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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备质证。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这本《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冰鉴》和钩玄提要的《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举重若轻之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语，以应“前言”之属。 （作者系湘潭大学教授、《曾国藩学刊》主编）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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