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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是用以感觉的，脑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这是中学生的常识。但是现在假如有个人说，肚子也会想问题的，那我想一定有人会觉得为荒诞不经，和太不合科学了吧。 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反对一成不变，永远不满足于公式教条的原故。说“肚子会想问题”这句话不科学吗？这就因为你脑子里的思想脱离了和肚子相关的实际，而变成了“纯思想”的原故，脑子的确是管思想的，但是谁在使它想呢？这就是肚子。 说“肚子会想问题”既不是诡辩，也不是笔者的创见。譬如宗教信仰，这都是属于思想——脑子问题的范畴吧，那么，马钉路德不早就说破了吗？“什么是上帝，就是我们的肚子！” 举马钉路德的例子也许太僻，那么举眼前的例子吧。长春的守将曾泽生为什么“起义”的？郑洞国为什么投降的？谁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当然是蒋介石强迫他们“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层想，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投降”的思想而终于转化为行动的，不就是这四万五千多人的肚子么？新华社长春观察家在评述蒋介石“手令”的时候说：“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张惶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莩，也已和饿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军队怎么能“突围”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种种不通”处在此，“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守军”与尚未成为饿莩的守军的差别处也在于此。蒋介石的“手令”、“军纪”、“制裁”之类，对于还没有“成为饿莩”的将官和士兵，多多少少还可以起一点作用，可是对于“差不多已经成了饿莩”的这四万五千多人，就不仅一点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后外国报纸上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长期的饥饿影响了守军的士气”，士气是什么？是作战精神，是一种属于脑子范畴的精神状态，于是这也就等于说，使他们决定起义和投降的不单是脑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们相信唯物论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应该把它归纳到物质的根源。而其实，每一个不尚空谈而尚实际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譬如说“饥饿影响到士气”，“要打胜仗一定先要给士兵吃饱”，这些都已经只有蒋介石之类的人才不懂的常识，换言之，就是饥饿要影响士气，肚子要指挥脑子。可是再进一步，假如说肚子不仅要指挥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态度、习惯、仪表、礼貌，……那么不经过“科学的”说明，也许又有人会不相信和不赞成了。很多人将“性格”解释做运命，片面地把它归结到“人种学”，“优生学”，“遗传学”的范围，于是“彬彬有礼”被认为书香子弟的特有性格，而“粗鲁笨拙”成了工人农民的先天特征。真的是这样吗？偶然在杂志上看见的一个科学实验证明了这种说话的荒诞不经。 今年三月份的美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约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关于肚子和性格的实验报告，用极其浅近的文笔和实验方法，证明了肚子问题对于每一个人的“品性”所起的巨大影响。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国米纳索它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战者”作为天竺鼠的代替物，举行了一次最实际的、以健康的活人为试验品的“饥饿对于人体所及之作用”的观察。最初三个月，让这些实验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罗里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国人的每人每日营养量为二七○○加罗里，德国则为一五 五○加罗里）。三月之后，在作为正式实验期的六个月之内，每人每日给以一七五○加罗里的营养，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们所开的那张菜单来看，早餐是煎饼，糖浆，苹果汁，玉蜀黍面包，果酱，晚餐是洋薯汤，牛舌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分量有限定，单靠这一千七百五十加罗里的热量是维持不了一 个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这样，实验一开始，饥饿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进餐排队的时候，尽管没有人要挤掉他们，可是谁也紧张地谨守着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个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对周围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张开两臂，对分配了食物的盘子，采取了防卫措施。这些“良心反战者”大抵都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谨严的教士，可是到了这种场合，他们便不再理会什么礼貌作法了，吃完之后，就用舌头去舐干净盘子。再留心注意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相互间一见面就谈起吃的东西，沉默下来的时候，盘据在他们的脑子里的“白日之梦”也只是食物、烹调法和旅馆里的菜单之类而已。 除出这种思想的领域之外，肚子问题还作用到他们的日常的习惯性生活，他们渐渐的对于每天的刷牙齿，刮胡子不感到兴趣了，甚至于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头发，于是，其结果是每个人都变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实验室里，六个月之后，他们的仪表和性癖动作，也几乎和集中营放出来的囚徒相仿佛了。在这里对于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有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种饥饿实验中，这些人的性冲动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们睡眠的时候绝少做有关性事的梦，日常无聊的时候也不再开有关男女问题的玩笑了。 据佛朗克林博士的报告，要重新除去这种六个月间饥饿实验所造成的心理上生理上的习性，同样的也需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实验完毕，让这些义勇的“试验品”恢复到正常生活，摄取充分营养的时候。据报告上说，在最初的三个月间，他们的习惯动作，警戒行为，贪欲眼光，乃至恶劣的礼貌，都是很难除掉的，明明桌子上面包很多，可是一上食桌，他们就要警戒着旁人，偷偷的霸占几片，盘子里明明还有肉汤，可是吃完了，他们一定要舐干净刀叉上的残汁，换言之，这仅仅是六个月间的后天的影响，已经对于他们的生活形式和人生态度起了这样巨大而执拗的作用了。 这个科学实验的报告使我联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记得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年，我在重庆遇到从香港赤柱日寇集中营逃出来的名记者爱泼斯坦，他告诉我许多集中营里的笑话，特别使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寇为了作弄这些受难的“平民俘虏”，在强迫他们劳役之后常常在广场中丢掷一两罐罐头食物，让大家去争夺而引为笑乐，爱泼斯坦告诉我说：“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丑态，连那些道貌岸然的欧美绅士、教授、官吏，也常常因为争夺一罐剩余的罐头，而在异族压迫者日寇的哄笑前面，争吵到口出恶言，挥拳相向。”我也几乎不敢相信单单为了肚子，人性可能有这样的变化。但这是事实，而事实是不能凭想象来修改或否定的。 再从肚子问题会影响到性心理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上面的实验证明了“饥寒则不思淫欲”，所以假如照“其反定律亦真”的说法，那么前一句话似乎相当的可靠了，而后面的一 句，“盗心”当然是维护既成秩序的人们的口吻，客观一点说，“盗心”的意义应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决心违抗既成秩序”，那么平时奉公守法，苟安懦怯的老百姓一朝到了肚子饿到使他们不能不“动脑筋”的时候，他们要揭竿而起，抢米，吃大户，乃至成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也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佛朗克林的实验只有六个月的时间，爱泼斯坦所讲的故事也只是那批绅士淑女们被俘之后三个月间的事情，半年和三个月饥饿已经可以使“有教养的”绅士社会变成“饿鬼地狱”，已经可以在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乃至所谓“人性”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发生了之后又不是一朝解除了饥饿的痛苦就可以消除，那么让我们想想：将肚子的问题和脑子的问题分开，将“人性”认为超阶级的东西，将“性格”的形成简单地归结到“遗传学”“优生学”的范畴，乃至另一个极端——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生活态度、礼仪作法等等只要社会基础一朝改变，就可以像试验管里的化学变化一样的来一个彻底而迅速的改变……不是很明白的都是不合理的非科学的想法么？ 肚子要命令脑子，饥饿可以使不思想的人思想，不行动的人行动，这一方面说来也只是一种生理的规律。古来历史上记载的“饥民”与“暴民”之间的距离往往只相差一纸，而道德、宗教、礼法、“法纪”等等，对于“差不多成为饿莩”的人民，也很少能起束缚和镇压的作用。在这一点，胡佛、马歇尔等，终于比蒋介石聪明得多了，胡佛两年前到欧洲去除出布置反苏反共的间谍网之外，他热心调查的是战后各国人民日常营养的平均加罗里量，而马歇尔在“援欧计划”的演讲里面，也再三强调要防止赤化势力扩张，必先把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民喂饱。从资本主义体制保卫者的战略观点来看，他们的看法是不错的，只是对于这些反动分子最不幸的，就是他们尽管看到了“肚子命令脑子”的这一个客观现实，可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垂死的充满了矛盾的体制，已经再没有力量和妥善的方法可以把千千万万人民的肚子喂饱而已。 最后必须说明，我说这些话的本意决不是什么“肚子至上”或“肚子第一”主义，我要说明的是人体是有机而极其复杂的东西，肚子脑子和其他器官都有密切的关联，而决不能单独存在。肚子要命令脑子，脑子也何尝不可以影响肚子？ 头脑武装了的有正确认识和信念的军队可以抗御饥寒，在绝望的情势之下支持到最后胜利，而头脑没有武装的军队一听到自来水供应停止就要放下武器——这是例证之一；最近医事科学上所发见的，从精神领域的刺激而来的情绪激动可以直接影响到肠的蠕动和胃液的分泌——是例证之二 。要机器开动也先要有煤、水、或电的供应，何况人又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我说这些，只想对那些永远想将活的人当作死的机器看的人们泼一杯冷水而已。 选自《夏衍杂文随笔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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