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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你本来应该把我当作一张作废的信用卡扔掉。当你说我很好时我忽然对你非常怜悯；当你在我面前褪下睡袍时我就暗暗地喊“完了！”海浪折断了我的双桨而风却不容许我迟疑。我的一切都是因环境所逼。我记得那天先是中午开冷餐会。 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有一群群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竟在谈论文学。文学有什么可谈这事本身就透着奇怪。你是个文学家你写就是了还要谈什么？可是人们仍要作古正经像煞有介事地谈。外面的天空虽有乌云但仍然有太阳，而这里面的人们追求夜晚所以到处亮着橙黄色的灯光。人们在徐徐的灯光中把香槟酒徐徐地灌进嘴里，脸上却逐渐涌上了入不敷出的惶恐。一张张红彤彤的面孔确实证明了人人都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万千种形式在香槟酒和小点心中寻找自己的内容。 我看见你也端着酒杯穿梭在人群中间。你那身东方式的旗袍正如你所说的“别具一格”。在袒胸露背的西方女士里你包裹得如同一辆轻型坦克，因而对男士们你具有更大的实力和更大的威胁。后来你停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先贤的画像之下。我嚼着小点心远远地看你谈笑风生。你的一抬手一举指都有一种淡淡的风韵，正像你用的香水在似有若无之间。一时我更厌烦周遭不知所云的谈话，只想挽着你的手投入黑暗。 但这时一位白发的英国教授向我走来。我从他的领结上看到了严肃于是我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询问我在中国大陆是否有文学创作的自由。这种问题我听了千百遍我早已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因为你问任何一个作家是否有创作自由他肯定会回答“有”，不然他等于承认自己发表的作品简直是放屁。我想正好趁此机会把你拉来当翻译，你却告别了那位美国先贤不知又投入了哪位俄国哲学家的怀抱。我的眼睛四处寻觅你，嘴里结结巴巴地回答问题。万幸的是那位英国教授竟很满意地离开了我还连声道谢，但我却以为你糟踏了我的智慧。几年以后我在巴黎郊外一个农村旅舍二楼的窗口，在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看见一对白鹅蹒跚地步入蔷薇篱笆。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天。白鹅轻盈地驮着阳光，绰约的云影投在蔷薇花上。我听见老旧的楼梯吱吱地响。我知道那是纳塔丽去买东西回来，我却想起了我俩那晚发生了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全是那次会议促成的。 于是我一面喝着纳塔丽煮的咖啡一面这样写…… 冷餐会结束以后就开始讨论。 教授、学者、作家纷纷走进一间大会议厅，使我联想起我放过的一群羊。这时我看见你有点张皇的眼睛在四处张望。我知道你是在找我，我想最好拖延一下以此来惩罚你，谁叫你要为我负责呢？我放下杯子走出大厅。我看见暮色降临在秋天的草坪上，大理石捐款人有一种惆怅的表情，仿佛看到他的钱花在这些反资产阶级的作家身上很不高兴。一株古老的枫树用它的红叶支撑着年轻的天空，有无数的鸟儿在叫。我点燃一根烟又让风把烟吹跑。隔着玻璃门你进到我一只眼睛里来。你的脸也是红扑扑的不知是因为酒还是因为不满。你说你到处找遍了我想不到我却跑到这里来消闲。我说我不知道你在找我，我想出来抽支烟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而我心想我到处找你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说现在没工夫跟我斗嘴今天我必须上台演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力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讲话，同时突然对你说的“斗嘴”感到兴趣非要和你“斗嘴”不可。你的“斗嘴”和“好怕”对我同样有新鲜感，因为这些都是大陆少用的词汇，尤其它们出自女人的口更有性的诱惑力。于是我说大会不事先通知我就将我的节目提前是不尊重我的表现，可是请别忘了我身后有一个世界上作家数量最多的国家。 你的嘴马上滑稽地撇了撇，似乎不屑于如此之多的数量。可是你毕竟是女人又有教养，你用你刚你撇过的嘴请求说十分对不起，因为有一个国家的发言人忽然病了，而大会主持人早就想要排我在第一天讲演，正好趁此机会把我提到今天。你的意思好像说在第一天讲演是个荣誉。你巧妙地撩拨起我的虚荣心。后来有一天我们两人不知为了什么又“斗嘴”起来。你用你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说大陆出来的人都很计较先后次序，幸亏“中国”的第一个字母是Ｃ，如果第一个字母是Ｚ中国甚至会破坏国际惯例。而那时我的争辩已经无力，因为你在床上的叫声铺天盖地。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事情仿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似散漫的进程但一步一步又是那样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了床上去。回国以后我接到你的信，看完了我将目光移向窗外。我发现中国西北部的这一块天空完全和美国东部的天空相同。究竟有谁在天的上面？ 我记得那天我接着也说了声对不起，我没有带我的讲演稿来。你立即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卷纸。我都不知道你把它是装在什么地方的。我有点吃惊地看看你一身剪裁合体的旗袍，但我只看见一对晃眼的红罂粟。 我只好跟着红罂粟走。红罂粟被风卷走我就欣赏你的腰。今天你的腰肢有别于那天在机场的腰肢。我觉得你还是穿旗袍好。我这样想着我这样走进会场。我这样想的时候相信别人同样并不把沉重的文学整天背在背上。 你把我安排在后面的座位上。你临走时瞥了我一眼我后来才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说过了对你这类的出版物我还需要去仔细读。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很计较前后的人可是谁叫我来晚了呢？我只能冷落地坐在这个角落！但我在后排却有了新的发现。我看见我前面是一片肉瘤，一个个全是光秃秃的脑袋，好像在我经常缅怀的那座荒山上望着山坡下累累的卵石一般。时光在一瞬间倒了回去又掉了过来。掉过来后我既叹服那是一团团智慧之光又想到有人曾告诉我说西方人多秃顶是长年放纵性欲的恶果。为此我暗暗地感谢我们的禁欲主义和把我多年置于无欲可纵的社会状态。我摸摸尚可称为蓬松的黑发我感到欣慰。我告诫自己纵欲会在头顶上受到惩罚。但这时一阵掌声和笑声使我收回逐渐走向下流的心思。我回想了一下刚才断断续续地听到那位走下台来的拉美作家并没有说出什么精妙的哲理，至少他没有说什么我不懂的英语专用词汇，好像还说了一句脏话。这句脏话经常可以在纽约的地铁站和全世界的厕所里看到。于是我又发现了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线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这样就有人想出个主意召开这么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谁也别想从这次会议上得到什么可是谁都可以在这个会议上表演一下放纵一下如同放纵自己的性欲。接着上来的一位西欧女作家讲演女权主义。她的一段话引起哄堂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但她精彩得可笑的话却相当深奥。我不得不斜过身去问旁边的一位新加坡华裔作家。这位皮肤微黑的作家捂着嘴吃吃地笑着告诉我，她刚刚说男人全是弱者，她主张女人不要去找男人，如果性欲冲动了宁可自己手淫。原来我的语言障碍在这样一个词汇上。 这个词汇触动了大会的乳房，大会顿时活跃起来。人人都从不知所云的状态进入了熟悉的领域，都跃跃欲试地想上台去说几句。接下去一个一个上台的人全被羡慕的眼光笼罩着，与其说人们想听他的妙论还不如说是人们想有他那样射精的机会。这时，我看见你从通道上走来宛如一艘彩色的船。你那飘浮般的步态使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当你朝我俯下身来时我对你说我要即席发言，那篇早已准备好的讲演稿去他妈的吧！你捏着被你译成英文的讲演稿那样看着我使我联想到被扔进水里的猫。你毫不掩饰你的不信任和惊讶，好像我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暧昧的关系；你不礼貌的眼神仿佛你已经和我上过床。我一时心动了一时有了勇气。我心动的是我喜欢体验男人和女人处在这种将成未成的阶段。眼风比手的抚摸更能挑动起情欲，而你的一瞥正好恰如其分。 于是我也命令起来。我说我不要你当翻译，我要找一位男士来。你当即白了我一眼说我放弃了这篇讲演稿多可惜，你认为那是够水准的。我说什么水准不水准，那不过是一篇学位答辩论文。这样的讲演稿会成为板着面孔的训斥，由于打断了大会汹涌的情欲我将会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读者凭作品认识作家而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认识却凭着男人与女人的话题。你望了望会场，不得不同意我的话，却又嗔怪地说要找男士翻译我自己去找。我一面欣赏你在我眼前晃动的耳环，那一闪一闪的微光似在向我发射某种暗号，而我嘴里却说那有什么困难，请你给我带个条子好了。 “好吧，但是请你讲话不要超过十分钟，”你这样说着你踅回身去。你踅回身去像鸟儿在疾风中转向。这中间我想我是不是太无赖了，但我的确想捕捉到那只鸟。 你离开我向我朋友走去。他看完了条子回过头来向我会心地微笑：男人毕竟知道男人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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