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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们当年是逼虎跳墙、死里逃生的，否则，谁愿赤手空拳。亡命天涯呢？”（马思聪、王慕理致长女马碧雪的信，1983年5月15日。） 一块无边无涯的黑布蒙住了天空。夜色，那么深重，四周的一切，仿佛被泼上了浓墨。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了洋里叹零丁。”一艘电动拖船驶离珠江口，在零了洋上俏然朝东南方向——香港前进。 船艏，漆着“002”三个白色的阿拉伯数字。这条长不过十米、宽只有二点三米的小艇上，拥挤着13个偷渡者。他们的脸色是惶恐的，他们的心是惶恐的。他们屏声敛息，连一口粗气也不敢喘。仿佛一声咳嗽，就会使他们葬身零了洋！ 子夜时分，忽然从驾驶员嘴里，传出令人焦躁的消息，迷航了！ 仿佛一盆凉水，浇到了偷渡者们的头上。他们的心，好像顿时跳出了胸膛。 驾驶员叫何炳权。对于这条“002”号，他是熟悉的。“002”号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他是这条船的原驾驶员。 1967年，中国历史上严峻的年头。1月15日，星期六，新洲渔轮修配厂的厂休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何炳权潜入“002”号内，把船开出位于广州东南郊的工厂码头，驶人珠江中。在事先约好的几个秘密点，何炳权把偷渡者一一接上船。经黄埔，出珠江，“002”号入零丁洋。 不知道由于过度紧张，还是由于何炳权只驾船跑过一趟香港，他弄错了航线。 好不容易，“002”号终于驶近大缆冲，那已是凌晨四点了。 正当偷渡者们刚刚舒了一口气，一道明亮的灯光直射过来，弄得他们又提心吊胆。 一条巡逻艇朝“002”号驶来，两名英国巡差登上了“002”号。何炳权好说歹说，把一千元钱塞进他们的衣袋，他们这才“高抬贵手”——放行…… 一路风险一路惊。偷渡，是用生命作抵押的一场赌博。铤而走险，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钢丝。 偷渡者们各怀心腹事。船上13人，共五家，出于不同的原因，逃往香港： 何炳权带着妻子吴来，儿子何景洪，全家一起偷渡； 何天爵是某街道服务站的工人，带弟弟何树根、儿子何景培一起出走； 何天爵的邻居陈树，也挤上了这条危险的船； 粤剧演员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化工机械修配厂工人李顺林，是第四家； 第五家共四口人，夫妇俩加一儿一女。丈夫50多岁，个子魁梧，眉清目秀，此刻一言不发，脸色苍白。江风吹动他的短发。在那样的年月，他的一头短发，意味着他曾被刺成光头——他是“走资派”或者“反动权威”。他的妻子戴着近视眼镜，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儿子和女儿都20来岁，皮肤白晰，学生模样。 尽管同船者不知道这一家的真实身份，不过，那男子所紧紧抱着的一只葫芦形的匣子，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音乐家。 艇小人多。何炳权事先关照，行李一概从简。别人只拎着小包，装着细软，而他却在这逃亡时刻，还搂抱着须臾不可离的小提琴！音乐，是他的生命。即使在途中遇上厄运，他也要抱着这个匣子离开世界！唐朝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晚年横遭离乱，漂泊江南，身无长物，唯有琵琶：“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他与李龟年同命运！ 在茫茫黑夜中，江风渐渐，水声沥沥，他的心中酸酸楚楚，眼眶中盈着一层泪水。 他，《思乡曲》的作者。每当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总是把他的《思乡曲》作为序曲。 他，《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的作曲者。他为郭沫若写的词谱曲。这首歌，是中国大陆每一个孩子都会唱的。 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他，怎么会踏上这只偷渡的船？ 他，曾经多少次以中国音乐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穿着笔挺的西装，堂堂正正地手持护照，出国访问。他，从来没有以这样狼狈窘迫的姿态越过边境线。 他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他的手心，一阵阵沁出冷汗，干了又湿。 他是经过妻弟、牙科医生王友刚的介绍，结识黄敏彤；又经黄敏彤的介绍，才认识何炳权。 在广州一个秘密的联络地点，他第一次跟何炳权见面。 何炳权一开口，讲的就是钱：“你想一家四口一起走？要坐我的船的人很多。你钱多，行；钱少，不行。” 一给多少钱呢？” “每人一万港币。全家一起走，另加一万。你答应这个价钱，我就推掉一些想走的人，让你们一家上去。” 他，一口答应下来，可是拿不出现钱。他说：“我出去以后，可以在香港、日本举行音乐会，或者向在美国的弟弟要钱。钱是不成问题的。” 何炳权生怕他没有信用，叫他写下字据，这才答应让他上船。 1月15日，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带着他的一家，来到广州远郊新洲。傍晚，他们来到事先约好的地点——离新洲渔轮修配厂不远的江边的一棵大树底下。就这样，他的一家上了“002”号。 一路上，他如惊弓之鸟。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五十六个春秋，第一次冒这么大的风险……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成了他此际心境的最恰当的写照。 “我曾经写过一支曲子，叫《相见时难别亦难》，抒发当时被迫离国的感情。”此后，他曾这么说过。 在朦朦胧胧之中，“002”号在香港大莲山附近靠岸。“我们浑身都湿透了，颤抖着站在异乡的海岸上。” 何炳权等人躲进一座庙堂等待天明。 他呢？直到1967年4月12日，美联社华盛顿电讯，作如下报道： “美国国务院12日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 “据公布，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目前在纽约。”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一开头，马思聪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离开祖国的原因，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马思聪所咒骂的，是“文化大革命”，并非社会主义中国。如他所说，他“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然而，当时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声震撼云霄。马思聪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视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康生和谢富治“指示”当时的公安部“要彻底查清”。于是，1967年5月，公安部成立了“马思聪专案小组”，代号“002号案件”（因为马思聪所乘坐的是“002”号艇）。经过半年多的立案侦察，“002号案件”专案组写出书面报告，经谢富治签发、上报，把马思聪的出走定为“叛国投敌”。 从此，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从此，马思聪的不少亲友受到牵连； 从此，马思聪的全部作品被封禁； 从此，马思聪的财产被查抄； 从此，马思聪——这颗中国的音乐明星，在中国大陆乐坛上消失了…… 他满怀报国之心 “1949年4月，我满怀报国之心，与乔冠华、萨空了、金仲华等人一起，从香港奔赴北京……我怎么也想不到，十八年后却又冒死离开祖国。”（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如果有什么幻术，能使相隔十八年的两个历史性镜头，出现在同一画面上，鲜明、强烈的对比，便会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边，1967年1月，黛色的夜，黛色的波涛，马思聪带着小提琴躲在“002”号小艇中南下，流亡香港； 那边，1949年4月，蓝色的天，蓝色的波涛，马思聪带着小提琴，搭乘一艘加拿大货轮北上，从香港到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这边，马思聪一腔离愁； 那边，马思聪满脸春风。 这边，马思聪心似刀绞； 那边，马思聪心花怒放。 滔滔流水，悠悠岁月。1949年4月，中国大陆上天翻地覆，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直插石头城。 正在香港的马思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有四条路可走： 第一条，投奔解放区，建设新中国； 第二条，到台湾安家立业。1946年4月28日，当上海音乐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长。5月，他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来到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他曾多次指挥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响团演奏。在那里，演奏过他的作品《史诗交响曲》和《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由他的弟弟马思宏主奏）。从此、他跟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 第三条，到国外去当作曲家、演奏家、教授。已经有外国的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 第四条，留在香港。他是广东海丰县人，故乡离香港只不过一百多公里…… 然而，当地下党的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犹豫，毅然北上，参加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这次北上，可能半途中会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有一定的风险。” “不要紧。”马思聪答道。 “可能要在半途中弃船上岸，进入解放区。为了便于行军，必须轻装，只能随身带点小件行李，别的什么也不能带。” “小提琴能带吗？” “可以。 “只要小提琴能随身带去，那就行了。对于我来说，小提琴就像战士的枪，放不下，离不开。” “还有，眼下船少人多，只能让你先走。你的夫人和孩子要暂时留在香港。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送他们北上。” 马思聪稍有犹豫，但与夫人王慕理商量以后，很快就答应了。 就这样，4月间，马思聪和一百多位进步人士一起，坐船北上。 一到北京，他就忙于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那时的他，只有38岁，风华正茂。 一个多月后，他的家属和郭沫若家属，戏剧家欧阳予倩家属、云南起义将领潘朔端家属（人们笑称“四大家族”），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赵佩带领，坐另一艘船北上。中途遇强台风，不得不在烟台上岸，辗转来到北京。 马思聪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德国俱乐部。不久，迁入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住进宽敞、舒适的教授小洋楼。 党和人民器重才华横溢的马思聪； 他，担任了华北文工团副团长；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青联会议； 他，出席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议；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他，被任命为中国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了对他的任命状。直至1968年，他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止，他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他，还担任了“中德友协副会长”、“中苏友协总会理事”。 马思聪姓马，人们笑称他是“马头”。由于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带动了他的许多亲属： 他的六妹马思荪，是钢琴家。在马思聪的影响下，1952年，六妹一家从海外回归大陆； 他的十妹马思芸，是长笛演奏家。她也举家归来定居。她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他的妻弟王友建，是大提琴演奏家。同样全家回国。王友建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黄飞利是他的同乡，先后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解放前曾一起在广州艺专任教。解放初，黄飞利在美国学习。马思聪给他写信说：“你毕业后，赶快回来，这儿有许许多多工作，等着你来做！”在马思聪的召唤下，黄飞利回来了。马思聪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邀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直至今日，黄飞利教授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担任作曲系系主任。 人们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行动写成的。1949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弯的关键时刻，马思聪的抉择，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着新中国。 马思聪的报国之心，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解放前，在许多地下党员的影响、帮助下，马思聪是国统区左派音乐家的一面旗帜…… 唱出人民的心声 “1946年。我在贵阳艺术馆。当时演剧四队也住在贵阳。端木蕻良来贵阳后和我住在一起，我请他写一部合唱曲的歌词。他在一夜间就写好了，我也很快的把曲子谱好。这部作品就是《民主大合唱》。当时由演剧四队的同志们唱，他们唱得很起劲，我记得在艺术馆演出的时候，把军阀杨森请了来。我们骂的是蒋介石（注——歌词中直截了当地骂蒋介石为“东方的暴君”），与他无关，所以演出后没出什么问题。演出后一些进步报刊曾把这首歌词在报刊上登载。”《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大阳滚过大海的绿波， 照着中国美丽的山河。 让我们用大阳的光辉， 来赞美我们亲爱的祖国。 气势磅礴的《祖国大合唱》，歌声如号如角，如潮如涛，如沸如扬，如鼓如雷。 马思聪本是一位“学院派”音乐家，酷爱的是“纯音乐”。然而，抗战的烽火，反蒋的热潮，毕竟震撼了他的心扉。他拿起了笔，谱写群众歌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炽热的斗争中去。 早在1937年，他读了青年诗人克锋（今名金帆）的诗《自由的号声》，为之感动。他把激情化为音符，谱成一首十分流行的进步歌曲： …… 把斗争自由的号声。 向沉迷的世界倾洒： 战士的心头燃起一把火， 压迫下的人忽然像火山爆炸！ 啊！我将要看这苏生的大地， 迸发出灿烂的自由之花！ 到了1941年，他为20首抗战歌曲谱了曲，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献上一支又一支颂歌、赞歌、战歌。他与抗日将士心贴心。 他，写出了《抛锚大合唱》。在他的笔下，蒋管区犹如一辆抛了错的汽车，人民拥挤在这辆抛锚的汽车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内战的序幕已经拉开。1946年1月5日，重庆隆重举行追悼人民音乐家洗星海的音乐会。周恩来提议，成立“星海合唱团”和“民主合唱团”。他说：“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斗争。” 郭沫若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满怀激情踏上讲台。他以诗人的气质，大声疾呼：“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歌声！” 会场上那热烈的情绪，化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马思聪恳请诗人端木蕻良写词，他奋笔挥就了《民主大合唱》。 翌年，他从广州到香港演出，正巧，诗人金帆从东江纵队游击区到香港工作。一见面，马思聪对金帆说：“你写点歌词给我吧，我真想写首大合唱。” 当马思聪回到广州后，收到金帆寄来的歌词，他立即沉醉在创作的激情之中。只用了十天时间，他一气呵成了《祖国大合唱》。 在《马思聪院长的谈话》中，他追述了当时的情景： “1947年，我在广州艺专写了《祖国大合唱》。词是金帆从香港寄来的。原词七段，我用了其中四段。因为当时是处在国民党统治下，歌词的内容不能写得很明显，但内含的意思是光明要来了，全国要解放了。我写这首曲子，开首用了陕北眉阝雩阝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陕北延安方面来……” 看啊，祖国人民起来了， 排山倒海般起来了！ …… 谁想要喝人民的血， 谁就要被消灭！ 中国人民要永远做中国的主人！ …… 祖国啊，看千万忠勇的英雄， 用鲜血染红你的胸脯。 我们要在你的土地上面， 建设自由幸福的乐园。 那时再没有人剥削人， 再没有作威作福的恶棍。 你就要从血泊里永生。 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 政治色彩如此鲜明的歌词，清新活泼的陕北民歌调子，《祖国大合唱》在蒋管区不胫而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以至南洋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演出这首新中国的颂歌。 马思聪回忆说： “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演唱这部合唱，听众有四千多人，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演出情况非常热烈。” 金帆回忆说： “在‘文革’后期，我到北京维尼纶厂，遇见张宝城同志。他当年参加过演唱《祖国大合唱》。他说，在南京《祖国大合唱》演了一遍又一遍，歌声震撼了旧中国的‘首都’。有一次，在玄武湖畔组织了万人高歌《祖国大合唱》，特务们知道了，冲散了这场万人大合唱……” 这首《祖国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逢国庆游行之际，常常播送。 写罢《祖国大合唱》，马思聪意犹未尽。他再度与金帆合作，要他“再来一个”。 金帆写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马思聪谱了曲，马上由广州艺专的学生们演出。 金帆说：“由于想在蒋管区能演唱，我没有正面写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战争，而用各种方法来暗示。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作为作曲者的马思聪，心里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开头，就咒骂起“冬天”是“残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个残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统治着我们， 它统治我们大久了， 人世间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冬天”是谁？“残酷的暴君”是谁？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打起锣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齐欢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带来温暖和芳香， 春来带来幸福和快乐， 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一二。这位吴先生既然颇有造诣，怎么如此眼生，连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黄老师知道吴先生是系主任马思聪介绍来的，便去查问马思聪。不料，马思聪哼哼哈哈，爱理不理，问不出个究竟来。 黄老师越发对吴先生发生怀疑。他发觉，每当星期六，吴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吴先生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学校中。 当然，黄老师本身，也是某种神秘人物。他跟国民党当局的眉来眼去，同事们早有觉察。 吴先生教了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时，学校举办音乐会，吴先生登台指挥，大显身手。 音乐会结束时，吴先生和马思聪肩并肩步出礼堂，黄老师紧盯在他们身后。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一外地赶来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吴先生大声呼喊：“赵先生！赵先生！” 马思聪为之一惊。吴先生闻而不睬。两人只顾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黄老师在他们的身后，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吴氏兄妹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不久，人们从黄老师嘴里听说：吴先生，乃共党分子赵枫也。吴先生之妹非别人，乃赵氵风之妻。赵氏夫妇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汇报工作…… 不久，马思聪也离开了广州艺专…… 在那艰难的岁月，马思聪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是他有正义感，他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他是党外的进步人士，跟党的地下工作者结下了深情厚谊。 正因为这样。马思聪才拿起自己的笔，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反蒋的“大合唱”； 也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4月，马思聪会离开香港，毅然北上，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偶然的机会让我从一个音乐热烈的爱好者转为音乐专门学习者。在我正式学习小提琴之前，我玩过几种乐器，先是风琴，后来吹口琴，又弹过月琴。我能在月琴上面背出好几首很长的粤曲。有一天，我的大兄从国外带回一只小提琴，从天鹅绒的盒子里提出来，闪耀着黄色的光亮，这乐器能发出多么漂亮的声音啊！我就决定学习这乐器，我幸运地在11岁那年到法国去，我所受的的音乐教育就完全在法国了。”（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 马思聪，这颗中国璀璨的音乐明星，是从广东海丰县升起的。 1911年阴历3月21日，马家老宅增添了一个新生儿，取名“思聪”，愿他聪慧之意。 父亲叫马育航，个子不高，瘦削，一介书生而已。 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点痴呆，于是一家生活重担便压在他的肩上。他靠着教私塾、写文章，成为支撑全家的栋梁，使寡母和弟妹在艰难中终于得以维持生计。在民国初年。马育航先生当上了广东都督陈炯明手下的广州财政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的局长，也曾在汪精卫手下做过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于上海。 马思聪的母亲黄楚良，从小不裹脚，知书识礼。她开朗，善良，胖胖的脸上，眉毛又细又淡。她开朗，善良，总是漾着慈祥的微笑。 马思聪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长兄 马思齐 曾留学巴黎，攻读法国文学。 二哥 马思武 也留学法国。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上海办事处任职。 大姐 马思锦 已故世。 四妹 马思梅 上中学时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计在内） 六妹马思荪（又名马思荃）钢琴家。“文革”后迁居香港。 七妹 马思莹十一岁时病亡。 八妹 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九弟 马思宏 小提琴家。现居美国。 十妹 马思芸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迁居香港。 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菲薄，马思聪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来颗用盐水煮过的乌豆，或者一撮捣碎了、拌了盐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顿饭，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然而，这一群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跟音乐结下深缘：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乐为职业。此外，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钢琴家。他们的姻缘，显然是音乐从中牵线。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是钢琴家、小提琴手。马思荪的女儿马常子、女婿顾国权，都是钢琴家，儿子马庸子是大提琴手……马家如果大聚会，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马氏乐队”！ 马家是怎样跟音乐联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上，曾在一篇介绍马思聪的文章中说：“马思聪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乐家。”其实，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马思聪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乐家”？ 1935年，马思聪应上海《良友画报》之约，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萧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细细追究起来，马思聪的母亲身上，倒有几个“音乐细胞”。她会哼几句粤曲。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哼起了广东民间的摇篮曲。马思聪曾说，从母亲的歌子里得到灵感，在1935年创作过一首《摇篮曲》。 不过，母亲与“音乐家”之间，毕竟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七岁时听堂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调；不久我自己也学晓（即学会——引者注）了，母亲就买一架风琴给我、记得我那时手细，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现在想起来，这倒比较合于和声呢。 “风琴是我的第一个乐器。我九岁人小学寄宿，同学们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又跟一位中学生学弹月琴，我会背出好几首长不愿绝的粤曲。” 马家的音乐种子，是大哥马思齐播撒的。 马思齐比马思聪大10岁。他在巴黎研读法国文学。1933年，他返回故里度假，提着一只葫芦形的匣子。 匣子打开了，放在天鹅绒上面的，是一把黄灿灿的小提琴，顿时使马思聪着迷了。 那时候，马思聪不过12岁。 马思聪央求大哥教他摆弄这新奇的乐器。就这样，大哥成了他的小提琴“启蒙教师”。 不过，大哥只是个“半通”而已。他说自己拉得不好，巴黎的音乐家拉小提琴，才好听呢。那琴声，像夜莺，像云雀，像浪潮，像流水，像春风，如彩云追月，似百鸟朝凤…… “‘你高兴学吗？将来带你到法国去学。’大哥随便说出。我很高兴：‘我一定去。’我说。其实我高兴的并不全在乎去学提琴；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看看新奇，这才好玩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弟弟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大哥答应带他去法国。小马思聪成天做着“法国梦”、“音乐梦”…… 暑假转眼过去，马思齐要动身去法国了，马思聪吵着要跟哥哥一起去。 这怎么行呢？哥哥才20出头，弟弟不过12岁…… 马思聪是个犟孩子。他扯着哥哥的衣襟，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嚷着：一我要跟哥哥去！我要到巴黎去厂 “我是很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马思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成天价被拉着衣角，母亲编排出话儿，吓唬马思聪：“到了法国，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妈妈，你会想家的，会哭鼻子的！” “不想家，不想家，我一定不想家！”马思聪又口口声声“一定”起来。 看着马思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心软了，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远；我便是这样如梦地离开了祖国。 “‘我们在大雪之日到法国，巴黎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雾。一切先前的兴彩都消失了，这是寂寞加上荒凉，但并不回头想回国去。 “我们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bon）住。大哥给我请一位女教师，这是我第一位教师。我还记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胶满黑墨墨膏药似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这黑墨墨的膏药是用来把琴装饰得旧一点，因为旧琴才值钱。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来一个下弓。——‘敢啥！’她说。我学了。‘谢哈。’她又说。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这样子’。‘谢啥’即‘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早懂得的法语。” 跟法国的孩子玩呀，闹呀，才半年功夫。马思聪就能对付着讲点法语了。 后来，马思聪随大哥迁往巴黎。“在巴黎请的也是一位女教师。她很严，进步也似乎快一些。一天总算弹得三个钟头。” 音乐的种子，就这样在马思聪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 “我记得，那时候弟弟成天关在屋子里练琴。我怕他太累，就给他买了一只皮球。累了，他就拿起皮球，独自对着墙壁打球。打了一会儿，又拿起小提琴……”迄今，年已八十四高龄的马思齐老人，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聪弟的情形。 马思聪坚持学琴，风雨无阻。“记得有一次在大雨倾盆之下我骑单车到女教师家里上课，我全身湿淋淋。她看见我的情形又不能不让我进她屋里，我所经过的地板像一条河流。她那副‘大祸临头了，救救命！’的神气真使我过意不去。” 1925年，马思聪14岁，“便去投考囊西音乐学院，却很不费力地便考人高级”。 从此，他终日在音乐王国中悄祥，与小提琴相依为命。 “我的教师是一位美须公，短小而好说笑话。师母有一对奇怪的眼睛，倘生为金鱼，必是标准美鱼。我们同班14人，因为教师爱说笑，我们上课很舒服，随便谈话，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必修课除提琴外尚有视唱，乐理和室乐，我更选萧为副科。 “我加入音乐院，给学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长也颇感到兴趣。因为我音弹得颇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的耳朵特别好呢？’我说：‘恐怕是吧。’其实我夸口，若其然则中国乐器早该准了。 “我住在一位老妇人的家里，大女行近三十，擅钢琴，次女擅理家务。因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乐商店租乐谱；在整个半年中，提琴的书籍几可说给我搜罗殆尽了。 “生活开始有生气起来，课是很多：计起来每星期的提琴课到学校上二课，到先生家里上二课，视唱三课，萧二课，钢琴二课，法文每天都有。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他们都爽直而且快活。” 马思聪自称童年时有“一股傻气”。他奉行“二衣主义”，在同学中传为笑话。他曾回忆当年的“傻气”：“我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无论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两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结果并不伤风也不病倒，身体却非常壮健起来。……曩西居法国东北部，冬天天气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义’还保持着。零下二十度没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门是永远不关的。房东们称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的结果我得最优第二奖，这于我并没有什么高兴，因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曩西音乐院，更信任不过我的提琴教师。我便决意回巴黎。” 在巴黎，经人介绍，马思聪拜巴黎国立歌剧院的第一提琴手帕尼·奥别多菲尔为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在法国颇有名气。在登台演出的时候，别人衣服上的钮扣镶嵌着红花，而他却是紫花。在法国，紫色被看成最高贵的色彩。法国古代帝王穿的是用一种名叫“帝王紫”的染料染成的紫色衣服。奥别多菲尔是法国政府“荣义团”（相当于英国的“骑士团”）的团员。 大概是名教授的缘故，奥别多菲尔的学费也比别人贵得多，每月收二百法郎。幸亏马思聪的父亲当时已从穷书生成为“财政局局长”，还算能使马思聪交得出学费。 “奥别多菲尔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师，我现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国即就学于一位好的教师，我必可把时间省一半。从学于奥别多菲尔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奥别多菲尔夫人更是我的钢琴教师。她也是颇好的钢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师。从此时起，我的时间大部分专工于提琴，每天约弹六小时。” 在奥别多菲尔教授门下，马思聪的琴艺日见长进，终于在1928年夏考人法国最高乐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成为“第一个考人此音乐学院的黄种人”。他进入提琴班。 1929年，一个面孔清癯而双眼闪闪有神的中国青年，来找马思聪。一开口，他便说广东话。异国遇同乡，使马思聪倍觉亲切。 他自报姓名——洗星海。他久闻奥别多菲尔教授大名，渴望能在名师指点下学习小提琴。他得知马思聪乃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便请求代为引见。 不过，当洗星海得知奥别多菲尔教授的学费是那么昂贵，脸上出现犹豫的神色。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才来到巴黎。那高昂的学费，使他望而却步。 “我带你去试试看。”马思聪对洗星海说，“我的老师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难身世，也许会同情的……” 就这样，马思聪带着洗星海，来到老师那里。 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着小提琴说：“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竖纹。显然，他对这个中国青年的琴艺，很不满意。 当洗星海奏毕，刚放下小提琴，奥别多菲尔教授又问：“洗先生，你几岁？” “24岁。”洗星海答道。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的竖纹，显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纪太大，因为优秀的小提琴必须从小培养。 这时，洗星海记起马思聪的叮嘱，便向奥别多菲尔教授诉说起自己贫苦的身世和学习音乐的艰难历程。 听着，听着，奥别多菲尔教授的眉头舒展了。 最后，他对洗星海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两个中国的年轻人，紧紧地、紧紧地同时握住了奥别多菲尔教授的手…… 也就在这一年，马思聪曾回国登台独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都登了报道，称他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过，他从学习小提琴演奏转向学习作曲了，以至成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没有毕能蓬先生，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咸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和精神去寻找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篷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本节中的若干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学习小提琴半年时间，可以在这乐器上奏出不少的调子。有一天，我给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为《月之悲哀》，是读了一篇童话而作的。还有一首叫做《项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对这英雄的敬意，也许受了小学校里历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讲述的反应，这是我最早的‘创作的动机’……项羽骑着一匹千里马，还有许多马蹄风，悲壮呢！调子是短调的。这陈迹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记忆上的陈迹了。 “在往后几年，我是完全致力于小提琴的学习，对于作曲其实就不晓得是怎样一回事。小提琴的学习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声学是分外的事，直至我开始学习钢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乐世界。” 15岁那年，马思聪正在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点下学琴，他“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贝尔克（Berck）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适合治疗此症。” 马思聪遵照医嘱，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贝尔克海滨住了九个月。 “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后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 “一个热闹的夏天过去后，夏天的游客散去了，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一个大厅、一个弹子室的客店里。于是秋天来了，于是冬天来了，于是寂寞来了，剩下了无人烟的广大的沙滩。 “‘寂寞’有着忧伤的音乐，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 “……北风带来海的腥味，卷起沙石，让浪涛咆哮着。每天我看着太阳从海的边涯沉降，看着充满红光的宇宙让夜和星辰吞下。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种界乎过分的悲哀的感觉中。我于是把我的空闲寄托于钢琴与看书。 “从钢琴上我开始认识巴赫、兹差尔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国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Panre等。德彪西是我当时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统统收集起来，在钢琴上慢慢地欣赏……” 强烈的创作之火，渐渐在马思聪心底燃烧。他已不满足于演奏别人的作品，他要创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铸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迈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课之后，马思聪向奥别多菲尔教授吐露了学习作曲之意，请他代为介绍作曲老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用手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说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对于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让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适。你得找一个自由、大胆的作曲教授。” 奥别多菲尔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说：“对啦，他最合适！” 马思聪看了看那张照片，哦，好大的头颅！ “他，毕能蓬教授！”奥别多菲尔说道，一他的作品，没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排练出他的四重奏。虽说那么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么深刻！” 说罢，奥别多菲尔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毕能蓬的作品。马思聪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约定了见面时间。当马思聪来到奥别多菲尔教授那里，一个50多岁、衣着随便的男人坐在奥别多菲尔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头颅看上去，比照片上那头颅还大。“一个广阔而高的前额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脸上。” 他站了起来，向马思聪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毕能蓬！” 头一次见面，马思聪就发觉，他跟毕能蓬教授竟是那样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要么马思聪坐半小时火车，来到巴黎远郊一个多树木的乡下，在毕能蓬教授的家中听课；要么华能蓬教授上巴黎来，在马思聪的住处上课。 讲完一课，毕能蓬便给马思聪留下作业，要他试着写点曲子。毕能蓬总是说：“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 过了几天，当马思聪把作业交给华能蓬教授，他总是顺手拿起马思聪的铅笔改作业。改了一阵，把铅笔放进自己的小口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马思聪的另一支铅笔，改罢，哈，还是放进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见面时，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束铅笔，还给马思聪。他笑着说：“我老是有这个习惯，把铅笔放在口袋里。课上得多的时候，这小口袋里就会有一大把铅笔。” 在上课之余，毕能蓬常常邀马思聪到树林里散步，边走边聊天。其实，闲聊不闲，毕能蓬讲的是音乐的修养，音乐家的品格，音乐创作的道路，是不上课的上课。 渐渐地，马思聪开始了解他的导师：华能蓬教授是一个恬淡的人，以艺术为生命。他清贫，除了教学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财产，便是花费多年积蓄买下的那所乡下的别墅。他是犹太人，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创作。他说：“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屉里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会愿意演奏我的曲子？谁能演奏我的曲子？谁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马思聪看来，是“气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人。” 他深刻地对马思聪说：“今日被奉为伟大作曲家的人，也许五十年后就给人遗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没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许要到五十年后才被人发现。音乐史上充满这些先例。” 他，就是一个“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的作曲家。不过，他毕竟还有知音。法国著名的音乐评论权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乐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马思聪忍痛告别了导师毕能蓬，回到广州。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给毕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华能蓬言简意赅地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不久，纳粹崛起，统治了欧洲。作为一位犹太人，毕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马思聪深深地怀念着恩师毕能蓬教授。是他，引导马思聪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响了马思聪的思想和音乐观；是他，在马思聪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马思聪仍在时时怀念他的恩师；迄今，毕能蓬的见解仍在影响着马思聪。 时隔半个多世纪，最后。马思聪说：“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认和理解，也许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话显然师承毕能蓬。 时隔半个多世纪，马思聪客居美国，他的处境犹如当年的华能蓬。马思聪的作品在美国几乎无处出版，亦几乎无人演出，但是他像华能蓬一样坚持创作。1984年5月，他在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说：“关于爸爸的作品问题，在爸爸看来，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演不演，评价如何，身外事了。”在这段话里，不难找到毕能蓬的影子……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谈青年的创作问题》，《人民音乐》1956年10期。） 一支十来个人的小乐队，在演奏《结婚进行曲》，使结婚典礼的气氛显得热烈而欢乐。 乐队指挥是一位身材修长、西装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鲜花，而是用音乐，向新郎、新娘献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马思聪，那般活跃，又那般风趣。 新郎陈洪，是他的密友。当陈洪是广州培正中学的“童子军”的时候，马思聪是培正附小的“亚仔队”队员。在法国，他们同是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回国后，他们一起在广州惠福东路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是院长，陈洪是副院长。 在副院长举行婚礼之际。院长先生拉来了手下的学生，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院长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学生，叫做王慕理。 他们是在琴声中恋爱，音乐是他们的媒人。 他们结成了一对“音乐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同台演出几十年，马思聪拉小提琴，王慕理钢琴伴奏。“夫唱妇随”，他们把爱情建立在音乐之上。六年之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碧雪。 “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着、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七百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音乐的俘虏。” 这是赵氵风1945年2月在重庆民众戏院听了马思聪、王慕理音乐会，写下的《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话，发表在当时的《音乐艺术》第六期上。 那天，这对“音乐夫妇”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缓的歌》，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赵氵风写道，这对“音乐夫妇”，“以自己的眼泪来换取人们的眼泪，以自己的热情来换取人们的热情，以自己的欢笑来换取人们的欢笑，以自己的斗争来号召人们的斗争。” 1933年，马思聪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涟漪潋滟，波光摇曳，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把玄武湖的静谧、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乐里，写出了《钢琴弦乐三重奏》（B大调）。 然而，马思聪以为《钢琴弦乐三重奏》的“天空大阴沉了，我得写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来了，春来了。野花丛生，嫩草如茵，轻舟悠悠，鸟语声声。 马思聪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乐曲中充满欢乐，阳光，青春和鸟声。 1936年早春，当积雪刚刚融化，马思聪第一次踏进了古都北京。 故宫，颐和园，长城……古老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点燃起他心中强烈的民族的感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怀着好奇的心情，他听了一次北方大鼓。万万没有想到，竟着了迷，一次又一次去听，大有当年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琵琶的感触：“如听仙乐耳暂明”！ 他，一个从小受西洋音乐熏陶的人，一个心中只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人，曾经不屑于粤曲、京戏，以为浅薄、陈旧。然而，北京的大鼓，却成了马思聪的“大的发现、大的收获”。一 大鼓的节奏和旋律，使马思聪耳目一新。他被陶醉了。他记下了大鼓的旋律，把它写入他的《f小调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之中。 大鼓，竟成为马思聪音乐创作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把中国民间音乐视为宝库，不断求胜探宝。他珍爱中国的民歌，从中汲取丰富的民族音乐的营养。 他说：“民歌与我相结合，成了我的音乐作品的特色。” 也正因为这样，此后他的作品，富有东方色彩，富有中华民族的色彩。他，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作曲家。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是一首非常朴实而简单的内蒙后套地区（解放前称“绥远省”）民歌。当年，那是一个赤贫的地方，人民不堪重利盘剥，背井离乡，哼出了这几句浸满泪水和乡愁的民歌。 马思聪发现了它，爱如珍宝。他不断地咀嚼着其中辛酸的音符，在1937年写出了他的管弦乐曲名作——《思乡曲》。 《思乡曲》，倾泻了流落他乡的人对于故乡的眷念思恋之情。故乡，熟土，亲人，安谧的草原，响起了蹄声、铃声……《思乡曲》是那么委婉，那么动人，乡思、乡情交织在一起，拨动了听众的心弦。 哦，应当感谢北京的大鼓——没有大鼓的启示，马思聪不会钻进中国民歌之林，也就不会产生脸炙人口的《思乡曲》。 哦，他吮吸了内蒙古民歌《情别》的乳汁，写出了《第一回族曲》。 他从《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汲取了精华，写出了《史诗》。 他从西藏民歌中得到灵感，写出了《喇嘛寺院》。 他从安徽民歌《斩板山歌》、《慢赶车》、《李玉莲调》中受到启示，写出了《山歌》、《春天舞曲》、《跳元宵》。 他从山东大鼓、山西民歌中汲收营养，写出了《牧歌》。 哦，就连他在1945年写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其中四个主题都来自广东番禺的民歌…… 就这样，受过系统的法国音乐教育的马思聪，在祖国的大地上，用西洋音乐的技巧、中国民歌的色调，写出了中西合壁、独具一格的作品，既不同于经典的西洋音乐，又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 哦，“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马思聪作曲，也最不保守…… 春天的厚爱 “解放前二十年内，我只写了二十个作品。解放后八年，我已写了近二十个作品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是不能搞出这许多创作的。”（马思聪，《文汇报》1957年9月23日。） “患难与共，结为知己。”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马思聪紧紧地跟人民站在一起，紧紧地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重。新中国诞生之后，马思聪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政府给予他优厚的礼遇。酷爱音乐的周恩来总理是他的“知音”，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过问对马思聪的照料。 1957年9月22日的《文汇报》，用富有现场感的笔调这样描述马思聪的家： “国际友人到北京，都爱上马思聪的家里去做客。这是个四合院。院里种了矮柏、石榴。玉兰、桃树，客厅、创作室、卧室、甚至走廊。屋檐下都摆满了贵妃竹、红山茶，院子里还种了扁豆、丝瓜，这些都是马思聪夫妇亲手栽种的，扁豆、丝瓜吃不完，还可以送朋友。这里琴声不断，老远就听见钢琴、提琴的美妙旋律扬溢在空际。两个女儿是妈妈的接班人；一个儿子是爸爸的‘爱徒’，这孩子从七岁开始学小提琴，现在11岁，已奏得不错了。爸爸常说：‘有些天赋’。” 就连马思聪忍痛出走异国他乡，在1967年接受美国《生活》杂志的采访时，他仍无限留恋当年他在北京的家。在《生活》杂志那年二月号的《从中国逃出来的最卓越的人物的经历》一文中，这样引述马思聪的话： “我们有一座精美的北京老式的住宅，在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一幢古典式的四合院。在院子里有柿子树、梨树和中国枣树、紫藤和美妙的葡萄架。在后院有更多的葡萄和水果树，还有一个瓷砖屋顶的鸡窝。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大字报批评我的音乐是资产阶级的，我的家庭生活太舒适——‘世外桃源’——有一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一名厨师……” 作为人民的艺术家，马思聪的工资也是优厚的。他被定为“高教一级”（大学教授中最高的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月又追加补助费二百元。这补助费后来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常常去各地举行音乐会。光是1956年春天，便“到东北、西南、西北、华中各地巡回演出”。马思聪感慨地说过：“解放前，那时我自己要开音乐会，也真不容易，从租场地到校钢琴都要自己去搞。现在呢，我每到一地，一切事情音协都给准备得好好的，大大地帮助了我的演出。”（1956年9月23日《文汇报》马思聪夫妇行程万里，差旅费全部由公家支出，演出收入则归他们个人。 每逢国际音乐界的重大活动，党和政府总是让马思聪作为中国音乐代表团团长，出国访问：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马思聪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那时（莫斯科）街上的孩子们看到中国人都感到很新奇，常常跑出来摸摸我们的衣裳，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眼睛里露出好奇的亮光。”（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1年，马思聪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我演奏小提琴协奏曲，由捷克国家电台乐队伴奏”，“人家不仅把我们当作音乐工作者看待，同时还把我们当作毛泽东的代表看待。这就是那些不停的掌声的来源。”（马思聪《参加布拉格国际音乐节归来》，《人民音乐》1951年。） 紧接着，1953年，他来到朝鲜访问，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他担任了赴朝慰问团第一总分团副团长。 1956年，马思聪出访波兰，“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九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马思聪《关于傅聪得奖》，《人民音乐》1956年。） 1957年，马思聪二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这次同去的还有梅兰芳、老舍、王昆、喻宜萱、姚臻等同志”。（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8年，他三访苏联，出席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提琴比赛会的主席是苏联最著名的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献花礼之后，提琴的评委开了一次会，由奥伊斯特拉赫主持。他提议增加两位评委副主席，一位是美国著名提琴家津巴里斯特，另外一位是我。当即由各国的评委同意通过了。”（马思聪《记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人民音乐》1958年。） …… 春天予马思聪以厚爱，以礼遇，以荣誉，以信任。马思聪沐浴于春风之中，兢兢业业，赤胆忠心，报答春天的知遇。 迄今幸存的一张小小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马思聪当年的风貌：1951年，在治淮工地上，我们的音乐家背心短裤，头戴草帽，正在使劲地推着装满泥土的小车…… 那不是“强迫劳改”，是他自觉自愿下工地，和民工们一起住帐篷，同劳动。 他爱新生的淮河，他爱英雄的淮河人民。他再度与诗人金帆合作，创作了《淮河大合唱》： 到处人山人海， 到处红旗飘扬， 让山谷变成蓝色的大海， 让堤岸变成高大的公路。 劈开山岭开出新河， 让洪水在洪泽湖中， 停下脚步，停下脚步。 让暴躁的淮河驯服， 按照我们指定的道路奔流…… 由于有了亲身的体验，他的乐曲充满感人的力量。他沉歌春天，沤歌人民的胜利。 春天，是种子萌发的季节，是幼苗茁壮的季节，是青春闪光的季节，是新人辈出的季节。为了音乐的未来，马思聪忙于春播，忙于扶掖新苗。 就在治淮工地，马思聪还留下另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光着脚丫、穿着背心短裤的男孩。 这孩子是一位民工的儿子，喜欢哼哼民歌。马思聪发觉孩子的乐感很好，把他收下了，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幼苗成长了。如今，已经成为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创作组的成员。 本文作者采访了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小提琴家林耀基，他讲述了一个真实而似传奇的故事： 那是1952年，一个15岁的广州孩子，由于喜欢小提琴，天天到温瞻美老师家里学习。 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决定了这个孩子毕生的命运。 那天，温老师上课之前，一个个学琴的孩子，照例挨个儿把温老师上一次教的曲子，拉了一遍。 客厅隔壁，一张躺椅上，一个人似睡未睡，闭着眼睛谛听着飘来的琴声。 孩子们散去之后，那个人只是向温老师打听了一下，第一个拉琴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过了不久，那个孩子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通知：他，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 那个孩子感到奇怪，他既没有办报名手续，他没有经过考试，怎么会录取呢？ 向温老师一打听，这才明白：那天，躺在躺椅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 原来，马思聪出差到广州，住在他的学生温瞻美家，偶然听见孩子们的琴声。他从第一个孩子的琴声中，听出孩子的音乐才华。尽管他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却当即决定录取他。 这个幸运的孩子是谁呢？ 他就是故事的讲述者——林耀基！ 尽管故事近乎离奇，却没有半点虚构的成份——因为这是当事人亲口向我讲述的。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马思聪亲自担任导师。每星期，林耀基都到马老师家里去听课。 就这样，马思聪亲手培育了一棵音乐幼苗。 1960年，马思聪亲自提名，让林耀基到苏联学习。 我在林耀基家的墙上，看到最近一次世界小提琴比赛评委的合影。其中惟一的中国评委，便是林耀基。 林耀基再三地说，马思聪先生是他的恩师！ 如今，林耀基又培养了一代新人。他拿出最近几年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选手名单给我看，其中有八人的名字旁边注明：“指导老师林耀基”。林耀基说，这些获奖者身上，也有马先生的功劳呀！ 钢琴家刘诗昆的名字，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当我来到他家采访时。他谈起了马思聪对他的培养： 1951年，刘诗昆考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马思聪就非常喜欢他。尽管刘诗昆学的是钢琴，马思聪不教钢琴，没有直接教过他。但是，刘诗昆说，马思聪在艺术上对他的指点，是他永生难忘的。 刘诗昆深深地记得，1962年，他正在莫斯科学习，马思聪参加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来到那里。 在那样忙碌的日子里，马思聪到刘诗昆的宿舍里看望。刘诗昆用钢琴弹了肖邦的《摇篮曲》，请马思聪指教。 “外行看热闹，内行所门道。”马思聪听罢，不说别的，着重指出了刘诗昆演奏的音色不好。 马思聪说得是那么通俗而又那么形象： “弹钢琴，其实就像敲钟的原理一样。触键之后，要使声音发出来，延续下去。你不能把键盘压得死死的，那就像敲钟时锤子在敲了之后不离开钟，把钟声‘捂’掉了，声音就发问，音色不亮。在弹奏抒情的钢琴曲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在触键的一刹那，一定要让声音发出来——手指要迅速地松开。不能压在键上。记住，触键要有力，然后马上松开！” 马思聪的话，句句讲在点子上。 刘诗昆牢牢记住了。从此，他改变了自己触键的习惯，时时侧耳倾听钢琴的音色。 刘诗昆回国以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音乐会，特地请马思聪来。 马思聪一听，刘诗昆演奏的音色，变得非常美。音乐会结束之后，马思聪紧紧握住刘诗昆的手，刘诗昆也紧紧握住马思聪的手。 刘诗昆深情地对我说，名师的指点，至今仍使他受益匪浅！ 灭顶之灾开始了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很少，要让多数人有知识。知识水准高了，政治必然会趋向民主。过去轻视知识分子的事情不能再有了。我希望中国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大家要团结，要友爱。”（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在那和平宁静的日子里，在那如坐春风的年月里，祖国爱他，他爱祖国。在马思聪身上，找不到半根“反骨”；他做梦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挺而走险，流落异国。 当然，极左并非自“文革”始，只不过在“文革”时大爆发、总爆发而已。 早在1951年“文化整风”之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会上，马思聪便已受到寒流的袭击，指责他“想把音乐学院办成资本主义学校”。 1957年，马思聪说过“有职无权”，受到过批评。在“大跃进”的1958年，马思聪夫妇曾在西安举行了小提琴独奏会。不久，在1959年第二期的《人民音乐》上，便登出了《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 “首先，在节目的选择上……新中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乐曲一首都没有……我不知道马先生对于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化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听众白天流着汗炼钢、握着镢头翻地，大家在一起欢笑，唱着跃进的歌，这和马先生的演奏多么不协调！……至于《西藏音诗》……我们认为马先生是在歪曲、丑化西藏的面貌，希望马先生在这批判资产阶阶学术思想的今天，能在创作和演奏上展开自我批判。” …… 当然，这些冷风，时起时止，还没有成为“红色风暴”。马思聪虽有不快，但毕竟是暂时的，唱一下“是我错”便可以过关。 然而，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马思聪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这是196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他没有带提琴。他说：他不能再跟我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本节及下两节中多处引用马思聪这篇文章中的话，不一一注明了。） 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刚刚一开张，便“触及”到马思聪头上。 那是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电话铃声打断了琴声。马思聪放下小提琴，拿起电话耳机，听见冷冰冰的声音：“学校里贴了你许多大字报，今天下午你必须到学校看大字报！” 一位好友劝马思聪最好写一份表态大字报。马思聪犹豫，妻子和女儿马瑞雪赞成。于是，女儿马瑞雪上街买了三张黄纸，以马思聪的名义，写了《我的决心》。 在马家工作多年的司机信师傅从车房里开出了轿车，马思聪抱着那卷黄纸头，上了车。 一进中央音乐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马思聪”的大字报，满目琳琅。 看着，看着，马思聪渐渐发觉：那些大字报往往标题惊人，帽子大，其实没有多少足以吓人的内容。因为马思聪在解放后一直受着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几乎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大字报说来说去，无非讲他教西洋音乐是“崇洋媚外”啦，说他培养音乐尖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啦，说他拿着高薪而不上班是“吸血鬼”啦…… 就这样，马思聪领教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滋味。 “几天以后，附中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去。我一到学校，就被几百名乱喊乱叫的学生围住了。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还有人用书包砍我，可谁也没打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幻梦之中，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可笑。” 琴声绕梁的马家小院，变得寂静无声。马思聪放下了他那把又老又旧的小提琴。那是17世纪一位意大利名匠精心制作的，发音纯正、优美而宏亮，三百年来成为艺术珍品。最后，是70多岁的俄国老提琴家哈廷伯把它让给了马思聪。马思聪手不离琴，每天跟它在一起。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心于拉琴，他哪有心思拉琴？ 他终于与心爱的小提琴分手。他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那里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演员、作家、文化工作者，艺术院校、电影学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师和教授。我们共五百人左右。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也是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我在这里住了50余天。从六月中旬呆到八月初。那里十分寂寞、厌烦。但是对我们还不残酷。在军官的看管下，我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学习文件，进行讨论。空余的时间里给自己写大字报，或互相揭发。当然，也要揭发党内的‘当权派’。” 终于传来消息，“学习班”即将结束，明天可以回家。许多“学员”高高兴兴去洗澡，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晚上，从别的院校及军事院校开来许多卡车，在一辆车后面写着‘黑帮专用’四个大字。电影学院的全部“学员’坐上这辆汽车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也爬上了汽车，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了。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氵风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采访赵氵风时，他说，叫他披羊皮祆，为的是咒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引者注）。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个我的学生，他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1958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Van Clibun，生于1934年，美国著名钢琴家，在第一届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魁——引者注）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据刘诗昆说，是左臂骨裂——引者注），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现在刘诗昆的左臂已恢复功能——引者注）。” 就是从那一天起，对马思聪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催人泪下的厄运！ “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这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瑞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然而，直面人生，难堪的往事必须回首。不忘血的教训，将有助于防止产生新的血的教训；不忘“左”的苦难，将能抵制“左”的苦难重演。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 马思聪这样叙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凌辱： “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那是以前的琴房。我被带到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那儿放着一张床，一面墙完全是玻璃。因此，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想来，就可以来看我。他们宣称，既然你们是畜牲（指“牛”——引者注），那就把你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房间的墙上醒目地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如果你不老实，就砸烂你的狗头！’房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黑窝’。 “每天早上我们6点起床，学‘毛选’或社论。早饭后8点到中午，就干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零乱的大石头堆在一起，或者把一些东西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里去。每天下午和晚上就写检查，检查里要有这样的词：如‘我们是赵枫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对我们可以进行斗争，对我们要进行改造’。每天我们把这些书面检查交给看管我们的人。早上和晚上，我们要集体唱‘嚎歌’，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要把我砸烂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爬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迫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氵风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那正当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同时在北京的其他地区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们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这闻所未闻的暴力恐怖，迫使我和我的家属从北京逃亡国外……” 以上是马思聪1967年到达美国之后，对“文革”暴行的血泪控诉。 马思聪所讲述的，都是事实。他没有夸张，没有虚构。相反，他并没有把他在“文革’冲的惨祸全部说出来。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采访，许许多多同志向我讲述了马思聪当年所受到的酷虐。传闻不足为凭。我找到三位亲眼目击者，他们的话是铁证。下面所引述的话，是根据采访时的录音记下来的，忠实于他们的原话，以求严格符合历史事实。 ，赵枫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牛棚”中，和马思聪关在一起。他说： “在‘文革’中，一般的遭遇，我就不提了。有三件事，对马思聪的刺激很大： “第一件。有一天中午，大家都陆陆续续去吃饭了。我和马思聪正要走，来了个红卫兵。我认得他，叫林×，是吹长笛的。他拿着一把小匕首，对着马思聪说：‘我要找你算帐！你要老实交待问题。要不我就拿刀子捅了你！’这件事，给马思聪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第二件。管弦系系主任章彦教授的儿子跟红卫兵打架，被认为是‘阶级报复’。红卫兵召开三千人大会斗章彦，马思聪和我都陪斗，章彦被打得昏死过去，马思聪被用皮带打得鲜血满脸。 “第三件。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工人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 野蛮，粗暴，无知……所谓的“文革”，是文化的浩劫，是艺术家的灾难！ 我走访了章彦教授。他已经退休在家。他告诉我： “那时候，我的儿子章学才14岁，念初中一年级。红卫兵打碎了他的金鱼缸。他跟他们打了起来。于是，红卫兵开批斗大会，把我、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拉去，跪在台上。马思聪也被拉上台。红卫兵把皮带抽打马思聪，打得满脸鲜血。” 我在采访刘诗昆时，他说： “在‘牛棚’里，我跟马先生在一起。他属于‘一类劳改队’，我属于‘二类劳改队’。他看见过我挨打，我也看见过他挨打。我常看见，红卫兵让马先生干最重的活，扛大石头、大木头，干他身体所不能胜任的重活，折磨他。我心里非常难过。在北京文艺界中，法西斯般白色恐怖在中央音乐学院尤为严重。马先生、赵氵风和我，是挨打最多的几个。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红卫兵拿着带钉子的木板，打马先生的头，打在头顶上，马先生那时被剃成秃头，鲜血顿时从头顶涌出，血流如注，流得满脸是血，红红的。当时的印象，我至今未能淡忘！” 一个具有赤诚的爱国热情、具有高深的艺术造诣、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竟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摧残，催人泪下！ “现在可以说了” “直到我们到美国后，总理还时刻惦记着我们。他曾对一位到中国访问的美国要人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王慕理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美国“曼哈顿计划”（即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在1962年出版了回忆录，书名叫做《现在可以说了》。 马思聪的出走，他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中说：“我无权说出那些帮助我外逃的人的住址和姓名，不然那些人的生命就会发生危险。” 于是，猜测种种，众说纷纭：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的《马思聪氏亡命美国，象征中共文化人的苦恼》一文，猜测“是从中国大陆乘舢板船到香港的”。 台湾的《音乐与音响》杂志直到1980年，还在那里无中生有地“透露”：“据说，是周恩来暗中帮忙，安排马氏一家逃出。” 香港报纸则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是“陶铸的秘书开了绿灯”？！ 哦，“现在可以说了”！ 那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小人物”，在最艰难的岁月，帮助了马思聪。 他，贾俊山，普普通通的厨师，身体高大，前额开阔。1899年，他出生于河北南宫县一家农户。20来岁到北京，学会烹好手艺，擅长做西餐，尤其是法国菜。他曾在一些西餐馆做厨师，也曾为一些外国教授司厨。后来，经人介绍，到马家掌勺。那时，他已是60开外，两鬓花白了。 眼看着马思聪挨斗受批，隔离审查，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只有14元5角，贾师傅心中充满同情。 1966年8月14日晚，中央音乐学院“造反派”手持一大卷大字报，闯进马家张贴。王慕理被“造反派”拉出来进行“批斗”。 王慕理受辱，愤然决定带子女离京。她看到贾师傅忠厚，便托他代为照料马家大院。 8月16日，王慕理带着儿子马如龙、女儿马瑞雪离开北京，借住在南京她妹妹王志理家中。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闻讯，抄了马思聪的家。紧接着，有人抢人马家大院，占住了房子，只留下一间书房给马思聪。 幸亏贾师傅是个工人，在那年月，他还能进出于中央音乐学院，不断探望隔离审查中的马思聪。王慕理写给马思聪的信，靠他转达；马思聪的情况，由他写信转告王慕理。 他与马思聪，并没有深交。他是“文革”前夕才来到马家，工作才九个月。他的工资是由马思聪支付的。马思聪成了阶下囚，贾师傅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但是，一颗善良的心，使他对马思聪产生了无限的同情。他只觉得像马先生这样的好人，不该遭受这样的罪。 家被抄，屋被占，妻儿流离失所，自己身陷囹圄，终日惶惶。在一次遭到毒打之后，马思聪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乘贾师傅前来探望之际，他托贾师傅转告妻儿，多多珍重！ 贾师傅惊呆了！他百般开导马先生，鼓起他生活的勇气。 贾师傅一到家，赶紧往南京去信肥危险的讯号告诉王慕理。 “我妻子和女儿9月中旬来北京找我，但我不能出学校，因而不能同他们见面。她们来京时乘的火车塞满了红卫兵。红卫兵不住地盘问她们，把她们视为可疑的人，差点儿把她们抓起来。幸亏我女儿马瑞雪做出了非常粗鲁的样子——连皮也没削就把梨吃了。这一切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苦的农村妇女。我的女儿和妻子本想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可他们没有一个敢收留她们的。因此她们只好在火车站的人群中躲藏了几个小时，然后就上车走了。” 尽管王慕理和女儿未能见到马思聪，也没有一个人敢收留她们，但是贾师傅赶去与她们见面，详详细细把马思聪的情况告诉了她们。然后，又把她们的劝慰，转告了马思聪。 王慕理和女儿刚刚回到南京妹妹家，9月26日，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追踪来到王志理家中。幸亏她们俩躲开了。 红卫兵走后，她们如惊弓之鸟，于27日凌晨仓皇逃离南京，经上海，赶往广州。广州是王慕理的老家，有弟妹，有亲友，这家躲几日，那家藏几天。她的儿子马如龙也隐居在那里。 那时，她的长女马碧雪在广西柳州乡下的“四清”工作队工作，与她没有联系。 天南地北，马思聪与妻子远隔千里，靠着贾师傅作为“中继线”，才互递信息。 贾俊山做了一辈子的厨师，此时却冒着生命危险，做着与烧饭炒菜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惟一纯真的愿望，就是别让马先生这样的大好人、大音乐家寻短见。要知道，那时中央音乐学院“造反派”的头头曾自叹弗如：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死了好几个，我们这儿怎么一个还没有？！ 王慕理和女儿在广州走投无路。“我妻子和女儿当时所住的城市里，有很多人谈论着逃出国境的方法，有的徒步走去，有的乘船而逃。我女儿不知道到底什么方法更好，但她确信，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10月中旬，“马瑞雪一个人来到北京，这次我们总算安排了见面的机会。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南郊，我和女儿在他们家里见面了。我们躲在院子里一个小厕所内，在黑暗中小声地谈话，而我的朋友则站在外面给我们放哨。我们就这样谈了几小时。” 马思聪所说的这位“我的朋友”，便是贾俊山。 对于出走，马思聪疑虑重重。他，毕竟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毕竟对祖国有着一片深情。然而，“文革”是那样的惨无人道，他犹豫，彷徨，痛楚，焦急。他记得，有一次在挨斗之后，私下里问赵氵风：“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氵风答道：“照我看，还刚刚开始！” 女儿劝说父亲快下决心，不能再犹豫迟疑。在那个小厕所里，女儿说出了出走的计划…… 女儿回广州去了。马思聪心神不定，往事历历在目。他想起了写《祖国大合唱》的日子，想起了在香港毅然北上的时候，想起了周总理的多次关心……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在“文革”前夕，他的生日那天，周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到他家里，要他到总理那里去。那么遗憾，当时他不在家，未能按时赶到周总理那儿。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在“文革”开始以后，他有一次见到周总理。总理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开音乐会呢？一个月不见好像几年了！”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一个爱国者，一个虔诚、忠实的爱国者。一个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叛国”念头的爱国者，如今却要…… 马思聪心似刀绞，心乱如麻！倘若周总理问起他来，他怎么回答？！ 对于“牛”们的看管，总算稍微松了一点。在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岩公社”正在与“北京公社”大打“派战”，“造反派”们自顾不暇，忙于争权夺利。“到了11月，我们就可以天天回家睡觉，只在平日工作的时间才到学校去工作。” 贾师傅把“松动”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王慕理。 11月20日，马瑞雪第三次来到北京，住在贾师傅那僻静的小院里。 马思聪借口“肝病复发”，离开了劳改队。 “马瑞雪站了一夜队，才买到了火车票。我早上到学校去上班，然后我说我病了，要到门诊部去看病。我和马瑞雪收拾了一部分寄存起来的东西（包括我的小提琴在内）包成两个包袱，用绳子捆起来。我的一些新作品只好留下不要了。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工人。我还戴了一个外科医生用的口罩……在星期二寒冷的夜里我们上了火车，告别了北京。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比较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女儿马瑞雪身穿当时最为时髦的草绿色军装，佩着鲜红的“红卫兵”臂章。一路上如果有谁盘问，她就说：“执行任务，押解‘走资派’！” 贾师傅送马思聪父女上车。这位收入菲薄的厨师，还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资助处于困境中的大音乐家…… 一个多月以后，在珠江口，在零丁洋上，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惊心动魄的“002号案件”。 在康生、谢富治下令“要彻底查清”之后，1967年6月27日，一张写着“拟同意拘留审查贾俊山”的手今，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某部。 贾师傅被捕了，关押在北京半步桥。他家遭到了搜查，只搜出一张马思聪家的菜单而已。 贾师傅的老伴和两个儿子焦急万分。然而，贾师傅一去无音信，家属连探监都不允许。平常靠贾师傅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贾家，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两个儿子背上了黑锅，人们冷眼相看。 被捕四年多，查不出究竟，性急烦躁的贾师傅的血压直线上升。他，终于回家就医，在家中瘫卧了六年多。他没有工资，也没有劳保，每次看病要靠儿子扶着、背着。1978年，他含恨离开了人世…… “002号案件”专案组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逐一审查马思聪的亲友，受牵连的岂止贾师傅！ 为人憨厚的马思聪的二哥马思武，蒙冤受冤，不断遭到上海“红卫兵”的批斗，于1969年愤然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他的夫人（法国人）也于1976年忧郁而死。 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处12年徒刑，一个判了7年。 在广州，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王友刚之妻）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 “苏武牧羊十九年” “祖国河山是伟大的，同胞是最可爱的，希望不久我将可以重新驰骋在祖国土地上每一个角落，拥抱全体同胞！”（马思聪致金帆的信，1982年1月31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始闻秋风》中写下的诗句。是啊，战马思念着边塞的草，身上卷曲的毛都动起来了；雕眯缝着的睡眼，一看到青天白云，顿时张开来了。借用这句诗来形容太平洋彼岸的马思聪的心境，是最恰当不过了。《思乡曲》的作者。“苏武牧羊十九年”，心中充满思乡之情！ 1967年，马思聪初来美国，美国的《生活》杂志这样介绍他：“马思聪先生是一个性格温和的艺术家……是他的国家的第一流的音乐家，一个国际水平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曾在很多国家中演奏过。马也是一个小提琴家，直到他逃亡时，还是这个国家最高乐府的校长。虽然不是党员，但在共产党中国受到尊敬和欢迎。他在去年夏季受到攻击而倒下……”马思聪以他崇高的艺术声望，在美国受到了尊重。起初，他住在纽约的一家公寓。后来，他搬到费城僻静的郊区，住在一幢十八层的公寓中一套很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而已。女儿马瑞雪出嫁了，生了两个女孩。马思聪夫妇一直和迄今未婚的儿子马如龙住在一起。跟过去在北京所住的近二百平方米、八个房间的四合院，自然是不能相比。当年曾是父亲的“爱徒”、“有些天赋”的儿子，也不能如愿以偿地在美国当小提琴家，而在一家齿轮公司做与音乐无关的事。 音信隔绝，门可罗雀，“独在异乡为异客”，马思聪的心境是芜杂的，有着难言之痛。尽管他经济不算宽裕，但是，多年来拒领美国的“政治避难救济金”。 1980年6月14日，马思聪和妻子在给长女马碧雪的家信中，很坦率地谈了当年的辛酸： “爸爸对大陆犹有余惊。初到美国半年都做同一噩梦，提回去再逃不出来。文革之罪，头上伤痕仍在。床单、外衣上的血迹是洗净了，何堪回首话当年！！！” 思乡、思乡，在心头萦绕。那只相依为命的小提琴犹在，《思乡曲》的作者常常奏起了《思乡曲》，那委婉的琴声飘逸在异国他乡的空中。 他思念祖国。他曾深沉地说：“房子住旧了可以换。但是对待祖国不能像对待房子那样。我永远热爱自己的祖国。” 王慕理也说：“我十分怀念我们的祖国，美丽的河山和人民……” 此时此刻，此处此境，马思聪常常记起他的导师毕能蓬，那个在乡间别墅默默度过一辈子的清苦而高尚的作曲家。 音乐家以音乐为生命。马思聪的血管里流动的是音乐！他除了跟妻子在公寓附近散散步之外，便埋头于作曲。他身居异国，写出的作品却是纯粹中国风格的——他，依旧跃动着一颗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他在美国写了女声三部伴唱《家乡》、交响曲《阿美山组曲》以及《新疆狂想曲》等二十多部新作。 他把很多心血熔铸于大型芭蕾歌舞剧《晚霞》（又名《龙宫奇缘》，这部舞剧共分四幕四十一场： “孩子们喜欢神怪故事，大孩子们又何尝不一样？在神怪故事中，人的想象得到解放，可以驰骋在无尽的自由境界中，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善有多善，真正是得其所哉！ “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想用《洛神》的故事来写一个舞剧，我构想一个女性的形象：美丽、温柔而脉脉含情，这个形象渐渐溶解成一小段旋律，它长久地盘旋在脑海中，永不消失。 “1970年，我在《聊斋志异》中发现《晚霞》这一故事。晚霞这小妮子，似曾相识，她和洛神都是水中的人物，但这河流不再是洛水，而是钱塘江，她不是水神，而是水鬼，现在女神洛神的旋律，成为水鬼晚霞的旋律，她们之间的格调相同，但《晚霞》则较为孩子气些，我在处理《晚霞》的形象时，很容易地想到这一点。 “《晚霞》是蒲松龄在三百多年前写的。我们知道，中国的舞蹈在清朝已经衰微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了。我很惊奇：《晚霞》似乎是专为舞蹈而写的一个脚本……我只需要动手去写音乐就可以了。《晚霞》像植物的种子一样，一旦撒人‘我’这块土地上便慢慢地长成。 “我是1971年动手写这个舞剧……终于完成于1978年，而实际写作它的时间是50个月，易稿多次……艺术品的创作，是作者艰苦耕耘的成果。”（马思聪《记〈龙宫奇缘〉》，1982年。） 一部又一部新作，“写出来了，放在抽屉里”，只不过“偶然翻阅，也感惬意”而已。他与寂寞为友，以寂寞为安。作品放在抽屉里，是不会有稿酬的。他不随波逐流，不愿为追名逐利而迎合西方社会的需要而创作。 他在那里，近乎孤芳自赏。1982年1月3日，他在致老朋友金帆的信中，表达自己做人的原则：“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的演出很重要，但也不太重要。拿我来说，作品写出来，自己满意，就已经达到目的。演出与否，我很少为此伤脑筋……” 1976年，那震撼中国大陆的“十月革命”，也震撼着大洋彼岸的游子的心。整整十年，“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闹剧，一场悲剧，一场丑剧，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马思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孤寂的日子，渐渐过去。游子思念慈母，慈母也怜爱游子。马思聪的老朋友，那位早在1940年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关心着他的李凌，为恢复马思聪的名誉而尽心尽力奔走。中央音乐学院领导、院党委同样关怀着受逼离去的前院长。 1980年6月，马思聪的九弟马思宏夫妇回国访问，使人们更加想念马思聪。马思宏从小跟马思聪学小提琴，艺术造诣颇深。13岁时，他在上海新亚酒店举行独奏会，伴奏者是7岁的董光光。翌年，董光光获上海市国际儿童钢琴比赛第一名。成年后，他们俩结为伉俪。董光光乃著名教育家董任坚之女。她的母亲王瑞娴是著名钢琴家，于1947年迁居美国波士顿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教授。15岁的马思宏亦于1948年3月赴美，人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51年，18岁的马思宏荣获美国“海费兹奖”首届冠军。1954年，他与董光光在美国麻省结婚，成为一对“音乐夫妇”，经常同台演出。他们从此定居美国。马思宏担任美国根州国立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曾对马思宏夫妇的音乐造诣作如下评论：“这一对音乐伉俪的表演，气质高贵，令人崇敬，他们完美的协奏和合作已臻至美之境。” 马思宏夫妇阔别祖国30多年，受中国文化部邀请，在北京、上海举行音乐会，引起了轰动。 马思宏夫妇带来了关于马思聪夫妇的最详尽、最确切的信息。当他们路过香港时，记者们纷纷问起中国领导对马思聪的看法。香港《音乐生活》杂志当时刊登的《马思宏访问记》，透露了如下信息： “马思宏以颇为轻松的语调谈马思聪的问题。他说：‘马思聪的问题是统战部领导同志出面解决的。大家都知道啦，当年马思聪的‘出走’是被逼走的，这个事实不用争辩的。不过，现时天气太热了一点，迟些日子，天气凉快些，或者是今年年底亦未可料，他总会回去走一趟的’” 但是，好事多磨。几年过去了，人们仍未见到马思聪归来。“叛国投敌分子”毕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摘掉这顶帽子，不是那么容易…… 马思聪乡思萦绕。长女给他寄去中药，也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从北京带来的一斤普普通通的枸杞子，也舍不得吃，放在冰箱中，总觉得比美国的枸杞子甜…… ＿他怀念老朋友，给李凌写信，给金帆写信，给研究他的作品的苏夏写信。 他特别思念那位在患难之中帮助他的贾师傅。他听说贾师傅故世，默然神伤。1984年，他在给长女的信中，深情地说：“最可惜贾师傅已不在人间。他是大恩人哪。不胜痛苦！” 他曾几度“到台湾走走，看看朋友”。1946年5月，他曾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访问过台湾，结识许多台湾音乐界人士。1968年3月五日，他从美国去台湾，庆祝那里的音乐年，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举行了演奏会。此后，又多次去台演出。1982年，台湾当局花费25万美元，以宏大的规模上演了马思聪的芭蕾舞剧新作《龙宫奇缘》。但是，当台湾当局聘任他为“台湾艺术学院院长”时，他婉拒了。他的儿子与一位台湾富贾的女儿相爱，对方要求马如龙定居台湾，未能如愿，婚事告吹。39岁的马如龙，迄今独身。 1984年11月，吴祖强的来访，使马思聪一家兴奋不已。吴祖强作为中美艺术教育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来到美国。他从波士顿前往纽约途中，顺道去看望他的老师马思聪。当年，当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吴祖强是学生会主席。如今，新老院长见面，师生重聚，无限感慨，无比欢乐。马思聪家中相当简朴，一架三角琴、几件普通家具之外，唯有花和画…… 身在大洋彼岸，心在大洋此岸。马思聪时时关注着来自祖国的信息。 中国新闻社一则发自北京的电讯，引起了马思聪的注意：《文革查抄私人财物，年底前全部退还》。文章的副题为《原主移居国外、港澳台亦设法交回，隐匿不报或拒不退出者将予处分》。 马思聪马上从报纸上剪下这条消息，夹在1983年8月21日写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 “附上剪报，一个多月前的事。你看看所载是否实情？真的话，该照什么手续办理，盼来信告诉我……如非实事，也就算了，反正身外物，逃出四条生命也大幸了……”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响亮而明确地提出来之后，马思聪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1984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函中央音乐学院党委，明确指出： “1967年5月由公安机关对马思聪先生立案审查是康生、谢富治决定的，原认定马为‘叛国投敌分子’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5年3月16日，公安部又发出文件，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广州市公安局为马思聪一案受牵连的贾俊山（北京）、倪景山（北京）、王友刚（广州）、何琼（广州）、龙惠（广州）、黄舒波（广州）等六个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噩梦终于过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决定，除了对马思聪作出平反结论之外，退赔全部抄家财物，补发“文革”期间应得工资，并对马先生全家回国访问提出正式邀请。 马思聪的欢愉之情，是每一个读者都不难想象的。温暖的阳光，终于照进马思聪的心扉。“苏武牧羊”那样含辛茹苦、了然孤零、蒙冤受屈的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就在我即将写完本文之际，收到马思聪的女婿以及金帆同志的信，转来马思聪、王慕理于1985年3月10日写给李凌、金帆的信的复印件： “凌、金帆兄： 来信先后收到了，谢谢老友亲切的关怀。终于平反了，拙作开禁，很高兴。我们是直到读了文件才知道我原来是‘叛国投敌’！真想不到一介书生，满脑子音符的人，竟会得这样‘了不起’的称呼！” 十九年来，被离愁、乡思染白双鬓的马思聪夫妇，在信中吐露了久积心头的话语： “我们想今年内回去看看，亲人、老朋友，祖国河山都是我们所思念的，至于近年来音乐界新起之秀辈出，更是值得喜见乐闻。时间似以秋后较合适，逗留时间长短看需要吧。如果演《晚霞》，可能要多呆点时间（如凌兄前信说的）。《晚霞》颇有雅俗共赏的好处，不过规模相当庞大，人马众多，花钱不会少的了……” 1985年4月9日，马思聪还复信国内音乐界朋友吕骥、贺绿汀、周巍峙、李焕之、丁善德、赵氵风、李凌、时乐蒙、才旦卓玛、孙慎调小燕。信中说： “谢谢大家的问候和关怀。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而冒死逃离祖国，于今已十八载，遥想大家在这段时日，也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日子，而都健在，并继续为国家现代化的实现作出贡献，谨致庆贺。 “日子过得快，我们都已步入晚年，在个人来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完几个作品，也算是我为中华民族音乐的发展上所尽的一点微力。关于归期，待决定后，当再奉告。谨祝大家万事如意。” 在1985年6月，马思聪和夫人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旅游。他们游历了比利时、奥地利、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士、南斯拉夫、英国等八国。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因为多年来压在心头的重石已经落地。 他们给长女马碧雪写来了充满欢乐的信：“半个世纪过去了，难得不带乐谱、演出服去旅游！” 我国有关部门已正式邀请马思聪回国访问。有关部门还表示，如果马思聪及其家人要求回家定居的话，当予迅速办理有关手续。 历尽劫波，游子归来，祖国张开双臂欢迎你！ 1985年3月采写于北京—南京—上海 1986年1月补充、修改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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