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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他们塑一座碑


  为了寻找流失的学生,每年他们要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近万公里;
  为资助贫困的学生,每年他们要从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八万余元,垫付学费、看病买药、购买学习用品以至于提供食宿,这些占他们全年收入的一半;
  尽管他们每人每星期已承担三十节课的教学任务,还要挤出十来个小时,为山区的孩子们补课。
  他们,默默地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不断地在改变着失学儿童的命运:全乡一九八八年失学五百人,返回四百七十九人,仅流失二十一人;一九八九年失学八百人,返回七百八十三人,仅流失十七人,一九九零年失学九百八十人,返回九百六十七人,仅流失十三人。
  谁说数字都是枯燥的?
  这组数字记载着罗田县落梅河乡一百二十名青年教师不平凡的业绩,凝聚着他们的满腔热血。
  罗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群山起伏,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是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而落梅河乡又是罗田县最贫困的乡,全乡五千八百个农户中仍有近一半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中痴呆傻户就有七百多户。近几年来,这里又连续遭受到冰雹、冰冻、干旱、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袭击。
  落梅河水年年流、日日流,却总也流不尽两岸群众的贫困。
  肖战明乡长告诉我们,全乡去年的人均收入才只有二百六十元,正常情况下,全乡每年缺粮七十万斤。
  我们来到了松子关村,前些日子,这里有一户农民因为不识字,把农药当作蚕药用,养的蚕全都死了,一下子损失了三百多元,相当于一家人两年的收入。村长说:“没文化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现在村里制定了“四个五”的集资办学计划,即每
  人每年出五块钱、五根横条、五块方石、五个义务工,兴建学校。
  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那些长年要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的贫穷农民,当他们连肚子都顾不上时,哪还顾得上让子女读书!
  野菊坳小学六年级女生戴满菊,家住高山村戴家垸。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种几亩山地,养一头猪和几只鸡,家里再也没别的收入。满菊是个懂事的姑娘,从小学会了节俭。她的书包是姑姑做的,用了四年打了四个补丁,每逢下雨天,满菊便把书包藏到衣服里面,紧紧帖着身子,不让雨淋湿。看到父母亲那憔悴的面容,听到双亲不停的叹息声,她心酸得落泪。为了减轻一些父母的负担,也为了使弟弟和妹妹能够上学,懂事的满菊决定自己退学,回家做父母的小帮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选泽这条道路,她的心像针刺似的。她知道老师们都非常喜欢她,要是把这个决定告诉老师们,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走的那天,戴满菊是悄悄走的,只是在
  校外,捂着脸痛哭了一场……
  他叫张存金,半年前,因为家境困难而失学。没有什么比上学更让他留恋,小金存不知梦里哭醒过多少回?每天早晨,他都要站在村口的山岗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两眼凝望着下山的那条小路,他知道,那条小路一直通到他曾经上过学的学校……
  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教师们的心在滴血;
  面对流失生的呼唤,教师们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率先踏上陡峭的山路,走进偏僻的山坳,决心把那些流失的学生找回来!
  山路上,那个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正是赵建成老师。
  正月开学,全班二十七名学生,来报到的还不够一半。赵建成心中有数,这一多半学生,如果不去做工作,便意味着流失。
  正月十八清晨,寒风凛冽,雨雪交加。赵建成起了个大早,一头扎进了冰天雪地里。
  他今天要去的是离学校最远的甘家冲。狭窄的山路象一条冻僵的长蛇,又硬又滑。好几次,赵建成摔倒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当他敲开学生汪杏春家的门时,汪杏春的父亲惊呆了:门外站着的这个人,外衣已经透湿,连眉毛上都结着冰珠。
  “你找谁?”汪杏春的父亲问了句。
  赵建成嘴唇哆嗦着说:“我……我是杏春的老师。”
  “哦,老师、老师!”汪杏春的父亲一把将赵建成拉进屋里。他一边拍打着赵建成身上的雪粒,一边抱怨道:“这种天你还上山来,连命都不要了?”
  赵建成稍稍缓了过来,他说:“我没别的可说的,你就让伢子去上学吧……”
  汪杏春的父亲喉咙哽住了,半晌,突然说:“去、去,让他去!我就是讨米也让伢子去上学!”
  这时,汪杏春从里屋跑了出来,扑进赵建成的怀抱里。她说:“赵老师,我好想读书喔,这些日子,我扎了二十把扫帚,好卖了去交学费。”
  从汪杏春家出来,赵建成又来到张言光的家。
  张言光的父亲抱病在床,张言光正坐在床头为父亲喂药。
  赵建成接过了药碗,一边喂着一边说:“大叔,我知道家里的难处。这样吧,你让伢子去学校,他的学费、书费我代垫了。”
  张言光的父亲感激的点了点头,可过了片刻又犹豫了,他说:“伢子读五年级了,得住校,不瞒老师说,家里可是在也找不出一条棉被了。”
  赵建成赶忙说:“棉被不必带了,夜里言光就同我挤一张床。”
  张言光的父亲激动得光是落泪……
  这一天,赵建成一共跑了六位学生的家。中午,只喝了一碗稀饭,他着急,觉得什么都吃不下。
  天擦黑时,他才下山。不小心把手电筒摔坏了,只得深一脚浅一脚摸着走。寒风中不时地传来一两声狼的嗥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过扬家河时,一脚踩空,跌进刺骨的冰水里。他的左脚扭伤,左手小指骨错位。
  当夜,赵建成发起了高烧,伤口痛得他一夜未能合眼。
  可谁料想,第二天早晨,他居然又站在学生江峰家的门口……
  靠着这种精神,赵建成一人就找回了二十三名学生……
  山路上,那个瘦弱单薄的身影不正是张春秀老师吗?
  张春秀已经到戴满菊家去过三趟了,她的父母一直没有松口,还说满菊自己也不想念书了。张春秀越想越纳闷:满菊在学校一贯刻苦、认真,成绩也好,怎么会突然不想读了?
  张春秀正想着,只见前头山道上一女孩子提着一篮子猪草,正吃力地走着。她连忙赶上前去,一看,是戴满菊。
  戴满菊见了班主任,羞赧地低下了头。
  “满菊,听说你不想读书了?”
  戴满菊低头不语。
  “你要有什么难处就告诉老师,老师帮你解决!”
  戴满菊抬起泪眼,只说了声:“老师,我好想你,好想读书啊!”便“哇哇”地哭开了。
  在戴满菊家,张春秀对她父母说:满菊的学杂费我代垫了,以后,家里的活儿忙不过来,我再发动全班同学来帮忙。
  是石头也能被感化。戴满菊的父亲老泪横流:“张老师,你的心比菩萨还善啊!”
  ……
  大山为证,落梅河的哪道山岗,哪条小路,没留下一百二十六位年轻教师的脚印?
  有人作过调查,对失学学生的走访,每名通常在三、四次左右,多的达到十七、八次。以平均走访一名学生往返十六华里计算,三年来,这群青年教师走访的行程,加起来相当于他们每个人从北京到武汉步行了一个来回。

  找回一名学生,付出一番心血;
  找回一名学生,献上一片真情。
  这些苦命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老师们的心依然悬着,他们知到,由于家庭的困境,有些学生说不准哪天又会重新流失。
  刚刚返校一个多月的陈有舟又不见了,为了他,老师已经上他家跑了九趟了。到过陈有舟家的老师都清楚,他的家境实在是太穷了。一家人住着一间破瓦房,父母常年有病,没人干活儿,缺少吃穿。偏偏这样的家庭却出了个聪明的儿子,陈有舟一直是全乡数学第一名,还曾获得过全县三科赛总分第二的好成绩。
  陈有舟的不幸,紧紧地牵动着老师们的心。当他又一次被找回来时,大伙儿凑了四十元给他作学杂费;曾选明校长拿出自己的两套衣服,送给他换洗;学校教工食堂无偿地给他发饭票。这些凝聚着老师们爱的钱和物,使陈有舟重新扬起了学习的风帆。
  张金存同学重返学校后,班主任张碧云像慈母般地关怀他。天冷了,张碧云脱下自己身上的毛线衣让他穿上。张金存从家里带来的粮食不够吃,张碧云拿自己的粮食为他交到火房里。那天,上课时,张碧云发现他不停地咳嗽,便带他去找医生,经诊断,张金存患了肺炎。她不仅掏钱为他买了药,还逼着他跟自己一块吃饭。张金存激动地说:“我有两个娘,一个是生我的,另一个是张老师。”
  十来元学杂费,在城里算不了什么;可对于贫困山区的学生家长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落梅河,如果实行先交齐钱再上学的话,全乡恐怕有一半的学生不能按期入学。进三年来,学生应交学费二十七万元,实交六万元,下欠二十一万元。
  这二十一万元学费,教师们主动转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工资一股脑地全垫上。他们首先想的是让学生来上学,把书买回来,至于欠款什么时候还,还多少,怎么还,容不得更多地考虑。
  我的采访本上记着几位老师的名字:
  兰结年:二十五岁,带课老师,每月工资四十五元,三年中共为学生垫款四百八十七元。除了每月十多元的生活费,有半年多时间没领过工资。
  张碧云:二十五岁,公办老师,每月工资六十元,三年中,代垫款四百六十三元。
  金文:二十岁,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六十四元,两年中,为学生垫书费四百六十三元。家里盖房父母给他们兄弟三人分配任务,老大开车出三千元;老二教书出三百元;老三当木匠出一千元。老大、老二都交了钱,唯独他拿不出钱。
  学生家长们见老师们自己过得极清贫,还得替自己的孩子代交学费,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常常是黄豆收了送一、二十斤黄豆,白菜下来了送些白菜,或是送几把扫帚、一筐木炭,以物抵钱,算是还老师的账。
  张碧云告诉我们,有一天,一位学生给她送来了一捆“火纸”(一种迷信品,烧了供“阴间”的魂灵)。她觉得好奇怪,一问,那位学生说:“老师,我爷爷前些日子过世了,这些‘火纸’是亲戚送来要烧给爷爷用的。奶奶说家里还欠着你的学费,让我把‘火纸’给你送来,就算抵了学费。”张碧云听后摇摇头苦涩地一笑,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原野菊坳小学校长朱冬明,是为学生垫付资金最多的一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他参加工作八年,总收入八千零六十四元,为学生却花去了五千八百八十六元,占73%。
  难到他生活得很富裕吗?在他简陋的宿舍里,见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找不到一件超过四十元的衣服,没有一双值二十元的皮鞋。他对学生说:“我宁愿过得再苦些,也不愿看到你们失学。”
  三十岁了,还没成家。原先,他有个女朋友在麻城工作。那回女朋友来信告诉他,说是托了关系,准备将他调到麻城。谁想朱冬明却谢绝了,他说:“我实在是离不开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他们在相爱了五年之后只好又痛苦地分了手。
  朱冬明现在是罗田县“希望小学”的校长。他正带领全校十四位青年教师,为改变山区落后的教育面貌在勤奋地工作着。
  朱冬明给我们谈了这样两件事:
  前年都快放寒假了,教师们一月份的工资还发不出,眼看着就要过春节,借又借不到。朱冬明急了,发牢骚说:“反正也领不到工资,下学期过了正月十五再开学。”可初六他到学校一看,一半多教师已经不约而同地来了。
  去年署假,六位教师主动提出为程度较差的同学补课,他们在酷署里忙了一个多月,连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
  “如果你选择了教师着个职业,这一辈子,就别再打算享福了。”
  朱冬明最后讲的这句话,让我琢磨、回味了好一阵子。
  我合上了采访本,但采访本中记录着的那些人物,却又一个个在脑海中浮现:张有才,平顺县山区一位年进花甲的老教师。相距六公里的三所村小就他一位教师,每天上午在一个村庄给孩子们上完课,中午又到另一个村庄给那里的学生上下午的课,然后再到第三个村庄上晚上的课。他不得不在三个村庄都备了锅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夏天,头顶烈日;冬天,顶风冒雪。三十多年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乡亲们说:连结这个村庄子间的这条路,走得最多的是张老师……
  代国孝,苍溪县白鹤乡一位民办教师。二十几年了,一直住在一间又黑又破,四面透风的土房子里。窗户上蒙着装化肥的塑料薄膜,散发出一股股臭味。寒冬里,那床铁一样坚硬的薄被,常使他冻得半夜醒来。而到了夏天,却连一床蚊账都置不起,为了防蚊咬,睡觉时连衣服都不敢脱……
  刘晓岚,涞源县银坊乡教师。一心扑在教学上,家里的责任田连着两年没打下粮食。每月四十九元的工资,既要养活妻子儿女,又要赡养八十岁的爷爷。拉着几千元的债,却还一门心思在封闭的乡村学校试验反馈式的教学法。为了填饱肚子,也为了节约时间,他每天熬一锅棒子面粥,早上喝新粥,中午添上水喝旧粥,晚上再续上水喝剩粥。有人问:“你这么玩儿命为了什么?”他回答说:“当老师的就应让学生多学到一些知识,正因为我们山区穷,更需要他们多掌握一些本领。”
  王维安,皖南山区贵池市棠溪乡花庙村七井村民小组小学教师。在这座海拔八百米的偏僻的高山上,他已渡过了二十七个春秋。山上至今不通车,不通电,一些农户想方设法迁移下山。山上常住人口已只剩下十三户共五十九人。七井村小学学生也从最高峰时的十六人,降至如今的三人。在这所“袖珍”小学里,王维安仍在一丝不苟地教着,他说:“哪怕只剩下一名学生,我也要坚持下去,尽一份教师的责任,把书教好。”
  卢胜兴,平果县海城乡瑶族教师。每天他得翻一架山,到下车屯小学上课。屯里穷,学生的学杂费根本收不起来。粉笔得自己买,连晚上批改作业的油灯也要自己买。他说自己教了二十四年书只病了三次,最长的三天。不是不得病,是实在不敢病。病了,学生该怎么办?他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却把大部分工资接济了上不起学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想了片刻,说:“说谓师生师生,有了学生才有我们这些老师。学生要是都流失了,还要我们这些老师做什么?”
  ……
  到了那一天—
  当所有的贫困山区都脱贫致富的时候;
  当阳光下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获得上学的权利的时候;
  当文明的春风吹遍大山的每一条皱褶的时候;
  让我们共同呼吁:
  应该用黄金,为那些默默地工作在贫困地区的教师们塑一座碑,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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