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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章里提到红拂申请自杀指标的事，作者想起了一件相似的事：本年度北京城里交通事故死亡指标是一百九十二人，本区只有十七人。 李卫公老年时生活在长安城里，这是他逃出洛阳城的后果。 我这样说时，他那座钟就往后拨了好几十圈。人家说长安城藏风避气，有帝王之相．这就是说，长安城在地理上有异常的地方。城外八两重的东西进了城就有一斤重，而城里一斤重的出了城就只有八两了。这也是说，在城里做官领到的俸银，拿到城外去花就不值那么多钱了，而在城里买到的柴米油盐都好像没有应有的那么多。除此之外，在城里烧火，烟永远不往天上冒，而是刚冒出烟囱就沉到地上来。到了做饭的时候，长安城里总是烟雾迷漫，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假如你有哮喘，就会被熏得透不过气来。因此就有一条法律，从日出到日落，长安城里严禁动烟火。而天黑以后或者天亮之前，人是呆在房子里的，可以少受烟尘之害。长安城里的人从来都是天不亮就吃早饭，吃完了再去睡觉，天黑以后再吃晚饭。至于中午饭只好吃冷的了。久而久之，长安城里得胃病的人特别多。但是李卫公可以不受这种罪，因为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设备，用人力踏动一个飞轮带动一条特制的毛巾去摩擦锅底，所产生的热量不但能把水烧开，而且可以炒菜。但是这种设备不是一般的人能用得起的，因为它庞大无比，而且要把一锅水烧开起码要把十条大汉累到精疲力尽。长安城还有一桩古怪的地方，就是只长槐树，别的树十有八九种不活。因此到了春夏之交，城里到处是一片虫啮树叶的沙沙声，白绿相间的槐蚕就如一场场倾盆大雨从空而降。长安城里的鸡鸭必须锁起来，不能由它们乱跑，否则必被胀死无疑。但是卫公家里的树从来就不长虫子，因为是蜡做的。偶而有虫到他家里的树上吃几口，觉得味道不对就离去了。长安城里的水是咸的，喝久了这种水，长安的女人的嗓子都变成了粗哑的男低音。但是这也影响不到卫公，因为他家里喝城外运来的矿泉水，所以女人还是女人声。尽管他在这里住得很舒服，卫公还是讨厌长安城。他觉得这座城市了无生气，城里的人也呆头呆脑。 长安城里的大道是黄土铺成的。从早晨到夜晚，总有些穿着黄褂子的人站在路边上，用铲子往路面上撤黄土，再用长把勺子洒上水，然后用碾子碾平。过了好多年，长安城被废弃了以后，那些大道还在那里，只不过变得像用旧了的皮带一样处处龟裂，土块也像瓦块一样坚硬。不但路面，长安城的每一寸地面都像镜子一样平，从这个城门到那个城门，每个角落都碾得平平整整，寸草不生。卫公每天早上骑马去上班，一骑到马背上他就睡着了，打着鼾。因为他在马背上东歪西倒，那匹马也东歪西倒，卫公往东歪马也往东歪，卫公往西倒马也往西倒，这样他才不会从马上掉下来。但是这也有一个坏处，就是他们并不总是往班上走。有些时候卫公从家里出来走了两三个钟头，不仅没走到班上，而且离上班的地方更远了。好在像他这样的官员并不需要按点上班，而且像他这样的官员有权力在街上横着走路。到了班上以后他又接着睡觉，但是像他这样的官员当然有权力在班上睡觉。久而久之，卫公就成了一个被人嘲笑的对象。人们提到他时，脸上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昏睡的表情，并且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挖眼角，仿佛那里有眼屎。但是卫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是真的没看见，佯做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因为这种种缘故，虽然大唐皇帝对卫公恩宠有加，但是谁也不敬畏卫公。大家只不过把他当作是一个睡不醒的老头罢了。 李靖住在长安城里时已经老了，而且已经交出了兵权，担任了闲职，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没事了。有时候皇帝会把打天下的老将全招进宫去，组织一个将军合唱团，自任指挥，为全城的贵妇演唱，卫公担任领唱。这一帮老弟兄全都老得牙关不住风，而且个个五音不全，所以演唱的效果就如一位刻薄命妇形容的：像一塘青蛙一样！后来又改为由小太监伴唱，大家站在那里摆个样子，效果又是令人毛骨悚然，因为一大伙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发出清脆的男童声，非常怪诞。除此之外，还组织过将军舞蹈团，大家穿上高统马靴，手舞马刀跳骑兵舞。结果是程咬金当场发了心脏病，差一点死了。这不过是卫公老年要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两种。他还要写各种回忆录，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军事回忆录，政治回忆录，科学回忆录。但是这些还不够，还要有他的自童年写起的自传。这件事的起因是大唐皇帝要修凌霄阁，这是一座古代意义上的摩天楼，在楼里陈列各位功臣的肖像和生平事迹。既然是生平事迹，当然要由本人提供。所以他每天上班以后就要写自传，因为他总是打磕睡，所以老也写不完。皇上派人帮助他写，进度依然很慢，这还是因为他随时随地都会睡着。后来皇帝又把最漂亮，最有献身精神的女史派了去，进度依然很慢。这位女史还报告说，李卫公除了打磕睡，就是发牢骚——“不让人安生”，再不然就是问：“几点了？该下班了罢？” 李卫公老了以后，眼睛下面长出了两个泡，满脸都是皱纹，因为总是在伏案打磕睡，所以眉毛平贴在了脸上，除此之外，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大改变。尤其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那么能打磕睡，却一点没发胖。 有关后一点，给他写传的女史认为有疑问，因为他睡得太死了，故而就不像真的睡着。为了刺激他的嗅觉神经，叫他保持醒着，她在身上洒了大量的麝香香水，以致在她走过的地方，公猫都要“瞄”地一声怪叫，人立起来，然后就不按节气地叫起春来，而和卫公呆在一个屋子里，他竟闻不见，照样伏案打磕睡。对于这件事，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卫公在装睡。 为了制止卫公装睡，她又穿了极短的室内服，但卫公又视而不见，只是在瞌睡的间隙里提醒她道：“裹着点斗篷，别着了凉”。后来她又给卫公做head job，要把他弄醒，但是卫公还是打着鼾，而且他那个地方苦得叫人无法下嘴。原来卫公在小命根上除了黄连水。卫公就是这样的刀枪不入，这使那个女史很痛苦。她丧失了自信心，以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哭了好几天。 李卫公在他过了六十岁生日后不久就死掉了。他的死因按现代的看法是心肌梗塞，和年老、营养过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病在古代叫作马上风，并且说它和性交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因为古人善于养生，除了在干那件事时，简直没有什么得心肌梗塞的机会。 其实假如红拂不讲的话，谁也不会知道李靖是死于马上风，但是红拂越活嘴越大，十七岁时是一张樱桃小口，活到四十岁，就长出一张性感的大嘴来，什么事都往外讲。李卫公死后面色不变，而且金枪不倒。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在于，那天晚上红拂和卫公做爱，也不知是和活人干还是和死人干。红拂一讲起这件事瞳孔就要放大，手背上还要起鸡皮疙瘩（别的地方别人看不见，也不知起了没有）。说完了这件事，红拂就说：卫公死了，我活着也没有意思。别人以为她是说说而已，谁知她真的递上了申请，要求殉夫自杀。别人就劝她说，卫公死了，我们早晚也要死，你又何必着急呢。但是她不听。 我们说道：卫公死了，这就意味着从此可以不把他当作一个人，而把他当作一件事。一件事发生了以后，就再没有变化的余地。现在我们谈到卫公骑在马上东歪西倒，再不是谈那个人，而是谈那件事。 换言之，李卫公这座时钟就停在了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可以把时钟倒拨回来。傍晚时分，他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走过家门口那条大街。那条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满满当当的绿荫。这就是说，当时已是盛夏，被槐蚕吃掉的叶子又长了起来； 而住在那条街上的人远远听到卫公的鼾声就躲了起来。只有那匹马横着身子，跨着踢踏舞的步伐走过来，走到卫公的家门口就猛地立住，卫公从马上栽了下去，但是他家里的人手里拿着绳床在门口等着，一兜，把他接住，抬进家里去。与此同时，新碾过的地面非常之平，新抹过的墙面非常之直，到处平整得像镜面一样；卫公的鼾声一直不断。一切都像精心安排过一样。一件事发生过以后就是这样的，正如一个人死后所有柔软的地方都会消失，只剩下一具干巴巴的骨头架。 卫公活着的时候，说过他很讨厌长安城，这是因为这座城市方方正正，缺少生气。 所有的房子都坐北朝南，房顶由陶土预制板铺成，所以完全是些方盒子。正午时分，所有房屋的阳面全都闪耀着阳光，所有房子的阴面全都有些闪亮的白方块，好像一些晾着的白床单——这是对面墙壁的反光。假如有人走过，还会把人影投到反光里。所有的人都在阴影里走路，因为不必要地走在阳光里是被禁止的，但是像卫公这样的人走在哪里都可以。不论大街小巷都是那么干净，除了槐树看不到一点绿色，因为长安城里没有一棵草。最使卫公不舒服的是这种景象是他造成的，因为长安城是他建造的。李卫公不仅建造了长安城，而且建立了长安城里的一切制度。这都是因为当年皇帝这样要求：“李爱卿，你去为朕造一座都城”。自己去造一座城，然后自己住在里面，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自己屙一些屎，尿一些尿，然后自己在里面沐浴，只有猪才会这样干；而且假如我有一点了解猪的话，还可以说，它们对此并不喜欢。 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长安城，我们要说它是个很安静的城市，因为城里禁止喧哗。连小贩都不准吆喝，所以他们总是举着招牌去拦阻行人。 草驴可以进城，叫驴不准进城，所以对于驴来说，长安是个同性恋的场所。城里可以养公猫，但不准养母猫，这样它们总是跑到城外去叫春。长安城里女人多，男人少，这对于我很有诱惑力。无须乎说，李卫公这样设计长安城，是为他自己着想。 但是后来他又后悔了，因为女人一多，女权就高涨。长安城里还有一种特别的景致，就像近代城市一样，到处立了电线杆子，空中架有通讯线路，上面有些小小的老鼠拉着小车，车里是信件。要让老鼠送信并不难，只要在它前面用竹竿挑上一小块腊肉，它就会爬到该去的地方。在晚上那些小车上都点了一支香，所以长安的夜空中蠕动着一些火光。这又是卫公的发明。这种设施用起来很方便，但是他从来不用。而且他连看一眼都烦。 李卫公死后，他就保存在别人的记忆里。这时候他变得支离破碎，好像一个打碎了的盘子。比方说，那个女史想起卫公，就是这个样子：盛夏时节，满屋绿荫的时候，卫公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他那张松弛的脸就像降下来的风帆，下巴上叠了四重肉皮。但是卫公并不胖。人在坐着睡觉时，不会有什么好模样。他那间办公室用桐油泡过的砖铺地，然后又磨光，就像经过抛光的黄铜一样。有一线阳光透过了树叶，透过了半扇开着的窗子照在地面上，在那里留下了一片光洁的地方，连多年前抛光时留下的划痕都能看见。然后阳光又反射到天花板上，好像那里点了一簇蜡烛。后来有一只绿色的小蝉，我们管它叫“伏天”的，从窗口飞了进来，一路“伏天伏天”地叫着，落到了柱子上。长安城里蝉非常稀少，而且只有小蝉，没有大蝉。那个女史本来正在给卫公做blow job，但她禁不住回头去看。等到她再回过头来时，正好看到卫公睁着一只眼睛看她——那模样好像是他天生只长了一只眼睛一样。后来他做了一个鬼脸，又闭上眼睛接着打鼾。这个场景正如一支英文歌里唱的：you do you rway，I do mine。这件事被她写进了《李卫公二三事》里。事实上卫公对她来说，就只是这二三事。他什么都没有告诉她。 除此之外，她还知道李卫公要命的地方刺了一只飞燕。她对这件事是这样看的：卫公年轻时的sex symbol是赵飞燕，但这又是个错误的解释。卫公年轻时是个流氓，流氓像小偷一样，必须有一双快腿，在那地方刺一只燕子是希望能跑得快的意思。 我们大家都知道，燕子是飞得最快的乌，但那个女史不知道。她生在长安城里，长安城里除了鸡鸭，没有别的鸟。 我是做科技史研究的。我的同事首先证明了中国人在周朝就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证据是什么算书里有那么一句：勾三股四弦五；所以这个定理就被称作勾股定理，纳人中国人名下。然后又有人证明了唐诗里有牛顿力学，宋词里有相对论，发表在各种学报上。现在我要证明是李卫公首先证出了费尔马定理，遇到的困难比他们大得多。首先是我必须先把费尔马定理证出来，其次我还要把这个定理解释到李卫公身上。当然，我也可以把它解释到我自己身上，叫做王二定理，但是这样一来就缺少了浪漫情调。最主要的困难是这个费尔马定理我根本就证不出来——最近三四百年来，所有的人都在证它，但是谁也没证出来。还有不少的人在证明费尔马定理不存在，也没有证出来。既然如此难证，那么李卫公把他证出来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吗？ 要说明李卫公为什么要证明费尔马定理，就要说到当年在洛阳城的土耳其浴室的休息室里，李靖和大家坐在地板上聊天的情形。 当时在座的有一个日本人，头剃得像卓别林的小胡子，身上穿着短短的蓝印花布和服，跪在地板上，他管李靖叫李样(桑)；还有一个巴尔干半岛来的人，长一张又宽又蠢的脸，鼻子上挂了一个金环，身上穿了一件浴袍，坐在一个软垫上；还有一个黄胡子的希腊人，拦腰束一条浴巾。李卫公自己什么都没有穿，盘腿坐在地上。他的身材相当健美，所以黑地里有好多贪婪的目光投到他身上——这个浴室是同性恋活动的场所。但是李卫公本人不是同性恋者，他到这里来，是因为浴室里有免费招待的大麻烟。那种烟盛在他们中间的一根铸铁烟管里，因为烟管十分沉重，所以下面有一个可以转动的支架，看上去就像一门火炮。人们转动烟管，轮流抽烟，看上去好像是轮流地饮弹自杀——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吸烟的间隙里，那个希腊人用一支蜡笔，就着烟管上一支蜡烛的光，在地板上写下了费尔马定理，而且用打着嘟鲁的汉语说，谁要是把它证了出来，谁就是世界上第一聪明的人。这些话就像一道流萤，飞进了李卫公黑暗的内心。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就证明了自己是最聪明的人，这件事值得一干。后来他就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还可以指出，当他被按在地下，第十一下板子打在他臀部的铁板上，发出金属响声那一瞬间，他最聪明，等到第十二下板子落下，不仅他，而且全世界都没有刚才聪明。但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必须有证明自己聪明的智慧，还得有证明自己傻的智慧，否则后患无穷。我把这件事写了出来，很可能证明了自己在后一个方面有所欠缺，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要说明我们干嘛要到唐诗里去找牛顿力学，到宋词里去找相对论，就需提到我们在头儿面前有所交待，要么证明我们有实用性，要么证明有观赏性，总之要有存在的价值。证明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弘扬了民族文化，就算有了观赏性。证明了别的，头头们也不爱看。 我现在还没有证出费尔玛定理，但我已经把怎么发表它的办法想出来了，这个办法就是把它叫作李靖定理。有好多人有做出证明、发明理论的聪明，却没有发表它们的聪明、这件事的困难程度没有做过研究的人是难以想像的。假如一个定理有两三个世纪没有得证，你把它证出来时，三四十页肯定打不住，准会写成一本书。你还要找权威来肯定，然后才有发表的机会。但是权威起码也是七八十岁，活着都困难，哪来的精神看你这艰涩无比的论文？因此你只好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假如把它叫“李靖定理”，说是李卫公的证明，发表就一定不成问题。实际上到底是谁证的，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在这方面表现得一点都不傻，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妄自菲薄。 对于我和卫公这样的人，有一种最大的误会。大家以为我们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终日想入非非，五迷三道——所以我们是一群讨厌鬼。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这样，完全是天性使然。以我为例，假如我不想费尔马定理，就会去想别的东西，没准要去写小说，没准要去写诗，写出来的小说和诗准又是招人讨厌的东西，这种事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控制。这也许是因为脑袋里长了瘤子。假如世界上充满了我们这样的人，就会充满一种叵测的气氛。这件事没有办法，只好就让它这样了。 李卫公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这一点在大唐人人都承认。大唐皇帝这样说：朕圣明，李爱卿聪明。故而假如有一个大唐的子民胆敢以为自己比卫公还聪明，人们就不仅要说他是个自大狂、神经病，还要把他送官府严办。皇上对李卫公优宠有加，常把红拂招进宫去叮嘱说：你要经常做鱼给李卿吃！鱼补脑。吃鱼吃得李卫公满身的腥味，饭盾散步时常有大队的猫跟在身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让人头疼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谁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就把一切动脑子的事都推给李卫公去干。举例来说吧，连长安城里公共厕所都让李靖去设计。李卫公把厕所设计成了多角亭的样子，每个角里是一个隔间，有八角和六角两种，画好了图，交手下人督造。但是手下人没有他聪明，就把八角的做成了男厕所，六角的做成了女厕所。 我们知道，长安城里的女多男少，因此女厕所马上就不够用了。李卫公只好又设计了一种牌子，挂在每个隔间的门上，一面写着“乾”，一面写着“坤”，只要翻过来，就能把男厕所变成女厕所。这就叫做颠倒乾呻。为了区区的厕所，就要他操两次心，因此李卫公活得非常的累。为了逃避这些乱糟糟的事，他就开始装睡，做出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假像。在家里和班上，他就是走路时也不睁眼。只是到了不熟悉的地方才睁开一只右眼，以防撞到树上。在这种情形下，他看上去好像一个准备开火的狙击手。假如有人看见了，他就可以解释说自己不但有老年痴呆症，而且患了早期的偏瘫，连左眼都睁不开了。只有在和红拂做爱时，他才把两只眼睛全睁开。他只相信红拂，相信她不会跑到皇上面前报告自己装病不忠。李卫公就是这样装傻，装了好几年，也没有被人揭穿。这件事的离奇处就在于，李卫公年轻时玩了命地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老了又要装傻，前后矛盾。但这也是做一个中国人最有趣的地方。 李卫公装傻装病，最后终于穿了帮。出卖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最后他死掉时，不但是直撅撅的，而且两只眼睛都睁着。 他应该先软掉再死，或者闭上眼睛再死，最好是又软又闭眼地死掉，但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死得非常之快。皇帝到卫公府上瞻仰他的遗容，看了就皱眉头，对身边上的人说：卫公不是患病，左眼睁不开吗？！ 这说明皇上说自己圣明，可不是瞎吹的。他常派小太监到坊间去买些高丽纸印的日本推理小说，只看一页，就能把全部案情推断明白。就算没人报告卫公是死于马上风，他看到棺材里卫公腰上鼓鼓囊囊，也能够猜出他死于什么病。死于这种病的人旁边必然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说，李卫公不但出卖了自己，还出卖了红拂——红拂明知李靖装病也不奏报，也是对皇上不忠。从卫公府上出来，看了长安的街景，皇上说：李靖这小子，设计的城市真难看！这说明皇上已经不喜欢李靖了。所幸的是他已经死了，皇上没法给他使坏。但是红拂还活着，这种情形对她很是不利。李卫公装傻不成功，虽然没有害到自己，却害到了自己的老婆。这说明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装傻方面一刻也不可以放松，一直要装到自己已经死掉了，还不能掉以轻心。最好是在死后还能继续装傻。卫公的情形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假如李卫公想在装傻方面完全成功，就不仅要在外面装傻，在家里装傻，而且在和红拂做爱时也要装傻，闭着眼流着涎水往她身上爬。这样从外部来看，谁也不知道他是真傻假傻；而且得了马上风死掉后，也是个傻样子。皇上来了一看，抚棺大恸：李卿李卿，勤劳王事，累得自己的脑子变成了豆腐渣！然后含泪下一道旨意，禁止天下人吃豆腐，只他自己例外。这样干的不好之处在于和闭着眼睛流着哈喇子的糟老头子做爱，红拂会觉得很不舒服。但她也不能拒绝，因为她是一品夫人。一品夫人就是必须和一品大员做爱的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一品大员就该是闭眼流涎水的人，否则就该有口臭。假如不闭眼，不流涎水，又不口臭，一品夫人这份薪水就太好拿了。这说明一品夫人应该有一点实用性。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做到的一切只是用自己画眉的笔在卫公的眼皮上画一双眼睛，再给他戴上口罩。 因为我是做科技史研究的，所以我必须能够理解古人。根据我的理解，李卫公年轻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是聪明的，那种心境一定就如率领着一支军队面对一座富庶的城池，急于攻进去。而到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很聪明，又想装傻时，就如孤身一人受到千军万马的围困，哪怕钻狗洞，装猪装狗也要逃出去。我也能够理解大唐皇帝，他的心境就如一个善变的美人——喜欢李靖时，就肉麻兮兮地说：李爱卿佳人也！也不管别人听了起不起鸡皮疙瘩。要是不喜欢李靖，就说：李靖这个杀千刀的！和女人撤娇不一样的是，他说谁杀千刀，谁就得被杀一千刀，杀完了这个人就变成薄薄的肉片，放到火锅里一涮就熟。 李卫公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老年时又建立了长安城。除了外表不一样之外，这两座城市很相像——比方说，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下，想入非非都属非法。这样卫公就像住在大洋里的珊瑚虫一样——这种低级动物住在坚固的石灰外壳里，假如你把他的外壳剥去了，他就会口吐石灰，再建造一个。假设有一种动物比我们高级很多，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正如人和珊瑚虫的一样大，他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这种动物就像是珊瑚虫，剥了他的外壳，他又会重造出来，最起码有一个叫做李靖的人已经这样干了。有一些珊瑚虫住在海洋生物学家的试管里，我想这些珊瑚虫对这件事并不理解。它们会以为试管也是很广阔的世界。而我们叫作“地球”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个试管。而我们自豪无比的五千年的文明很可能就是别人实验记录上的一页纸而已。那些该死的拿我们做实验的东西根本就不会相信我们也有智慧，正如我们不能理解珊瑚虫的智慧。这说明只要不是一个物种，就不能理解别人的智慧，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古怪的行为。 现在可以谈谈李卫公年轻时证出费尔马定理的情形。假设是我证出了费尔马定理，而且是在乘轮船旅行时证了出来。然后轮船沉了，只剩我一个人逃到了小岛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忍心让我的心血埋没，就在一个短波发报机上把它胡乱发出去，根本就没想过会不会有人收到，更没想到会有什么回应。李卫公也是这样的。他被人打怕了，所以是用最隐讳的语言写出，并且写到了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只求能把它印发出去，根本不想让人读懂（这就是我到现在仍不能读懂的原因）。但是这件事马上就有了回应，每个月的初五，他准会收到一张汇票。大隋朝的汇票和现在的大不一样，现在不论是Westunion的Moneyorder，或者是中国人民邮政的绿字汇款单，都能看出是谁寄来的。而隋朝的汇票是用烙铁烙在一张皮革上的一些花纹，不仅看不出是谁寄来，也看不出汇了多少钱。我们知道的只是：假如那汇票是牛皮的，那就是五十两纹银，假如是马皮的，那就是一百两纹银。但这两种皮制成革以后很难分辨，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找一头牛和一匹马，根据这两个动物谁闻了汇票流眼泪来确定其价值。李靖收到的汇票是牛闻了就哭的那种，所以是五十两纹银，正好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汇票上可以有四个字的附言，假如你是给新婚夫妇汇贺仪，就在兑汇处要求工作人员烙上百年好合的字样。假如人家死了人，你汇奠仪，就要求烙上节哀顺变，等等。李靖拿到的汇票上却是免开尊口四个大字，叫人十分摸不着头脑。而且自从他收到了第一张汇票，他身后就出现了两个公差，不管他到哪里，那两个人都跟在他背后，并且手执一半红一半黑的棒子。这种棒子人称水火棒，有人说红代表火，黑代表水，和在一起是阴阳调合，风调雨顺之意，但我怀疑是否有那么吉利。红是流血的颜色，黑是淤伤的颜色。水火在古代是大小便之意，水火棒就是打你个屎尿齐出之意。李靖和别人说话，只要超过了五句，公差就给对方当头一棒，当场把人家打开了瓢。这样就不再有人和李靖说话，这使他很寂寞。他去问那两个公差，这是为什么，人家也不回答。问急了就用脚尖在地上写几个字：奉上级指示。这件事发生在李卫公年轻的时候，是他证出并印发了费尔马定理的结果。这样他就证明了自己是盖世的聪明，并且以这种聪明换来了每月五十两银子的收入。照我看这些钱相当不少。只可惜头头们看上了你可不是光给你钱而已。李卫公对此缺少思想准备，所以后来捅了大漏子也就不足为奇。 李卫公背后跟上了两个公差之后，就不再愤世嫉俗、而是感到很憋闷，很不自在。他开始挖空心思地摆脱那两个盯梢的家伙，在这方面他还有一些办法。方法之一是他上了高拐，在街上猛跑，让那两个家伙驾着短拐在后面气喘吁吁跟着，跑上一段，就把他们甩下了。但是后来那两个家伙找来了一辆轻便的驴车，这一招就不灵了。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呀。另一个办法是带助跑地跳过一座房子，然后就到了另一条街上。考虑到他踩着两丈的拐，这样的作法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惊世骇俗，但是在另一条街上降落时，有可能把拐脚插进人家的天灵盖。你在马路上行进时，也不喜欢看到有些体重很大的人从空而降，所以卫公一干这种事，就变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后来他又发现了新的反盯梢方法，那就是手挽包袱去乘地铁，在一团漆黑中描眉画目，换上女人的服饰，装上假乳房，使那两个公差认不出。但是这黑地里做这些事很不容易，描斜了眉，画歪了嘴是常有的事，有时还会把假乳房装到背上，看起来像只骆驼。李卫公就是这样用尽心机，其目的只是想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去喝一会酒。 李卫公死了以后，红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杀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官员们对她很客气，对她的打算也很赞成，但是还是要她等指标。她需要各种指标，首先，需要一个非正常死亡指标。这是因为长安城里每年只能有三百人非正常的死掉，死于车，兵，水，火的都在内，毒药也在内，只有病死老死不在内。这件事要由刑部衙门办理。管这件事的官儿查来查去，发现各种死法的人都已大大超过了指标，只有下月上吊死的人还有空额，所以就批准她上吊死掉。红拂对这种死法很反感，又皱眉毛又翻白眼。吓得那位官员连忙给她跪下来，说道：夫人，这件事一定要求你多多关照。假如你随随便便抹脖子死了，我们全科的俸银都要罚掉，大人孩子都要喝西北风了！拿到了准许上吊的批件后，又要到礼部去办手续，这是因为寡妇殉夫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礼部风气司的官员却说，这个季度殉夫的人太多了，使整个社会空气趋向悲观。所以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为这件事又得和刑部扯皮。除此之外，还要在死掉之前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这些事情多得简直办不完。而且不能托别人办。不管怎么说，她有车子，有身份，已经占了好大的便宜。最起码到了礼部可以在贵宾室喝着香片等候接待，用不着像那些小寡妇那样，在办公室门外站队，战战兢兢地听到里面怒吼连声：光想自己立贞节牌坊，就不想想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多少麻烦！ 红拂是个极富想像力的人，偶尔听到人家在喝斥别的寡妇，就要联想到自己身上去。虽然每个人都对她说，大唐朝的命妇申请殉节她是第一人，光这一点就很值得尊重，但是她还是觉得这些话是在说她。在礼部填写有关表格时，在“殉节动机”这栏里，她填上了“觉得活着太麻烦”。后来在别人的一再启发下，才添上了思念卫公。这样添了以后，她觉得活着更麻烦了。后来她又发现表格上有“殉节方式”一栏，就填上了“割腕”两个字。后来礼部官员看那张表时，就说刑部批您上吊，您怎能割腕呢。这份表只好重填，想要贴上张白纸条改过是不成的，因为这是命妇殉节，有关材料恐怕要呈皇上御览，有贴补的地方不行。可是那些表格少的也有三四十页，全都要用工楷填写。重填真是麻烦死了。 后来红拂才发现，想死掉也不容易，这些手续老也办不完。正是因为这些手续老也办不完，所以长安城里每个寡妇都在办殉节手续。这样可以寄托她们的哀思，同时也表示死了一个丈夫她不是无动于衷。有了这样的名声，将来再醮起来也方便。所有殉节的寡妇要去的衙门，墙上都贴满了征婚启事，而且有无数执绰子弟在那里和排队的女人歪缠。有好多女人排了几次队，就和别的男人结婚了，真正坚持到底死掉了的，十个里也没有一个。而且就是那个死了的，别人还要说她是找不到对像绝望而死的。幸亏红拂有大唐第一美女之名，所以还没人说她是因为再嫁不出去才要寻死的，但是所有外面的人见到了她，总要说她有志气。家里的对她则有另外一种说法，比方说，她女儿就老说：妈，你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出这种风头干嘛？就和现在一个人报名去西藏时人家说他的一样。红拂被这种境遇逼得要发疯，但是手续还是办不完。有时候人家说，还要再研究一下。有时候人家说，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到上面去一问，却说没见到来文嘛——大概是送公文的老鼠碰上猫了。直到她忍无可忍，宣布说不办这些手续了，自己要去找根绳子吊死算了。 这一下大家都着了慌，忙着给她四下催办。这样在李卫公死了六个月之后，红拂的殉节手续总算是办妥了。 有关红拂想要自杀的事，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做为大唐朝的一品夫人，她很少出门去为指标奔忙。这一点和别人很不一样——假如你是个小贩，对指标就不会这么陌生，月初月尾你都在各种衙门里，为自己的摊位指标而奔波，故而长安城里的市场在月初月尾总是空空荡荡，连瓶酱油都买不到。假如你是个泥水匠，对指标这件事也不会太陌生，因为不管谁来请你盖房子，你都忘不了问一句：搞到盖房的指标了没有？但是她也有需要指标的时候，最起码在自杀时是要的。虽然她说过要不办手续径直吊死，但是并未准备实行。这是因为她不是没有责任感的人。这就是说，她也怕人家骂她。假如我生在唐朝，是个做小买卖的，就因为邻居吊死了个李卫公夫人就要把我提起来打一顿，我也要破口大骂。做为一个贵妇人责任十分重大，最起码街坊邻居屁股的安危全系于她一身。等到手续办妥，尽到了对邻居的责任，红拂以为可以洗洗脸梳梳头就上吊了，家里却来了一大群人，其中为首的是个魏老婆子。 这位老太大在宫里面工作，专门负责嫔妃上吊事宜。她来传达皇后娘娘的慈旨说，红拂这个小蹄子，干什么都是乱七八糟。魏大娘，你去替我指导指导。从那时起，红拂上吊的准备事项就在专家的领导下进行，和她自己没了关系。这件事已经列入了计划，拿到了指标，此后的事情虽然还很复杂，比方说，工部要行文到岭南，要当地砍一棵上等的楠木，来给红拂做棺材；国子监要把红拂写入明年魏征丞相的国情咨文内本年度社会风气继续好转一节；国史馆要把她修入正史；中书省要给她拟定谥号等等，这些都和她没有了关系。她只管等到一个良辰吉日死掉就可。而且这一点也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不到那个日子，她想死都死不了，到了那个日子，她想活也活不成了。这就是说，虽然红拂暂时还是活着的，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把她当作一件事了。 有关红拂殉夫自杀的事，还有些可以补充的地方。她初萌死志时，觉得自己在如何死掉这方面缺少想像力，就跑去逛自杀用品商店。据我所知，现代所有的自杀方式，在大唐都有了。比方说，现代有用手枪自杀的，唐代也有，只不过是用单手操作的短弩，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发射一支七寸长的弩箭。现代有用管道煤气自杀的，而在唐代是用铜皮制做的烧炭的炉子烧出煤气来，再经过水洗冷却，用管道导到口鼻里，保证你吸到纯净的一氧化碳。只有触电自杀很麻烦，必须在雷雨天放出铁线风筝去招引天上的雷电。 不管怎么说，在大唐朝的长安城里，想要死掉的人可以得到一流的服务。自杀用品商店甚至拥有一支打井队伍，供那些决心投井而死，但又不想污染水源的人服务。但是在出动那支队伍之前，店里的自杀顾问总要劝你淹死在一个水晶槽子里。那个槽子里养了各种金鱼热带鱼，还有几只绿毛乌龟，在那里你可以与家人挥手告别，一面就近欣赏美丽的水族，一面从容步入阴曹地府，这种死法实在很高尚——当然，也花费不菲。红拂虽然当时正在丧偶的哀痛中，见了这样琳琅满目的商品，也不免精神为之一振。你知道吧，女人就是喜欢这种景象。众多的式样，众多的质地，众多的选择。这就叫消费。当时她说：我恨不得把各种死法全都来过。等到和店里的经理谈过之后，才知道此地众多诱人的死法里没有一种是属于她的。她是朝廷命妇，死法要由头头们安排。当时她一气之下就大放厥词，丧心病狂地攻击大唐朝的制度，顺便也把已死的卫公骂了一顿，因为这些制度都是卫公制定的。像这样的话当然不能让她白说了，早上十点钟她乱说了一顿，吃午饭时现场记录就装订成册，冠以《李卫公未亡人反动言论》的题目，呈到了皇上手里。皇上看了勃然大怒，几乎要下一道旨意，宣布李靖是前朝反动头子杨素的走狗，是埋进大唐心脏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样就可以“办”李靖，顺理成章地宣布红拂是他的同谋，把她抓起来收拾一顿。幸亏皇后及时劝说道：急什么呢？红拂没死，还在我们手里；皇帝以为此言有理，就没有下那道旨意。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世界上有过一个李卫公，更不会知道他证出了费尔马定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人都被“办”过，然后就消失了，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现在可以说说红拂为什么对大唐的制度不满意。李卫公在大唐位极人臣，红拂的地位也极高，两口子的薪水加在一起什么都买得起，但是什么都不能买。举例言之，假如红拂需要一件内衣，她本可以去买一件纯棉的，或是真丝的，或是开斯米，或是毛麻混纺的；虽然最终只能买一件，但是当她在纯棉、真丝、开斯米、毛麻混纺中选择一件时，就等于把上述织物一齐占有。做为女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纯棉或真丝或开斯米或毛麻混纺，但是她只能拥有一件粉红色的厚法兰绒睡袍，穿上好像卡通片里的粉红豹。这就不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说实在的，假如不嫌金子太沉、太冰人，她完全可以买件金片内衣穿上。主要的问题是她不能买。 按照大唐的制度，一品命妇只能够穿法兰绒的粉红睡袍。而这种睡袍也只能够有一种式样，这种式样又是卫公做的设计——谁让他是大唐第一聪明的人呢，所以他除了设计城市，设计制度，还要设计女人的内衣。这种睡袍长及足踵，有一个风帽，还有六个盛东西的口袋，正面有二十四个绊扣，既不好穿，更不好脱，总体上像个结构复杂的布口袋。套在这种口袋里，红拂一尺七的腰围和肥婆三尺三的腰围就没了区别。李卫公还活着的时候，每天晚上红拂都要穿着这种袍子把他臭骂一顿。而在那种时候，李靖总是只睁一只右眼躺在床上，为她解那些扣子，等到扣子解完，红拂骂完，他才把两只眼睛全睁开。李靖一死，红拂没有了可骂的人，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就想寻死了。这个故事说明，想证明自己是聪明人是一件很要不得的事，不但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还会连累老婆。 但是李卫公当年急于证明自己很聪明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等到已经证明了自己聪明，就没有了后悔的余地。 李卫公住在洛阳城里，背后跟着两个公差时，感到很大的压力。这件事的起因是头头们已经知道了他是个聪明人，对聪明人头头们总是要严加防范。然后他就把全部聪明放在了摆脱那两个公差上，取得了很大成功。有一天中午，他一个人跑到酒楼上喝闷酒，喝醉了之后和酒保打了起来。李卫公是一个流氓，身上藏有凶器，具体地说，是一根带有倒钩的铁链子，人称蜈蚣鞭那一种，一下打在对方的脸上，把整张脸全扯掉了。后来这个酒保伤好了，每天出门前都要用蜂蜡在脸上塑出五官。看起来还是满漂亮的，只是不能喝热汤。只要他把脸对着一盆热汤，整张脸都要软化，下坠，甚至流淌，坐在他对面的人则有可能被吓死。卫公干了这件坏事，大家都觉得不能原谅他。全体酒保，大厨，甚至老板娘都拥到楼上来打他，手里拿着菜刀，火叉，顶门杠；别的客人则向他投掷酱油壶。李卫公不能抵挡，就从窗户跳了出去，落到了邻居的房顶上。这一下更糟了，隋朝的房顶是一层单批瓦放在椽子上，被他一踩稀里哗啦。房主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脚一个天窗。这种情形谁都不能忍受，所以那些人也跑了出去，拣起碎砖烂瓦就打他。有关这件事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不管哪朝哪代，总是砖比土坯值钱，瓦又比砖值钱。我们花了钱买了瓦铺在房顶上，可不是为了叫人踩碎的呀。 我年轻时在云南插队，有一阵子在副业队里，制过瓦。这种工作的烦难之处是要制出上等的泥巴。这种泥要能够在地上垛成矮墙而不倒塌，然后从泥垛上用弓割下一片泥，制成筒形，等它干了破成三片，就是瓦坯。这种坚韧的泥则是要用土和水经反复践踏来制成。 这一步可以用老水牛来完成，但是必须制止它往泥里屙屎，不管多大的一摊泥，进了一泡牛屎就全完了。好在牛屙屎前要扬起尾巴，在这种时刻你必须猛扑过去，按住牛尾巴，把它拖出合泥的现场。而牛在大便时被人打断，脾气则会变得非常之坏，完全不肯合作。我常在干这种事时被它们甩出老远，甚至被甩到草房顶上。另一种办法是在干活之前找一块橡皮膏把它们的肛门贴住。但是干完了活非常累，往往会忘记再把橡皮膏揭下来。牛感到肚胀时（这往往是夜里十二点），它就来找我，撞开宿舍门，挑开蚊帐，来舔我的脸。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眼前一个硕大的牛头，就会想到自己平生所做的亏心事——它们准是我下到地狱，面对牛头马面的原因。我讲这些事是要说明瓦片来得不容易，应当珍惜。因而我要是生在大隋朝，一定也在追打卫公的行列里。卫公已经醉了，又被打得晕头转向，就在房顶上飞奔起来，所以追打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还引起了一场骚乱。这件事表面上是因为李靖自暴自弃，酗酒过度造成的，其实却不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一朝一代，一时一地容不下很多聪明人。举例言之，杨素是大隋朝的聪明人，他建立了隋朝的制度，建造了洛阳城，李卫公活在其中就觉得格格不入，早晚要在这里招灾惹祸。而杨素早就知道他要招灾惹祸。这是因为杨素也爱好几何学，发现了几种做图法，但是没有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他也爱好数学，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杨素级数”，但没有证出费尔马定理。因此李靖活着就有危险了。 古代就是这么糟糕，总共就这几门学问，大家老撞车。相比之下，生活在近代是多么幸福。近代的领袖人物都喜欢哲学，那咱们就去搞别的学好了。偶尔有个把斯大林喜欢语言学，喜欢语言学的聪明人可以改行研究化学。现在杨素、李卫公、马克思都死了，我来研究数学并无妨碍。但我绝对不会去碰经济学、政治学、还有社会学，而把它们留给有身份的人。 以下的例子可以说明李卫公比杨素要聪明，但这种聪明是老年以后的事：杨素是个相当不错的数学家，自己编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杨代数》《杨几何》，结果遭致大隋皇帝的嫉妒，说他的数学书有政治问题，全部禁掉了，到现在一本也找不到。李卫公却把他的数学成就写进了大唐朝的历书，当然，用了一套极复杂的术语。比方说，说有一个变量x时就说是皇上，圣上等等，再有一个变量y，就说母后，皇后；万岁是平方，万万岁是立方，万寿无疆是常数。故而一个x的多项式——二倍的x平方加x立方加一个常数项就可以表达为“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假如这个多项式等于另一个变量y，就写作：“皇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当然这还要看上下文，否则连林彪也成了数学家。这样写成的数学书观赏性实用性齐备，当然没有政治问题，唯一的不便之处就是非常的难懂。我懂得他的一切把戏，又知道他的全部数学知识（费尔马定理除外），看他的书还是十分费劲。 李卫公年轻时是这样在洛阳城里招灾惹祸的——他喝醉了酒，在房顶上奔跑，引来了一大群人跟在他背后抛砖打瓦。这在看街的公差看来很像是聚众闹事的样子。当然，造成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卫公，但是公差们不肯往房上看，所以把他漏过去了；他们只看到地下有成群的人在跑，就挥舞着棍子朝他们冲来。洛阳城里的百姓很是本份，见到官差冲过来也不跑，反而站在原地不动：见到棒子打过来也不躲，反而用脑门子去迎，然后就一人挨了一棍倒在地下。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 假如我骑车闯了红灯，警察只要伸出一根手指一勾，我就老老实实地过去；他朝我大喝一声：你瞎呀！我就说：我瞎我瞎；他又说：瞎怎么骑车？我就说：刚才瞎了；就这样一问一答，直到他让我滚蛋为止。这件事到此本可告一段落—— 我们都已犯过错误，受过了惩罚，可以老老实实回家了，谁知又出了岔子。有人发现李靖这小子一下都没挨地跑掉了。于是大家就去和公差讲，然而公差绝不承认有什么李靖在房上跑。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是承认了大隋朝的官差办事不力，刑名不公正，进而动摇国基。但是当时有上百人看见了李靖喝得烂醉，在房上奔跑。两边争吵了起来，吵到了最后，有成千的人聚了起来，围着公差起哄。官府里派出了更多的官差去镇压，起哄的人很快就多到了上万人。没上街起哄的人在家里也不肯闲着，找出个破铁罐乱敲乱汀，很快整个洛阳城就变得像个黑白铁作坊。这种声音红拂在石头墙后面也听见了，很想跑出去看看，但是当时她刚洗了头发。我们说过她的头发有三丈长，刚洗过之后，有四百多斤，故而她只能躺着不动，一动就会扭断脖子。这种声音李靖也听见了，当时他在酒坊街自己一个旧相好李二娘家里，两个人已经上了床，所以不便出去看。他的判断是外面月食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总要使劲敲盆，直到月亮亮了为止。其实不敲盆月亮也会亮，实在这是白费力气，还在铜盆上凿了好多坑。他们俩找了几块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幸亏他们没有出去看，假如出去了，未必能活着回来。当时街头的骚乱非常的厉害，官差镇压不了，当局已经出动了军队，千军万马正从洛阳的四个城门开进来。 我说过，大隋朝的人非常安分守己，但是也有起哄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围着官差乱嚷嚷。这种情形说明大家的头上都有点痒，需要挨上一棒。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差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那天晚上起哄的人太多了，官差打不过来，这就使起哄的人觉得嚷嚷不够过瘾，进而投掷砖头。这种情况说明需要有更多的官差和打人的棒子。一个壮年男子，假如棒子趁手，可以一口气打破十个人的头。这说明在洛阳城里，差民之比不应低于一比十。在骚乱时，洛阳城里没有达到这个比例。 那一天傍晚时分，大隋的军队开进洛阳城来镇压骚乱，队伍整齐，军威雄壮。来的有装甲步兵、轻步兵、铁甲骑兵、工程兵，炮兵等兵种。太尉杨素骑在一匹大象上指挥。我们知道，那支军队是杨素亲手设计的，那一次是首次上阵。他先派炮兵上前，用弩炮轰击暴民。那种炮也是杨素设计的，别人的炮发射梭镖、炮石之类，弹道是直线，他以为不好，容易闪躲，所以他的炮发射的是一种铁制的飞去来。这种炮弹飞旋而出，不但威力惊人，而且会自动飞回炮位上，所以永远不缺乏弹药。几次齐射以后，大路两边的树全被砍倒了，飞去来全钻进路两边的房子里去了。弩炮没了炮弹，只好退回来。然后他派出装甲步兵上前消灭敌人。大隋的装甲步兵也有与众不同处，本人并不穿盔甲，由两名助手举着盾牌挡护，看上去像个贝类。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不受盔甲之累，不好处是当两名助手被飞来的砖头击中倒地时，他就失去了防护，好像正在蜕壳的爬虫，既可怜，又无害。杨素只好命令铁甲骑兵前去冲击，这种骑兵披着重铠，头顶钢盔，暴民投掷的砖头对他们不构成危害；而且三十匹马连成一排，冲起来威力强大。可惜的是城里的街道太窄，只要两边的马撞上了房子，中间的马就停住，马上的骑士全都摔到马前面去了。后来工兵又冲上去拆毁房子，平出了空场，但是暴民谁也不上空场上来，而是往后面的窄街里退。幸亏轻步兵抄了他们的后路，把他们撵到空场上来。铁甲骑兵就对准他们来了一次长矛冲锋。但是几经折腾，铁甲骑兵都累了，端不平手里的重矛枪，在全队飞奔的时候，那些矛尖往往扎到了地上，于是骑士就被矛柄的弹性弹得满天乱飞，砸死了一些暴民，也砸死了一些在家里睡觉的老百姓，还砸死了不少自己人。睡觉者的死亡实属冤枉，他们在家里睡得好好的，忽然轰地一声响，房顶被铁甲骑士砸穿，骑士头顶上的盔枪直扎心脏。那些活着的暴民见了这种场面，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夺路而逃。杨素率千军万马折腾了半夜，没杀死几个暴民，反倒折损不少军马。这种重大的损失，完全是李靖导致的。但他自己还一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他从酒坊街回家，看到了很古怪的景象：路边上净是烧毁了的房子，大街上净是杀死了的人，整座洛阳城净是焦糊味、血腥味、还有满街的马粪味，真是可怕极了。举例而言，每棵大树上都有一根梭镖，上面穿了五六个人，好像一根穿好了还没下油锅的羊肉串一样，这种景象决不能说是正常。有些人还没有死得太透，正在汀哆嗦。卫公找到了一个看上去较有活力的家伙，朝他脸上连吹了好几口气，那人就醒了过来，说道：怎么这么臭（这一点倒不足怪，你要是大醉了一场，第二天早上嘴也会臭得像个粪坑）？然后看清了是李靖，就朝他脸上猛啐一口，啐得他掩面而逃。再往前走，就出现了赶着牛车的人，他们把死人往车上拾（要是像这样成串的人搬起来就较方便），遇上了死得不透的人就在他脑袋上敲一下。再往前走，有好多人手持蘸了石灰水的刷子，把烧得乌黑的废墟都刷白了。再往前走，就是一片白银世界，回头看也见不到一个死人，一点火烧的痕迹，一滴血。卫公眨眨了几下眼，以为见到了幻像，喝了很多酒之后，看见一些幻像也属正常（没喝酒有幻像也属正常），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忘了罢。 那一天洛阳城里发生的事我们已经讲了一些，但从这些情形还不能解释第二天早上的景象，因为那只是前半夜的景象。杨素率军镇压暴民，前半夜很不顺利，到了午夜十二点，他又累又烦，就下一道命令：就地解散，明早上集合；然后骑着大象回家睡觉去了。那些兵听到这些命令欢呼一声，扔下手里的长枪，脱下盔甲，只穿内衣，拿短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朝小胡同里散去了。然后整个洛阳就变得死寂一片，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说不清了。我只知道从午夜到天明的四五个小时里，洛阳城里的男人死掉了六分之一。又过了整整十个月，全城的婴儿出生率猛增，而且那些孩子都叫“大军”，“小兵”（以上男名），“丽军”，“芳兵”（以上女名）一类的名字，以致后来重名的人极多。这说明这些孩子的出世和当兵的有一定关系。其中还有一些孩子皮肤总是冰凉的，不管天多么热，总是不出汗，就是那些铁甲骑兵的作品。除此之外，当夜还发生了无数起火灾。但是洛阳城极大，也有些大兵没到的地方，酒坊街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卫公后来就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昨晚上发生了什么。大家恶狠狠地瞪着他，他还敢瞪回去。回到了自己门口，发现不是只有两个公差，而是四个公差在等着他。而且都是生面孔。昨天盯他那两位已经因为玩忽职守被拉出去砍掉了。 以后他再逃掉一次，背后盯梢的公差就要多一倍，根据这个道理，只要他逃掉十六次，身后就会有六万名以上的公差，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无比壮观。这是这件事光明的一面。不光明的一面是他将会连累死掉几乎是同样数量的公差，砍下的脑袋十辆卡车也拉不完。不幸的是李卫公只看到了事情的光明的一面，看不到事情不光明的那面。 李卫公年轻时在洛阳城里酗酒闹事，连累了半城的人，我却归咎于他心情不好，是头头们的问题。这种思想方法连我自己都觉得古怪，但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对。这是因为我和他一样是个中国的数学家。我现在证不出费尔马定理，也归因于头头们对我照顾得不够——工资不高，没有个漂亮的老婆，没有像样的住房，影响了我的情绪。 你想想罢，李卫公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马上就往哪里寄？官府里。假如不是挨了一顿板子，证出了费尔马定理也会往官府里寄。 我现在要是证出了这个定理，除了向学报投寄，恐怕也要复印几份，寄到上级机关。这件事好有一比：我们俩就像是浮士德，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做出了好东西给你，活得不顺心也怪你。当然，我也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和卫公有一定差距。故此我可以想像那个魔鬼就坐在我的对面，狞笑着对我说：你连个费尔马定理都证不出，谁要你那糟兮兮中的灵魂！你给我拿回去！（但是我不知道魔鬼为什么也爱好数学，这对我是个不解之谜）。这就是我不敢酗酒闹事的原因。我和我的同事都是这样的，工资很低，没有住房，但也只敢腹诽，不敢闹事，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证出什么东西。但是卫公就不一样了，酗酒、闹事都是他有理。 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可以理解李卫公。比方说，有一天，忽然所有的人都不和我讲话了，这是一个坏现象；每个月我可以收到相当多的汇款，这又是个好现象；还有好多警察跟在我屁股后面，这个现象的好坏难以判断。要从这些现象中推出我已经害死了半城的人，我就做不到。但是每次我摆脱了盯梢，背后盯梢的人就要加一倍，而且以前的熟面孔都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逃跑，因为酒坊街有我的老相好，漂亮的李二娘，我要跑去会她。但是这些新来的公差气色越来越不好，甚至显出了忍不住要打我的样子（实际上不止是要打，简直是恨不得吃我的肉，寝我的皮，但我还看不大出），我也会觉得有点不对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采取一点应变措施——因为盯梢者按几何级数增长，所以要谋而后动，更何况我还舍不得每月五十两银子——首先要做的事是锻练身体。因为是在古代，干什么都要有把力气才行，跑得快相当有一辆好汽车，手劲大相当于有把好手枪，能抡动一柄大铁锤相当于手里有了一支火箭筒，如此类推。这就是每天早上卫公都到城边上去跑步的原因，他跑步时，那三十二位盯梢的公差一字排开站在跑道边上，像一支仪仗队。跑完了步，卫公还要练单杠，那班公差就用环形的队伍把他围起来。除了锻炼，还要注意营养，这一点卫公也想到了，除了多吃牛肉，他还买了好多山羊奶酪吃。那种东西难吃无比，但却是高蛋白，吃下去长肌肉。锻练完了，应该洗桑拿浴来消除疲劳，这一点卫公也想到了，每天练完了他都去土耳其浴室。那班公差也跟着去，穿得衣帽整齐地坐在蒸汽浴室里，常常热得晕死过去。我能想到的卫公全想到了，只差这一点：我在那种情形下会找些类固醇来吃吃，这种药可以增强肌肉，虽是违禁药物，但我也不想参加奥运会。卫公没想到这一点，是当时买不到这类药。但是当时他比我现在年轻，身体底子也好，终于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完全可以竞选洛阳城的健美先生。做好了这一切，还是想去找李二娘，在此之前还是要把盯梢的甩掉。假如不能甩掉，和李二娘做爱时，这三十二个混账家伙就会拥进那间卧室，第一排卧倒，第二排跪倒，第三排站立，第四排找凳子，以这样的队形来充当观淫癖。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每次李卫公上厕所，这班家伙都跟进去，把所有的坑全蹲满了。李卫公这样锻炼身体和摆脱盯梢并不能说明他已经和头头们不是一条心，他只不过是多个心眼——我们马上就要知道，他的心眼天生就是特别的多。 等到洛阳城里闹过骚乱之后，红拂又跑到外面去玩，又看到了李卫公。但是没有机会和他说话，因为这时李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了。他身后的公差已经多到了六十四个，说明了二进制的无穷魅力。当时洛阳城里正展开如何处治骚乱的罪魁李靖的全民大讨论，大家都必须提个方案来证明自己的善良——有人主张把李靖千刀万剐，有人主张把李靖五马分尸，有人主张把李靖烧成灰，和上泥做成砖头，砌到粪坑里；有人主张把他和五六口肥猪一道扔进搅肉机，做成包子馅，蒸出的包子全城一人分一个。头头们已经宣布，将来谁的方案被采用了，就可得一大笔奖金。所有的人都被要求提出方案，只有不可靠分子例外。这些不可靠分子是李卫公和他的狐朋狗友，其中还包括了酒坊街的李二娘。对这些不可靠分子，头头们也派人去打过招呼，所以他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走在街上时，他只觉得别人看他的眼色古怪，一点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被看成了茅坑里的砖头和包子馅。说来可怜，当时他正在想一些微分学问题，这是因为他觉得证出了费尔玛定理就得了每月五十两银子，这个买卖并不坏。假如开创了整个微积分，还不知能得些什么好处。假如拿我来打比方的话，就是这样：我在学报上写点小文章，从学校邮局取出稿费来，觉得这种生活还不坏——虽然没有自由，但还有点小刺激，所以走在路上原地起跳转体三百六十度，接着又往前走；丝毫也没看到系里的支书在朝我皱眉头，更丝毫想不到再过几天一大帮警察会拥到我住的地方把我拉到万人体育场批斗，然后再拉到卢沟桥一枪毙掉——像这样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说明我生活的时代比隋炀帝时好多了——我们想不到这些，不是因为缺少想像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是托马斯饭时代。我们是数学家，故而我认为，卫公的价不在砌厕所和做包子方面，但是这一点很难向别人解释。红拂看到这个未来的砖头面上毫无悲怆之意，不禁偷洒几点同情之泪。 李靖看到了，心里就起了警惕之心。大天白日的，有人在朝我哭，这无论如何不是个好兆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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