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琴南书话》

作者:高恒文

(2000-10-11 9:59:23)

  林纾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学术界一直关注不够,除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和张俊才《林纾评传》之外,似乎乏善可陈。其实,林纾研究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恐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近读吴俊编校的《林琴南书话》,我又想到这个问题。
  编者在《叙略》中说:"林琴南固以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人情来诠释(译述)西洋故事,同时,也因为西洋故事的写法、文意与左、马文章颇多暗合。……似乎他的译述西洋小说,除了打算有裨于世道人心而外,还有一种提供文章作法的用意。既然中国文章衰弱已极,倒也不妨学学洋人,再暗中塞入自己的私货。说来也有那么一点'拿来主义'和'曲线救国'的味道(他说过'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这个说法很好,我们可以在这本《书话》第一辑"异域稗贩"所收录的各种"林译小说"的译序、评语中,得到证实。通常的说法,是把"林译小说"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分开来看待的,以为"林译小说"无意中成为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播下的"火种"。其实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林译小说"和《致蔡鹤卿书》联系起来看待,而必须看到其中复杂的历史环节。近代中国,世变之快,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尚且有"落伍"之叹,遑论林纾?翻译西洋小说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都是那一个林纾,也就是说,"林译小说"和《致蔡鹤卿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当然,林纾也有变化的一面。《书话》第二辑"中土文录"中收有《御书记》一文。其中表现了林纾作为一个"遗老"的自画像:"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于吾清相终始也。"这个形象很容易与人们心目中的《致蔡鹤卿书》作者形象相叠合。但是,问题同样有其复杂性。林纾并非一开始就以"遗老"面目出现的。林纾是1913年4月12日第一次拜谒光绪陵墓的。而在此之前,林纾对自己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出处,一直十分犹豫。辛亥年底,他在致吴芬的信中说过:"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对于辛亥革命,林纾曾经是拥护的。他在致吴芬的信中说:"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打定主意作"共和之老民"而不是"满洲遗民",并且振振有辞。不仅"洗心"而且"革面",林纾甚至连"易服"这样的小事也想到了。他在给吴芬的又一封信中说:"弟四海为家,久不作首丘之想。……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
  那么,什么原因使得林纾一改初衷,由打算作一个"共和之老民"而成为"满洲遗民"的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后政局的持续黑暗、腐败。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林纾的这种政治形象的自我设计及其变化,提醒我们应当注意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发表《致蔡鹤卿书》的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同样,我们亦应当注意"桐城缪种"这个口号对林纾的刺激性。本来。林纾很得意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的,并不讳言自己的"桐城派"文体以及与"桐城派"末将的交往。其《赠马通伯先生序》云:"当世之能古文者,承方、姚道脉而且见淑于吴公(挚甫),今乃皆私余。"但是,1922年,林纾在《〈震川集选〉序》中,却为自己脱离与"桐城派"的干系:"辛酉五月,余晤康长素于沪上,长素曰:'足下奈何学桐城?'余笑曰:'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于归震川则数周其集,方、姚二氏,略为寓目而已。'长素怃然。"这个说法,似不足信。因为我们知道,林纾一再说过:"余固悉心于韩、柳、欧三家者,其余诸家,略一寓目即已"(《?欧孙集选?序》);"余生平心醉者,韩、柳、欧三家"(?柳河东集选本?序》)。津津乐道韩、柳、欧,再上溯到班、马,又下及归有光,这个名单恰恰正是"桐城派"师承与推崇的"谱系"。之所以出尔反尔,死前还要申明与"桐城派"脱离干系,不正是"桐城缪种"这个批评的刺激的结果吗?此处所引,俱见《书话》,都是极好的材料。
  《林琴南书话》收录了作者能够找到的所有"林译小说"的译序、评语等文章,在我有限的读书范围内,感觉是第一次汇集林纾的这类文章,既有可读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果说有不满足的话,那么,第二辑"中土文录"既然收了《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等文,为什么不收《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文科大辞典序》?贪多求全,读者通病,吴俊兄一笑了之可矣!

  (转自china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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