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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这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在高高的山崖上还长着一片片竹丛，竹丛里掩映着侗族的木楼，木楼边种着香蕉。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由于红军的模范纪律，逃到山上的侗族人纷纷返回家园。路上不断看到，头上蒙着侗锦挑着担儿的妇女们，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健壮，挑起担儿颤悠悠地走得象流水一般。红军战士们都颇感新奇。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人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不过这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在镇子的南面，就有一个孤山，长得象歪嘴桃儿，还有两条清澈的小江交汇，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小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边那座长长的花桥，具有侗族独特的风味。这种桥和北方的任何桥都不同，它实际上是长长的一溜花厅跨着流水，听说是侗族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处。
　　就在这个小镇的一座古庙里，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仍旧是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讨论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博古、李德却坚持照原方案执行。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这使得周恩来颇感不安，联想起李德的一贯高傲态度和蛮横作风，心中甚为恼火。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一座小学校里。他一进屋，见李德余怒未熄地坐在那里，翻译又不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
　　“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呵？”
　　李德翻着黄眼珠看了看他，并没有站起来。
　　“是很不舒服。”他用英语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
　　“恐怕不能这样说吧，”周恩来极力压制着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反驳道，“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
　　“我要求你们听清楚我的意思！”李德不耐烦地叫起来，“我是说，可以让追击我们的敌人超过我们，也就是说，赶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绕过敌人再往北进。”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失声笑道：
　　“超过我们？哈哈，赶到我们前面？敌人是以我们为目标的，怎么会撇开我们到前面去呢？”
　　李德被周恩来的笑声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不认为你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我想提醒你，是共产国际派我来的，同时我也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赤诚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事人材，那我本来可以离开，但我看不出哪个真正懂得军事……”
　　周恩来一向性格温和，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今天，他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李德说：
　　“李德同志，我也提醒你，我们欢迎一切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革命没有救世主也能够胜利！”
　　谈到这里，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队伍拐了一个直弯，向西去了。那里是典型的山国——贵州。领导层的意见，显然没有完全统一，象任何其它问题一样，只留待唯一的权威——历史老人去细细评判。
　　部队经多日行军，来到贵州地面，前面已是黎平。这天中午大休息时，周恩来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正想眯眯眼歇一会儿，保卫队长走过来说：
　　“据后面部队报告，有两个家伙跟着我们好几天了，今天叫我们抓住了。可是，他们说有要紧事，非要见您不行。”
　　“你把他们带过来。”周恩来说。
　　保卫队长不一时从队伍后面带过两个人来。前面那个是商人打扮，穿着纺绸薄棉袍，外套一件银灰色的大褂，满脸和气。后面那人黑瘦黑瘦，着黑棉袄棉裤，象是个仆人，但从那炯炯目光看来，又不太象。保卫队长指指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
　　“这是我们的负责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个商人打扮的人，神色激动地说：
　　“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握住那人的手说：
　　“哎呀，原来是你们，真太辛苦你们了！”
　　“这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人和悦地一笑，接着指指另外一个人说，“这位是三十四师的连长高春林同志。我们全州县委听高同志讲了三十四师的情况，心里都很难受。大家认为，应当赶快让中央了解这些情况，所以就把高同志护送来了。我们在路上又是坐车，又是骑马，这才赶上你们。
　　……”
　　周恩来一听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是三十四师的，不禁喜出望外。自从在油榨坪给他们发出最后一个电报，就再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周恩来无时不在念中，一直嘱咐电台，不要忘了同三十四师联系，但却音信杳然。今日一见高春林，几乎将他拥抱起来，一连拍打着他的肩膀说：
　　“小伙子，你是三十四师的吗？现在怎么样？”
　　高春林由于过分激动，竟呜呜地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唉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讲情况，你们师现在还有多少人哪？”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哭着说。
　　“怎么？剩下你一个人？”
　　“是的。”高春林说，“我们全师五六千人，一连守了几天，就伤亡了两三千人。可是我们不能退呀！陈师长对我们说，为了掩护党中央，就是死了也要顶住。等中央纵队过了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撤也撤不出来了。”
　　“不是让你们突围吗？”
　　“是的，我们接到了军委的电报，就开始突围；可是敌人的兵力太厚，突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陈师长要我们彻底轻装，把所有文件都绕毁了，不管干部、战士，每人一枝步枪，都上好刺刀，他自己也拿着一枝步枪，上了刺刀，亲自在前面领着我们，硬是拼了出来。可是只杀出来二百多人，其余的又被敌人打回去了，师政委也牺牲了……”
　　“出来以后，你们到哪里去了？”
　　“我们按照军委的指示，到兴安东南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可是敌人又跟着追了上来。这地方尽是瑶族，话又不懂，没法开展工作，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就困在大山上了。这时候，陈师长就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当年在湘南、江西，也不过几百人，后来还是站住了，咱们也要学他。没有吃的，这山上不是有草吗！咱们就吃草。我们真的在山上吃了三天野草。……”
　　“后来呢？”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陈师长就找我们开会商议，大家觉得还是到汉族地区好些，于是就决定突围向道县前进。这时我们还有五挺重机枪，因为子弹不多了，陈师长让在山上埋了两挺，机枪射手们临走舍不得，还在山上哭了一回。这次突围又打了两仗，等到了道县，已经剩下八九十人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道县？”
　　“这是我们的来路，究竟熟悉一些。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回到江西，回到老苏区去。我们到了道县山区不久，那天来了一个小学教员，原来是县委同我们取联系来了。我们都高兴坏了，以为有了希望；谁知道敌人又来包围我们，又来了好几千人。这一天打得好激烈呵！我们边打边向东撤，中午还有五六十人，到下午就剩下十几个人了，重机枪带不动，陈师长就让我们破坏了两挺，最后留下了一挺……”
　　“电台呢？”
　　“电台早就砸了。……等到黄昏，就剩下师长陈树湘、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还有我一共四个人了。敌人一看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就疯狂起来，吼吼叫着往上冲，要抓我们活的。这时陈师长就对着敌人骂道：‘白狗子，不怕死的，你们来吧！’说着一卷袖子就抱着那挺重机枪打起来。霎时间就把冲锋的敌人撂倒了一片。敌人就干吼吼叫不敢往上冲了。没想到，这时候，陈师长的腹部也负了重伤，肠子流出来了，连重机枪腿也泡在血汪里了。……”
　　高春林激动得声音有些战抖，停了停才说下去：
　　“我们几个一看不好，就赶过来给他包扎，眼看着敌人又冲上来。他把我一推，瞪了我一眼，说：‘快打！’一面就自己镇静地把肠子塞了进去。我抱着机枪把敌人打下去了。警卫员给师长包上伤，师长就望着我们说：‘我有一个要求，你们能答应我吗？’我们都流着泪说：‘师长，您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说吧！’他微微一笑，指指自己的头说：‘你们赶快补我一枪，行吗？你们要知道白狗子抓住我活的，是会得到很多赏钱的，如果是死的，就不那么值钱了。’我们哭着说，‘师长，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儿吧，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们实在不能执行。’他看看我们，样子很不满意，就斥责说：‘你们这样就是对同志的爱护吗？’说着，要拔警卫员的短枪，警卫员哭着跑到一边去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师长把我们叫到身边，又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不可能出去了，你们赶快乘夜暗突出去吧，出去一个就为革命保存一颗种子。你们只留给我一颗子弹就可以了。’他不说这话还可，还没说完，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就哭起来，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这时候，师长就拉着我的手说：‘高连长，你比他们大几岁，也比他们懂事。今天我死了，只是小事一件，不算什么。遗憾的只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另外，我们三十四师今天全军覆没，连个汇报情况的都没有，这是叫人十分难过的。’说着，他又紧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高春林同志，你能突出去给中央送个信吗？你能接受我最后给你的任务吗？’我一想，他的意见也对，不然，全军会怎样议论我们三十四师呢！我一定要赶上部队，给中央汇报：我们全师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枝枪，我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投降！”
　　周恩来的大眼睛里充溢着明晃晃的泪水。他轻声地问：
　　“陈树湘呢？他后来怎么样？”
　　“我借着夜暗突围以后，第二天就听说他们三个人被俘了。敌人用担架抬着陈师长，想回城献功。象陈树湘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在担架上他想死也没有别的办法。眼看天快亮了，他就悄悄解开衣服，撕开警卫员给他扎上的绷带，用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用尽平生气力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咬断，等到敌人发现，他圆睁着眼骂道：‘白狗子，我让你们领赏钱去吧！’说过，微微一笑，就很快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一向有极强的抑制力，这一次却抑止不住，倾泄了大串的眼泪。
　　那位穿银灰色大褂的来人补充道：
　　“陈树湘同志的事，我们在全州也听说了。这都是抬担架的老百姓传出来的。老百姓还说，共产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成功呢！关于陈树湘的消息，报上也登了，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份报纸。”
　　说着，他掏出两张长沙版的《大公报》，周恩来接过一看，其中一则的标题是《生前与死后　原住本市小吴门外》：
　　伪师长陈树香在道县被我军击毙各节，已志前报。陈树香原名树春，长沙人，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年二十九岁。母在，妻名陈江英，年卅，无子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匪军，本年始充师长。此次自赣省兴国出发，全师步枪四千余枝，轻重机枪四十余挺，在后担任掩护部队。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断去路，故而回窜，所率百○一团，仅剩重机枪五挺，步枪三枝。昨在八都被击溃后，只剩重机枪一挺，步枪三枝。因该师长负伤甚重，于上午八时许行抵石马乡毙命。
　　另一则的标题是《陈树香之首级解省　悬挂示众》。周恩来看到这里，心里登时一震，眼睛在题目上停住，呆了好几秒钟。接着看下去的时候，眼睛有些模糊，句子在断续地跳动：
　　　　追剿司令部……将伪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首级篾笼藏贮……悬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之上示众。……并于其旁张贴布告云：为布告事，据湖南保安司令部呈，……俘获伪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一名……自江西兴国出发，迭被国军击溃……经派员解至石马桥，伤重毙命……呈由衡阳本部行管饬收该匪陈树香尸体拍照，并割取该匪首级转解注明核办……合将该首级示众，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
　　下面还登有一张图，正是陈树湘尸体的拍照。周恩来看到这里，眼睛发黑，一点也看不见了。他把报纸交给警卫员，由悲痛转为愤恨，喃喃自语：
　　“走着瞧吧，我们是不会便宜他们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极力让自己平静下去，然后抬起头来，对全州县委派来的同志说：
　　“我十分感谢你们。你回去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我带的有路费。”那穿银灰色大褂的人说。
　　“你打算怎么样？”周恩来望着高春林问。
　　高春林目光坚毅地说：
　　“我既然赶来，就是要继续干下去。”
　　“好，”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那你先住在司令部等待分配。前面就是贵州，我相信，我们是能够打开新局面的！”
　　出发号响起来了，它的声调仍然是那么悠扬嘹亮。尤其在这幽静的深谷里，即使号音停下之后，仍然响着久久的回音，好象千山万壑都在有意应和似的。这支负载沉重、饱经忧患的队伍，又在举步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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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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