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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的上午。我提前一刻钟步行来到北京音乐厅旁边的大六部口街，找到十四号沈宅。时间尚早，我就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边看报纸边等侯艺兵。夏衍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他九十五年生命的传奇就是在这里结束的，这个院子留下了这位老人最后的梦想。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不知道，只知道讲故事的人是主人公最亲近的人。
沈宁和旦华
夏衍曾经用过“沈宁”、“黄子布”、“丁谦平”等名字在二、三十年代翻译了苏联电影摄制台本《生路》、电影艺术理论《时间的特写》、撰写了电影评论文章《苏联电影十七年》等，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苏联电影的翻译家之一。沈宁说，夏衍用“沈宁”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女儿的缘故。沈宁说，当年在重庆、上海，父亲每天做地下工作，名字经常换，她也不知道父亲每天具体干些什么，他当然也不说。也因为当年父亲做地下工作，所以很少照相。
这张照片是1932年，夏衍、蔡淑馨和他们的女儿的合影，是老照片中很少的沈宁和父母的合影。那时，父母都正值壮年，沈宁也还是一个天真的儿童。如今，照片上风华正茂的那对伴侣都已走了，照片上那个可爱的孩子，也已是一位平和、慈祥的老人了。
沈宁是夏衍的长女，今年已年近古稀，她还有一个弟弟旦华。沈宁是在上海读的中学，后来在香港入“新青”，解放前入了华北大学，所以算解放前参军。后来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沈宁本来想读外语，结果却读了政治经济学，后来还上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校了。1954年，她被派往苏联，继续念经济学，1960年初回北京，到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六十年代，她曾为《世界文学》设计过封面。
“文革”中，因为夏衍的关系，沈宁也受到过严厉的盘问，但并没有遭到严重的冲击。她现在还记得当时被审查时要回答的“很奇怪的问题”——那些人问她，“解放前你父亲有没有被捕过？”“夏衍有没有晚上不回家的时候？”——“这些问题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文革”后，沈宁又回到《世界文学》，她退休前则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夏衍晚年一直和沈宁、旦华两家人住在一起。沈宁说，父亲还是老辈人的观念，愿意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夏公爱猫是出名的，可夏公并不是什么猫都喜欢，他只喜欢黄猫。
沈宁说，那时他们家的猫是最自由的，每天屋里屋外、房上房下地跑。
旦华是学理科的。1975年，夏衍刚刚出狱时，旦华曾代表父亲向夏衍的老朋友吴祖光通报消息。这次采访不巧，没有见到旦华先生。
沈宁和旦华也各有一儿一女，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
方桌和皮鞋
屋子正中的这张方桌看上去有些旧了，沈宁说，这是她在六十年代初买的。“文革”当中，有一次他们家被抄，房间几乎都已被封了。
那天快到用饭的时候，父亲夏衍从屋中搬出这张桌子，说“你们可以用这张桌子吃饭”，那神态从容平静。沈宁说，父亲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镇静的人。他经历过那么多风雨坎坷，见过那么多大世面，遇到过那么多危险，确实能做到临危不乱。
沈宁给我们看夏衍的旧物。她说，这是父亲生前穿过的皮鞋。这双鞋的一只右鞋底比左鞋底高出许多。两只鞋底不一样，是因为“文革”中，夏衍在监狱中落下终生残疾。
1966年夏天，夏衍被游街示众。红卫兵用鞭子逼着夏衍唱“我有罪、我有罪”。夏衍实在唱不出口，便遭到了毒打。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汪洋曾写过文章回忆过这一段经历，他说，那一年八、九月间，他和夏衍被关在食堂门口一个小木房子里等着轮流批斗，夏公“可怜得连烟都没得抽。我把口袋里藏着的大半包烟，偷偷给了他”。
1966年12月，夏衍被抓起来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又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八年零七个月之久的“监护”生活。“曾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地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巧妙地躲避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从未经历过铁窗生涯的夏衍，却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十七年，被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牢房。”（周斌：《夏衍传略》）“他那本来很健康的右腿，也是在狱中被踢打而致残的。令人发指的是，这些造反派把夏衍的腿打成骨折，竟连医院都不送，而是任其自行愈合，以致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会林、绍武：《夏衍传》）沈宁说，当年父亲在狱中受了不少罪，那时每天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谁走得慢了看守就会在后面叫，有时还会踢打，对夏衍这位当时年已七十的老人也不例外。林彪垮台后，夏衍可以和家属见面了。沈宁现在还记得那一次见面的情景。因为和家属会面时都有看守在一旁监视，所以见了面夏衍也不能和家人多说什么，但他却偷偷塞给沈宁一张纸条。沈宁回到家里，才打开来，却原来是一小块草纸，上面用火柴头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最近，沈宁又偶然找出了这张纸条，有朋友看到后，拿去复制了。
捐献
沈宁因为要搬家，所以许多东西已经收拾起来，还有一些东西散在屋里，是因为这些是夏衍的旧物，准备捐献的。有夏衍用过几十年的一个半导体，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用的几个南方的老式的羊皮箱，几个老式的书柜，也包括这双皮鞋在内。沈宁觉得，纪念夏衍的地方，如果摆上这些旧东西，也算有个比较真实的气氛。
对夏衍的遗物，沈宁虽然觉得有些不舍，但也想到这些东西留在自己这里，终不是长久之计，“我和孩子还觉得这些东西有意义，可是再下一代就不会再看重这些了，所以不如给它们找个好的归宿”。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动手最快，拿走了一批夏衍的藏书，还有夏衍用过的一张床、一把藤椅、一张茶几和一个书架。中国电影资料馆也要走了一大批书。夏衍收藏的邮票和书画，主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这在他生前大多都办完了。1989年10月，夏衍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纳兰性德诗翰手卷，他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珍贵书画101件，其中“扬州八家”二十五幅，绝大部分都是稀世珍品，另外还包括三十幅齐白石作品，和吴昌硕、黄宾虹、沈钧儒、郭沫若的字画。1991年，夏衍又向上海捐赠一批邮票，其中有一套红、黄、绿色的三枚清代“大龙票”，是中国1878年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价值连城。
夏衍的故乡杭州方面也希望要一些夏衍的旧物。我10月12日最近一次到沈宅，听说杭州已经来人把东西拉走了。在这些事情上，沈宁还是觉得上海人做事快。就在国庆节前，上海左联纪念馆的张小红听说了消息，专门跑来一趟北京，拉走了一批东西。
沈宁说，因为夏衍人缘好，所以他虽然不在了，可是大家都还很怀念他。
夏衍的“新书”
夏衍的著作“文革”后出版了很多，其中以《懒寻旧梦录》（三联版）最为著名，此书最近已由三联重印。成规模的结集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扩充、再版《夏衍选集》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此书九十年代曾再版），二是由会林、绍武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夏衍剧作集》，三是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夏衍电影剧作集》。夏衍的传记，1985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会林、绍武著《夏衍传》，1994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周斌著的较简略的《夏衍传略》。
今年是夏衍一百周年诞辰，还有夏公的著作即将出版，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辑了《论夏衍》，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了《夏衍电影论文集》等。
今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衍散文》，收有夏衍晚年的文章若干，是该社“世纪文存”之一种。同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衍的《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作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两种。新书刚刚运来一批，在书架上安静地或站或卧，望着这所老房子。不久，沈宁就要搬出这里了，这批新书也会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告别这个院落，找一个新家。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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