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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出版署的那个女孩家里去,带去了一瓶人头马。她住在郊区的一所花园公寓里,院子里有一棵樱桃树。每回我到她那里去,她都要带我去看那棵树。那棵树很大,弯弯曲曲的,能供好几个人上吊之用,看到它,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晚上花园里黑森森的,一棵老树一点都不好看。看完了那棵树回到客厅里,她让我陪她玩一会儿,还说:轻松一下。咱们是朋友嘛。最早一回“轻松”时,我是前俄国海军上将波将金,这个官儿着实不小;但她是沙皇叶卡婕琳娜。所以我要单膝下跪去吻她的手,并且带来了一个蛋糕,说是土耳其苏丹的人头。她让我把它全吃下去,害得我三天不想吃饭。上一回她是武则天;我是谁就不说了,免得辱没了祖宗——总而言之,我奏道:臣阳具伟岸,她就说:拿出来我看看——就这个样子也叫伟岸?搞得我很难堪。这一回她不过是个上世纪的女红卫兵,扎了两条羊角小辫,身穿绿色军装,手舞牛皮武装带,而我穿了一件蓝色中山服,头上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她大喝一声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打,皮肉就发痒啊。我则哭咧咧地答道:思想没改造好——噢!错了,回小将的话,思想没改造好嘛。她说:那就要先触及你的肉体,后触及灵魂。你可有不同意见?我说:小的哪里敢。她说:胡扯。“小的”是什么时候的话,亏你还是史学家。我还真不知该说些什么(红卫兵哪有打人前问被打者意见的?),只好说:就算我罪该万死,你来砸烂狗头好了。然后她就说:去!刷厕所!我去刷洗了厕所、厨房,回来的时候四肢酸痛,遍体鳞伤。奇怪的是她好像比我还要累,但要把我背上的淤伤算在内,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她往沙发上一躺,说道:和历史学家玩,真过瘾!二十世纪真是浪漫的世纪,不是吗?但我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浪漫的。假如让我来选择,我宁愿当波将金。这就是说,我以为十八世纪更加浪漫。但我也不想和督导大人争。 后来我就是哲学家了,这件事是这么发生的:我交了一篇哲学论文,通过了答辩,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凭此学位,就拿到了哲学家的执照,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出版署执照处文史督导,也就是我师妹给我打了招呼,这个速度还不算太快。但假如没有人打这个招呼,我就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天才了。我现在有两张照,一张是粉红色的,上面有三个洞。另一张是大红色的,崭新崭新,也没有洞,像处女一样。从皮夹里拿出来一看,感觉真好。但我要时刻记住,我不是武则天,不是叶卡婕琳娜,也不是红卫兵。从本质上说,我和我舅舅是一类的人。虽然我舅舅拿不到执照,我能够拿到执照,但我拿到了执照,也只是为了在上面开洞。用督导大人的话来说,这就叫贱。我和我舅舅一样,有一点天才,因此就贱得很。 《传记报》来约我把我舅舅的传记写完,并且说,我想写啥就写啥,他们连稿都不审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虚构成这样,动机何在,是何居心,简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固然可以辩解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说道:我觉得这种事就不该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你把眼一瞪,说道: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我解释出来,你能听懂吗?很显然,这最后一种情形对作者最为有利,这也是我拼命要拿哲学照的原因。报纸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问题,报纸也会被停刊、罚款。所以我舅舅的传记又开始连载时不叫人物传记,而叫哲理小说了。读者反应还不坏,有人投书报社说,狄德罗写过《拉摩的侄子》,现在我们有了《我的舅舅》,实在好得很。还有人说,不管它是人物传记也好,哲理小说也罢,总之现在又有得看了。讨厌的是哲学界的同行老来找麻烦,比方说,有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著文攻击我说:《我的舅舅》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下个人受压制的故事,可惜这个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应该是女的(这样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妈),而F应该是男的(这样他就不叫F,叫作M)。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菊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穿着高领毛衣来掩饰喉结,裙子底下是一双海船大小的高跟鞋,身上洒了过量的香水,放起屁来声动如雷;搞得大街上的收费厕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学家免入。你可以说我舅舅是数学家、小说家,但不能说他是哲学家;故而不管他所处的社会是不是父权社会,他都是男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不过凑巧是男的罢了。 说到我舅舅是男的,我就联想到我的哲学论文。众所周知,我是免了资格考试去拿哲学博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招人恨。学位委员会的人势必要在答辩时给我点颜色看,故而做什么论文十分关键。假如我做科学哲学的论文,人家就会从天体物理一直盘问到高深数学,稍有答不上,马上就会招来这样的评语:什么样的阿猫阿狗也来考博士!学两声狗叫,老子放你过去。我做的是历史哲学论文,结果他们搬出大篆、西夏文、玛雅文来叫我识,等到我识不出来时,他们就叫我自杀。我赖着不肯死,他们才说:知道你有后门我们惹不起。滚罢,让你通过了。从以上叙述可知,哲学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相关学科。女权主义哲学其实是最好的题目,只要你男扮女装到学位委员会面前一站,那些女委员都会眼前一亮。再说,除了花木兰、樊梨花,她们也真盘不出什么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明现在女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特别多。我师妹也劝我做女权主义哲学,她说在这方面朋友多。我宁愿忍辱偷生,也不肯扮作女人。虽然我已说过,身为妇女儿童,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是一个护身符。还有一个最管用的护身符,那就是身为低智人。 我舅舅和F熟了以后,就常到F家里去作客,有时候他是臭老九,有时候他是波将金,有时他是犹太人;F有时是红卫兵,有时是女沙皇,有时是纳粹。在我的故事里,他始终也没有变成老屁,始终保持了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和沉郁的神情。这和历史不符,但我现在是哲学家,另有所本。所谓沉郁的神情,实际是创造力的象征。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说我舅舅到死时还保有创造力,这也与事实不符。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非常短暂。有的人活到了三十岁,有人活到了四十岁。有的人根本就没活过。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实际上,从丧失了创造力到自己觉察到,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位实际死掉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现在还保有创造力,有关这一点,小姚阿姨是这么说的:你有点像你舅舅,就是比他坏得多。而我那位作督察的师妹有另一种表达方式:一见到就想揍你一顿!众所周知,挨揍不是什么好滋味。她为什么那样的爱揍我是一个谜。她的头发有点自来卷,肤色黝黑,总爱穿黑色的内衣。她还有件夏天穿的绉纱上衣,是白底黑点的,领子上缀了一条黑丝带。说实在的,我就怕执照出毛病,但还是出了毛病。我给我师妹打电话,她说:连哲学照你都给弄上了洞,本事真不小啊!说吧,这一回你想要什么照?我说:这回什么照都不想要。你能不能介绍我到出版署工作?她沉吟了一阵说:师哥,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在我们这里工作,写什么是都方便。但是出了毛病,就要往脑袋上打洞了。我说:打就打。晚上我到你那里去,要不要再带瓶人头马?这件事告诉我说,所谓创造力,其实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作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 我和我舅舅不同的地方是我有点驼背,皮肤苍白,胸前只有一些肋骨,没有肌肉。这是很不体面的,所以我加入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到那里去举哑铃,拉拉力器。练了一天,感觉肌肉酸痛,就再也不去了。夏天我也到海滨去过,在那里的沙滩上晒太阳,不过我又没耐性在沙滩上躺太久。所以我的皮肤还是像一张白色的无光纸。唯一像我舅舅的是那杆大枪,我师妹见了这个模样就捂着嘴笑起来说:师哥,你真是逗死了——快收起来吧。我不是我的舅舅,我师妹也不是F。我觉得她有点喜欢我,因此很放松,嘻嘻哈哈的,再加上她老叫我“收起来”,所以什么事也搞不成。因为这个原故,后来我就没当成出版署的公务员,也没当上我的师妹夫,这后一种身分又称“出版署家属”,非常好的护身符。我还拿着打了两个洞的哲学家执照鬼混——用它还能把我舅舅的故事写完,以后怎么办,再想办法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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