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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必然与偶然，永远是一个有趣的联结。必然性可以预计，而偶然性则是任何天才不可预计。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开始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谁也不会想到就在遵义城内柏辉章师长的家里举行。这一点，不仅柏辉章本人绝想不到，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也想不到。
　　柏辉章是王家烈下面的一个师长。他于一九三二年竣工的这座阔绰的家宅，完全是仿照他的上司在贵阳那座楼房的模式，四外都有宽大的走廊，走廊上有好看的拱形的雕饰，其差别仅仅是少了一层。在遵义城内那些古旧的中世纪的小楼之中，它显然也是鹤立鸡群。一进那座贼亮贼亮的黑漆大门，迎面还有一座圆门，上题“慰庐”二字。这座崭新的、宽大的楼房，对于长途跋涉想找个立足地解决一下他们的家庭纠纷的人们，也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
　　冬季天黑得早，晚饭后不久，暮色已经降临。在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警卫员们早就把天花板下垂着的那盏带罩的煤油灯点了起来，洒下一片桔黄色的灯光。他们还弄了一个大火盆，升了满满一大盆炭火，使整个屋子暖融融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发着亮光的黑漆木桌，有二十几把精致的藤面黑漆木椅，壁上还有一只挂钟，好象这一切本来就是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似的。政治局委员们和扩大来的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不用说，接触这样安适的环境，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会场上充满一种愉快的和悦的气氛；按照共产党的家风，本来也就是这样。尽管将要开始的会议，带有极其深刻的、严肃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性质，但是在开会之前，你却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迹象。屋子里一片说笑声。那些椅子，警卫员本来摆得很整齐，这些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却把它拉开来，坐得松松散散，好象过于拘谨正规，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性格。
　　今天坐在上首的是会议的主持者总书记博古，挨着他的是周恩来、朱德和陈云。毛泽东挨着王稼祥、张闻天，靠着窗子坐着。他的头发很长，面孔依然显得憔悴，但心情看来愉快了许多，谈笑自若，仿佛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事情。其它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刘少奇、何凯丰以及扩大参加的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都松散地坐在桌子周围。唯独李德远远离开桌子，心事重重地坐在房门的入口处，不断地抽烟，喷出浓浓的烟雾，旁边坐着他的翻译伍修权。
　　如果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神态，还是可以看出，博古与众人有些不同。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的政治家，其才思之锐敏，对马列著作之熟悉，并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之下。尤其是少年得志，大权在握，平日里自不免有目空一切的骄矜之色。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起演说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既有强烈的鼓动性，又有逻辑的雄辩性，再加上马列原著能够整段引来，英文、俄文更是脱口而出，会场上常是一阵接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今天仍然显得矜持，但总有点不很自然。这也难怪，每个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活上，只要陷于某种被动，总会有这种难以掩饰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博古自湘江战役之后，不论是同志们背后的窃窃私议，还是当面流露的不满，都已陆续听到不少。今天的会议，是接受大家的提议被动地召开的，报告又是在大家的催促下准备的，也就更难怪有这种不安的心情了。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当响了五下，周恩来在博古的耳边轻轻地说：“开始吧！”博古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就宣布了开会。他的主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在这个报告里，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他作了反复说明和充分地发挥。至于讲到中央苏区放弃的原因，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客观原因上，他强调了第五次“围剿”与历次“围剿”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的援助大大加强了，通过大量的借款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的军队；在兵力上国民党动员了一百万大军，而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五十万人；另外还派了军事顾问；这一切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而在主观原因方面，党在白区人民中的工作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地要影响到反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
　　博古抽烟很凶，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报告作完，已经不知抽到第几支了。他在纸烟的烟雾缭绕中，结束了自己的报告，最后说：
　　“同志们！我的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不周密不全面之处是难免的，希望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给予批评。”
　　话虽如此说，但心里却嘀咕着：大家究竟会怎样评价呢？就象拿出作品的可怜的作者在听候着观众的裁判。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会场上却是一片冷峻的静默。只有一向维护博古领导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何凯丰，鼓着两只大眼睛，审视着会场上每一张面孔，想从他们的表情看出对报告的反应。
　　下面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的表情是严肃的和热诚的。他和博古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分析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时，侧重讲了主观方面，也就是领导者本身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沉痛教训！”他望着大家异常沉痛地说，“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愿意在我负责的领导工作中承担责任，并坚决改正。我希望全党来监督我，看我今后是否做了改正。……”
　　他的长胡子似乎在抖动着，眼睛里流露着真诚的灼人的光辉。全场的人都在望着他。“共产党人本来就该是这样。”人们心里悄悄地说。仿佛在这一瞬间，一块冰块儿在不知不觉间融化了。而且，人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军事思想上，他和毛泽东、朱德都基本上是主张打运动战的。因此，在他代替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委后，能够同朱德一起取得粉碎四次“围剿”的光辉胜利。此后，周恩来、朱德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在夺取“中心城市”等一系列问题上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周、朱在前方指挥上毫无机动权，造成很大困难。李德进入苏区后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终于在一九三三年末，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了中国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这时的部队就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了。今天，周恩来为此坦诚地承担责任，一个本来德高望重的人，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是更加高大了。
　　接着，是张闻天的发言。他的神态严峻，嗓音洪亮。由于事前吸收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提纲准备得相当周密。发言的严肃性和针对性，与博古的报告构成了森严对立的壁垒。
　　会场上，气氛紧张起来了。
　　“我来讲几句吧。”毛泽东笑着说。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个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平时讲话一向不用稿子，今天显然做了充分准备。
　　按照他的风格，一开始也还是讲得很随便：
　　“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按博古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革命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敌人也是犯了类似错误的。”毛泽东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能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个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呵，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人们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毛泽东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你们都没有忘记《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结果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差不多占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讲军事，但别的方面也讲到了。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而尤其带有很浓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象一下子把人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人们有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的陷入沉思。模糊不清的概念清晰了，难以确定的确定了，尚未成熟的见解成熟了，人们精神上顿时象饮了一杯醇酒似地得到很大的满足。人们望望博古，他仿佛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何凯丰带着惊愕的神色瞪大了眼睛。李德瞥了毛泽东一眼，然后掉转头去，猛地喷出一口浓烟。那神色仿佛说：“瞧，毛泽东又是那一套！”
　　王稼祥处于一种精神昂奋的状态。为了召开这个会议，他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最近一连休息了几天，觉得伤口轻松了一些，因此会前没有坐担架，就由警卫员扶着早早地来了。他的脸上呈现着欣慰的微笑，而心里却盘算着发言的时机。他的发言显然不能过早，也不宜过迟。现在一看毛泽东发言后，会场上充满如此良好的气氛，时机不可错过，遂咳嗽了两声，先机传出了发言的讯号。
　　王稼祥的发言，除了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以外，着重提出了博古特别是李德领导作风的问题。他指出，自从李德进入苏区以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为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极大恶果。讲到这里，王稼祥气愤地说：
　　“对你们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同志们意见是很多的，难道过去没有向你们提过吗？不，不是没有提过，是你们不听呵！不单不听，还加以压制。为了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将红军甩到江浙一带，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这样不仅配合了福建事变，直接支援十九路军，而且可以使敌人精心经营的堡垒地带，完全无用。这样一个带战略性的意见，你们听了吗？你们对党内民主看得一钱不值，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远方转移这样的大事，你们竟然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你们把党的民主究竟置于何地？……”
　　说到这里，他不禁站起身来，说：
　　“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予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象水潭里投入了一块巨石，使会议震动。朱德布满皱纹的善良的脸上笑开了花，看着众人笑得很甜。显然，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冲开的突破口扩大了，使刚刚开始的优势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发言火辣辣的刺激性，却在另一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安。何凯丰狠狠地瞅了王稼祥一眼，在王稼祥还没有坐定的时候，就开腔了：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对报告的指责是相当偏激的。”凯丰向会场轮了一眼，“众所周知，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是异常正确和英明的。党中央对于国际的路线指示，是无限忠实的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五次反‘围剿’以来出现的问题，我们主观上虽有缺点，但基本上还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局部的和战术性的，并不涉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决不允许肆意夸大。”说到这里，他横了王稼祥一眼，并提高声音说，“就以军事问题而论，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毛泽东同志不过多看了几遍孙子兵法而已，难道他说的那一套就都是马列主义？……我看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指摘……”
　　凯丰的话音没落，会场上就响起了几个声音：
　　“这怎么是指摘呢！难道过去的问题不讨论了？”
　　“凯丰同志，你看哪些问题夸大了？”
　　“真是……”
　　这时，毛泽东欠欠身子，笑着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我看还是让同志们把话说完的好。”
　　这时，李德早已忍耐不住，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翻译，霍地挺身而起，用俄语连珠炮般地嘟噜起来。会场上多数人不懂俄文，只看着他那脸部的肌肉抽动着，黄眼珠里射出愤怒的光。伍修权好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才翻译道：
　　“我今天无意多发表意见，但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两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第一，在我参与中国红军工作的这一年中，也就是五次反‘围剿’的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第二，红军是井井有条地进行了整编，胜利地冲过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我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些战术性的、枝节性的缺点，加以夸大，把它说成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而归罪于一个毫无权力的顾问呢？”
　　他说过坐了下来，仍然余怒未熄地喷出一口一口的浓烟。
　　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是个细高个子。他天性温和，对人宽厚，不是原则问题，很少同人争论，而牵涉到原则却又寸步不让。他的脚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过了湘江又化了脓，只好坐担架，这就常常同王稼祥在一起。两个人时常议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开这个会是他多少天以来的渴望了。今天他本来准备等政治局委员们发言过后再来说话，现在看到凯丰和李德这个样子，也就忍耐不住。
　　“李德同志要我们尊重事实，但是他却忘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把中央苏区丢了，我们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地方。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战术性的、枝节性的，好轻松呵！
　　这真是彭德怀同志说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呵！’”
　　聂荣臻望望博古和李德，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这里我就说说你们‘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得到了什么结果。就以丁毛山战斗为例，敌人修了堡垒线，我们也修了堡垒线与之对抗，结果打了一个多星期，完全得不偿失。我到阵地上亲眼看到，三团一共九个连就伤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气得一个排长说，不知捣啥鬼哩，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群众的这些意见，我们都向上反映了，我们自己也向上面写过信，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
　　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因为你们心目中就没有群众！”
　　聂荣臻说到这里，又凝视着李德，带有嘲讽意味地笑了一笑：
　　“李德同志，我还要说一说你的得意创作短促突击。为了贯彻你的这个指示，你还亲自到我们军团上过课。你的意思是，等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去突击他一下再收回来，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兵力就暴露在敌人的堡垒之下。古龙岗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次我们本来想伏击薛岳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敌人很快就缩回去了，结果歼敌不多，我们自己却遭到不小伤亡。如果是诱敌深入，我敢肯定说，这部分敌人是回不去的。”
　　聂荣臻非常惋惜地叹了口气，好象还为未能歼灭这股敌人感到遗憾。接着，他又讲，对福建事变，没有积极地从军事上配合，也是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福建事变发生在五次反“围剿”之初，如果善于处理，不但可以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还可以使南京政府受到巨大的打击。当时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可惜的是没有从军事上配合。讲到这里，聂荣臻叹口气说：“当时还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比蒋介石更危险，用不着给小军阀当挡箭牌。你说可笑不可笑！当时蒋介石把‘围剿’我们的部队调往闽西，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真好打呀！大家都说，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硬是不让打，说是帮助了小军阀。你看这种思想‘左’到了什么程度！……”
　　由于聂荣臻平时很少发表激烈的意见，他今天的发言自然具有更大的分量。
　　“我也从这里说起吧。”彭德怀瞅了李德一眼，两道浓眉微微地皱了一下。“福建事变以前，蒋光鼐和蔡廷锴就派人来谈判了，说他们要反蒋抗日。我还请这个代表吃了饭，用大脸盆的猪肉招待他。中央回电说我不够重视，招待不周。可是不久，这个代表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你们一时说我不够重视，一时又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坏，我就弄不懂反蒋抗日有什么不好，你们的歪道理就是多哟！”
　　他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听说，古今中外的战术家都讲究集中兵力，而李德同志却要我们分散兵力。”彭德怀接着说，“过去毛主席指挥，一直把一、三军团摆在一起，李德同志却把一、三军团分得一东一西，搞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团村战斗，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一共四万多人，我们三军团四个师一万多人，我们的部队冲进敌人阵地，敌人立刻乱了营，我在指挥所一看，只见敌军人马翻天，就是看不见我们的人在哪里，虽是猛虎扑进羊群，可是羊太多也难捉住。真可惜呀！当时如果有一军团在，敌人的十五个团可以全部歼灭，也就不会转到这里来了！”“确实是这样！”聂荣臻也点头叹息道，“我们那里也有几次好机会，都因为三军团不在没有成功，太可惜了！”
　　彭德怀继续说：
　　“说实在话，我开始很纳闷，不知道李德同志究竟是怎样指挥的。后来我才听说，他是坐在屋里，看看图，用比例尺在图上划一划，连迫击炮放在什么曲线上他都规定得死死的，一点不许变动。他不知道我们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他的命令一下，就叫你赶到，根本不考虑部队还要吃饭，还要睡觉，走不走得到。洵口战斗那次，我确实很生气：敌人有一个营眼看快消灭了，他非让我撤下来，去打硝石，连半天时间都不给；而那个硝石，是个死地，它在敌人堡垒群的中间，周围驻着敌人八九个师；我去电坚决反对才没有去，否则三军团就会被敌人全部歼灭。进攻南丰城，幸亏我留了一个新兵团在手上，坚决守住一个山口，不然一军团也有被歼灭的危险。”说到这里，彭德怀两眼直视李德，说：“李德同志，你刚才说红军到今天保存了有生力量，好象是你指挥的成绩，叫我看，要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对你的抵制，红军早叫你断送完了！”
　　“这些都不谈了，”彭德怀挥挥手说，“我还是谈谈广昌战斗吧。敌人集中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进攻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硬是不相信，要我们修永久性的工事。博古同志还亲任临时司令部的政委，李德同志实际是总司令。结果打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敌人的飞机每次来六七架轮番轰炸，所谓的永久性工事就轰平了，在里面守备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部队突击了几次也没有成功，伤亡将近千人。晚上，博古、李德同志约我和杨尚昆同志谈话。一见面，李德还是那一套，什么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啰，组织火力啰，我说，组织什么火力呀，根本没有子弹！那天，真把我气坏了，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李德同志，自从你来了以后，你没有打过一个好仗！敌人是五十万人，我们是五万人；敌人有全国政权，我们是二百五十万人一个苏区；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连子弹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同敌人拼消耗呀！今天的实际你可看到了吧！你完全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苏区开创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六年了，你要把这一切都断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就是我那次讲的。讲了以后，我看李德并不生气，就知道伍修权同志没有全翻过去，我又让杨尚昆同志重翻了，果然李德就咆哮起来，直骂我：‘封建！封建！’还说因为免了我的军委副主席我不满意才说这些话的。我说，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确实的，那次我把一套旧军衣放在包里，我是准备随他到瑞金去，随他开除党籍，开大会公审，杀头！……”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使刚才凯丰和李德的发言掀起的波澜平息下去，就象是大海里涌起的两朵浪花勇猛相击后归于平静一样。朱德早就准备着发言，一次一次都被别人抢到头里去了。在他那忠厚纯朴的多皱纹的脸上，简直象风雨表一样，随着发言的内容，时而笑得很甜，时而皱起眉头。刚才凯丰和李德的讲话，竟使他的脸拉得老长，坚实的颚骨绷得紧紧的。现在听着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脸上的线条又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接着，他在大家的笑声中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内容尖锐语调却极平和。他说，我们红军的人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毛主席就是从实际出发创造了我们的战术，所以前几次“围剿”都打赢了。很可惜，第五次反“围剿”，把这些流血的经验抛弃得干干净净，所以才受到这样大的惩罚。今天要挽救危局，理所当然地应该让毛主席出来参加指挥。
　　总司令的发言，使大家不自觉地鼓起掌来。
　　接着，李富春、刘伯承等许多人都发了言。周恩来再一次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并支持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六下，沉在会议中的人们，蓦然抬头，才看见玻璃窗已经透进微明。天花板下的那盏吊灯里油已经不多了，火盆里的炭火也只剩了些余烬，人们这才觉得有些寒意。在走廊里烧水的警卫员们提着一把大壶走了进来，给每人倒了一大杯热茶。
　　“你们听，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呀？”毛泽东一面喝茶一面问。
　　大家静下来一听，原来是小贩的叫卖声。
　　“好象是卖豆花的。”周恩来笑着说。
　　“谁请客呀，”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我们四川豆花很好吃咧！贵州的不知道怎么样。”朱德笑着，招呼他的警卫员到街上去看。
　　几个警卫员也很高兴，不一时就一碗一碗地端上来。热气腾腾的豆花，上面漂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对于这些又困又饿的人们，无疑是非常难得的美餐了。
　　“可以，味道不错。”朱德边喝边评论说，“不过比起我们四川，似乎还差一点。”
　　“就是辣椒少了！”毛泽东说，一面笑着问博古，“你看这味道怎么样？”
　　“我们江浙人不欣赏这个。”
　　博古闷闷地答道。他沉吟了片刻，又说：
　　“老毛，你今天的发言，我认真听了。有些是对我有启发的，但是有些提法我不能接受。”
　　“那可能是我放的辣椒太多了吧！”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慢慢来谈。”
　　“对对，慢慢谈。”周恩来也笑着接过来说，眼睛放出欣慰的愉悦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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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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