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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了高速运转。他首先咬着牙开始翻译李希霍芬的《中国》导言。这导言大约有三万多字。他在翻着字典时想，我要在报名时呈上译稿，请他们转交导师。他又觉得最好有论文，哪怕一篇也好。于是他就拟了几个题目：《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自然地理状况概述》、《湟水河谷的黄土台地及植被》、《关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资源及综合经济》等等，可是写了几行以后，他发现自己写的不是论文，而是晚报和旅游杂志上用的大路货。他马上扔掉那几个题目去颜林家。颜林正在汗流浃背地给儿子洗尿布，颜老头捻着稀胡子听了他的论文设想以后笑了。老头说，放下你的那些论文吧，只要把基础课考好，问题就不大。但是老头本人并不招研究生。您怎么知道别人就不会事先上交论文呢？我还是要搞一篇，他想。我敢保证其他考生也都会来这一手的，这是光明正大的竞争，人人都不会放弃宝贵的机会。他从颜林父亲那儿抱回一大叠《地理学资料》和小册子，回家研究起来。当他发现不少论文实际上都是描述性的调查报告时，他欣喜若狂。原来野外的亲身调查也可以成为论文的基础。他考虑着，那太好了，我不仅有调查而且有整套缜密的方言调查资料作基础。我可以把方言的分布和发展与自然地理的分析结合起来。他决定搞一篇题为《湟水流域的人文地理考察》的文章，但他没有忙着动笔。他大量地阅读资料，皱着眉头捉摸那些论文字里行间的功夫所在。他没有过多注意那里面的内容，而只是锐利地搜寻着各种概念，以及行家们进入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他知道这里头一定有一些规矩。他愈读愈觉得自己的文章能写好，因为他已经模糊地发现了一条行家们严守着的思维的线路和框框。这条隐约可见的线路连结着一串串专用术语和概念，构成了一条神经，一个严密的网，一个冷静而独立的视角。他相信，这就是地理学。我逮住你啦，别看你闪烁其词，他想。干货就在这里。我要准准地抓住你，吃掉你，消化掉你，然后我使出我的方言调查的法宝，也来炮制一下。我的网和视角也会又独立又新鲜。他能读到的书和论文主要都是自然地理或经济地理方面的，他愈读愈发现结合人文科学的研究少而又少。这使他对自己拥有的汉语方言知识和旁听来的考古讲座知识满怀希望，他不时回忆起对他常怀偏爱的秦老师和新疆大学的往事。 他同时开始了对基础课的复习。除了翻译李希霍芬之外，他每天都做《简明基础日语》后头的练习题。考试全都是考基础，这个我深有体会，他想。从来都是这样：试题很简单，人们打开卷子心中窃喜。可是那些貌似傻乎乎的试题后面巧埋地雷，暗藏杀机。十之八九的考生没有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掌握最简单的那些条条。他把练习题做了一遍又一遍，只要一出错，他就咬住错处狠攻硬背。他决定把这几页习题做上一百遍，一直到考试前三天才住手。政治课也一样，他从旧书店里买了两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把它们全都剪成词条，塞在右面衣袋里。骑着自行车赶路时，他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摸出一张，瞥过几眼，默诵一遍，然后塞进左边衣袋里。等过了闹市，没有红绿灯路口时，再从右边摸出一张来。他骑车骑得很警觉，既没有撞了过路的老太太，也没有惹恼过警察。 这次回北京，他是作为一个北京人回来的。以前十来年里他虽然常常回来，但都是探亲或是过寒暑假。弟弟长大了，他第一次看见弟弟领回家一个时髦的女工时不禁想。弟弟已经是个支撑门户的大人，嘴唇上长着一层黑黑的胡茬。他看得出这个不言不语的大伙子正在暗中忙着自己的婚事。弟弟大啦，而且管了这么多年家，他想，我该接接他的班啦。母亲退休以后一直生病，他听弟弟说，这几年母亲的胃病常常发作。母亲很少说话，他只是从她银发下面的两只眼睛里发现了她的喜悦。 第一天全家三口坐在饭桌前时，母亲有些莽撞地忽然把一条鸡腿夹进他的碗里。她的动作很重，那鸡腿一下子推翻了他的碗。他看见母亲掩饰地转过脸去找来抹布，慌慌张张地擦着洒在桌上的汤水。他感到鼻子有些发酸。他差点忍不住握住母亲那双瘦骨嶙峋的手。 他承担了弟弟的买菜任务，并且和弟弟商量着给家里盖个小厨房。他每天上午十一点钟提起菜篮子，火急火燎地跑出去采买一番，然后回来交给母亲做饭——这样上午经常只能看三个小时书，渐渐地连三个小时也难以保障。他拼命地抓紧时间，可是弟弟的女朋友常来吃晚饭，他想自己要有个哥哥样儿，于是下午的四个小时也常被可怕地蚕食。只是晚上的时间极为安静，弟弟和女朋友去轧马路，妈妈坚决认为电视不值一看。他牢牢地攫住了这夜晚的黄金时间，伏在小书桌上向地理学和外语习题发起进攻。 他每天早上七点钟爬起来，夜里一点半或者两点睡觉。一般他温习功课到午夜十二点左右，然后推开那些地理学报、考古讲义和《简明基础日语》，摊开几张稿纸，开始写他的那首诗。诗的题目是一下子跳到纸上的：《北方的河》。他握紧了笔，觉得胸膛里的长河大浪汹涌而至。那些浪头棱角分明，又沉又重，一下下撞得他胸口发痛。他忍着心跳，竭力想区别开那些河流。十几年他见过多少条河啊，黄河、湟水、白龙江和洮河、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甚至内蒙古的锡林河以及青海的通天河。这些河流在他的脑海里飞溅激荡，他感到兴奋得有些晕眩。他看见了那么多熟识的面影和那么多生动的故事，他觉得这些河流勾划出半个中国，勾划出一个神秘的辽阔北方。这片苍莽的世界风清气爽，气候酷烈，强硬的大路笔直地通向远方。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把笔尖伸向那些薄纸。他想用简练有力的词句几笔就把那些浪头和漩流钉入稿纸的方格，然后再去尽情尽意地描写那些古朴的台地、倾斜的高原和高海拔的山前草原。可是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留在肚子里为他看家的那套汉语训练早已溜之大吉。他枯坐着，紧张地瞪着稿纸上的那个题目，听着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他不仅没有找到那种闪闪发光、掷地有声的词句，他甚至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感受万千，但又一筹莫展，他呆呆地一直坐到两点钟，最后扔掉钢笔，一头栽倒在床上。 有一天深夜，他突然感到四周太安静了。这静寂使他有些若失所依，心神不定。他披上衣服推开了旁边外屋的小板门，小心地绕过堵满一屋的家具和煤气灶、食品柜，蹑手蹑脚地走到母亲床前，帮母亲把薄棉被盖好。他轻轻地把被子拉到母亲的肩头上，突然发现她正在暗影中默默地望着自己。 “妈，”他低哑地喊了一声。 “早点睡吧。”母亲悄声说。 他只是点了点头，几天来，他一到夜晚就忘记了母亲的存在。他从来没有听见板壁这一边有过任何声响。他沉重地坐在母亲的床沿上，一声不响地坐了很久，然后回到自己屋里，熄灯上床。 那天夜里他终于听见了隔壁母亲发出的鼾声，但他却失眠了。他靠在床头吸了好几只烟，出神地倾听着那低柔的呼吸的声响。后来他悄悄取过纸笔，在黑暗中嚓嚓地写了起来。他凭手指的触觉知道，写下的诗句不会重叠在一起。 这是一首新诗的最初的几行。 她被那位银白头发的老人领着，走进了他的屋子。这家伙，不认识啦。她望着他怔怔的神情，好笑地想。“不认识我了吗？研究生！”她微笑着问道。一阵清新的风正从敞开着的屋门外拂来，她头上的黑发在风中轻微地动着。 “我听说了一个消息，就赶快跑来告诉你，”她解释地说道，一面接过他递来的一杯茶。 “听说有一条规定，如果大学毕业生不服从分配的话，将要取消大学生资格，而且五年之内，全民所有制单位也不得录用。我一听就慌了，”她说着自己先紧张起来，“我担心，人家会用这一条来对付你。” 他听了也紧张起来。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一层。“不怕，只要我拿到准考证，一切就不会出问题，”他说。可是他的神经全竖立起来了，他的感觉在锐利地告诉他，麻烦事恐怕不会太少。他有些语无伦次，“没关系，我又不是不服从分配。哼，我是符合报考条件的。不怕，工作单位报到截止在十月一日，哈哈，可八月中旬我就考完啦！”他为自己发现的这个时间差而得意了。“万一到了十月一日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顶多去那个地方点个卯。等通知书一来我就逃之夭夭。喂，喝茶呀！” 她笑了。他可真自信，她喝了一口茶，他就不想想考不上怎么办。她吁了一口气，觉得有些累了。这家伙大概没有碰过钉子吧？她瞧着他自以为得计的傻样子，他怎么好像孩子似的，难道他对这个社会还没点认识么？恐怕再合理的事也不会那么顺利的。“我想，你还是要做好思想准备，”她说。他们都沉默了。她看出这年轻人心绪很乱。 他抬起头来：“你愿意看看我的诗么？” 哦，他还真的写啦。她注意地看了他一眼，接过那几张纸来。 “我已经写了好几次，只写了这么个开头。”他说。 她坐得舒服些，然后开始阅读那几页纸。一共只有几行。为了礼貌，她故意沉吟着读了好久。 好一个不安分的人哪，一步还没有站稳，他已经又迈出了第二步。她打量着那些揉得皱巴巴的稿纸，在那稿纸上面，这个小伙子大大咧咧地写上了“北方的河”四个字。“嗯，就是这些么？”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谨慎地问。这似乎不能叫作诗，尽管她也觉得这些字迹里带着一股烫人的东西。他太不安分啦，他被那些河惯得太野啦，她想，他根本没想到他这是在对着艺术宫殿的大门乱敲呢。研究生，让我对你进一言忠告吧！尽管你在那些大河里如鱼得水，但是这儿可是北京，是首都。也许，你对北京的了解还不如我深切。她撩撩头发，仰起头说道： “我说研究生，这首诗……你还是不忙着写吧！”她看见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心里歉疚起来。“我不是说，我并不是说你写得不好，”她努力补充着，“我是觉得，你首先要对付这场考试。事情不会那么顺利的，你该多做些准备。你的诗，”她口吃起来，她想到他的自信劲儿和热情劲儿，“唔，你的诗，你要知道，艺术——”她说不下去了。她想起了自己那间闷热潮湿的暗室。我从那间黑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浑身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你哪里知道我要熬过多少难关，才能从显影液里水淋淋地提出一张过得去的照片啊。而这样得来的照片，命运还吉凶难卜。你仗着热情就有恃无恐，可是热情不等于艺术，艺术有时冷酷得让人心凉。 “我懂啦，”他强笑地说，“我也知道，这开头糟透了。” “不！”她慌忙叫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几行实在不像诗。说心里话，这只是一大堆白话，像一个野孩子站在岸上对着大河在喊叫。他太狂啦，他以为他什么全能干成，他以为他会煽动就等于会写诗。他到底是成长得太顺利啦，他恐怕还没有机会咀嚼过生活。她想着，差点对他直说出来：小伙子，艺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但她心里充满的却是同情。她望着他蓬乱的头发，安慰地说：“先温习功课吧。你首先应该考上你的研究生。这诗，你好好收起来，我觉得，你写得到底是很真诚的……” “不，它太糟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他翻着那些稿纸，翻得哗啦哗啦响。“这些开头全该撕掉，”他小声地说着，慢慢地把那些纸撕成长条，又撕成碎片。 这姑娘很对，我没有写好。他有些伤感地想，我真是个大笨蛋。我压根儿没有找到那些本身就闪着光的词儿和句子。我没有找到那些本身就像河里的浪头一样，沉甸甸又动荡着的、色彩浓重又迷朦透明的词儿和句子。我知道自己肚子里全是些真东西，他痛苦地咬着嘴唇，站起来扔掉那把纸片。我对那些北方大地上的河感情深重，对那儿的空气水土和人民风俗，对那个苍茫淳朴的世界一往情深。我以为只要有一个精力饱满的晚上，只要四周一片寂静，那些东西就会像一片瀑布或者一股火焰一样直接喷到稿纸格子里。可是没有。不是它们在喷涌，而是我在拼命地挤。挤出来的全是些又干又瘦的瘪三儿。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决心结束这个话题：“不过，你等着，我会把它写出来的。”我还没去黑龙江呢，等我调查了黑龙江，我会把它写出来的。他开始观察眼前的这个姑娘，“怎么样，你一切都还好么？” “好什么，”她笑了笑，“我——” 这时，门口一阵笑声和喧闹声打断了她的话。三个小伙子推开门，吵吵嚷嚷地走进了小屋。他连忙站起来，一边倒茶一边给她介绍：二宝、颜林、徐华北。颜林是抱着儿子来的；她坐了一会儿以后，就帮忙把那个胖儿子抱了过来。屋子里吵嚷声响成一片，他们谈着，提到了分配报到和报名考试的问题。 “伙计，”颜林从眼镜里深思熟虑地盯着他，“你应当去那个宣传科报到。不报到是失策的，”接着，颜林口气陡然一变，威吓地说：“年轻人，难道你胆敢蔑视北京户口么？这户口，一张比一吨金子还贵哪！” 二宝说：“算啦，报什么到。干脆咱们开个小酒铺，我也退职参加，而且，”他搔搔脑袋说，“我把录音机也搬来入伙，天天放咱们在新疆唱的那些知青歌。” 徐华北赞同地说：“就这么干。咱们把酒铺安到沙滩，开在作家协会门口。文学酒铺。咱们给那伙作家讲故事，连故事带酒一块卖给他们。” 二宝大喊起来：“太棒啦！咱们的啤酒一瓶卖一块！” 颜林打了个呵欠：“什么时候开张呵？可得赶个礼拜六，我不用接孩子的时候。” 接着他们乱嚷着吹起牛来：“我负责画广告：美酒加美的构思——每瓶收费一元，”“二宝！你小子可不许偷酒喝！”“颜林，干脆叫你老婆退职吧，叫她炒菜！”“别考研究生啦，酒铺里再开个私塾，专门教怎么对付考试！”“嘿！咱们这个酒铺把北京镇啦！” 真有意思，这些人。她躲在角落里听着。北京可真是思想活跃呀，像这样的青年人不知有多少。她羡慕地望着他们。可是我一直没能遇上这样一群人，她烦恼地挥了挥手，像是驱开他们喷来的烟雾。怪不得，我在黄河边上遇见他时有种新鲜的感觉，原来他们都是这么快活、直爽和新鲜。 她插不进他们的谈话。坐在一旁听着，尽管兴致很浓，她还是渐渐地感到了一丝孤独。黄河流域的采访和摄影任务已经结束啦，可是最叫人头痛的事正在迫近。她害怕面对那些人事关系，但她知道想发表作品，想参加影展，想叫那些摇头晃脑的权威点头又必须面对人事关系。她坐在角落里，似乎已经感到一只无形的巨手冷冰冰地按在了她的肩头上。 要是能和这样的一群在一起，要是能有这样的一群做自己的支撑，该多好啊，她痴痴地想。等到天色渐黑，她才从遐思中醒来，依依不舍地随着那几个年轻人走了出去。 这伙年轻人余兴未尽地、吵吵嚷嚷地走上华灯初上的街道。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和徐华北走在最后面。 “你怎么样，华北？”他问道。 “不怎么样，哪里比得上你，”徐华北微笑着，“大学文凭到了手，又为研究生的事儿发愁。” 他没有说什么，在一株树旁停下来准备和客人们告别。 “喂——”徐华北用下巴指了指那姑娘，“真漂亮呀，伙计。”他看见徐华北眼中的一丝嘲笑。 “路上认识的。”他说。 “我可真嫉妒你。”徐华北开了个玩笑。 他默默地和徐华北告了别，又过去和另外几个人握了握手。电杆上的灯光泻过树影，地面上一片斑驳。他想起了关于准考证的事，心情不知为什么变得沉重起来。他又把双手插进裤兜，然后缓缓地朝自己家走去。 他更加紧地工作。由于效率不高，翻译李希霍芬《中国》的事已经拖了很久，不过那篇充大人的所谓论文却写得很顺手。文章写完的第二天下午，他把稿子送到颜林父亲那里。他忐忑不安地坐在一旁，瞧着颜老头眯着眼睛读文章。后来颜林说他，当听见老头喊他的声音时，“脸都绿了”。 “这篇文章我负责帮你转交柳先生，”老头宣布说，“柳老爱才如命，尽管你这篇文章有不少地方写得……写得很可笑，但是，”老头宣判似的说下去，“你显然应当属于我们地理学。” “颜叔叔，”他小心翼翼地问，“哪些地方，唔，写得可笑呢？” 老头说，“你的描述很准确。结合方言的地理分析也很独到。但是你显然根本没有摸过第四纪地质学，你对黄土还很陌生。小伙子，你懂得什么叫‘黄土’吗？” 他吓得没敢回答。虽然他也知道第四纪的黄土，知道“马兰黄土”，“离石黄土”等概念。 颜老头嘿嘿笑了起来。“没关系，”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是搞人文地理的，而不是搞黄土地貌。你大胆地使用了一种人文科学的材料，而且眼光独到。而柳老，柳先生过去在英国牛津是学人类学出身的，我估计，他会看重你的。” 但他已经听不进去了。黄土！他的脑袋已经晕了，黄土！我连一点像样的地貌知识也没有。我连这么基本的东西也没掌握。他从以往对黄河以及湟水的了解中明白：自己的这一缺陷是严重的。他联想到自己对外语考试的那些宝贵经验。你一定会在考卷上大露马脚的，伙计，他责骂着自己，你会在那些基本的概念上踩响地雷，写下满篇错误的漂亮话。他脸色铁青，好不容易才顾全了对老头的礼貌。 他当场从颜老头那儿抱走了一大捆书：科学院地质所编的《中国的黄土堆积》、一本出版年代虽然嫌早，但却是奠基之著的《黄土》，以及几十本地质、地理方面的学报和论文集。骑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又想起李希霍芬的那本《中国》里也有一些他不曾留心的黄土论述，他决定当天晚上就把那些段落找出来精读一遍。路过沙滩东面的十字路口时，他下车来把书捆了捆牢，然后在小店里排队给家里买元宵。交钱时，他暗暗吃了一惊：他的全部资本，那一百多元钱似乎已经所剩不多。黑龙江，他想，不知道钱包里的这些小伙计还能不能帮我去黑龙江。他决定要做一次精打细算。再跨上车时他觉得心神不安，仿佛有种不详的预感。横过马路的时候他没有控制住车把——这是他回北京以来第一次和人撞车。一个迷迷糊糊的“四眼儿”一头栽到他怀里，并且连车带人摔倒在马路中央。他猛扭了几下，用脚支住了地面——立即又明白这是错误的反应。我应该可怜巴巴地摔倒才对，应该让他把我压在下边才好。他望着威严地逼近的警察想。他一句话也没讲，他从那警察的眼神中看出，只要一分辩，自行车保险被扣。警察拖着长腔，慢条斯理地“消遣”他时，他谦恭的默立着，先考虑了一会儿“黄土”的事，然后改背政治经济学名词。“罚款一元，”等警察掏出小本开发票时，他如释重负，从钱包里摸出一张“透明大团结”递过去，等着警察找钱。等他接过找回的九块以后，立即飞也似的把车一拐，骑进了科学院图书馆。 他在开架阅览室里打开各种百科全书和词典，把“黄土地貌”的词条全部浏览一遍，并且摘录了一些提纲挚领的东西。不过，当他伸手搬下高高放在书架顶上的日本保育社版《现代百科大事典》时，右肩的肌腱钻心般地疼了一下。他差点喊出声来。那本大书重重地砸了一下他的肩膀，然后摔在地板上。角落里站起来一个老管理员，对着他照直走了过来。 书没有摔坏。他跪在地上抱起那书来，一面用袖子擦着那书的人造革面，一面小声地朝那老者道歉。那老管理员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你不舒服么？”他听见那人在亲切地问他。他努力地作出了个笑容，抱起大书坐了下来。当他翻阅着这部辞书时，心头悄悄掠过了一阵苍凉。这条胳膊叛变啦，他想，我还以为它早就好了。没想到你这么软弱，呸，胆小鬼，背叛的东西。他咬着牙暗自咒骂着。他竭力不再想这件事，专心地把心思埋到那些书里去。他一本又一本地查阅着，辞典和百科全书像流水一样被取来又送回。他读着，觉得这些书也像一条河。闭馆铃一响，他就离开图书馆驱车回家，一路上目不斜视，中速行驶，特别提防着身旁骑车的妇女和戴眼镜的。 第二天他的运气更坏。 他一清早就骑车到了Ａ委员会。颜林老爹所讲的人文地理学泰斗柳先生就在这个Ａ委员会所属的一个研究院供职。他锁上车后，径直向大门冲去。 “哎，回来回来！”传达室的窗口伸出一只手来。他忙上前说明来意。那窗口后面坐着一个面如镔铁的胖妇女。她冷冷地听着他的话，伸手打了个电话。他只好等着那胖女人掐头去尾地把他的事用电话传达过去。咔喀，电话挂了。胖女人黑脸一沉：“研究生办的人说啦，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律在学校报名，领取准考证。不给单个人办理报名手续。” 他觉得头顶上挨了一记雷轰。那女人转过铁面孔去织毛线了，他连忙解释道：“我有特殊情况，我是……” “不行！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哪儿那么多特殊情况！”那女人出口不逊，“没人听你的特殊情况！” 他使劲咽下这口气，尽量用研究生的温雅口吻循循善诱地说：“对不起，耽误您了。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您让我进去，跟他们研究生办公室的同志谈谈好吗？我的情况，他们一听就会同意的，我——” 那女人狠狠地把窗子砰地关上了。 他暴怒地扑上去，用拳头砸那扇窗子。 窗子又唰地拉开，一张气歪了的胖黑脸朝他吼着：“干什么！你抽疯哪！” 他的牙咬得格格响。他粗鲁地问：“喂，我问你，是不是你们家老头子揍少啦，惯得你这么浑？” 他看见那铁黑脸哆嗦着，伸手去抓电话。他冷笑了一声，扭头冲出门厅。这家伙准是要找保卫科，他想着跨上了自行车。他骑着，气得浑身在发抖。 他在气急败坏中居然心生一计。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在电话簿上查到了Ａ委员会的号码。他使劲克制着自己，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拨了号码。电话通了，他尽量装出一口青海腔，大模大样地讲： “研究生办么？我是新疆大学。我们学校有一位考生的准考证没有寄来。我们查询的结果，发现邮局把他的报名表寄丢了。现在考期已近，我们准备让这个考生直接到北京去交涉，并且参加考试。请你们接待一下。” 电话里静了一会儿。他的心怦怦跳着，痉挛的手死死地攥住电话听筒。——这时，那边答腔了： “好吧，但是，让他带上你们学校政治部人事处的介绍信，详细说明原因。” 他忙又操起青海话：“时间还来得及吧？我们可不能耽误人才呀！” 电话回答说：“唔，反正报名还没有结束。而且，你们这不是打了招呼了吗？我们记着就是。” 他挂断电话，浑身浸透了汗水。幸好那“把门虎”拦不住电流，他喘着粗气，而且今天的几句青海话讲得有板有眼，俨然一副大学里的办公室主任的口吻。 他马上飞车赶到电报大楼，给新大中文系的恩师秦老师发了一份加急长电，详细说明了苦衷，要秦老师明天就把介绍信寄出来。拜托您啦，秦老师！他想。秦老师是个极为善良慈爱的女性，她是决不会看着她的门生在这里受气的。秦老师没准寄特挂呢，他分析着。没错，秦老师一定寄特挂，而且同时再直接给那个Ａ委员会写一封盖公章的长信。 打电报整整用了九块七毛钱。他干脆坐在电报大楼的皮沙发上，清点了一下囊中财产。还有九十块零几毛，他默默地盘算着，刚好够跑一趟黑龙江回来。我可以不住招待所和旅馆，一律睡车站或者住老乡家。我还可以到处截卡车坐，最好能在黑龙江上干几天船夫什么的短工。 黑龙江，他一想这个名字就心荡神移。那可是一条迷人的巨川哪，完全是由一条黑龙变成的大河。如果跑了黑龙江，我就算见过了西至阿勒泰，东至小兴安岭的整个广柔北方的一切大河。“从额尔齐斯——到黑龙江！”不，“额尔齐斯在西方流逝，黑龙江在东方奔腾！”他顺口诌出了两句，又摇摇头笑了。不行，伙计，这哪里像诗呢。他离开了电报大楼，顺着宽阔的长安大街缓缓骑车回家。他顺手从右面口袋里摸出一张政治词卡片，读完，灵活地一换手，塞到左边口袋里，再摸出下一张。他快活地吹着口哨，吹了哈萨克情歌《美丽的姑娘》，又吹了《乌苏里船歌》。他想，这些卡片像是从额尔齐斯河一张张地流进了黑龙江。他不禁笑了，心里很快活。路过北京站时，他瞥见大钟正指着上午十点。钟楼上悠扬的乐曲奏起来了，他使劲吹着口哨应和。这一天才刚刚开始，他想，这一天过得还不错。我回去就去译那本李希霍芬，五天内完成译稿第一稿，并且去研究生办公室办好手续。等准考证一到手，我就出发去黑龙江。要抓紧，他想，也要节省用钱，一星期之后力争出发，挺进黑龙江。 晚饭的时候天气闷热，他和弟弟、母亲把小饭桌抬到屋外，在一片蝉声中吃着面条。母亲炸了一碗香味扑鼻的花椒油，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得满头大汗。 “哥，咱们盖小厨房的事儿，”弟弟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看料快备齐啦。人工也方便，我们那儿有一伙铁哥儿们。都说了，言语一声就来。家伙我去厂子里借。用不着管饭，他们说了，帮工不帮饭。砖、沙、麻刀、木料、管子——料是差不多备齐啦。主要是两件事麻烦点：一是打个水泥地，得买几袋子洋灰；二是顶棚，咱们是买点油毛毡呢，还是买点石棉瓦？油毛毡省点，找路子买处理的，三、四十就够啦。” 他停住了咀嚼，慢慢地放下了筷子。 我太顾自己啦，他想。我忘记了家里没个小厨房，忘记了妈妈是挤在锅碗瓢盆和煤气灶中间休息。我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准考证，想着去闯荡那条遥远的黑龙江。我忘记了，弟弟正在不声不响地维持着这个家，还有一家的生活。他放下了碗，直起腰来望着弟弟。 他想起自己隐隐有过的对弟弟不爱读书的反感。他望着面前这个粗壮的小伙子，又想起了那个一打输了架就来找他的小男孩。他总是冲出去扑向那些恶霸一方的混小子，而那个小男孩则像条勇敢的小狼一样，从他侧面扑上去投入复仇的反攻。后来他离家远行，一走十多年。他只知道家里有个弟弟，这弟弟陪着母亲看家守业，打发生活。 “小弟，”他沉吟着说，“这些年，多亏你照顾家，照顾妈。我回来了，你该歇歇啦，小厨房需要的料，由我来买吧，我也该出点力啦。”他望了望院子里那个千疮百孔的破棚子，别了，黑龙江，他想。好好地奔流吧，我将来会去看你的。 弟弟依然慢条斯理地说道：“不用，哥。咱们一人出一半吧，哥俩么。” 晚饭后，他和弟弟仔细地盘算了盖小厨房的事，具体地商量了人工、用料和动工的日子。当他把钱交给弟弟的时候，他吩咐说：“喂，小弟，告诉她——星期天来吃晚饭。”他又补充了一句：“告诉她，是哥哥请她。 ” 弟弟高兴地咧开嘴笑了。还像以前那样，他想。以前每当他帮助弟弟战败了那些热衷于征服的鼻涕英雄以后，弟弟也总是这么笑的。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打开台灯，拿起李希霍芬的《中国》。他译得非常快，因为他的精神从未如此集中而安详。一个个准确的词汇涌向笔尖，待他把它们嚓嚓地写在纸上时，那些词汇又添了一分严谨和文采。他唰唰地写着，偶尔翻一翻辞典。他模糊感到时钟正在一旁嘀嗒响着，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时间。右肩的疼痛开始持久起来，但他心里对这疼痛是麻木的，他觉得那疼痛与他无关。他译得出了神，思想愈来愈沉地陷入那德国地理学大师深邃的思路中去了。他译着，觉得自己正愈来愈清晰地理解着黄土，理解着地理科学，理解着中国北方的条条大河。 “有位客人找你——”母亲在门口唤道。 他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感觉。他活动了一下筋骨，推开门走到外屋。 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从黑人造革包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他。他打开一看，赫然一个“新疆大学政治部人事处”的鲜红大印跃入眼帘。“秦老师——”他不禁小声叫道。 来客说，下午他正在民航售票处买票，秦老师拉住了他。他说他早就发现那个戴眼镜的女教师在围着他转了。“她一直盯着我，”来客吁出一口长气说，“你的那个老师说，通过邮局赶不上今天下午的飞机了，她要求我今晚一下飞机就亲自送到这儿来。千叮咛万嘱咐的，”他又歇了口气，接着站了起来，“我答应了，就送来啦。行啦，没我的事啦。” 秦老师在附来的一张明信片背面写道，与Ａ委员会研究生办公室联系的结果，要随时告诉她。如果再有障碍，她动员学校派人来交涉。“只是，”老师用一种娟秀的字迹写道，“你是在奔跑着生活。你不觉得太累了么？” 他送走了那位守信用的空中来客，回到了小屋，重新坐在桌前。家里又是一片寂静。他拿起秦老师写来的明信片，那明信片正面印着一条浮冰拥塞的大河。那是解冻时节的黑龙江。他用图钉把这张明信片钉在墙上，然后继续翻译李希霍芬的《中国》。他神情冷峻地写着，钢笔尖重重地划着纸面。午夜十二点时，他收起了词典和译稿。他又取出一沓纸，把台灯罩拉得低些。他一直专注地写到三点钟。这个晚上，他写出了那首诗的第一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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