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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全家轰动起来。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好哇，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在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 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次，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绝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望地紧握着她的暖和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回城里。进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走向戏院。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精彩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回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以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恍惚可以听见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可我呢，我翻来覆去，久久地思索：这次回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起来？因为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绝。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渐渐地，渐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马马虎虎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回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过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高兴吧？有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文体干事，咱们一块学习……” 这信，我看了又看，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妈妈和弟弟纳闷，也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回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往前赶，往前攻。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去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热闹、轻松，而且满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化了。 生活在飞，人也变了，他们都有的可夸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去苏联留学啦。瞧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往年多，他谢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生活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回家来喽。那时候我去听戏，去找沈如红，去看周大个儿的排球…… 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下泪来…… 1956年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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