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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刚刚搬回城里来。惊魂乍定，当人们视我为正常的人的时候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当人们能够大声说“雪是白的，而煤是黑的”的时候不知道该欢呼还是该保持痛苦的沉默。我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妻子住在集体宿舍，孩子住在另一个亲戚家里，仅有的一点破财产放在另外一个亲戚家里。无怪乎中国人懂得亲戚关系的重要性。那时候可以唱《洪湖赤卫队》了。一唱起“洪湖水，浪呀么浪打浪”的时候，我禁不住满眼是泪。 一天晚上，两个陌生人来找我。一个是晒得黑黑的男人，一个是白白净净的女子，两个都操着浓重本色的外地口音。见到生人，我有点局促不安，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便语无伦次地问人家有没有带介绍信。 “你是作曲家刘鸣吗？” 我摇摇头。 “你不是儿童歌曲《小燕子》的作者吗？”他们倒是很亲热，好像，我是他俩的表弟。 “这个这个，”我推诿不过去，“小燕子小白兔，这算什么作曲家，我以为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我瞎写过一点点，非常可怜的一点点。”我几乎哭出声来，“后来就不写了……” “可是我们的老院长交待，一定要找到你！为了找你，我们俩打听了多少地方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两个人都是音乐学院的老师，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他们的院长，就是鼎鼎大名的赵恒安教授。 “下个月要在我们学院召开一个关于群众歌曲的座谈会，赵院长说，一定要把你请来。” “我，刚搬回来，工作还不知道分到哪儿，也许分到煤厂或者环境卫生局吧？我与儿童歌曲在一起，只有一年多的经历，以后二十多年，都是和煤炭和扫地混在一起。” 他们笑了，那么宽厚，那么叹惜。“那就更需要恢复您的业务活动……来回的车费在我们学院报销……” 我迷惑，不知道我的业务活动为什么不是盖有年矣的采煤或者扫街而是昙花一现的作曲。作曲！我要好好地控制自己。报销！就是说我已经是国家的人了。光明正大地上车，理直气壮地买卧铺，出差！我要出差了，出作曲家的差！ 赵院长！李老师！陈老师！刘鸣啊，小燕子，穿黑衣，小白兔，耳朵长……夺人魂魄的童声合唱！ 我去开了会。我来到了他们所在的古老得不能再老便也永生不衰的城市。笼罩在所有建筑物与街面上的尘土，就像极安全的保护层一样。我去看望了赵院长、陈老师和李老师。最难忘的是他们的住所，那像是一座圣洁的宫殿。油漆剥落的黑门、高高的院墙，老远便可以看到正在由绿变黄变红的树冠。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的门洞，然后是一座似乎遥远的、为我久违了的院落。窗前有丛竹盆花，有废弃了但仍然风韵犹存的石凳石桌。赵院长住在正房，两位老师住在两厢。南屋住的是一位新婚不久的青年助教，小朱，十足的毛孩子。奇怪的是布局：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住宅在最外面一个院子，通过这座院子的南屋边侧的小门，是中间的院落。中间院落八间房子是学院的资料室。每个门上都曾贴满封条，挂上铁锁，直到封条变朱，铁锁生锈。这时门早已被打开，封条已经断裂，但还没有清洗除去。铁锁白天打开，到了晚上仍然要挂上，室内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各种书籍、乐谱，架上和地上都是唱片和唱片的碎片。这八间房子本身就在鸣响，就在唱歌，关于一场劫数和并没有被劫数毁掉的善良、高尚、艺术。庭院深深深几许？院里有两株枣树，枣树枝上缀满放红的枣儿。枣儿温柔而又俏皮，它们竟然完全没有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一只老猫蹲在树杈上欢迎作曲家和准作曲家的归来，猫的目光沉重而且充满狐疑。两间南屋的侧旁，又是一座未上油漆的小木门，穿过这个门，进入了第三重院子。第三重院子只有南房和西房，分外高大。房里坐着一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两眼灼灼发光的人，筹备恢复院刊的事宜。就是说，这是院刊编辑部的办公室，只有台阶上摆着的美人蕉显得鲜艳。编辑部的人约我写文章。我多少要努一点力，才能做到不怀疑自己可以写文章，也不怀疑这些穿着退色灰、蓝华达呢布料标准制服的人能重新办起享过盛誉的这所学院院刊。造访了这样一座三重院以后，我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一个有这样深深院落的国家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后来赵恒安院长和李老师、陈老师请我吃了饭。饭馆设在闹市路口，三层楼。黑漆剥落的大圆桌，我们四个人占了不到半边。一片嘈杂，不但许多人在吃酒，也有人在划拳，在吵架，在叮叮当当地用筷子敲响碗碟。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吃了辣子鸡丁与四喜丸子。我喝得很多，有点醉，畅谈了对于艺术和人生的许多辛酸而又犀利的见解，惊异于一见如故的友谊竟是这样醇厚动人。惊异于人和人能这样快地相通相和。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乐莫乐兮，新相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们回味着这些旧而弥新的话语。我们几乎是不无得意地诉说着各自的坎坷经历——对于能够活到今天而且在这里吃酒感到分外痛快。我说：“我从来都充满信心！我早就说过，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不管怎么斗来斗去，像狼一样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最后，人和人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你没有失去赤子之心！你一定还能够做许多美妙的儿童歌曲！”赵院长慨然地说。两老师也都点头附和。 我的新生命就是从这次音乐学院之行开始的。闹市口三层楼上，痛饮三杯以后，我的脸变得红润了，而这红润一直保持了下来。 三个月以后，我为院刊写下了自认为是相当精彩的文章。我又去这个城市，亲自去送稿子。 已经入冬，刚刚落过一次大雪。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下了火车以后我先就近吃了半斤馅饼。然后满嘴油光光地去编辑部。 第一层院子悄无人息。披雪的竹子显得分外秀气。雪给旧石桌加上一层银面，呈现出一种沉稳的深思情调。有一只公鸡似乎是由于寂寞无聊而啼鸣了一声。而后由于目的不明便戛然而止。缓缓地迈动步子，在薄雪花上留下小小的竹叶似的足迹。第二个院子有来来往往的几个中年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注意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已经从共庆劫后余生发展到了各自忙着干事的时刻了。枣树上的积雪随着人们的走动而些许飘落。好像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运转动作。第三个院子尤其安静。我打开院刊编辑部正房的门，又掀开一个白门帘子，进到屋里。 屋里没人。办公桌虽然简朴，但都是新的。从桌面的情况看，都有主人，都在工作。屋子正中安放着一个旧式的铸铁炉子，炉子烧得很暖。炉面上有一把铝水壶，水壶里的水快要滚了，细声细气地发出曲折有致的声音。我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欣赏着散乱的摆放在各个桌子上的稿纸、信笺、胶水、订书机、笔架，欣赏壶水的冬日叙咏调，觉得无比的舒服。我已经好久没有过过这种舒服的日子了，我已经好久不知道世上有这样舒服的院落、舒服的房间、舒服的火炉、舒服的旧沙发了。胃里的馅饼开始发酵释放温暖的疲倦，我的感觉像是喝醉了酒。我睡着了。 我的文章就是这样送到的。我就是这样开始了第二次音乐生涯，而且，从此，我不再把精力集中在儿童歌曲的创作，而是转而从事音乐的理论研究了。 尽管赵院长、李老师、陈老师和许多知我爱我的朋友都鼓励我继续从事儿童歌曲的创作，尽管我自己也一再地重温做《小燕子》的旧梦并且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尝试，尽管“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少先队的升旗仪式，在军号与小鼓的伴奏下被戴上了红领巾，本地的妇联与共青团领导人接见了我并勉励我继续献身于为孩子服务的事业，尽管不只一个人说我还有童心……然而，我没有写出来，我写不出来。我在梦里常常做出一首又一首神妙的儿童歌曲，一醒，无踪无迹。在我脑子里浮现出儿童的天使般的旋律天使般的声音的时候，总是不等我捉住这旋律就迅速地被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和种种庸俗计算的场景所淹没。我希望我能回到小燕子与小白免的心境，但刚一靠拢这种心境就被不知什么样的一只手（也许是脚？）给推（踢）开。而且，当我发现我已经写不了儿童歌曲的时候我一滴泪也没有，似乎早已料到似的。本来，当李陈二位老师来找我并且提到《小燕子》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失声痛哭的。 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三闹两闹我成了音乐理论家。一家东拼西凑的文摘刊物说我是“艺术批评家”，一家随风倒的大言不惭的报纸在报屁股上发表文章说我是“艺术哲学家”，天知道什么叫艺术哲学家，反正加点新型冠冕大伙都快活。“戴帽子”确实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创造。 而我就沿着这么一条音不音论不论、创（作）不创评不评的路子“发达”起来了。 我相信这一切都应该感谢赵教授和两位老师。我相信当时还没有变得像如今这样时髦的偶然性，机缘与非决定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赵恒安教授不是在五十年代偶然地接触了《小燕子》，或者虽然接触了《小燕子》却因为忙、因为学院派的矜持、因为缺少睡眠或者因为与妻子吵架破坏了情绪而根本不注意这个歌子和他的作者。还会有许多可能的甚至几乎是必然的偶然。任何一个偶然都会使他们不发出召唤。而没有召唤，我也就只能是心如死灰。我不会再与任何音乐打交道。从档案上看，我更适合分配到煤厂或者环境卫生局。从一九七九年我的心情来说，我只希望找一个平安的工作度我余年。我希望我能去做收发、能去电影院收门票，更富有幻想色彩的便是去图书馆当管理员。我知道那些年每一百个知识分子里就有九十个申请去做清闲的养老性工作。 头几年，我和赵院长通过几次信，寥寥数语，一片真情，我称他为老师，他鼓舞我耐得寂寞，献身孩子。他把他的著作译作寄给我，我也把我满天飞发表的论文寄给他。其实我不寂寞，而是名噪一时。从煤矿回来的时候连音乐家协会的会员都不是。五年以后，我已经是本市的音乐家协会主席。 八三年我给赵教授写信寄文章，没有回信，八四年新年春节我写信拜年，也没有得到回音。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得知，赵院长已经离开学院院长的岗位担任该市的人大常委副主任。八四年秋天，赵副主任到我市来开会，事先没有告诉我。我听说后，连忙去招待所去请，总算把这位有恩于我的大教授请到家里——已经是三室一厅了——招待了一顿晚饭。言谈之中才听出他对几年来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颇多微词，他看不惯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的一批年轻人正在像雨后的蛤蟆一样到处呱呱地叫。他相当委婉地对我说： “你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年轻，又有本事，又会来事儿，叫做乘扶摇而直上兮，挹彼朝阳。你的前途未可限量……” “您永远是我所敬爱的前辈……”我诚惶诚恐，愧恧无地。 “什么前辈，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只怕当垫背人家还不要呢！” 我大惊，出了一头汗。觉得是自己的不是了。正想请罪敬受教益，他却换了一副轻松口气，谈论起文坛乐坛的一些桃色新闻来。 我给李、陈老师也写过几封信，少有回音。 鱼相忘于江湖。我想。我们的日子都好过了，各搞各的业务、事业，与七八年七九年共庆劫后余生的心境处境大不相同。这也是可喜的吧？抵纸上不是喜欢说形势喜人，长势喜人，成绩喜人吗？ 然而，涸辙或刚刚离开涸辙的曾经相濡以沫的鱼儿们，彼此是永不相忘的。不是相“忘”于江湖。至多是鱼相“不通信”或相“不聚会”于江湖罢了。互相记忆着，纪念着，感谢着与祝福着，却又少通消息，身边都是一派汪洋，无际的广阔与飘渺，这不正是鱼生涯的美丽么？ 然后，不断地传来消息。非鱼。说是赵恒安教授对我不满，在几次讲话里不点名地甚至点名地批评了我。甚至于说什么对于这样的人他就是不服气。我不信。我讨厌向我传递这种消息的好事之徒。然而，一位儿童歌曲的作曲家、年轻的后起之秀，拿来了赵教授亲笔给他的信： “……对那些锲而不舍地为孩子服务的人我是尊敬并引为同道的。而对另一种人，他们靠写儿童歌曲起家，靠孩子混入文艺队伍，拿孩子作敲门砖敲开门之后，立刻把孩子丢在一边，用莫名其妙故作高深的什么音乐评论艺术哲学来装点头上的虚假圆光，并卑劣地攫取高位，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对这种人，我绝对不能服气！我只恨自己瞎了眼，不该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我涨红了脸，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这是说我吗？我什么时候坏成了这个样子？他有什么根据这样恶语伤人，不惜用最世故最陈腐最庸俗最肮脏的词字来中伤我，而我一直是用怎样美好的情操来感恩戴德地思念他、颂扬他呀！以堂堂前辈之身份，他说什么不服气？我对他可是绝对服气的哟！这不是说我吗？全中国写过儿童歌曲的人我如数家珍，全中国搞音乐评论的人我了如指掌，怎么可能有第二个人能与赵老的谴责沾边呢？ 我没有哭。我只是更加悲哀地绝望地确认，我确确实实是俗欲蔽窍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一首《小白兔》、《小燕子》来了。 这里面一定有一点误会。我相信。赵老清高狷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反求诸己，几年来自身处顺境而得意忘形乎？发议论而逾矩出格乎？出头面而沾沾自喜乎？行人际而目无尊长乎？执师礼而不忠不敬乎？求“艺”“术”而背离大道乎？多谈笑而玩世乏恭乎？以及一切待人接物，与名与利，生活起居，文明礼貌，风纪仪容，男女授受……凡有未能免俗的地方、律己不严的地方、粗疏不周到的地方，我都反省了一遍。确实觉今是而昨非，人是而已非，发现了不少问题、教训。自觉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汗流浃背、如坐针毡。真不如何以自处以谢天下。 然而，我仍然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使敬爱的赵老如此悲愤，如此恶言。 我想给他们写信，直接或间接问问对我有些什么指教。觉得很难措词，觉得师出无名，觉得问之突兀，问之无礼，讲也讲不清楚。弄不好倒像是杀上门去叫阵，使背后或有的流言变成当面无可挽回的龃龉。信没写成。这样的信比《德彪西论》或者《龟兹古乐探源》难写得多。 两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第三次去那座古城。下了火车还想去吃馅饼，想不到馅饼铺翻修一新，变成了供应南北大菜、海味山珍的高档菜馆，门口停着好几辆豪华旅游车和小轿车。我来到昔日一醉在此的闹市口，矗立着一座银行大楼、一幢省府联合办公大楼、一幢多功能大礼堂和另一幢门前有道道喷泉的当地与港商联营的“贵人大酒家”。古旧的城市正在焕发新的形色，抚今思昔，令我感慨不已。 最令人激动的还是去看望赵院长与李、陈老师。说了大天来，我相信我们的友谊，相信共同的命运带来的共同的语言，一经谋面，一切或有的隔阂，必定烟消云散。我来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我找不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了。虽然已经看到了古城如此巨大的变化并对一切变化早有思想准备，我仍然吃了一惊。 没有寂静古老的小院连着小院了，在原址上出现了像是在模具里压出来的两幢楼，十分地岿岿然，摩登然。我首先找到了赵恒安副主任的家。四室一厅的房子住着两套，当然是鸟枪换炮。紫红绒面拼接式沙发。钢琴。墙上挂着外国工艺品。一个牧羊女浮雕令人沉醉。长角魔鬼面具。艺术柜里摆着一队皇家卫队玩偶，上上弦以后客人就可以检阅皇家卫队。茶具是双层镂花的外国瓷器。喝的是八九块钱才能买到50克的真正西湖龙井。 “也许你要巴西咖啡？”赵老笑容可掬地问。 “或者，要不要喝点酒？茅台还是科尼亚科（一种法国产白兰地）？”又问。 赵老谈兴很浓，古今中外，艺术人生，做人做事，从政从商，他都有自己的见解。仍然是一见如故，仍然是故人挚友。他谈得热情、高雅、开阔、潇洒，既保持着足够的尊严与身份，又十分地尊敬着来客——我。在谈到艺术哲学、儿童歌曲——我有意地把话题引了过来，我不能白来一趟，言不及义——他哈哈大笑： “创作是不能勉强的啊！现在不写以后写么，写不出来慢慢写么！工作也总是要人做的，理论也总是要人做的喽！哲学也总是要探讨的啊，言之成理便是一家之言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兴旺发达的表现呀！” 显然，或者是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或者是写了指的却委实不是我，或者是一时听了什么话写了，早忘了。道声惭愧，倒是我狗肚子鸡肠了。 我问到陈老师与李老师，并说我总是得不到他们的回信。赵老问我是怎么给他们写的信。我说，每次只写一封，有时是寄给陈并托转给李，有时是寄给李并托转给陈。赵老连忙摆手，一面摆手一面笑，笑得把法国酒呛到喉咙里。他咳嗽剧烈，我给他捶背，给他端痰盂。许久，他大喘着告诉我： “怎么能这样写信呢？这样写信虽然节省邮票，但究竟有没有诚意，对谁有诚意呢？” 看看我的迷惑不解的表情，他解释说：“这几年，他们二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偏偏八二年提工资，提了李老师，没有提陈老师。八四年评职称，又评上了陈老师，没有……加上一些人在中间传话，搞得两个人关系很紧张……只好让他们两个人都退了下来。本来，我是一再推荐，这两个人谁都可以当院长接我的工作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现在关系仍然紧张……” “我要去看看他们。”我有点激动，好像有点责任感，有点信心。 “算了算了。很难办，如果先去看看陈老师，再去看李，李就会给你吃闭门羹。先看李，后看陈，陈也会不接持你。如果你瞒着一个看一个，就更加得罪人……这不是，我也很久不去看望了。每年春节打个电话拜年，他们大概测不出我先给谁打的电话。”然后他建议，“你去看看小朱吧，就是原来住南屋的那个小伙子，他现在当院长了。” 小朱当院长了，这么快？真是没有想到，可想想我自己的状况，不也是个“没有想到”吗？ 我还是去看了李老师与陈老师。不巧，两个人都不在。给我开门的他们的孩子各自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目光看着我，我好难受。我在监视下给他们各自留了条子。 我去看小朱，倒也一见如故，他流露着机灵，也流露看得志者的狂气。言谈中，对赵、陈、李似乎都不算尊敬，当然，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没有说他们有什么不好，只是时而说到什么人什么人“老化”了，什么观点什么学说“过时”了。我忽然敏感，在他的心目中，我也该算是已经老化和过时的了吧？复出以后，我冒得快也老得快，真是把失去的时间补加进去，生活得愈来愈速熟即食方便化了。 应对中我略有分心，小朱便送给我三年的院刊合订本，也算是送客的暗示。合订本很厚，装订得很讲究，拿在手里很有分量。我便告辞。“下次再来，下次一定来，下次去‘贵人大酒家’吃烤乳猪！”小朱，不，朱院长豪爽地笑着说。 我走出了十几米，回过头望。一幢工作楼十一层，一幢住宿楼九层，在当地，就是够高的了。两座高楼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不容分说地取代了破落的深深小院。年轻有力的院长告诉我，两幢楼的建成正是他的政绩，他一上任就先抓基建，大得人心。特别是由于宿舍楼的建成，目前学院的老教授都能占有住房6-8间，副教授占有4-6间。讲师3-4间。助教和行政“科以下”的职员，至少也住进了两间一套的单元房。真是成绩昭然，不能不服气。“你们原来的院子多有特色啊！”我不无惋惜地说。“那院子怎么解决得了这么多人的住房呢？赵老原来也只不过住了三间，加起来才四十平方米！现在呢，现在给了他使用面积一百四十多平方米！”朱院长雄辩地说。 两幢楼是差不多按全国统一标准盖的。规范得叫人五体投地。红砖，洋灰板，预制件，长方形的窗户排列整齐。亮着许多灯。窗帘倒是各式各样，电视天线五花八门，传出来各种声音。人们居安思定，安居乐业，速成地完成着现代化。天这么晚了，还有炸大虾的腥香之气飘逸出来。还有西德歌星尼娜唱的《九十九个气球》与柏辽兹的《幻想交响乐》此起彼伏。音乐学院的教职员工，谁家没有夏普或者菲利浦？还有钢琴、电子琴和管乐器的试奏呢。我腋下的院刊合订本越来越重。不知道现在的编辑部什么样子。反正不会有铸铁火炉，不会有水壶的叙咏。当然，也没有丛竹，没有枣，没有老猫和公鸡。也没有雪——不是季节。住高层楼房，离雪和雨也是远的。我自己不也住到楼里去了吗？叫做单元楼房。哦，你亲切寒伧的三连小院啊。 诗曰： 庭院深深深几许， 大楼历历历何年？ 滔滔新曲歌舒慰， 眷眷故情写惘然…… 1987年8月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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