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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春末的一个中午，我的房东老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她的井然有序的五个小不点儿，到她继母家——也就是“我们家”来喝奶茶。喝茶是在室外的凉棚下面进行的，差不多每年雪刚化——有时候残雪还未尽消，一天三顿饭就在室外进行了。伊犁的维吾尔人是非常重视呼吸新鲜空气的，或者用他们的一种粗犷的说法，多在户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吃空气。”喝了一碗又一碗，馕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来了：“因为富才把钱花光，因为馕多才把茶喝光。”诚然如此，馕与茶的关系是这样的：愈吃馕就愈想喝茶，愈灌奶茶就愈想吃馕，良性循环。循环完了，桑妮亚和她的继母便嚼起茶叶来，满嘴都是砖茶的剩叶子，咀嚼得津津有味。这时，桑妮亚的小三和小四之间忽然爆发了“文攻武卫”，两个小丫头吐字不清地却是分明地骂出了最最最侮辱女性的语言，而且小手乱扑乱抓。桑妮亚要骂，却被剩茶叶堵住了嘴，呜呜呜地叫了几声以后，好不容易把正嚼得有滋有味儿的碎茶叶吐到了碗里，大喝一声： “该死的，用你们的脑袋喂狗去吧！” 有效地用棒喝制止了武斗以后，桑妮亚抓起碗里的茶叶，似乎是准备来个“二进宫”，但这时她看见了我。我正在用瓦片磕擦砍土镘上挂着的泥，整裤脚、系鞋带，准备上工。她不好意思把吐出的茶叶再抓回来嘴里，便把茶重新放下，把碗一推，问我：“听说您调到二队去了，是吗？” “是的，大队书记让我到二队去了。” “那你认识马尔克木匠了吧？”她问。 马尔克木匠，哪一个是马尔克木匠呢？ 阿依穆罕大娘从容地把茶叶碎渣（已经嚼得其碎如粉了）吐净，对她继女说：“马尔克傻郎又不在队上劳动，老王上哪认识他去。” 马尔克傻郎？呵，想起来了，四天以前，我去二队队部办公室找会计开条子领劳动补助粮，曾碰到一个高大，英俊、黑头发、大眼睛（眼睛这样大的人并不多见），眼珠发蓝、高鼻子、大手大脚的男子，他的形象，用《史记》里的语言是称得起“美丰仪”、“伟丈夫”的。这个美男子正在为口粮问题与会计争吵，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而且一口一个“伟大导师教导我们说”。少年老成的会计一脸倦意，根本不理会他的喊叫。见到我进来，小老会计欠了欠身，用无力的手与我走过场式地一握。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慢腾腾地、艰难地拉开抽屉，找纸、找笔、找图章和印油，用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开了一个本来用十秒钟就可以开好的条子。 这个期间，“伟丈夫”紧紧握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 “马尔克”，又用汉语说：“我是木匠”。 “您懂汉话？”我问。 他从鼻子眼里一笑，问会计：“队里到底给不给我口粮？” 会计回答：“拿你的小摇床去黑市换小麦去吧！” 马尔克骂了一句，但他骂人的样子并不凶恶，倒是一副斯文相和笑眯眯的，好像他是在说一句甜言蜜语。然后他又大叫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不能干活！你们……” “明天到瓜地浇水去，上工就给粮食，这是革委会的规定……” “他们完全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说，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连连地摇头，叹息，伤心地走了。 桑妮亚和她的继母说的大概就是他了，难道他的外号叫“傻郎？” 我点点头，告诉阿依穆罕妈妈和桑妮亚妹妹，马尔克木匠我已经见过了。 “你见过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吗？”桑妮亚问。 我模仿当地人用舌头“啧”了一响，表示否定。 “阿丽娅是整个毛拉圩孜公社最漂亮的女人。”桑妮亚拉长了声音，用唱歌一样的声调，笑眯眯地说。说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略略向前探着头，鼻梁上方，眉间下方，出现了可爱的细小的皱褶，一副完全倾倒的表情。我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女人这样心悦诚服、如醉如痴地称道另一个女人。何况桑妮亚本人也是相当俊的，身材挺拔、轮廓鲜明，除了下巴略嫌长嫌尖以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尤其惊人的是，她３０多岁，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但腰身没有变粗，皮肤没有变糙，肌肉也没有变松弛。用当地维吾尔人的说法，她是一个“结实得厉害”的女人。而她说起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时，那神情真是不折不扣的五体投地。她连连摇头，说：“唉，老王哥；唉，老王哥！”似乎没见过阿丽娅是我做错了一件事，至少是丢失了一件最不该丢失的东西，因而使她无限惋惜。 在队部办公室与马尔克的邂逅以及桑妮亚对于阿丽娅的介绍引起了我对这对夫妇的兴趣。马尔克一般不在队上干活，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但同队的其他社员，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他们的情况。马尔克原籍在霍城县清水河子那边。１９６４年年底，他才孤身来到了这里——这么说，他在毛拉圩孜公社的资格，比起我来不过多四个月。他的母亲是俄罗斯族，他的父亲的民族归属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维吾尔，大部分人坚决不信，认为他的父亲不但不是维吾尔而且不是穆斯林，最有力的论证是小会计提出来的，他说他切近观察过，马尔克没有行过割（包皮）礼。有人说他爸爸是蒙古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满族，还有人说他爸爸其实是一个英国商人，从巴基斯坦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后进入我国藏阿里，经叶城、喀什噶尔、阿克苏……最后经过霍城，与那个俄罗斯女人作了露水夫妻，才有了马尔克。至于阿丽娅，家庭是上中农，最初嫁给裁缝阿卜杜拉赫曼，后来与阿卜杜拉赫曼离了婚。由于她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产业，成为令许多人垂涎的美丽的富孀。但是，她整整过了十年单身生活，拒绝再次出嫁给任何人。１９６４年冬天，马尔克到达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就被她收留了。“缘分，这也是缘分。”人们说。 找了一个机会我问房东老大娘阿依穆罕：“您为什么把马尔克叫作马尔克傻郎呢？”阿依穆罕妈妈嗫嗫嚅嚅，回答不上来。“大家都这样叫嘛，总是有犯傻的地方吧。他自己不出工还天天跟别人辩论，娶了个媳妇像是他的大姐……” 房东老大爷穆敏打断了她的话，似乎不赞成她这样含含糊糊地背后批评别人。矮个子的老大爷面带神秘的微笑，富有哲理意味地说：“所谓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嘛！谁能说自己不傻呢？我，还有老婆子，还有你——老王，还有马尔克，还有阿麦德与萨麦德（提这两个名字的含义犹如汉语中的张三、李四），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都各有各的傻气吗？” 说完，他理理自己的银白的胡须，非常满意。 对于阿丽娅的前夫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我也作了一些观察。他已有５０多岁，未老先衰，戴着一副老式的厚厚的滚圆花镜片，驼着背，身材高而瘦，皮肤松弛，脸面浮肿，眼睛里布满血丝，一说话就露出了黄舌苔极厚的舌头和一口黑牙。他的形象是令人厌恶的。但据说他是方圆百里技术最出色的裁缝、全活。南疆式、北疆式、哈萨克式、汉族式、俄罗斯式的男式服装，他都拿得下来。不仅农村，而且伊宁市的一些干部职工，也常常慕名跑上八公里，拿着衣料到他这儿来。他大概是全大队最有钱的人了，有六间北房，还有一片占地一亩二分的大果园。在几次“运动”中，曾有人打过他的主意，给他规定了种种上缴利润的制度，但都堵不住他。他吃自己的手艺，自有四面八方的人来求他、助他。他也很注意和干部们搞好关系，给本公社有实权的干部及他的家属做衣服，总是奉送手工，或者只象征性地收一、两毛钱。所以他的根基是稳的。至于他的婚姻状况，有人说他结过四次婚了，有人说五次，有人说六次。阿丽娅大约是他第三个妻子，和阿丽娅离婚以后，他又娶过两次亲，都是比他小２０几岁的丫头。他现在的妻子叫玛渥丽妲，我见过，２０多岁，目光流动，眼神有点凶，喜欢光脚在街上走路，小腿上有厚厚的泥巴，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嗑葵花籽，嗑空了仁儿的葵花籽皮沾满嘴巴，积累了一批以后清理吐啐一次。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里面包含着一种类似撕裂绸帛所发出的尖利的噪音。 阿卜杜拉赫曼其人给我的印象是阴沉的。当他摇摇摆摆地躬着身，自满自足而又虚弱地从公社门口的大路上走过时，在我的身上常常产生一种压抑感，相当沉重的压抑感。 而马尔克木匠却叫人快活。 这年六月底的一天，全队开夏收动员大会。我到毛拉圩孜公社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也是第四次参加这种例行的、既空洞又具体、既热烈又淡漠、既是形式主义的又是必不可少的全体社员大会了。依例，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天。农忙食堂就在这一天开张，先宰一头牛，打两坑馕垫底。这天的中午，肯定是牛杂碎汤，汤中最好吃的叫作“面肺子”。先和好面，洗出一桶淀粉水，留出面筋，再把淀粉水灌入牛肺，把牛肺撑得比老牛在世时深吸气的时候还要大五倍——真是大得吓人，封上口，与牛肝、牛肚、牛腰、牛肠……煮在一起，熟了以后，既有牛杂的荤腥味，又有一种类似北方人夏季吃的荞麦面扒糕的光滑筋豆的触感。牛肉会腌晾起来，细水长流地吃。这个以面肺子牵头的牛杂碎汤，乃是这种例行动员会的最吸引人处之一。 其次这个会上多少还要预分一点现钱，少则三块、五块，多则十块、二十块。目的讲明，是为了社员买一点盐、茶和手电筒用的电池。 至于这种会上动员报告，我已听过三次，差不多能背下来了。一个是夏收的政治意义，一个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个是一星期地净、两个星期场净的进度指标。这个指标纯粹是牛皮。这里地多人少，小麦是主要作物，一个整劳力要收割２０亩左右小麦，一个场要打几百吨麦子，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间结束？再说这里夏季干旱少雨，远远不像关内龙口夺粮那样紧迫。前三年的实际情况是收割完要一个月，打场完要三个月。１９６６年特大丰收，伊犁许多地方（包括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都是入冬了，麦子还没打完，经过冰封雪冻，次年四月雪化地干以后又继续打，有的打到“五·一”劳动节，个别队一直打到新麦快下来才完事。但社员们在这种动员会上对从关内照搬来的收麦进度指标从来不提异议。相反，每当队长问“怎么样”的时候，社员们也照例众口一声，像小学生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用第一人称复数祈使式回答：“完成任务！” 这种动员报告的最精彩、最细腻也最科学的部分是算细帐：“社员同志们，如果我们每人每天洒落１５个麦穗，按千粒重平均数与麦穗的平均含粒数计算，我们每天就要损失小麦××××斤，全大队一天损失就达×××××斤，全公社损失××××××斤，全伊犁州，全新疆×××××××斤，而我们如果做到每个人都能不丢一个穗，我们每天就要多收×××斤……全新疆就要多收×××××××斤，就够阿尔巴尼亚人民吃××个月，够越南人民……” １９６９年６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躺在与房东二老同住的一间土屋的未上油漆的木床上，一边听小园里苹果树上的羽翼初丰的燕子呢喃，一边想着这一天的盛会与热而香的牛杂碎，一边想着算细帐的数学方法的务实性与浪漫性的统一，一边想着各省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到底是吉还是凶。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吵闹声。 是谁这么早在我们的窗户根底下喊叫？我连忙起了床，披上衣服，顾不得洗脸，走出房子。院门从里面锁着一种式样古老的长铜锁，房东二老还正睡着，我不愿意为找钥匙而惊动他们，便从打馕的土炉（新疆俗话叫“馕坑”的）旁的高台上上了墙头，一跃而下，来到当街。只见高大俊美的马尔克木匠推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货架子上面与两旁绑了许多东西，正和大队一位１７岁的民兵争执。我走近去一看，原来他的自行车上驮着三个小摇床，看样子他要骑自行车把三个小摇床拉到伊宁市早市上去卖，而小民兵根据革委会夏收指挥部的命令予以堵截。 马尔克衣冠齐整，精神焕发，虽然受阻，但是并不急躁，而是耐心地、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地与小民兵辩论。他说：“……亲爱的兄弟，哦，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啊，你的阻拦是完全正确的，是的，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的夏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不错，我应该参加会，不参加会是不对的，它是我的缺点，它是我的错误，我愿意深刻地认识，诚恳地检讨，坚决地改正。但是伟大的导师教导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想一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之官则思。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心群众生活，打击贫雇农，便是打击革命。而我呢，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雇农，我来到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晚上睡觉没有枕头，我是用土坯作枕头的。那么，是谁，发扬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帮助了我呢，亲爱的我的命根子一样的弟弟呀，那就是你的阿丽娅姐姐呀！当然，这是党教导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帮助的结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得到起码的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那么，我的兄弟，你的阿丽娅姐姐现在是怎么样了呢？唉，安拉在上，她偶染沉疴，一病数月，茶饭不思，热火攻心。天啊，真主啊，保佑她吧！那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愿意替她生病，我愿意替她死。然而，世界上只有主观唯心主义最省力气，可以不负责任地瞎说一通，做得到吗？结合实际吗？哪怕是最好的理论，如果只夸是好箭，束诸高阁，那就是教条主义。我呢，就做了这三个摇床，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劳动使我有了三个摇床。兄弟，你看我做得好吗？看这圆球！看这旋工！看这色彩！不，这不是摇床，这是黄金，这是宝石，这是幸福。睡在这样的摇床上的孩子将成长为真正可靠的接班人。做了摇床你怎么办呢？坚决学习大寨，先治坡，后治窝，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卖给私人，不，我决不能卖给私人，斗私批修，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嘛……” 马尔克诚恳地、憨直地、顽强而又自得其乐地一套一套地讲了个没完，他的目光是那样清澈，天真无邪，又带几分狂热。他说话的声音使我联想起一个正在钻木头的钻子，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他的健壮的身躯，粗壮的胳膊，特别是两只大手的拙笨的姿势，使你无法对他说话内容的可信性发生怀疑，何况那是一个除了怀疑我自己，我不敢也不愿怀疑别的一切的年月呢。 马尔克可能说得有点累了，他把车支好，与我握手问安。然后，他掏出一个绣得五颜六色的烟荷包，还特别把烟荷包拿近我和小民兵，让我们参观一番，显然，那是阿丽娅给他做的喽。他解开缠绕了好几道的带子，拿出一沓裁得齐齐整整的报纸，折一道印，用两个手指捏出一小撮莫合烟粒，看颜色他的烟还算中等偏上的，他用熟练的动作把烟粒拨拉匀，舔上口水，卷好，用打火机点着烟，抽上两口，先“敬”给我（我在这三个人中是年龄最大的），然后给了小民兵一张裁好的纸，一撮烟末，最后自己卷起烟，吸了两口，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由于我很亲热地接过沾了他口水的莫合烟，我们的关系似乎在这一刻又亲密了些。所以他这一次一面说一面用一种相当谦恭的态度不断地问：“我说的正确吗？”由于他个子高，他和我说话的时候，要微微躬身俯就。我呢，唯唯诺诺地点着头。 我的习惯性点头使他受到了鼓舞，他向迷惑不解、面呈难色的民兵指着我说道：“请看，书记在这里嘛，书记已经点头称是了！” 我一怔，然后才反应过来，他所说的“书记”，原来是我，我慌忙摇头摆手，“我不是书记，我可不是书记！”“您不要谦虚”，他断然制止我，“干部嘛，又是汉族大哥，当然是书记！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来说，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是书记！所有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主任！所有的民兵兄弟，”他拍一拍小民兵的肩膀，“都是连长！” 按照维语的状物比喻方法，那位叫作刚刚长出一圈小蚂蚁似的胡须的民兵从马尔克的话里似乎得到了点启发，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问道：“老王哥，这叫我怎么办呢？按照革委会的命令，夏收期间，任何社员不准去伊宁市，我们在各个路口都站了人……” 这时又围拢过来几个起得早的乡邻，他们都替马尔克说情，“让他去吧，等你娶了媳妇养了儿子，让他做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摇床送给你！” 我不能再不表态，便问马尔克：“你去伊宁市，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绝对只需要一个小时！我骑自行车经过奴海古尔（伊宁市一个住宅区，原先多为塔塔尔人聚居）到卫生学校，把摇床送给卫生学校的一个朋友。请注意，我不卖，我是送给他的，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维吾尔人的规矩，是朋友就什么都可以要，也什么都可以给。他呢，会给我一些小麦，还给我一些药，给阿丽娅治病，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一个小时？我翻了翻眼，觉得难以相信。前不久公社一个小伙子向我“借”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我借给了他，结果呢，是两天两夜以后才还给我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小时”，我并不陌生。但我不愿说破，便说：“那就让他快去快回吧，回来，还赶得及开动员大会，再说，中午还有面肺子吃呢。” 民兵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放马尔克走了。马尔克在骑上了自行车蹬出了五米远以后，回头向我甜蜜地一笑，他笑得是这样美好，以致使我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杨贵妃回眸一笑的名句来。 这一天的夏收动员会开得一如既往，只是在麦收意义中增加了“用实际行动埋葬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条，并且分析说，丢麦穗掉麦粒，主要是受了“黑六论”的影响。牛杂碎汤做得很香，可能因为近两年肉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大家吃肉少了，所以觉得这一碗汤喝下去回肠荡气，心旷神怡。几个眼尖心狠的，看到每人盛完一碗以后大铁锅内尚有盈余，便咕嘟咕嘟把能烫出食道癌来的新出锅的杂碎汤三下五除二吸了进去，又盛回了第二碗。 晚上各自回家，房东老妈妈阿依穆罕用多日存攒、但日前被大猫皮什卡克（皮什卡克的故事我将在另一篇小说中述及）偷吃了五分之二的酸奶油给我们做了奶油面片，我吃了个不亦乐乎。饭后阿依穆罕又熬了火候恰到好处的清茯茶，我与房东二老一面品茗，一面促膝谈心（说“促膝”纯是写实，而非借喻。因为我们都是盘着腿坐在羊毛毡子上的）。这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穆敏哥！老王哥在这里吗？” 穆敏老爹起身迎了出去，然后把躬身垂手、彬彬有礼的大个子马尔克引了进来。由于是第一次进这个家，马尔克毕恭毕敬地摊开并并拢两手，掌心向内，诵读了几句祝祷的经文，然后房东二老与他一同摸脸呼“阿门”，然后马尔克向我们三个人依年龄为序一一施礼问候。我们腾出地方，请马尔克坐在上首，马尔克直挺挺地跪坐在那里，显出一种傻大个子的傻气，接过阿依穆罕递过来的清茶，呷了两口。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 “回来了一个小时了。”他恭顺地答。 从“一个小时回来”到“回来了一个小时”，我“服”了。 人类语言的排列组合真是奥妙无穷。 马尔克呷了几口茶，又掰下一小角馕沾了沾茶水，吃掉之后，说明来意：“我是为了邀请老王哥才到这里来的，我早就想邀请老王同志到在下那边去坐一坐，‘他会来吗？’我这样想着，犹犹豫豫。但在我们心里，”他指指自己的心窝，“我们对老王同志是有敬意、有理解也有友谊的。今天早晨，如果没有老王哥，我就去不成市上了。唉，好人哪！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噢！回家与阿丽娅一说，阿丽娅说，快把老王同志请来坐坐，我们要好好地坐一坐，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心，我们心贴着心……这岂不好哉！” 房东二老催促说：“老王，快去吧！请去吧！” 于是我不好意思地浅浅一笑，这也是维吾尔人受到邀请时应有的神态，然后我起身随马尔克去了。 这时已是北京时间晚上１１点多，按乌鲁木齐时间是九点多，而按伊犁的经度来计算，不过是晚上八点半左右，暮色苍茫，牛吼犬吠，羊咩驴叫，一副夏收开镰前的平静景象。如果马尔克不来，我本打算在茶足饭饱之后磨磨镰刀，早早入睡以养精蓄锐的。他来了，我当然也很高兴，但一边走一边发愁，依我的经验我知道，“来者不善”，这一去，肠胃面临着超负荷大干一场的任务，真后悔晚间把猫吃剩的奶油吃得过多了。另一方面我也鼓舞自己，既去之，则安之，一定抖擞精神去加劲吃、喝、说话，借此机会好好地了解了解这颇有特色的一家。 他的家就在有水磨的那条街的拐角处，在一株大胡杨树的下面，暮色中我见他的小院门和小门楼修得整整齐齐，木门上浮雕出几个菱形图案，最上面正中是一颗漆得鲜红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心镶着一个特大号的料器的毛主席像章。小木门似乎还有一点特殊的机关，他左一拉右一按，没等我看清就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又自动关上了。 进得门来，只有一条小小的曲径，两边竟全是盛开的玫瑰花，红的红，白的白，芬芳扑鼻，我既赞叹，又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的小门和花径。他解释说：“这个院子还有个旁门，我的牲畜和毛驴车从那个门走。”于是我点点头，用力吸吮着玫瑰花香，随他走到花径尽头，来到一个把三间房前全部覆盖了的大葡萄架下面。葡萄叶已经长肥，葡萄珠还只有米粒般大小。我清了清自己的鞋子，马尔克为我推开门，从房里射出一道强光，我躬身进门模仿穆斯林先叫了一声：哎斯萨拉姆哎来依库姆（问安的话），然后抬头，只觉强光照得我睁不开眼，原来矮矮的房梁上，挂着一盏汽灯！ 我知道这个公社许多队都是有汽灯的。那是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社教运动中为大办文化室而买的，社教队还没离村，大部分汽灯就坏了，不知道是灯的质量不好还是使用保管不善。等社教队撤走之后，文化室纷纷关、停、并、转，有的改成了木匠房，有的改成了粮油或农机具仓库，但也都还有一些书、报和简易书架、报架缩在一角接尘土，有的文化室里还有各种金字标语、红绿纸花、彩灯等饰物，也都自生自灭。至于汽灯，从六五年底以来我连残骸都没见过了。 因此，马尔克家的雪亮刺眼的汽灯使我觉得兴奋。好不容易调整好了瞳孔以后，我看到在外屋里是两个女人，两个女人本来是跪在那里用形状像腰刀的维吾尔式切刀切胡萝卜的，见我进室问安，她们便站了起来，“请进，请进，老王请进！”第一个女人说。她婷婷玉立，穿着隐约透出嫩绿色衬裙的白绸连衣裙，细长的脖子上凸出的青筋和锁骨显示出她的极为瘦削，鹅蛋圆脸，在灯光下显得灰白、苍老，似乎有一脸的愁雾。乳黄色的头巾不知是怎样随意地系在头上，露出了些蓬松的褐黄色的头发。鼻梁端正凝重，很有分量，微笑的嘴唇后面是一排洁白的小牙齿，可惜，使我这样一个汉族人觉得有点别扭的是，有一粒光灿灿的金牙在汽灯的强光下闪耀。但最惊人的是她的眼睛，在淡而弯曲的眉毛下面，眼睛细而长，微微上挑，眼珠是淡灰色的，这种灰色的眼珠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它是这样端庄、慈祥、悲哀，但又似乎包含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矜持，深不见底。我以为，她是用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眼光正面地凝视着我的。她用她的丰富的阅历和特有的敏感观察了我，然后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语气词回答了我的问候——当然，我也就明白了，这就是阿丽娅。然后，她把另一位女子介绍给我：“爱莉曼，塔里甫哥的女儿。”她说话就是这样简短，只有名词。 爱莉曼健壮得像一匹二岁的马驹，面色红里透黑，肌肉是紧密、富有弹性、而又富有光泽的。她的眼睛也像还没有套上笼头的马的眼睛，热情冲动，眼珠乌黑，她的黑眼珠大得似乎侵犯了眼白的地盘，尽管她努力用羞涩的睫毛的下垂来遮挡住自己的眼光，然而，你仍然一下子可以感觉到她的眼里的漆黑的火焰。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结实有力，她的嘴唇略显厚了一些，嘴也大了一点，然而更增加了她给人的一种力感，也增加了朴实感。她比阿丽娅年轻多了，一看便知道是个未婚的、却是渴望着爱情的姑娘。她个子比阿丽娅矮一些，肩却比阿丽娅宽，她穿一件褐底黄花连衣裙，上身还罩着一件开领西式上衣，她的左手放在衣袋里，伸出右手示意欢迎，这种姿势流露着一种洒脱和强悍。她只用鼻腔里的几个“嗯”回答了我的问候。 马尔克补充介绍说：“这个姑娘是我们的邻居，她跟着阿丽娅学缝纫。她本人是粮站的出纳，是月月挣钱的人哪！” 马尔克的介绍使爱莉曼不好意思了，她转过了头，而且，我觉得她不高兴地努了努嘴。 我回头看了看马尔克，这一瞬间我才注意到在汽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珠是那样的蓝，也许说蓝不恰当，应该说是绿，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颜色，它使我想起天空和草地，一望无边。这三个人的眼珠从颜色到形状、到神态是如此不同，对比鲜明，使我惊叹人生的丰富，祖国的丰富，新疆各民族的丰富。我甚至从而更加确信，我在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遭到厄运，在６０年代远离北京，在１９６５年干脆到伊犁的毛拉圩孜公社“落户”，确实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不全是坏事情。 马尔克把我让进了里屋，习惯上这应该算是他们的客房。客房比外屋大多了，墙龛里放置着一盏赤铜老式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地上铺满深色花毡子。有一张木床，床栏杆呈优美的曲线，每一个接榫处都雕着一朵木花，四条腿像四只细高的花瓶；床上摆着厚厚的被子、褥子和几个立放着的大枕头，靠墙处悬挂着一个壁毯。我知道，这张堪称工艺品的床定是马尔克的得意之作，我也知道，维吾尔人家的这种床一般不是为了睡人，而是为了放置卧具和显示自己的富裕、自己的幸福生活的。看来他们是上等户，都有手艺嘛，我暗暗想。 这间客房墙壁是粉刷成天蓝色的，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安宁。正面墙上竟贴着五张完全相同的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像，五张像排列成放射形的半圆，这种独出心裁的挂“宝像”的方法确实使我目瞪口呆。至少在晚上，这五张花环式的照片与天蓝色的墙壁，与古老的煤油灯及同样古老的赤铜茶具与赤铜洗手用曲肚水壶，与雕花木床及雕花木箱，与壁毯及精美的窗帘，并无任何不协调之处。正像他在说话的时候那样大量地引用（有的引用是准确的，有的是大概的、半准半不准的，有的我以为是他自己杜撰的）语录一样，乍一听没有任何生硬之感，这实在是“三忠于”、“活学活用”的维吾尔化、伊犁乡土化，我想。 下面我不准备详细描述这一晚上他们对我的款待了，这款待是成龙配套、一丝不苟、而又严格地符合礼仪的。我只准备提两个事实，第一，在夜里两点的时候（爱莉曼已经告辞了），阿丽娅开始切另一部分肉，为我们做酒后食用的酸面片汤。第二，本来我至少近一个月，消化不大好，我一向没有夜餐习惯，但这次被拉了来，甜食、肉饼、奶茶、抓饭、酒菜、面片汤，我一点没含糊，舍命陪君子，全吃了个超饱和。我本以为第二天非得急性肠胃炎不可的，结果完全相反，不但未有异常，而且治愈了酵母片与胃舒平没给我治好的肠胃病。噢，我还要罗嗦一句，饭菜确是第一流的，但他的酒实在可怕。他透露说，我们喝的是医疗用的酒精，正是那个要了他的小摇床的卫生学校的朋友“关怀”给他的。 席间，马尔克向我敞开了心扉，挥动着双臂与我畅谈，大部分话是用汉语说的。我曾经建议用维吾尔语交谈，一是给我自己创造更多的学维语的机会；二是我觉得他的汉语说得不算流利。但是他坚持要说汉语，遇到表达上的困难他随时插入维语还有别的语。他说：“我们实际上是汉族人哪，我们爸爸是汉族人啊，我们爸爸是黄胡子啦，黄胡子，老王，你知道吧？” “黄胡子”，据说原是东北抗日联军和难民，被侵华日军打散，从海参崴、伯力一带逃亡到苏联境内，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的中亚，从阿拉木图一带回到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但新疆少数民族用“黄胡子”这个词儿，常带有贬意，因为有许多关于“黄胡子”的吓人的流言传说，历史上不只一次有人利用这些流言来煽动民族不和。马尔克这样坦然地承认自己是“黄胡子”的后代，这倒是很惊人的。另外，他的汉语腔调也很特别，既不像新疆汉人的口音，又完全不是当地少数民族学说汉语的口音。他把“我”全部说成“我们”，也挺有趣。 “我们的妈妈是俄罗斯。”他继续介绍说，“她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娜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她直到死，人们只叫她娜塔沙。”他叹了口气，然后用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听得出他的发音并不标准的俄语咕哝了几句，估计那意思是祝祷他那到老得不到尊敬的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她本来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使女，为了逃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跟随主人来到新疆。我们没见过我们的爸爸，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后爸爸是塔塔尔人，他骂我们。”这时他改说塔塔尔话，大意是他是他母亲被黄胡子强奸的产儿。然后又用汉语说：“我们说不上，我们不信。老王，我们一点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胡大知道！” 在维吾尔语里，“知道”和“做主”可以用同一个词。我认为，他这里用的“知道”二字，受维语的影响，包括着做主的意思。“反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忽然他又“暗引”了一段语录，“我们不愿意做汉人，也不愿意做俄罗斯，也不愿意做塔塔尔，后来我们就成了维吾尔了。我们也不愿意做农人，我们愿意做木匠……”说着他来了劲，走出室外，从另一间充当库房用的屋里拿来一个精美绝伦的折叠板凳，一个小儿摇床，一个雕花镜框架，“这才是木匠。现在的木匠能叫木匠吗？现在的木器能叫木器吗？我们是人！我们要做好好的木匠，好好的木器。我们做不成，那就去养鸡儿，养羊儿，养牛儿去嘛……”他把不该“儿”化的鸡、羊、牛“儿”化，讲得兴奋起来，颇有点滔滔不绝的架势。他接着说：“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呢？噫，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女人，这真是妖怪、撒旦、精灵啊！她们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活，又让你死……”他说，他在他的原籍霍城县清水河子，就是为了女人的事才搞得狼狈不堪，无法再呆下去，才来到这里的。“是她们来找的我，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脸上显出天真无邪的表情，“我们不能让她们伤心呀！”他继续说，自从来到毛拉圩孜公社，自从和阿丽娅结合以后，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哎，老王，你哪里知道阿丽娅的好处！与阿丽娅相比，我们在霍城相好的那些女人，只值一分钱！” 传来了外屋阿丽娅的咳嗽声，她声音不大，但是坚决地警告说：“不要冒傻气，马尔克哥！” 阿丽娅管马尔克叫“哥”，这使我不大信服。从外表看来，阿丽娅至少比马尔克大个五六岁。阿丽娅即使确是美人，也已经是迟暮了。而马尔克呢，身大力足，似乎孕藏着无限的精力，还没有释放出来。他所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句语录加一句俚语，一句维语加一句汉语外带俄罗斯与塔塔尔语，声音忽高忽低，忽粗忽细，似乎也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种半夜里突然举行的宴请，也含有有劲要折腾的意思，虽然，我丝毫不怀疑他们连同那位邻居姑娘的好客与友谊。 他和我第一次正式聚会便这样坦率，特别是这样起劲地夸赞自己的老婆，又使我不禁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当着别人夸赞人家的老婆是第二号傻瓜，当着别人夸赞自己的老婆是第一号。” 后来他又向我介绍那位帮助阿丽娅做饭的邻居姑娘爱莉曼。爱莉曼是十点多钟告辞走了的，她走后，马尔克问我： “您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来？”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 “唉，可怜的姑娘，她只有一只手！她左手长疮，小时候齐着腕子把手掌割掉了……但是她非常要强，硬是一只手做两只手的工作，什么饭都会做，拉面条的时候用残肢按住面坨儿的一端，用右手甩另一端，她连馄饨都能包啊……这也是胡大的事情啊！” 当我和他谈到队里的生产、分配、财务、干部作风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对对对，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是有宝贝的，我们有！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是没有使用！”说着说着他拿起了两本《语录》，在空中挥舞，“我们队上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没有按照红宝书的指示办嘛，你看你看，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又连篇累牍地引用起语录来了，我不得不提醒他那些语录我都读过，也都会背诵。从他那未必准确更未必用得是地方的不断引用当中，我发现他确实是全队背得最多，用得最“活”，颇下了一番功夫的。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没有选派到讲用会上去，后来想到他原来是一个不肯到队上干活也不愿意参加会的人，觉得世界上的某些人和事情真是难以理解。 在这次被招待以后，我曾与一些社员谈起马尔克学语录的情况，多数人都浅浅地一笑，敷衍地说：“好！好！他学得好！”那神情却不像真心称赞。也是，语录背得多，毕竟无法不说是“好”事。只是一些队干部明确地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讥笑说：“那正是他的傻气嘛！” 关于他们的那位邻居姑娘爱莉曼，倒是有口皆碑。她是在五岁时候因手上生疮被截去左掌的。她非常要强，在学校上学功课出众，由于残废，家里不依靠她作劳动力，小学毕业以后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到伊宁市上初中，之后又住宿读了财会学校。她的一只手比别人的两只手还灵巧，而且力气大。据说有一次她放学晚了，天黑以后在公路上行走，有两个醉汉向她调笑，她小小年纪，一点也不怕，一个嘴巴把一个醉汉打倒在路边的碱沼里，另一个醉汉吓跑了。 对于爱莉曼也有非议，主要是她已经２２足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媒人。“女孩子大了不出嫁就是妖怪。”有几个老人这样说，据说爱莉曼的爸爸为女儿的婚事都急病了，但奈何不了她，因为女儿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也高于一般农民。 桑妮亚有一次用诡秘的神情告诉我：“老王哥，你没有看出来吗？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可不要对任何人说。依我看爱莉曼是让马尔克傻郎迷住了，她一心要嫁马尔克哥呢。” “什么，阿丽娅……” 桑妮亚摇摇头，“阿丽娅是我的朋友。她告诉过我，她的病已经好不了了，她要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帮马尔克哥物色一个女人，她不放心，马尔克是确实有点傻气……” 我将信将疑。我回忆那天晚上在马尔克家里与爱莉曼和阿丽娅会面时的情形，我想着爱莉曼乌黑的眼珠，什么也判断不出来。我想，经过１９５７年以来的坎坷，我确实已经丧失了观察人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了，将来重新执笔写作的心，是到了该死掉的时候了。 麦收期间，马尔克下地割麦五天，大致是一个顶俩，每天自己捆、自己割、完成两亩多。队上害怕分地片收麦、按完成量记工分这样做带有“三自一包”的色彩，因为当地习惯上把分片各收各的也称为“包”工，而“包”字是犯忌讳的。社员们干脆排在一起，大呼隆干活，说说笑笑，干一会儿直一会儿腰，倒也轻松。唯独马尔克绝不和大家混在一起，单找一块地干，干完了自己丈量。队上的记工员告诉他，他的丈量是不作数的，工分仍然是按群众评议而不是按完成亩数来记，他也不在乎，仍然坚持“单干”，同时谈论起来，他对穆罕默得·阿麦德一类干活吊儿郎当的人猛烈抨击、嗤之以鼻，“让我和那样的人并列在一起干活吗？我宁愿回家睡大觉。”他声明说。 根据公社革委会布置，麦收期间还要搞几次讲用和大批判。队长传达上级布置的时候调子很高，上纲上线，“如果不搞大批判，收了麦子也等于为刘少奇收了去了。”他传达说。但实际执行起来，他却马马虎虎，有时工间和午间或晚饭后（夏收期间我们集中住宿、吃农忙食堂），队长宣布搞“大批判”，开场白以后无人发言，然后队长谈谈生产，读读刚拿到的一份“预防霍乱”或“加强交通管理”或“认真缴纳屠宰税”的宣传材料，就宣布大批判结束。有一次又这样冷冷清清地大批判，不知谁喊了一句：“让马尔克木匠讲一讲！”马尔克便突然睁大眼睛讲了起来。天南地北，云山雾罩，最后归到正题，原来他批判开公社革委会了。革委会有个通知：凡出勤不足定额的，生产队得扣发其口粮，马尔克不赞成，他越讲越激动。队长几次想制止也没制止住，他论述这种扣发口粮的做法违背“红宝书”的教导，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流毒，最后他竟喊起口号来：“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系列“打倒”和一系列“万岁”他一喊，不由得大家也都振臂高呼起来，竟顾不上考虑他的口号与言论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次“大批判”，算是最热烈的一次了。 五天以后，阿丽娅（她因为有一系列病，夏收期间也没有露一次面）托人捎话来，说是她病重，要马尔克回家看看。队长不准，说是每年夏收他都是这一套，干个五六天后以照顾病人为名便溜之大吉。他声称他在这五天已经干完了旁人２０天的活，他有权利回家照顾他貌美病多的妻子，便扬长而去，不管气得大喊大叫的队长。 队长真地火了，我也觉得马尔克太不像话了，如果都照他这样，生产队只能垮台，公社乃至整个国家也会不可收拾。所以当队长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建议停发马尔克两口的七八两个月的口粮以示制裁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不久之后，马尔克纠集了２０来个因各种原因被扣口粮的社员到公社闹了一阵，他又是挥舞着“红宝书”连喊带叫的。事后县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幸亏广大社员都说他自来有些傻气，他学习“红宝书”是积极和真诚的，他绝无任何反动思想反动言行，这样才大事化小，公安局的人把他叫到公社训了一顿就算了。看开头那个架势，我们还以为会把他逮捕呢。 这一年春节他到伊宁市我的家里给我拜年，我借这个机会劝了劝他，少犯傻气，少乱引用语录，多出工干活。他一再点头，叹了口气，问我：“老王，你告诉我，人是什么呢？” 我知道他有时候一阵一阵地爱谈禅论道，便引经据典地说：“人是万物之灵嘛。” 他摇摇头，“我看，人是沙子。风往哪里吹，你就要到哪里去。我们妈妈娜塔莎，不就是这样吗？十月革命一阵大风，把她胡里胡涂吹到中国来了。我们黄胡子爸爸呢，也是让风吹来的。我呢，阿丽娅呢，如果没有风吹，我们素不相干的两粒沙子，怎么聚到一起去了呢？” 我说我不同意，如果你只是一粒沙子，那么那些木器呢？ 一粒沙子会做出那么精巧美丽、艺术品一样的木器来吗？ 一提木器他就高兴了。他承认我说得对，因为一粒沙子是没有灵魂的，而他和他的木器都是有灵魂的，他常常做梦梦见一种新式样的木箱或者桌椅或者摇床围着他转。醒来以后，他就到木工房去，一边想着梦里的形象，一边锛、凿、刨、锯……于是一种新式样的木器就做出来了。他表示，他一定要为我做一个衣架（钉在墙上的一种），这种衣架虽然简易，但他要做出点新花样来。 春节过后，我应邀到马尔克的木工房去参观，房里充溢着令人愉快的木脂的香味。马尔克用那种小锛子用得非常熟练，轻松如意，不假思索地向木头胡乱砍去，三下五除二就砍去了一切他所不需要的部分。我最喜欢的还是看他刨木头，与关内木匠用的刨子完全不同，他用的是一种用一只手从外向怀里拉的刨子，沙、沙、沙，动作很洒脱。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背心，在拉刨子的时候，他的胸、背、肩、大臂、小臂直到手掌的肌肉都隆了起来，那样子真像一个显示男性健美，劳动酣畅的雕塑。他的动作既是强健有力的，又是颇有节奏和韵律的，特别是他的流着汗水的脸上的表情，诚挚而又自得其乐，根本不像一些个“力巴头”干活的时候那种龇牙咧嘴的样子。他那天蓝色的眼珠里，更是发射出活泼有趣的光芒，完全不像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时候那样带着傻气。 我欣赏着他的形体和动作，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她有灿烂的文化与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身体的素质和形象方面，她的平均水平是赶不上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真遗憾啊！ 同时我突然想起阿卜杜拉赫曼裁缝来了，呵，阿丽娅的第二个丈夫与第一个丈夫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是生的高扬，另一个简直是衰老和死亡的标志。虽然我完全是局外人，但我不能不为毛拉圩孜公社头号美女的初婚而扼腕顿足，也不能不为她的现在的幸福而深感欣慰。 “我把手里的这一批摇床交了活，下星期就给你做衣架，你还需要什么？别客气，说。”马尔克告诉我。 但我没能够得到马尔克的衣架，因为“多普卡”队进驻了。“多普卡”队不愧是火眼金睛，只一瞥便揪出了马尔克，罪名是：一、利用口粮事煽动闹事；二、打着红旗反红旗；三、其母是白俄贵族，本人与新老沙皇界限不清。 生产队开会批斗他一次，先用绳子把马尔克绑了起来，上绑的时候马尔克对绑他的民兵耳语了一句话，据事后了解，他说：“只要不怕绳子断，你就使劲勒！” “多普卡”组长在会上喊了一通以后没人发言，会议出现了冷场，组长干着急没用，便让生产队长发言。生产队长走到前面。慷慨激昂地说道： “马尔克，你为什么这样傻？干木匠活你倒凑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你行么？你上过学么？你背那么多语录，谁承认呢？你这样学语录究竟是为了什么？说，你为什么要冒傻气？你能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连我都不懂，县长说，他也不懂。你要是懂了，那你这个傻瓜岂不是比县长还高明？难道你要篡党夺权当州长吗？你这就是野心嘛！你从霍城县流浪而来，你是饿着肚子到毛拉圩孜来的，现在你有了老婆，有了房子，有了茶叶，有了馕，还有盐巴，你还要干什么？说，你为什么要冒傻气，说，你以后还傻不傻啦？” “多普卡”组长是一位汉族农工，年方２０挂零，前年到新疆来看望姐夫，觉得伊犁这边生活不错，便留下了，但至今还没落上正式户口，便被匆匆忙忙派出来了。他又不懂维语，让懂汉语的社员给他翻译，换了两个人都说队长的大批判太深也太新，翻不过来，结果社员们推荐我去翻译，我便介绍说，队长发言的主旨是敦促马尔克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组长听了很满意，问马尔克：“怎么样，今后改不改？” 只见马尔克两眼发直，突然大吼一声：“打倒赫鲁晓夫！向江青同志致敬！”台下居然有不少人随着振臂应和，而组长呢，居然下令松绑，并说：“马尔克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不老实我们也不怕，帝、修、反我们都不怕，还怕一个小小的马尔克吗？” 他被分配去赶大车送粪，我给他跟过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维吾尔的谚语说，男子汉大丈夫什么事都应该亲身经验经验，导师也教导要经风雨、见世面，这回我算是也经了风雨了，也见了世面了！” 最妙的是这位“多普卡”组长，见我有文化，又老实，有一天找我去代他起草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吓了一跳，连忙把我的处境告诉他，他小声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是我求你写的嘛。”我趁机进言说马尔克不是什么坏人，他的木匠手艺好，他不喜欢干大田里的活，再说，你让他干木匠，他并不是把一切收入放入自己的腰包，他是给队里缴利润的。“多普卡”组长说：“我明白了，咱们看看再说。”似乎从此对马尔克的态度好了些。 过了几星期，县革委会政工组的两位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来了。政工组长是一位支左的同志，圆而白净的脸，矮矮的个子，走路拼命迈大步，好像蚱蜢一跳一跳的。来到我们队以后，他一是吩咐给他做饭要多放辣椒，他是湖南人，二是要召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座谈。据说他已经在别的几个大队视察过，对毛拉圩孜公社活学活用的情况很不满意。不知道队长是怎么考虑的，他转了转眼珠，把马尔克作为积极分子派到政工组长那里，事先还找马尔克动员了一番，并且关照我在担任临时翻译的时候要“多加注意”。马尔克果然没有辜负队长的期望，振振有词，句句都是语录，使爱吃辣椒的政工组长两眼大放光芒，并转头质问我，学得这样好的人怎么没有参加过讲用会。我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队里干活出勤率太低。组长不高兴地问马尔克：“上个月你出勤多少天？”“３１天。”马尔克回答。我一惊，因为上个月是２月，只有２８天。但是组长对马尔克的回答非常满意，对我说：“人家已经转变了嘛，这就是活学活用的效果嘛！谁也不是天生的先进嘛。” 为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政工组长又找了队长，其他队干部与几个老贫农了解马尔克的情况，维吾尔农民乡亲是有成人之美的，队干部则更是乖觉，从政工组长的话锋上已经知道了他的意图，立刻隐恶扬善把马尔克赞扬了一番，除了积极学习以外还有助人为乐呀、民族团结呀、突出政治呀、又红又专呀，连他经常给别人递抽过两口的莫合烟也作为他先人后己的例证提了出来。还有一次给大渠堵口子的事，明明是队长自己干的，队长竟立即无私地推功给马尔克，把马尔克如何堵口子说得有声有色，使听的人如身临其境。最使我不理解的是曾经主持过批斗马尔克并且宣布过马尔克的罪状的“多普卡”组长也在座，却并未提出一句异议。于是政工组长确定，要马尔克参加下月举行的全县活学活用讲用会。 晚上回“家”喝茶，我把这事告诉了房东二老，阿依穆罕妈妈大笑说：“各人有各人的路子，傻瓜有傻瓜的路子。”穆敏老爹则微微一笑，捏着自己的长须说：“这也是塔玛霞尔嘛，马尔克弄起塔玛霞尔来，可是精于此道！” 塔玛霞尔是维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它包含着嬉戏、散步、看热闹、艺术欣赏等意思，既可以当动词用，也可以当动名词用，有点像英语的ｔｏｅｎｊｏｙ，但含义更宽。当维吾尔人说：“塔玛霞尔”这个词的时候，从语调到表情都透着那么轻松适意，却又包含着一点狡黠。 “那么，他在被批斗、被绑起来以后大喊‘向江青同志致敬’，又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塔玛霞尔？是装的？还是真的犯傻？”我问，我很想知道穆敏老爹的见解。 “当然是真的。喊一喊痛快嘛！”穆敏老爹要言不繁，不准备再做什么解释。他抬起头，用一种我以为是带几分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我，悠然一笑，他说：“生活是伟大的，伟大的恼怒，伟大的忧愁，还有伟大的塔玛霞尔、伟大的汉族、伟大的维吾尔、伟大的二月、三月，伟大的星期五（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祈祷日），而星期六到星期四的每一天同样是伟大的，还有伟大的奶茶、伟大的瓷碗、伟大的桌子和伟大的馕……”阿依穆罕妈妈向我伸了伸上唇，把人中拉长，这是维吾尔人作鬼脸的表情。她说：“糟糕，老头子也犯起傻来了！” 这时队长隔着墙叫：“老王”，我把他请到屋里以后，他说明来意，是要我帮助队上的文书写一份马尔克活学活用事迹材料，再写一份他本人的讲用稿。“我写不了”，我抗议说，“简直是开玩笑，马尔克哪有什么先进事迹？差点没让公安局抓起来，２０天以前刚刚绑了一次！” “有的有的，”队长很有耐心，“他割麦子一个人顶三个人干，是事实吧？” “可那次堵口子是您自己堵的，您为什么说成他的？” “他也堵过的嘛，您老王也堵过的嘛。如果现在是让您去开讲用会，我们也给你整理一份好好——的材料。”他把“好”字拉长的声音，拐了几个弯，以示强调。然后他向我笑笑，伸出右手，轻轻在空中抓了抓，像是一种什么舞蹈动作，同时他一赞三叹地说：“老王，我们维吾尔，是这样的一些人，性格温柔，手也是软软的，不像你们汉族那么严格。听说有些汉族小丫头，小小年纪，坚持红二司（新疆一派造反组织）观点，被打了个头破血流，还喊口号‘誓死捍卫’什么什么呢，真是坚强厉害的人们啊！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好事情嘛。你现在去调查调查吧，你说马尔克有什么先进事迹，大家都会承认的，没有人反对。穆敏哥，阿依穆罕姐，你们说是不是？” “对，队长的话是正确的。”房东二老点头称是。 ……这可真给我出了难题，依我当时的情况，接受到这样的任务，本应感到受宠若惊。整一个先进分子的材料，加一点美好的形容词，适当拔高一点，一般说来我也是不会拒绝的。但给马尔克起草讲用稿，确实难住了我，我难以承认他是活学活用的先进分子，正像难以承认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人一样。硬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迹”塞给他，我也实在下不去手。于是我检讨自己，是不是那一天马尔克向爱吃辣椒的政工组长汇报自己的活学活用心得的时候，我的翻译有什么问题？果然，我想起，在队长打过招呼以后，我的翻译虽无大的歪曲捏造，却做了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是把他不完整、无条理的句子在可能范围内顺了顺，一方面是他引用得过于驴唇不对马嘴的语录，有几处我“贪污”了，没有翻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这个翻译的作用可真大呀！还有一条，就是我的普通话说得标准，完全有可能增加了政工组长对马尔克的好感。怪道当地的干部社员喜欢找我当“通事”呢，怪道他们与汉族同志打交道办事的吉凶成败很大程度上归功、或者归咎于翻译呢。咦，翻话翻话，能不慎哉！看来马尔克成为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我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为他整材料的难题，也是我“咎”由自取的了。 这个难题并没有使我为难下去，因为两天以后阿丽娅病重，马尔克赶着一辆毛驴车把妻子送到伊宁市反修医院住院去了。一去就是一个月，未见回来，当然，他也参加不成县里的讲用了。 房东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小甜馕、方块糖和一包葡萄干进城去医院看望了阿丽娅一次，傍晚，她带着五个井然有序的小不点儿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据阿丽娅自己说，她得的病是肝癌，她已经知道了，马尔克和医院的人还瞒着她，她也不打算说破。马尔克正在张罗卖房，凑盘缠送她去乌鲁木齐转院治疗。然而“医药只能治病却不能治命”，命中注定，她已经不久人世了。她不希望马尔克为她的病而搞个家败人亡、人财两空，她希望赶快出院回毛拉圩孜公社来，安安静静地死在家乡。其次，她认为一只手的粮站出纳爱莉曼偷偷爱着马尔克已经很久了，正是为了马尔克，爱莉曼才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到今年柠檬苹果黄熟的季节，爱莉曼就满２３岁了，在维吾尔农村，满２３岁的丫头不嫁，就会被视为妖孽，灾星。阿丽娅最大的心愿便是看到马尔克与爱莉曼成婚。如果马尔克不忍心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先办理与她的离婚手续与爱莉曼结婚，那么，他们俩要向她作出保证，在她闭眼以后的三个月之内结婚，那么，她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然而马尔克犯起傻气，在这两条上都不听阿丽娅的。据说他已经找到了买主，那么好的一个院子加三间房子只卖３２０块钱（由于“文化革命”当中房屋政策不落实，伊犁城乡的房价曾畸形惨跌）而对爱莉曼呢，自从阿丽娅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后他干脆不理爱莉曼了。本来爱莉曼在阿丽娅住院以后每星期骑自行车去城里两三次（这个一只手的姑娘可真是能干！）给阿丽娅送饭的，结果由于马尔克态度生硬粗暴，一见爱莉曼转身就走，搞得爱莉曼哭哭啼啼的。现在，爱莉曼的事传遍了全公社，爱莉曼的爸爸知道了，认为奇耻大辱，不准爱莉曼再与马尔克夫妇来往，而且逼着女儿立即嫁人…… 最后桑妮娅告诉我，是阿丽娅以垂死的人的身份，要求桑妮亚代她向我求援，希望我去劝说马尔克接受她的两点心愿。 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乱如麻。这一天临睡前穆敏老爹做乃玛孜（祈祷）的时间特别长，爱说笑的阿依穆罕大娘也变得沉默寡言。第二天我连忙进城去看望阿丽娅。找到她的病室，同房的少数民族女病号都对我投以好奇的目光，我顾不上与她们寒暄，直奔阿丽娅的病榻而去。天啊，阿丽娅已经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头发都变成了灰白色了，嘴角与脖子，更是干瘪得可怕，住院一个月，她老了３０年，我也无法不确信她已经走到她生命的尽头了。我的感觉与其说是在看望病人，不如说是来与遗体告别，我只有默哀的份儿了。而马尔克虽然愁眉双锁，气色也不好，但整个说来，从外表上看像是她的儿子。只有阿丽娅的眼睛，那长长的、长着神秘的淡灰色眼珠的眼睛，仍然是美丽的、深情的，即使在往后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特写镜头上，我也没见过这样深情的眼睛。看来，她的最后的生命之火，只够照亮那一双淡灰色的眼珠了。 我和病人只交换了极简短的几个字，“请放心，我会办的。”我说。——“谢——”她说。“别多想，休息吧，会好的。”我又说。“我什么也不想了。”她说，并且闭上了眼睛。马尔克对我说：“昨天她与桑妮亚说话太多了，今天病情又恶化了。” 我告辞，先找内科主任问了一下阿丽娅的病情，内科主任认为确是肝癌，但这个医院没有专门的肿瘤科，因此按惯例她建议病人去乌鲁木齐转院治疗。当然，同时她也对病人的康复不抱希望。然后，我把马尔克叫到了楼下，马尔克先告诉我他的房子已经脱手，明天就可以拿到钱，他还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包括他的俄罗斯母亲留给他的一个金项链，还有我看见过的几件铜器，他准备变卖。他已托了买过他的摇床的民航站营业处的营业员买飞机票，争取乘下次班机去乌鲁木齐…… “当然，看到阿丽娅病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不过你还要为以后的生活着想……”我开口，想执行我的游说的任务。 “瞎说！如果阿丽娅没有了，还有什么‘以后的生活’！”这个健壮的大汉当着来来往往看门诊的病人及家属，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听说，阿丽娅的心愿是，以后，爱莉……” 马尔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左手手腕，他的蓝眼珠像两个死死的玻璃球，“去！离我远一点！如果你不是老王，我会扭断你的胳臂，割下你的舌头！”然后他松开了手，自己打起自己来，把我吓坏了。 后来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那就去治一治吧，愿胡大保佑她。”我这个虽然受委屈、但毕竟是从少年时代便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共产党人的无神论者，向一个并非真正的穆斯林的穆斯林说了一次“胡大”，而且，我当真盼望奇迹的出现，也许阿丽娅能治好的吧？ 我知道农村换粮票手续繁杂，便把我身上带的粮票全部给了他，他没有道谢，默默地回身走了。 １９８１年重访毛拉圩孜公社的时候，我坐在伊宁市委派给我临时用的一辆吉普车里，沿着白杨成林的伊乌公路向毛拉圩孜公社驶去。路过原兵团农四师工程处加油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蓄着长须、戴着小白帽、穿着无扣的长袷袢的高大的维吾尔人骑着驴迎面而来，毛驴是那样矮小而他自己的两腿是那样长，骑在驴背上的他腿是耷拉在地面上的。他的形象使我觉得十分面熟，却又想不起是谁来。伊犁这个地方比较开化，又长期受苏联的影响，即使在６０年代，也少有像喀什噶尔那样戴小帽和穿袷袢的人，骑毛驴的也只限于老人，而且主要是喀什噶尔的移民，到８０年代，自行车、的确良大普及，穿牛仔裤戴太阳镜的青年也到处可见，骑毛驴的人绝无仅有，因此，我在吉普车与毛驴瞬间交错时取得的印象使我心头一动。 在公社住下来以后我了解到，阿丽娅在乌鲁木齐鲤鱼山下的医学院医院住了七个月的院——她的生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１９７１年初死去了，就埋在乌鲁木齐东郊。直到１９７４年夏天马尔克才回到他已无家可归的毛拉圩孜公社，其时我已经彻底离开伊犁了。马尔克回来的时候蓄起了长须，有时戴着纯白的小帽，有时缠着色来（缠头巾），还带回了一匹毛驴，俨然南疆阿訇的风度。他从队部借了一间房子住，照旧做他的木匠活，与世无争，话很少，也没有任何傻气。现在没有任何人叫他“马尔克傻郎”了，相反，尊称他为马尔克阿凡提（阿凡提本意是“先生”）。 人们告诉我，他刚刚应邀动身到县里去，为县俱乐部做一批木器活。我惊叫起来，原来我在吉普车上看到的那位骑毛驴的大汉就是他呀！“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至少两个月。”人们答。呜呼，缘悭一面，乃至于斯！ 最令人沉重的还是爱莉曼的命运。她离开了父母，顶住了一切舆论压力，等待马尔克一直等到了１９７４年。马尔克流浪归来之后，她去找马尔克，要求嫁给他，再次遭到冷冰冰的拒绝。爱莉曼一怒之下嫁给了——阿卜杜拉赫曼裁缝。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人们告诉我这确是事实，１９７３年，老裁缝与自己的不知是第几个妻子、喜欢光脚丫走路的玛渥丽妲再次离婚了，而且是他相中了爱莉曼，早就派人去说媒了。 “阿卜杜拉赫曼还没有死？”我不合礼仪地问，我想起老裁缝那副肺痨三期的样子来了。“老头结实着呢，一个又一个地专娶年轻丫头！”乡亲们告诉我。 是的，在公社逗留期间，我见到这位老裁缝两次，他还是那副躬腰曲背的样子，没有也不可能变得更年轻；但确实，也并没有怎么显老，和十几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我惊叹，他可真有股子蔫乎劲儿。 我很想去看望一下爱莉曼，却又觉得诸多不便，便终于没有去看她。 １９７９年８３年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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