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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后汉书》、《续汉书》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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