呢大轿,将左宗棠接到大堂,然后引见属员,一一参谒。接下来请示:先看哪一处?“先看船坞吧”左宗棠说:“我去年陛辞出京,上头特别交代,洋防要紧,要我分外留意。制造局的船坞,规模虽不及福建,到底是中国第二个造船厂,能人尽其用、地尽其用、物尽其用,对洋防亦颇有裨益。”

  这一段开场白,便有些教训的意义,李勉林听入耳中,当然不很舒服,脸上不免有尴尬之色,见此光景,胡雪岩便在一旁替李勉林说好话,总算将场面圆过来了。

  船坞中乱糟糟一片,看不出一个名堂来,左宗棠只好问了:“彭宫保整年巡阅长江海口、江防、洋防的形势,周览无遗,写信给我,以兵船不敷调度为虑,说至少要添造小火轮十号,照我看,十号亦还不够,最好再能仿造新式快船五艘,你看你这里能不能造?”

  “小火轮能造,新式快船,限于机器,力所不逮。”“那末,造小火轮每一号要多少钱呢?”

  “这要估起来看。”

  话又有些碰僵了,幸好左宗棠没有在意只问:“要多少日子才能估得出来?”

  “估价欲求精确,还得找福建船政局,他们那里图说全备,材料的行情也比较准。大人如果决意要造,局里马上派人到福建,大概有一个月的工夫,细帐就可以出来了。”“好!请你马上就办。”

  船坞旁边就是枪炮厂,左宗棠对这里很感兴趣,因为西征,得力就在器械精良;尤其是对洋枪,他已经很内行了,但看得多,用得多,洋枪如何制成,却还是初次见识,所以从炼钢厂看起,每一部门都看得很仔细。

  最后到了检验处,附设有个靶场,乒乓乒乓地声音很热闹。左宗棠一踏了进去,坐在高凳上的一个老头子跳了下来,躲到一边;李勉林便喊:“姚司务,见见左大人!”

  这姚司务面红似火,发白如银,一双眼一大一小,大的那只右眼,炯炯有神;手臂亦是一粗一细,侔不相伦。左宗棠平生阅历甚富,看过不少异人;一看这姚司务形相古怪,不由得便加了几分注意。

  等姚司务磕过一个头起身,李勉林便看着左宗棠说:“这姚司务是制造局一宝,不管什么枪,经他手里出去的,‘准头’一定好。”

  “喔,”左宗棠对军械的兴趣最浓,当下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问:“这就是你验枪的所在?”

  “是。”李勉林代为回答。

  “怎么验法?”

  “说起来大人恐怕不信,他只是瞄一眼、开一枪就知道了。”

  “这倒是神乎其技了。”左宗棠欣然说道:“我倒要见识见识。”

  “是。”李勉林转脸对姚司务说:“你演练演练给大人看。”

  姚司务似乎很木讷,连一声“是”都不会答应,只点一点头去掇开那张高凳,意思是站着验枪。

  “不,不!”左宗棠急忙阻止,“你照平常一样。平常坐着,现在不是坐着。”

  姚司务不敢答应,仍旧须李勉林说一声:“你照大人的吩咐。”

  姚司务这才又将高凳搬回原处,踩着凳上所附的踏级,坐了上去。他面前是用墙砌出来的,狭长的一条弄堂,尽头处是个六个同心圆的靶子,中心弹痕累累;姚司务便大声喊道:“换个靶!”

  枪靶后面有人在照料,顿时换了新靶。左宗棠看他左面摆着两个长木箱,右面又有两个大箩筐,里面乱堆着枪枝,长木箱中是刚修好的枪,有个人在照管。

  “来!”

  听得姚司务这一声,那人便取一枝枪,抛了上去,姚司务左手接住,交到右手,眯起眼睛看了一下,便即听得“砰”的一声;接着又听得“彭”的一声,那枝枪已被他扔在前面那个箩筐里了。

  左宗棠根本没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单手在扣扳机,不过新靶上正中红心有个小洞,却看得很清楚。

  听这时又是“砰砰彭彭”好一阵,有的枪丢在外面箩筐,有的枪丢在里面箩筐,不过外面少,里面多。

  “是这样,”李勉林为左宗棠解释,“丢在外面的,没有修好,拿回去重修;丢在里面的,是修好了的。”左宗棠有些不大相信,“就这么看一眼、放一枪,就能听得出来?”他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是!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确实如此。”

  “我倒有点不明白。”左宗棠便趁空隙喊道:“姚司务!姚司务!”

  那姚司务纹风不动,恍若未闻,李勉林赶紧又解释,“他重听,耳鼓让枪声震坏。平时说话,只看人的嘴。”接着他走上前去,拍一拍姚务的身后,让他下来。

  “姚司务,”左宗棠问:“你今年多大?”

  “六十六岁。”

  “你玩枪玩了少年了?”

  姚司务屈指算了一下:“四十八年。”

  左宗棠也在心里略为算了一下说:“这么说,你在道光那年就干这一行了?”

  “是。”

  “你跟谁学的?”

  “先是德国人,后来是英国人。”

  “喔!”左宗棠问:“你说德国的枪好,还是英国的枪好?”“德国。”

  听这一说,左宗棠便回身去看,胡雪岩知道是找他,便从一大堆官员中挤上前去。

  “雪岩,”左宗棠问道:“福克来了没有?”

  “没有。”胡雪岩问:“大人有什么吩咐?我马上告诉他。”“我是要找一枝‘温者斯得’的枪。”

  “呃,”胡雪岩答说:“我已经分派给新兵,在用了。”“好、好!拿一枝来。”

  这枝枪是交到姚司务手里,问他见过没有?答说没有。不过他只略为看了一下,便转开一个螺丝,接着一样一样拆了下来,不过几分钟的工夫,一枝新枪成了一堆零件。这显出真工夫来了,左宗棠不能不服他,当下问道:“这枪好不好?”

  那姚司务竟不回答,只看着李勉林。左宗棠不知是怎么回事;胡雪岩却看出来了,姚司务一说好,左宗棠说不定马上就会交代购买那一种。那一来,岂不断了采购委员的财路。因此,胡雪岩便说一句:“只怕不见得好。”

  谁知李勉林恰好相反,连连说道:“好,好,好得很。”表面彼此客气,实际上已等于短兵相接,也是彼此猜忌。本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的禁脔,不管自造也好,外购也好,都轮不到胡雪岩来插手,所以他之说“怕不见得好”,便有不愿跟制造局“抢生意”的意味在内;反过来说,他如果要“抢生意”,唾手可得。这就使李勉林深深感到,劲敌当前,必须小心了。

  这笔买“温者斯得”来福枪的生意,自然还是归胡雪岩,但大发利市的却是福克。

  原来这种枪的在华代理权,属于福克的洋行,第一批进了五百枝,四处兜销,只卖去一百多,起初亦并未想到左宗棠,因为他知道西征军中来福枪极多,左宗棠甚至还送了一批给醇王,供神机营使用。及至听说胡雪岩要到上海,心想左宗棠的“小队”也许要用这种比较精良的新枪,送了二十枝当样品,估量着,即使能做到这笔生意,充其量也不过百把枝,库存还有一半,不知销场何在?

  哪知由胡雪岩转来的消息,说要买两千五百枝,预备分发江南各防营使用。福克喜出望外,却又发愁,因为能够供应的现贷,连个零头都不足。

  “胡先生,”福克透过古应春的翻译,向胡雪岩说:“我拿库中存货先交,其余的,准备三个月内交齐;我回国去一趟,专门办这件事。

  胡雪碉便跟古应春商量,他亦看出李勉林对他深具戒心,认为不宜一开始就树敌,免得以后的障碍愈来愈多。这笔军火是左宗棠亲自交代,不能不办;正愁着李勉林会“吃味”,难得福克供应不足,恰好打消了这笔生意,避免得罪李勉林。他将他的意思告诉了给古应春,又说:“我看就此推掉为妙。你跟他说,马上要用,要现货,没有现货就免谈了。”“这话他不会相认的。”古应春说:“小爷叔在左大人面前讲话的分量,他不是不知道,哪一次买军火都是先送样品,看中意了再下定单,如今说全部都要现货,不是明明为难他?”“这话倒也是。”胡雪岩踌躇了一会说:“这样,你叫他自己去看左大人。而且我们要避嫌疑,你叫他先到制造局去看李观察,请李观察带他去见左大人。生意成不成,看他自己的运气。”

  “这办法!行得通吗?”古应春不免怀疑,“我们犯不着把自己的路子,交给人家。”

  “不!现在他们怕我们防得厉害,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做成个死对头。不如现在大方一点,以后办事反而顺手。”

  古应春心想,这是欲取姑予的手法,亦未尝不可用。两千五百枝枪的佣金,虽至少有五千佣金,别人看来是个大数目,但在胡雪岩眼中,却是小事;既然他要“大方”,就照他的意思办好了。

  但胡雪岩的顾虑与打算,福克是怎么样也无从知道的,因此一听古应春的话,大感困惑,多年合作得好好地,何以有这种见拒的态度?莫非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说话已经没有力量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当下率直向古应春发问。古应春当然不能跟他说实话,只说胡雪岩是尊重江南制造局。这话在福克半信半疑,他在华多年,官场中的情形,亦相当了解,向来是谁有办法,谁就可以争权夺利;权责并不分明,尊重更是假话。

  福克做事很老练,先去打听胡雪岩在左宗棠那里的“行情”,所得到的答复是绝未失宠。这一来,他就不能不怀疑,另有人在钻军火生意的路子,想取他而代之;胡雪岩是一种让他知难而退的态度。

  去问古应春,古应春绝口否认。这一下,福克释然了,中国官场不足跟外人道的花样很多,不必去多打听。反正自己仍旧抱定利益均沾的宗旨,将胡雪岩拉紧了,保持了多年合作的关系,总是不错的。

  于是福克便带了一名翻译到制造局求见李勉林。那时的官场,对洋人都是另眼看待,何况福克是上海洋商领袖之一,所以名刺一报进去,正在花厅中会客的李勉林,丢下他人,在签押房接见福克。

  动问来意,福克透过翻译说道:“左大人要买两千五百枝温者斯得来福枪,可是我现货只有三百多枝,其余准三个月内交足。胡观察说不行,要我来见李观察,请你带我去见左大人当面谈。”

  听得这话,李勉林不免诧异,定购西洋军火,向来都是期货;目前内外无事,又不是打仗遇到劲敌,急需要精良武器才足以克制,何必一定非现货不可?仔细想一想,显然是胡雪岩不愿意经手这件事,但又为什么不愿意呢?唯一的缘故是左宗棠已非西征统帅,而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两个头衔中一“江”、“南”,就彰明较著地表明了,这一案应该由江南制造局主办。

  对于胡雪岩的能守分际,李勉林颇为佩服,胡雪岩的手腕很厉害,但还是“上路的”。当下欣然答说:“可以、可以!左大人明天动身回江宁,我本来就要去见他;我们一起去好了。”

  于是约定当天下午三点钟,在天后宫行辕见面。到时候会齐李勉林先递书本谒见,然后找个谈话的空隙,说福克在外,等候接见,有事面禀。

  左宗棠已经接到胡雪岩的报告,认为胡雪岩所说,此案由江南制造局承办,一切签约、付款等等手续,都比较方便的看法不错,所以听得李勉林的话,立即接见福克。

  他跟福克很熟,也很欣赏福克的有条理,温言相接,颇假以词色;谈到买枪一事,也很爽快的答应了,先交若干现货,余数立定期限,陆续解交。价格方面,福克与李勉林细谈。

  “这两千五面枝枪是交绿营用的。”左宗棠交代李勉林:“你收到枪,马上交给李朝斌好了。”李朝斌的官衔是江南提督,绿营的最高长官。

  “是。”

  “听说你要回国。”左宗棠转脸问福克:“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回来?”

  “十天以后动身,两个月就回来。”

  “我现在要整顿水师;水师的利器,是鱼雷不是?”“是的。”

  “我想买一批鱼雷,你有没有?”

  “有、有。”福克答说:“左大人知道的,东西洋各国凡有新出的利器,一定把样品跟说明书,送到我洋行里来的。尤其是这趟我回国,可以亲自打听到最新式的运了来。”“能不能连技师一起请了来。”

  “当然。凡是采购中国从前所没有的新式武器,一定由技师派来,教导如何演放。这是必有的规矩,不会错的。”“喔,你没有弄清我的意思,我是说能制造鱼雷的技师。”“那也有。”福克答说:“不过要先看制造局,有没有能造鱼雷的机械。”

  “你跟李观察商量。”左宗棠又问:“还有种‘碰雷’,作何用处?”

  “是——”福克向翻译弄清楚了“碰雷”二字的意思,方始回答:“那叫水雷,是专门为了防备对方兵舰用的。譬如一个港口,不愿意对方舰闯进来,就可以在港口海面上布下水雷,船一碰到就会爆炸。”

  “自己的船呢?”

  “自己的船,一样也会爆炸。”福克又说:“水雷的威力很大,麻烦是不长眼睛,所以非遇到与外国交锋,打算断绝水路交通,不用水雷。”

  “事后呢?”

  “事后要清理。专门有种船叫扫雷艇。”

  “照此说来,这件事牵涉很广,暂作罢论,你只管替中国采购最新式的鱼雷好了。细节你跟李观察去商议。”“是!”

  看看没有话了,福七克在翻译示意之下,起身告辞。李勉林虽被留了下来,但从头到底没有能容他说一句话,内心万分不悦。

  至于左宗棠将李勉林留了下来,是要谈半公半私的事。不过私事倒也不是他的个人之私,是为了曾国藩的小女婿聂规缉。

  原来曾国藩的欧阳夫人,共生三子六女。长子及五女,自幼夭折;在世的有两子五女,长子纪泽,文章政事俱是第一流,而且由自修而通英文,为国藩所看重,后来袭封侯爵,以钦差大臣出使西洋,与郭嵩焘都是真正懂洋务的大才。

  次子纪鸿中举以后,会试一直不利;曾国藩也知道“场中莫论文”,考试要碰运气,但功名这念,横亘胸中;期望亦未免过切,总说他的次子不用功。偏偏运气也真坏,直到曾国藩去世,始终是个举人,以后也一直没有能够中进士,与长兄相较,境遇大不相同,以至于在京郁郁以终,身后还是左宗棠替他料理的。

  比起曾纪鸿来,他的姐妹们的境遇,又更不如他了,有的婆婆太凶,有的丈夫没出息。曾国藩持家极严,说他见过许多名门之女,贪恋母家富,往往不肯在夫家尽子妇之道,到后来都无好结果,因此他的女儿虽都遇人不淑,但因曾国藩不许她们归宁,只好在夫家受罪,个个都是终日以泪洗面。其中四小姐嫁得不错,偏又青年守寡,所以曾国藩生前常说,他的“坦运不佳”。

  六小姐是取小的女儿,湖南人称为“满小姐”,名叫曾纪芬,她是曾国藩去世后才嫁的。本来由她叔叔“九帅”作媒,许婚于衡山聂家,定在同治十一年出阁。不意就在这年二月初,曾国藩中风殁于两江总督任上;到得服满已是光绪年间。

  曾纪芬的夫婿聂规缉,字芸台,他家是衡山世家,先世以行善出名。但聂规缉却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以致于只能混个小差使;他有个姐夫为先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为“筹防局总办”,聂规缉单身跟到江宁,在筹防局当差,只得八两银子的车马费,但却要接眷;原来聂规缉到了江宁,才知道曾国藩真是门生故吏满天下,将他妻子以“曾文正的满小姐”这个“头衔”搬出来,在裙带上着实能拖出来一点好处,这就是他接眷的打算。

  果然,曾纪芬照她丈夫的嘱咐,由湖南坐船经武昌时,特为去拜见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夫人,稍为谈一谈丈夫的境况,聂规缉立即被委为湖南督运局驻江宁的委员,月支津贴五十两,日子过得很舒服了。

  及至左宗棠接刘坤一的手,到了江宁不久,便将曾纪芬接到总督衙门叙旧,曾国藩生在嘉庆十六年辛未;左宗棠生在壬申小一岁,因而以叔父自居。左宗棠在曾国荃克江宁后,与曾国藩失和,有三四年不通音问,但当左示棠奉命西征,曾国藩命湘军刘松山相助,大为得力,这使得左宗棠大为感动,而况平生功名,关键所在是曾国藩知道他的才具,派他独当一面收复浙江,与曾氏兄弟同时封爵。拜相封侯,位极人臣,饮水思源,亦不能不感激曾国藩;所以表面上倔强如昔,仍旧处处要批评曾国藩,私底下的态度,却已大为改变,曾国藩殁后,他致送的挽联,道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等于认输,以左宗棠的性情来说,是很难得的事。

  至于照应曾国藩的后人,是为了要证实他的挽联中的下一句:“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与曾国藩是为国事而争,私交丝毫无损。特别是老年人,往往有一种将朋友的女儿看作自己掌上珠的通性,爱屋及乌,对聂规缉亦就另眼相看,派了他营务处的差使,每天中午会食,一定找聂规缉;对他的肯说实话、留心西学,颇为赞许,有心要培植他。

  这回左宗棠出省阅兵,聂规缉作随员,李勉林跟他是熟人,左宗棠故意相问:“勉林,你跟聂芸台熟不熟?”李勉林各州兴锐,早年曾替曾国藩办过粮台,当即答道:“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当然很熟。”

  “那就再好没有。我看你也很忙,我想派他来当你的会办。”

  “大人眷念故人,要调剂调剂聂仲芳,这番至意,我们当然要体仰;我想,每个月送地五十两银子薪水,仍旧在大人那里当差好了。”

  左宗棠一听愕然,“怎么,勉林,”他问:“你不欢迎聂仲芳?”

  “不敢欺大人,聂仲芳在大人那里,亲自教导督责,他不敢越轨;到了我这里,也许会故态复萌。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不便说他,耽误了公事,大家不好。”

  这一说,原来有些生气的左宗棠,心平气和地问说:“你说他‘故态复萌’,请问,是什么故态?”

  “聂仲芳是纨绔,他比满小姐小三岁,光绪元年成婚;到光绪四年,才廿四岁,已经娶了姨太太。”

  “这件事我知道,他的那个早就遣走了。”左宗棠问:“还有呢?”

  “还有,曾劼刚那年奉派出使英、法两国,二小姐的故爷陈松生与聂仲芳都想跟去当随员,结果劼刚带了陈松生,没有带聂仲芳。劼刚路过上海的时候,我问他同为妹婿,何以厚此薄彼。劼刚说:我带了他去是个累。又说:“你看了我的日记就知道了。”李勉林又说:“他们郎舅至亲,尚且如此,大人倒想,我怎么敢用他?”

  “喔,”左宗棠问:“你看了劼刚的日记没有呢?”“看了。”

  “日记中怎么说?”

  “我录得有副本,回头送来给大人看。”

  “好!请你送来我看看。”

  李勉林答应着,一回去马上将曾劼刚日记的副本,专程送到天后宫行辕。左宗棠灯下无事,细细看了一遍,其中有两条对聂规缉的批评不好,一条记于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另外有一条记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说他不用聂仲芳的原因:“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而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新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左宗棠心想,这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毛病。如果当时聂规缉如曾纪泽所言,现在看来却无此毛病,正好说明此人三四年以来,力矫前失,肯求上进。李勉林在制造局有许多毛病,怕落在聂规缉眼中,故而拿曾劼刚作挡箭牌,不必理他。

  主意虽定,但因第二天便须启程江宁,无法与李勉林面谈,因而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说:“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纪鸿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纪鸿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于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写到这里,自觉有些强词夺理;以他的地位,便是仗势欺人,所以凝神细想了一会,想出一番说得过去的道理。“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不难,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鼓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即有以对曾文正矣。”

  左宗棠自觉这段话说得光明正大,情理周至,但意思还不足,因而又添了一段:“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送走了左宗棠,李勉林刚回制造局,便收到了左宗棠的信及送还的曾纪泽的日记。信上一篇大道理,不但坚持原意,而且隐隐责备他,不肯照顾聂规缉,反而离间人家郎舅至亲的感情,对不起曾国藩生前栽培之德。李勉林自然很不高兴。

  没有法子!他心里在想,不怕官,只怕管;左宗棠要派聂规缉来当会办,是他的职权,写信解释,还是客气的做法。接下来又想,左宗棠赏识聂规缉,是因为他肯说实话,而且肯留心“西学”,不用说,制造局造船造枪械,他不会是外行;不是外行又肯说实话,制造局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内慕,就瞒不住了。左宗棠派此人来当会办,说不定就是专门来捉他的毛病的。

  这样转着念头,不免心事重重,但还是得强打精神来应付,当即将亲信的文案、庶务都找了来,宣布聂规缉即将来当会办,关照文案备禀请派任的公事,措词要客气、要夸奖。然后交代庶务两件事:第一、替会办找个宽敞的公馆,陈设布置,务求华美;第二,派专人携带三个月的薪水,到江宁去接“聂会办”夫妇来上任。

  这个厂务叫王伯炎,是李勉林的心腹,名为厂务,并不只管制造局的冗杂小事,他不但顾问可以干预工程及购料,甚至还是李勉林的智囊,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当然,他也是李勉林的耳目,外界对制造局的批评,一直很注意的。将李勉林交代的事,办妥了来复命时,王伯炎提到福克,“跟福克的那张合约,”他问:“总办是打算自己跟他谈呢,还是等聂会办来谈?”

  “你看呢?”

  “这要看总办的意思。”王伯炎说:“各有各的好处。等聂会办来谈,好处是左大人的面子十足,聂会办也很高兴,而且,聂会办如果弄了好处,就有个把柄在总办手里,以后不怕他不就范。”

  “嗯、嗯!”李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

  “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已,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透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末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待。”

  “那末,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份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爷”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样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份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决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濂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饬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帖”说得冠冕党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议为言之有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癵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宫,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廷。

  朝廷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即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哀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数录用。”

  吴长庆大为诧异,不好骂他荒唐、斥之为冒昧。当下派了一名军官携带银票,到旅舍里,将他的同伴好言资遣。当然,袁世凯是被留下来了。

  “你进了学没有?”

  “没有。”

  袁世恺连秀才都不是,不过捐了监生,照例可应北闱顺天乡试;吴长庆便叫他在营读书,拜张謇为师。此人号季直,是南通的名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参赞军务,同时也是吴开庆次子吴保初的业师。

  既然要应考,张謇当然教他做八股文。袁世恺兴趣缺缺;但陪着张謇谈谈时事,以及用人驭士的手段,却头头是道,很得张謇的赏识。吴长庆幕府中,还有个朱铭盘,也是南通人,与张謇及另一个诗做得极好的范肯堂,号称为“通州三生”;这朱铭盘对袁世恺亦颇有好感,因此,当张謇保荐袁世恺时,而朱铭盘在一旁帮腔以后,吴长庆便委袁为营务处帮办,而且派了两名勤务兵给他。这是前年光绪六年四月间的事。及至朝鲜发生内乱,张树声派丁汝昌特召吴长庆议事。吴长庆带同张謇,在天津密商三日,定策平乱。这年壬午,“子午犯酉,大比之年”,袁世恺奉命入京乡试,恰好也在天津;听说要出兵朝鲜,便去见张謇,想弃文就武,不赴乡试而赴朝鲜。张謇答应了,为他向吴长庆要求,如愿以偿。

  到了烟台以后,吴长庆回登州去调兵遣将,在烟台派船征粮,须备辎重,由张謇负责,事多且杂,张謇顺理成章的找了袁世凯作帮手,由吴长庆下札子委为“前敌营务处”,居然独当一面了。

  七月十二日黄昏,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由烟台抵达朝鲜仁川;可是日本海陆军已经早一小时到达。只是天色已晚,中日两军都住在船上,预备天亮登陆。

  哪知就夜色苍茫中,闵妃所遣的密使到了。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也象光绪皇帝一样,是旁支入继;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是应,便等于醇亲王,所不同的是,“大院君”摄政。李熙成年以后,“大院君’自然看不过去,便跟闵妃争权。那闵妃象慈禧太后一样,非常能干,心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只要倾心结交中国官吏,自然就占上风,此时日本的野心日炽,看朝鲜两派对立,各不相下,便蓄心要找机会,作为入侵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了。朝鲜内政不修,人民困苦,士兵的饷欠了好几个月,一再“闹饷”,发又发得不足数,于是便常有造反作乱之事,日本人便买通乱党,故意让他们抢劫日本领事馆,日本便以保护领事馆为名,酝酿出兵朝鲜。

  闵妃得到消息,向中国官吏告密;驻日公使亦有急电到北洋,中日双方军队都想抢个先着,但同时到达,不分先后,而闵妃的密使一来,情势就不同了。

  这些密使谒见吴长庆、丁汝昌,说日本与李癵应已有勾结。哪一个军队先到朝鲜京城汉城,哪一国便控制了整个局势。这就象楚汉相争,先入咸阳为胜是一样的道理。“为今之计,我们劝天朝大军,乘黑夜登陆,由间道入汉城,一昼夜可以抵达。这条间道捷径是日本人所不知道的。”“主意是很好,可是这一昼夜的供应呢?士兵不能不吃饭啊!”

  “请放。”闵妃的密使说:“沿途都设备好了。”

  吴长庆大喜,立即召集张謇及马建忠密议,决定接受闵妃的计划,先派五百人连夜登陆;另派一千人在黎明下船,其余守在船上待命。

  密议既定,吴长庆在招商局轮船的大餐间点兵发令。

  这本来应该是士气昂扬、踊跃争先的一个场面,不过吴长庆下达了命令,肃静无声,约有五分钟之久;这一下气氛便显得很僵硬了。

  终于有个姓刘的帮带,凑到吴长庆面前低声说道:“本营都是陆军,从来没有出过海,现在轮船刚停下来,弟兄晕船的很多,能不能请大帅体谅,让大家休息一夜,到天亮再上岸。”

  此言一出,吴长庆即时变色,偏偏另外还有同样的请求,吴长庆勃然大怒,拍桌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敢不遵我的命令,莫非不知道军法?”说着,要拔令箭斩那个刘帮带。

  张謇在旁,不等他再开口抢着说道:“大帅,刘帮带不宜再带兵了;另外派人吧!”

  “派谁呢?”

  “我看袁世凯可以接替。”

  “好!”吴长庆向左右说道:“把姓刘的先看管起来,等我办完了大事再来处置。”

  这时袁世凯已得到通知,进来行了礼;张謇说道:“大帅有差使派给你,你仔细听着。”

  吴长庆接口下令:“刘帮带不遵命令,我已把他革职看管,现在派你为帮带,接管他的队伍;即刻预备,半点钟以后,先领一营人,坐朝鲜派来的船登陆,由朝鲜向导带领,连夜行军。袁世凯,这个差使,你担当得下来,担当不下来?”“能担当。”

  “好!你部下如有人不遵命,违反军法,准你先斩后报。”说着,吴长庆将手中的令箭,往前一递。

  袁世凯接令在手,高声答道:“遵大帅将令。”半点钟不到,袁世凯已扎束停当,草鞋短裤,干净利落,进来向吴长庆禀报:“已经跟朝鲜的译官商量决定,登陆后连夜急行军,天明到果山早饭,在那里恭候大帅驾临。”

  辞行既华,立即下船,到得天亮,吴长庆亲统两营,接续前进,中午抵达果山,袁世凯下马迎谒,说已派先锋五百人,由营官率领先走,他特为在此候驾。

  “路上怎么样?”

  “一路平安,朝鲜的供应很完备,一切请大帅放心。”“好!”吴长庆又问:“还有什么事要报告的?”“士兵的纪律不大好,抢民间的东西,还有对妇女无礼,王师戡乱,这样子会让人家看不起,世凯已遵大帅将令,就地正法了七个人。”

  一听这话,吴长庆放心了。原以为他不会带兵,现在看来,倒真不愧将门之后,当下慰了一番,关照袁世凯继续前进。

  当天深夜,先锋五百人到了汉城,在南门扎营。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吴长庆亲统的一千人亦复疾驰而至,在距汉城七里的屯子山扎下大营,其时“大院君”李癵应已经得到消息,派了他的儿子大将军李载冕来见吴长庆,表示慰劳。吴长庆亦很客气地敷衍了一番,等李载冕一走,立刻进城去拜访李癵应,作礼貌上的周旋。

  出城回大营以后,吴长庆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及幕僚密商马建忠建议,擒贼擒王,等李是应来回拜时,设法扣留,送往天津,以寒乱党之胆。倘或乱党不受安抚,再行进剿。

  吴长庆认为此计大妙,其余的人众都同意,于是密密部署,设下了陷阱,只等李癵应来自投。

  李癵应来回拜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带的卫队有数十名之多;接入帐内,由张謇与马建忠二人,与李癵应笔谈,这样交换意见,即令是泛泛的寒暄,一来一往,亦很费事。等营外李癵应的卫队被隔离开来,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吴长庆便即说道:“本人奉朝廷之命传旨,着贵藩亲自到北京,面陈乱党的一切。”

  说完,也不管李癵应听得懂听不懂,由马建忠扶起李癵应出营;外面有一顶轿子,将他塞入轿内,抬起便走,健卒百余人前后夹护,连夜冒雨急驰一百二十里,第二天一早到南阳港口,登上威远兵轮,李是应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一个目标是李癵应的长子,亦即韩王李熙的胞兄李载冕,据说,乱党是由他指挥的。吴长庆派袁世凯领兵入城,逮捕了李载冕,而乱党却已逃散了。

  当天晚上,吴长庆接到李熙的密报,乱党是屯驻在两个地方,一个叫利泰院,一个叫枉寻里。枉寻里就在吴长庆大营附近,便由他亲自出马;利泰院的任务派了袁世凯,乘黑夜奇袭,抓了一百多人,其余的乌合之众纷纷走避;枉寻里的情形亦差不多。等日军三千人沿大路开到汉城,局势已经平定了。

  这一来,日军便没有进城的理由,为了避免与清军冲突,驻扎在城外。日本驻韩公使花房义质亦回汉城,向韩国提出赔偿的交涉,这不是吴长庆的事;他将大营移驻东门外关帝庙以后,随即行文北洋,奏请论功行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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