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让一个作家介绍同时代的文学，偏颇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那些评论者（尤其是作专家态的外国评论者）东一竿子西一棒子地介绍，文学创作的真实又几乎只能被座灭。中国这个巨大古老的存在，在20世纪末正面临着再生与衰灭的大关口；无论大势如何，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学的醒目是必然的。日本有的学人认为：中国无文学。这种观点唯一还能被容忍的一点地方，是这种观点排斥着一种政治性过强的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几乎都把中国小说当政治入门书读）——然而，文学是极其自由的形式；中国文学该怎样写，只可能由中国作家们自己决定。无论形式变成怎样一副形象，形式本身就蕴含着规律。 这样看来，由我介绍，也许比由某些“专家”介绍更好些。 1979年前后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今天回味起来都很幼稚，甚至都（不是全部，当时也有相当老辣的作品）有一点中学作文味。比如王蒙的《最宝贵的》，直露、过短、真诚；几乎等于一句话：“人不能告密”。再如卢新华的《伤痕》，肤浅、媚俗，从小市民的流行观点解释中国官僚体制及其命运的大命题。同期的民间刊物除了政治上与形式上的勇气多一些之外，大多也是一些相当概念化的作品，如《在社会的档案里》。 但是，70年代末叶这一期小花朵，都共同具备着一种动人的东西，真挚、不安，等待着时代给自己以爱。而且，其中一部分作者迅速地向文学意味倾斜。向着艺术的道路在那几年里很简单地被打通了。 那时的“时代”至今令人怀念。那是一个全民读小说的特殊时代。中国人的文学热情畸型而感人。每一位在当时发表了好作品（或者是较好的中学生作文）的作者，至今都可以以名家自居，让后日发表了优秀得多的作品但总吸引不了公众视线的新秀们嫉妒不已。 ※ ※ ※ 同时，对西方文学的注重也迅速展开了。在无人知晓之间，中国作家中出现了两种潮流：一是在各种领域里掀起波澜，“干预生活”，触及政治的政治社会类作家。他们的特征是在体制之中小规模地揭露黑暗面，丧失的是深度和艺术性。二是感受着西方艺术的滋味，开创形式，注重语言，企图寻找真正的艺术真谛的现代派作家。这一批人蔑视或摒弃体制本身，但是有相当一些参加者仅仅是现代派而并非掌握着现代主义。 两道大潮，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预言，20世纪最后这几年里，中国文学仍然处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分裂和继承之中。 ※ ※ ※ 80年代并没有给中国文学带来黄金时代。有些论者说，80年代出现了超过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繁荣，这是阿谀之辞。 但是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乱。 在小说领域，最初是“意识流”以及形式本身对于故事小说的冲击。新诗则被称为“朦胧诗”；——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初，民间刊物与一般公办刊物之间区别在减少，原民间刊物的作者们也成了公办刊物的索稿对象。 这个时期的例子举不胜举。前述“政治社会派”作家们一再制造话题，他们始终聚集着社会上的议论。年轻的仿效者层出不穷，但是都很难在这个时期里取得文学界的统治地位。 似乎有一种默契：在中国的出版界和优秀作家之间，不成文地存在着一种心情：摸索可行而且能存留后世的道路。因此，文学界更受青睐的，也许是创造了新体裁的作家；而并不是趣味在新禁区的作家。这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界的理解存在距离，更与外国的所谓中国文学研究大相径庭。 前一类作家，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篇篇都表现出一种激进。土气些的李存葆，从《高山下的花环》到《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立正敬礼的姿势下为民请命。后来，这一传统又被一支庞大的报告文学大军继承；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仿佛一个从未被人描写过的中国在他们笔下清晰了，仿佛一条从来不敢相信的希望也从他们笔下诞生了。 后一类作家掀起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热”。不是由学术界，不是由理论界，更不是由文学评论界，重要的是由作家们首先提出了“文化”这一概念或命题，并使之一下子耸动了视听。后日出现的风俗画、民俗电影，包括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西北风”，都起源于80年代中国小说作家在探索中涉及的文化讨论。外国的“研究者”们根本没有同级的修养，所以他们只能哄而论之，用“寻根”这种浅显词汇来瞎子摸象。 与此前后，出现了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归去、来》、莫言的《红高梁》、昌耀的长诗《慈航》、王安忆的涉及性主题的新作和扎西达娃的“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还有不能概括的作家和作品，也几乎都在80年代出现了。 举三个不甚适当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一种现状：这种状况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刚刚摆脱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左右，开始有了自己把握自己形式的力量。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莫言的《红高梁》、余华的《现实一种》，可以构成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对比组合。 王蒙的作品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传统最深刻有味的一次刻画。人人有感而人人难为——王作恰恰正是这把解剖刀。小说冷酷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中国文明早已开始的末世相，而且刀尖指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早期的真诚被成熟的戏闹篇幅隐蔽净尽，读着人感到心惊肉跳——将来怎样呢？作品并不关心这个老问号，它尽管完成了这个大手术。 莫言的作品，其精彩在于，它使穷乡僻壤的读书人，振奋，并知道了自己家乡、土语、土味十足的传说的魅力。它无穷无尽地倾泻着一种“乡村知识”，强有力地战胜了学院派。全文神神鬼鬼，虚虚实实，在诡异的用词中创造了一种恶意十足的辉煌。 余华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回答了人们对“年轻人”的怀疑。由于它和它的一大批姊妹篇，人们发现年轻人更老辣、更“坏”、更成熟。这种成熟性意味很深；它们否定的东西是全面的，不仅对于父兄文化传统，既使对于真善美等老生常谈，它们的否定也一样地无情、冷漠、恶毒。但它们拥有着某种捉摸不定的真理，读者可以不相信它或对它反感，但也会发现它非常酷似一种中介的桥梁。 ——这3个不适当的例子，都拥有与西方文学关系不太大、唯届作家自己的形式及语言。仅仅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它们虽然不一定是当代世界文学中美好的作品，但确实是当代世界文学中高水平的作品。 当然，我举出的这3个例子都不用于政治社会派。而且我也没有说我多么尊崇和喜爱这3篇小说。我只是想说：如此拥有着私人的形式和语言系统，已经意味着伟大的文学正在迫近——没有明天和今天的界限；那伟大的文学之潮的潮头，昨天就已经来临了。 今天尚不是对上述两类（艺术与社会，或者有更多类）文学一言论定的时候。追求艺术性的作家与追求社会性的作家之间，虽然文人相厌，但是尚不能说一种追求已经压倒了、或者是优于另一种。但是今天可以对把中国文学当政治小册子读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研究者）下结论——他们的忙到今天的日子和所谓研究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从他们的印刷垃圾中产生过。相反，指导过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几次理论——如李陀、刘心武、冯骥才3人关于观代派的讨论；如王蒙关于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的讨论；如韩少功关于楚文化、文学的根的散文而引起的文化讨论——都是由作家提出并普及向世界的。 对中国当代文学前途的判断，又决不应是模棱两可的。我本人属于、也认为应当寻求真正具备艺术意味的文学。未来总会洗刷今天，值得珍视的只是人的心情。当年的《伤痕》式的浅薄解说，早就被严峻的真实粉碎了。艺术即规避；选择了文学就意味着选择了比政治更原初、更私人、更永恒的道路。 ※ ※ ※ 80年代末，对拉丁美洲小说新潮的关心也终于收场了。也许，中国当代文学就这样迅速而不为人察觉地、在短短十几年中完成了准备阶段。80年代末期新出现的作家，已经不太带有西方文学模仿者的烙印。90年代将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文学高潮的胎盘。 在日本，我从未见过一个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的留学生。 也许他们认为日本既然是经济大国，便一定也是文学大国吧。而自己的祖国，既然如此江河日下，那么也无须再说什么文学了。 不知道究竟是中国可悲，抑或是中国作家可悲，或者是中国读者可悲。 但是，中国人正感受着现世人类很难感受的内容。不仅仅是历史的沉重感，包括生活的丰富感，也许恰治在这时正独惠于中国人。我猜，真正的世纪末和我们憧憬的新世纪之间，应该并不存在一道墙。也许人有了钱确实能获得一切。但是有的东西，恰恰会因为人有了钱，便永远也得不到了。 在黑暗中，久久麻木的感情有时会变成一种触角。在这茫茫的混沌中，有一阵微弱的喧嚣正在逼近——只要你尚能使用心灵，你就会感觉到。它清晰可触，似有似无，等待着你。 那就是大时代的初声。那是死灭与再生交替时分的音响，是新世纪的露珠般的信号。 不能就这样让生计消灭心的感性。 在这样的前夜，旅人正在整装起步。下一次将出现的是不能归类的作家，以及他们的生涯故事和不朽作品。那将是中文，神秘的四方形图案；它将改变这近百年的陋习逼人学习，因为唯有它拥有着承载如此一个世道的力量。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